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在廣饒的傳奇

1975年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召開時，周恩來總理見到復旦大學老校長、時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的陳望道先生，熱切地握住他的手詢問：“《共產黨宣言》最早的譯本找到沒有？”陳望道遺憾地搖了搖頭：“沒有。”此后不久，周總理於1976 年1 月不幸逝世，譯者陳望道也於1977 年10 月與世長辭，此節遂成憾事。

無獨有偶。也是在1975 年，山東省廣饒縣文物管理委員派人到革命老區劉集征集革命文物。許多老同志毅然把戰爭年代使用過的梭鏢、鐮刀、鐵剪等獻了出來。縣裡還將烈士劉良才家那三間老北屋及室內舊家具，批作中共劉集黨支部活動遺址和革命文物保護起來，建成革命傳統教育基地。看到這些，84 歲的老人劉世厚激動地說：“我這裡還保存著當年大伙兒學過的那本‘大胡子的書 ’我願獻上！”劉老的這一義舉，旋即震動了劉集村、大王鄉和廣饒全縣，不少老人望著這本印有大胡子像的“寶書”，撫今追昔，感慨萬千，禁不住老淚縱橫。

當時，劉世厚並未意識到，這本他歷經風雨、親手保管40多個春秋的《共產黨宣言》，竟是在中國的首版中文譯本。

　　傳播：一盞點火引路的明燈

山東省廣饒縣位居魯北，雖屬偏僻之域，但封建歷史卻盤根錯節，隨著五四運動的爆發，這裡的愛國反帝斗爭日益高漲，一批血氣方剛的青年毅然走出家門，尋覓救國救民之路。其中，劉俊才（劉子久）、延伯真、劉雨輝等都是杰出的代表。

適時，在濟南有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系於1919 年秋，由王盡美、鄧恩銘、王翔千等人組織成立的。這個研究會會員們學習和研討的主要文獻就是《共產黨宣言》。在廣饒藏本《共產黨宣言》的扉頁右下角，清晰地蓋有一方“葆臣”朱紅印記。

由中央檔案館保存的1923 年12 月15 日《濟南地區團員調查表》得知：張葆臣，原籍江蘇無錫，1922 年1 月1 日入團，后調濟南工作，是濟南團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據1922 年曾任濟南黨的代理書記的馬克先回憶，張葆臣系駐濟南的七名共產黨員之一，其公開身份是道生銀行的職員。道生銀行是沙俄在中國開設的銀行，總行在上海。張葆臣屬濟南分行的職員，時常往返於滬濟之間，加之在黨內管理黨內團刊物、馬列書籍的發行工作，他持有這本首版《共產黨宣言》，乃情理中事。

而將《共產黨宣言》首譯本傳播到劉集村的，卻是一位名叫劉雨輝的女同志。

劉雨輝，廣饒縣劉集村人，十幾歲時，毅然沖破封建禮教，走出家門，先后赴濟南女子養蠶講習和蘇州女子產業學校就讀。1925 年夏畢業后到濟南女子職業學校任教。此時正值五卅運動時期，在反帝愛國的洪流裡，她廣泛結識了濟南女師的王辯、侯玉蘭、於佩貞、劉淑琴等許多女共產黨員，並於同年加入老人中國共產黨。她們經常與劉俊才、延伯真、張葆臣等一起開會、學習、活動。如是，那本蓋有“葆臣”印鑒的《共產黨宣言》，便輾轉落至劉雨輝手中。

1926 年春節，劉雨輝協同劉俊才、延伯真等同鄉一起返回故裡省親時，就把這本《共產黨宣言》連同其他一些馬列主義書籍一並贈給劉集村黨支部—— 該支部成立於1924 年冬，但是適值劉俊才回鄉期間，發展了劉良才入黨，並建立了劉集黨支部。

《共產黨宣言》首版本，從此在劉集村扎根落戶，開花結果，經歷了不平凡的半個世紀。

1926 年2 月15 日，人們在劉良才家的場院裡，搭起了鬆柏門，挂上畫有鐮刀、斧頭的旗幟，並用門板搭起講演台，農民協會在這裡舉行成立大會，全村父老鄉親都興高採烈地趕來參加。劉俊才、延伯真先后在會上講話，把《共產黨宣言》的朴素道理講給大家聽。劉雨輝教唱了《國際歌》，“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的旋律震動四野。

春節過后，在外邊工作的人員走了，但“寶書”卻留了下來。劉集村支部的黨員們，晚間經常聚集在劉良才家的三間北屋裡，在煤油燈下學習《共產黨宣言》，探討解放自己的出路。冬閑時節，黨支部舉辦農民夜校，由劉良才或其他黨員宣讀革命道理和文化知識，《共產黨宣言》又成為劉良才等同志備課的好教材。

