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時代同行 —— 馬列著作出版90年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黨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視馬列著作的出版，1921年9月，黨建立了自己的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從此，馬列著作的出版，與時代同行，不斷推動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走過了90年輝煌的歷程。
一、革命戰爭時期馬列著作的出版
人民出版社成立后，李達同志擔任主編，計劃出版“馬克思全書”15種，“列寧全書”14種，“康民尼斯特叢書”（即“共產主義叢書”）11種，其他9種，包括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著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良好的開端。
1923年秋，人民出版社並入廣州新青年社。11月，黨決定建立上海書店，廣州新青年社停業，上海書店專門經銷馬克思主義著作等革命書刊和印行黨的所有對外宣傳刊物。即使在白色恐怖下，黨的出版機構依然堅持出版馬列著作。
在中央蘇區，在反“圍剿”的戰爭中，黨出版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三個國際》、《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列寧主義問題》等馬列著作，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指導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設，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偉大實踐。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后，1937年4月24日，《解放》周刊創刊。1938年5月5日，馬列學院在延安成立，設有編譯部，專門從事馬列著作的翻譯，這些書均由中共中央在延安創立的出版機構——解放社出版。
在抗日戰爭中，自覺地用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理論指導革命戰爭是我們黨馬列著作出版的一個鮮明特色。1938年，中央軍委把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作為軍事干部的必修課，中央軍委專門組織一個編譯部，翻譯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著作。為了提高馬列著作的翻譯質量，1943年5月27日，毛澤東提議，中央作出了《關於1943年翻譯工作的決定》，指出：“為提高高級干部理論學習，許多馬恩列斯的著作必須重新校閱。”並為此組織了翻譯校閱委員會，希望“參加這一委員會的各同志把這一工作當作對黨最負責並必須按時完成的業務之一部分”。這個決定，反映了黨對馬列著作翻譯准確性的重視和組織上的保証。
解放戰爭時期，解放社出版了大批馬列著作。隨著中國革命勝利的臨近，建設新中國作為一個時代的任務提到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面前。1948年9月，東北書店出版了斯大林的《論工業生產中的幾個問題》。1949年3月，天津新華書店出版了斯大林的《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這些著作的出版，表現出黨的馬列著作的出版是面向時代、面向中國實際的。
這一時期，進步文化界也翻譯出版了大量的馬列著作。1921年，茅盾翻譯了《國家與革命》第1章，郭沫若翻譯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等，還有吳黎平譯的《反杜林論》、杜畏之譯的《自然辯証法》等。生活書店出版了《反杜林論》、《費爾巴哈論》、《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等。特別是郭大力、王亞南翻譯的《資本論》，在中國馬列著作的出版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不僅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選擇，也是中國人民的選擇。
為提高黨的政治理論水平，1949年3月，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代表黨中央正式提出“干部必讀”的12種書，由解放社出版。從1949年6月到1950年6月，印發300萬冊。這12種書，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對黨的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這一時期，馬列著作的翻譯出版緊扣中國革命的主題和實踐。黨自覺地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中國實際，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成果——毛澤東思想。
二、新中國成立后馬列著作的出版
新中國成立之后，馬列著作的編輯出版呈現飛躍式發展。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重建，出版馬列經典著作是其主要任務之一。1953年1月，作為馬列著作編譯專門機構的中央編譯局成立，馬列著作的編輯出版得到蓬勃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馬列著作出版的一個突出成果就是三大全集的出版，為馬克思主義的系統研究提供了基礎文本。1953年9月，人民出版社開始出版由中央編譯局翻譯的《斯大林全集》，到1958年6月，出齊全部13卷《斯大林全集》。1956—1963年，出版《列寧全集》中文第1版全部39卷。1956年12月，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卷，到1966年，共出版21卷。
除出版全集外，1950—196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列寧文集》（7卷，根據解放社版《列寧選集》重新編輯出版）、《列寧文選》（2卷，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根據蘇聯馬恩列學院1946年版翻譯）、《列寧選集》第1版（4卷），這是中央編譯局根據《列寧全集》中文第1版自行編選的第一部列寧著作的選集。同時，人民出版社還出版了大量的中央編譯局翻譯的馬列著作單行本，出版了多種通信集和專題匯編。這些著作的出版形式，有精裝本、平裝本、大字本和線裝本。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馬列經典著作出版工作一度中斷。1970年年底，毛澤東建議在全黨特別是高級干部中學習6本馬列著作，即《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法蘭西內戰》、《反杜林論》、《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國家與革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央編譯局重新譯校過的這6本書。1971年年初，周恩來同志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明確指示，要繼續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重編出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4卷本。
1971年4月，中央編譯局開始重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4卷本），同時，修訂《列寧選集》（4卷本）。1972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版，10月，出版了《列寧選集》第2版。這兩套選集，是迄今我國發行量最大、影響最廣的馬列著作選集。
