《共產黨宣言》“莫斯科百年版”譯本的幾個問題

1949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了封面上注明為“百周年紀念版”的《宣言》漢譯本，這是到當時為止，《宣言》漢譯歷史上出現的最好的譯本，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它是從原版德文翻譯的﹔二是它收齊了作者所寫的全部7篇序言﹔三是其譯文更加准確，更符合現代漢語規范，閱讀起來更為流暢。關於該譯本翻譯時所依據的底本，該書“目次”（即“目錄”）前的《出版局聲明》交代得非常清楚：“本版《共產黨宣言》系按1848年德文原版譯出。”

但不少報道和文章說該譯本是依據1948年的德文版翻譯的。這一錯誤源於解放社1949年11月出版（重排）的該書（25開本），這個本子上有個落款為“1949年11月10日”的解放社編輯部《再版例言》，《再版例言》一開始就說：“本書本版是根據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49年所出最新中文版翻印的，而后者則按1948年德文原版譯出。”但這裡的“1948年”實際上是誤排，解放社在1949年12月初版的《宣言》普及本（小32開本）中，及時糾正了這一錯誤（不過遺憾的是，在后來重印的不少25開本中，這一錯誤仍然存在）。其實，如果仔細分析一下，這一錯誤是不難辨析的，《宣言》的原文是德文，德文的版本很多，但原版隻能是1848年的。

譯本在中國初版時間

很多報道和文章都說“莫斯科百周年紀念版”是1949年年初運到中國的，而且從同年6月起，各出版社就相繼重印該書。這一說法也是錯的，中國最初出版的“莫斯科百周年紀念版”譯本，就是上述解放社1949年11月的重排本。

“莫斯科百周年紀念版”的優點不少，不足主要是版本學上的問題，其中之一是未標明其出版的具體月份，而隻標明是1949年出版的。因此，它究竟是在1949年的年初、年中還是年末運到中國的，目前尚無定論，有專家初步斷定，它應該是在1949年下半年甚至是年末才運到中國的。筆者在此無意也無力對此給以定論，但完全可以斷定，根本沒有1949年6月起，各出版社相繼重印該書的事情。在1949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裡，社會上流行的《宣言》譯本，還是博古的校譯本（由解放社初版於1943年8月，即延安整風時期）。

1949年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期間，中央決定編輯出版馬列著作“干部必讀”，最后形成的書目共12種（其中少數幾本是宣傳和解釋馬列著作的）。“干部必讀”的標准版本（根據時任中宣部出版委員會出版處印務科科長王仿子先生的回憶，在出版“干部必讀”時，特別強調“統一版本”，為此，“每一種書一般都要打6副紙型，除自留兩份外，分送東北、華中、華東、華南的新華書店各一副，使全國印的同一種書隻有一個經過認真校訂的版本。”見王仿子：《出版生涯七十年》，上海百家出版社2010年5月，第26∼27頁）自1949年6月起，由解放社開始出版，從1949年6月至1949年11月前，《宣言》的譯本一直使用的都是博古校譯本。

1949年11月，解放社重排出版了《宣言》的“莫斯科百周年紀念版”譯本。有文章說，這是新中國建立后在全國出版發行的第一個《宣言》版本，這一說法難以成立，因為筆者就見過1949年10月解放社出版的《宣言》博古校譯本，這種版本雖然初版於新中國建立之前，但在新中國建立后的一段時間（哪怕很短）它仍然在出版和發行，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准確的說法是，解放社於1949年11月重排出版的《宣言》，是“莫斯科百周年紀念版”譯本第一次在國內出版，正是從這時起，“干部必讀”中的《宣言》譯本，才由“莫斯科百周年紀念版”譯本代替了博古的校譯本，這一點，也可以從上述解放社《再版例言》的落款時間“1949年11月10日”進一步得到証明。

關於譯者

“莫斯科百周年紀念版”在版本學上的另一個不足是沒有譯者署名，這是很多論者對該譯本語焉不詳的重要原因。不過，弄清楚這一問題倒也不難。1954年和1955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先后出版了漢文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的第一、二兩卷。兩卷《文選》共收38篇著作和20通書信，譯為漢文約為一百萬字，在當時，它當然不可能是一個人翻譯的，因此，《文選》的每一卷都注明“集體翻譯，唯真（注1）校訂”。但是，在人民出版社1958年1月根據莫斯科版本重印的《文選》中，卷末有一篇由唯真署名的《重印后記》，這篇《重印后記》實際上同時交代了“莫斯科百周年紀念版”譯本以及《文選》中《宣言》的譯者：本書“除了第一卷所載《共產黨宣言》基本上按照原已由唯真個人負責譯校出版過的‘百周年紀念版’譯本轉載而外，所有第一、第二兩卷全部著作，都是由……集體譯出的。”這就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宣言》“百周年紀念版”譯本及《文選》版譯本的譯者，都是唯真（而不是“集體”，根據唯真的說法，我們可以將此譯本稱“唯真譯校本”）。

需要說明的是，上引《重印后記》中雖然說《文選》中的《宣言》“基本上按照原已由唯真個人負責譯校出版過的‘百周年紀念版’譯本轉載”，但事實上，其改動仍然不少，根據高放先生的對照，僅正文文字的改動就達67處（見高放：《〈共產黨宣言〉有23種中譯本》，《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2009年第2期），這可以看作是唯真譯校本的第一次校訂。唯真譯校本的第二次校訂也是最后一次校訂，是在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漢文第一版，簡稱《全集》）第四卷時進行的，其成果就是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出版的《全集》第四卷中所收的《宣言》正文的譯文。由於《全集》的編譯工作是中共中央編譯局承擔的，因此，第四卷中所收的《宣言》，其譯校工作當然也可以說是中共中央編譯局組織的。