1971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翻譯完成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0卷，到1974年11月，終於出齊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39卷，共2500余萬字，收入馬克思、恩格斯文章著作1500篇，書信4000余件。
這一時期，馬列著作的出版無論是在規模還是在質量上，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發行量數以百萬計的選集和各種馬列基本著作單行本，滿足了黨員干部和各層次群眾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需要，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普及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全集的出版，使人們能夠系統地研究馬克思主義，為學習、研究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提供了全面、系統的基本文獻，提高了全黨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特別是我國自行編輯的兩部選集，反映了我國馬列著作的編譯出版日益緊密地同中國的實踐結合，也反映了中國馬列著作編譯水平的提高。
三、改革開放新時期馬列著作出版的新成果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后，馬列著作的編輯出版也迎來了春天。
1977年，中央編譯局開始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50卷，即“補卷”。到1985年12月，出齊了11卷補卷。至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完成。本版全集共50卷53冊，約3200萬字。此外，人民出版社還出版了一系列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集。
從1977年到1990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列寧文稿》17卷，總計900余萬字。
1982年，中共中央決定出版《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由中央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以《列寧全集》俄文第5版為基礎，並增收《列寧文集》俄文版中的部分文獻，共60卷。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是由我國自行編輯的、目前世界上收入列寧文獻最多的列寧全集，表現出鮮明的中國特色。這套全集約3000萬字，人民出版社於1990年12月出齊全部60卷。《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的出版是我國馬列著作編譯出版中的一件大事，標志著我國馬列著作的編譯出版邁上了新台階，達到了新水平。
1986年7月，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央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以第1版為基礎，依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第2版（MEGA2）和德文版重新編輯和譯校。1995年6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1、31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到2010年，共出版22卷。
1995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央編譯局編選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和《列寧選集》第3版。選集仍為4卷，全部採用新譯文。中央編譯局和人民出版社又商定新版馬列著作單行本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文庫”形式陸續出版。
2004年，黨中央作出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的戰略決策，要求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編譯和研究。經中共中央批准，成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重點著作譯文審核課題組，由中央編譯局組織編選《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寧專題文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共10卷，精選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個時期的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內容涵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以及其他方面的重要論述，並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進程。為了保証譯文的准確性，譯文校訂依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MEGA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和英文版等最權威、最可靠的外文版本。《列寧專題文集》為5卷，精選列寧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或全文，或節選），同時摘選與本專題有關的重要論述編成《重要論述摘編》。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寧專題文集》是馬列經典著作編譯的新成果，也是我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新成果，反映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2009年12月25日，兩部文集出版發行。李長春同志指出：“兩部文集的編譯體現了中央的要求，代表了當前我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的最高水平。”
目前，中央編譯局和人民出版社又在進行《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增訂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列寧選集》第3版修訂版的編輯出版工作。
黨領導下的馬列著作出版的90年，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發展的90年。90年來，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強大思想武器，是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光輝旗幟和思想保証。馬克思主義本身也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進程中不斷得到發展。我們相信，馬列著作的編輯出版，必將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偉大進程。
（執筆：郇中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