不過，如果要進一步明確其譯者，似乎又不能簡單地認定為就是中共中央編譯局。理由是：第一，《全集》第四卷共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5月至1848年3月期間寫成的52篇著作，在署名“中共中央編譯局”的《譯后記》中，卻特別交代了兩篇著作（《哲學的貧困》和《宣言》）的翻譯情況：“其中《共產黨宣言》一文是在《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中譯文的基礎上校訂的，由唯真同志最后定稿，並請朱文叔先生從中文上提過修辭意見。”這就是說，《全集》第四卷中的《宣言》（正文）譯文，仍然是唯真在自己譯校本的基礎上最后定稿的。第二，1959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宣言》的新的單行本，這個單行本的正文是按照《全集》第四卷中的譯文排印的，因此同樣也被似是而非地稱為編譯局譯本最初的單行本。但是，論者往往忽略了這麼一個事實，由於《全集》第四卷隻收了《宣言》的正文（《宣言》的7篇序言按照寫作時間不同，分別收入到了《全集》相應的卷次），因此，這個單行本在版權頁上除特別交代了《宣言》正文部分是按照《全集》第四卷排印的以外，還特別交代：“本書序言部分是根據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49年中文版《共產黨宣言》一書排印的。”可見，人民出版社1959年8月出版的《宣言》單行本，雖然沒有標明是唯真譯校的，但如果要有譯（校）者署名的話，就應該是唯真。第三，有必要提醒讀者和有關論者的是，上述人民出版社單行本從1959年8月的首次印刷（稱第5版第13次印刷）起，總共（在北京）印了7次（1966年2月，署名編譯局譯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9月第6版的大32開單行本在北京首次印刷，稱“第6版第20次印刷”），版權頁上沒有一次署名是由中共中央編譯局譯的——筆者以為，這並不是出版社的疏忽，也不是編譯局的謙虛，而是實事求是的。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查一查，署名中央編譯局譯的《宣言》漢譯本，最初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於1964年5月，是16開的大字本（其大32開本最初於1964年9月由上海租型印刷，但北京最初印的本子出現於1966年2月）。這就是說，在新中國建立后的15年中，社會上流行的《宣言》譯本，其實都是“莫斯科百周年紀念版”譯本（含它的兩次校訂本），而其譯（校）者，就是唯真。

有論者也許會說，唯真1956年從蘇聯回國后（唯真簡介見后），就在中央編譯局工作，而且時任編譯局校審主任，他的工作屬職務行為，因此應把1958年8月《全集》版《宣言》和1959年8月單行本《宣言》的譯者，認定為中央編譯局，這種說法雖有一定道理，但卻在無意之中否定了唯真此前的《宣言》譯校工作，而且無法解釋上述《全集》第四卷《譯后記》中的有關交代及1959年8月單行本不署譯者名的原因﹔再說，延安整風時期出現的不少馬列經典著作，不是也署名“博古校譯”嗎——而博古當時正是中央專門為了重新校閱馬列經典著作譯文而成立的翻譯校閱委員會的重要成員。

首次校訂本的初版時間

有文章說，人民出版社在1957年2月重印《宣言》單行本時，根據蘇聯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4年出版的漢文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所收《宣言》已校訂過的譯文作了部分改動，版面也由豎排改為橫排，這隻說對了一半事實。的確，人民出版社1957年2月重印的《宣言》，其版面由豎排改為了橫排，但早在人民出版社1951年10月第4版、1956年1月北京第8次印刷的《宣言》單行本中，版權頁上方的《出版者說明》中，已經出現了如下文字：“本書是根據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49年出版《共產黨宣言》一書排印的，這次重印時曾按照該局1954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上修訂過的譯文作了部分的改動。”這種隻對了一半的說法，可能來自人民出版社馬列著作編輯室所編、1985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文本書目、版本、簡介》一書，該書就有《宣言》“在1957年2月4版11次印刷時，譯文按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49年中文版排印，又據該局1954年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修訂過的譯文作部分改動”的記載（見該書第30∼31頁）。這一記載當然也是錯的。

　 注釋：

唯真，即謝唯真（1906∼1972），曾用名謝建民。1906年8月出生於湖南省桃源縣善溪鄉（今熱市鎮屬地）書香之家。1914年在慈利縣兩汊溪高等小學讀書，1920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二師范學校（校址在常德），1923年在該校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轉入中國共產黨。1923年至1926年，先后任共青團常德特支組織部部長、中共常德地方執行委員會組織部部長和湖南省農民協會執行委員會秘書長。在此期間，介紹其胞弟謝澤芝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后，謝唯真由中共黨組織保送蘇聯，入莫斯科中國勞動大學學習，同學中有張聞天、王稼祥等。1929年至次年夏，謝唯真與楊尚昆同為莫斯科中國問題研究院研究生，並在共產國際編輯出版部擔任《共產國際》雜志中文版編輯和馬列主義經典著作譯核員，1937年轉入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歷任中文編輯部主任編輯、中文編譯部主任等職。在莫斯科工作期間，謝唯真翻譯和負責譯校了大量的馬列經典著作，除《共產黨宣言》外，還有《什麼是人民之友》、《論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列寧文選》、《列寧主義問題》、《斯大林全集》等。1956年，謝唯真回國任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校審主任。“文革”中，謝唯真遭迫害，1972年10月31日在北京逝世，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謝唯真冤案得到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