1928 年12 月，中共廣饒縣委成立。1929 年1 月劉良才任縣委書記。當時，全縣已建立起8 個黨支部，共產黨達70 余人。黨領導的農協會員達500 余人，周圍團結著約6000 名農民群眾。同時，還建立了少先隊、青年團、工會等組織。縣委機關即設於劉集村。隨之，黨領導了“覓漢增資”、“吃坡”、“砸木行”、“反征派”、“掐谷穗”等一系列斗爭，嚴重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政府和封建豪紳的囂張氣焰。

《共產黨宣言》成為農民群眾翻身求解放的指路明燈。

　　保存：一腔矢信矢忠的精誠

1927 年，大革命失敗后，國民黨反動派逐步控制了山東，廣饒革命形勢日趨惡化。

1930 年11 月，縣委領導幾百名黨團員群眾，在大王韓橋廟會上“砸木行”，以抵制敵人的苛捐雜稅，這引起了反動派的恐慌與仇恨，敵人開始在廣饒大規模地搜捕共產黨人。白色恐怖嚴重，劉良才和劉集支部的其他同志不得不將黨的一些機密文件和學習資料銷毀。而眼前這本僅56頁的《共產黨宣言》，劉良才卻無論如何也舍不得處理。數月過后，風聲更緊。敵人搜捕的“黑名單”上，首當其沖者是劉良才。

1931 年2 月，根據工作需要，中共山東省委劉良才脫離險境，到濰縣擔任中心縣委書記。臨行前，他把這本《共產黨宣言》轉交給劉集黨支部委員劉考文，並叮囑他妥為保存。劉考文接過此書，殊覺責任重大，下決心人在書同在。於是他精心地把這本書藏在糧食囤底下，有時則將其封閉於灶頭的通風道內，有時則又轉移到房頂屋脊瓦的下墊裡，如是變化無常，不露痕跡。

1932 年8 月，廣饒西鄰縣的博興暴動失敗。廣饒縣黨組織遭到空前破壞，不少共產黨人罹難遇害，劉考文預感到自己有被捕的可能，於是秘密將這本《共產黨宣言》移交給忠厚老實、不易引人注意的老黨員劉世厚保存。時過不久，劉考文果然被捕入獄，居室被抄，而“大胡子”卻早已脫離無恙。

劉良才到濰縣赴任后，盡管環境惡劣，但他對《共產黨宣言》揭示的真理矢信矢忠，以超乎尋常的膽識，恢復與重建被敵人破壞的黨組織，執著於地下斗爭，不幸的是，1933 年7 月劉良才落入敵人魔掌，壯烈犧牲。

一時間，廣饒革命形勢陷入低潮。劉良才在濰縣遇害的噩耗傳至家鄉劉集村時，劉世厚及其悲痛。他把這本書用油紙嚴嚴實實地包好，再裝填進一個空心竹筒裡，並以此作為對革命烈士的懷念和對於最終勝利的憧憬。

從上世紀30 年代起，國民黨反動派在其統治區內瘋狂地進行文化“圍剿”。他們把676 種社會科學書刊定為“禁書”，《共產黨宣言》被列為禁書之首，以“危害國民”之罪論之，或判刑監禁，或殺戮處死。但處心積慮的敵人萬萬沒有想到，在山東廣饒劉集村一座破舊的農舍裡，卻完好地珍藏著一本中國最早的《共產黨宣言》。劉世厚細心地在自己睡的土坑裡角處，挖了一個暗洞，把封裝“寶書”的竹筒匿置其間，有時又將“竹筒”藏進山牆的磚瓦雀眼裡。這樣，這本“寶書”始終未被敵人發現。

抗日戰爭時期，劉集村曾經歷過三次大“掃蕩”，村內房屋幾乎全被燒光，但這本《共產黨宣言》卻一次次躲過劫難。

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1941 年1 月18 日。這天深夜，駐廣饒縣城的日本，糾集臨淄、益都的日偽軍1000 余人，借口劉集村駐進了“四邊縣政府”與“益北行署”人員，突然將劉集村團團包圍。敵人見房即燒，見人即殺，不多時全村便成血河火海。在敵人的暴行下，有83 位鄉親被殺害，500 多間房屋被焚毀，釀成了震驚全國的“劉集慘案”。在這次浩劫中，劉世厚本已逃出村外，但當他回眸望之，見全村一片火海，這是他首先想到的是藏在屋山磚瓦雀眼中那本“寶書”）—— 《共產黨宣言》，他擔心書被燒毀，於是他冒著生命危險，重新潛回家中，在烈火中爬上屋山牆，將這本書搶救出來。

三年解放戰爭時期，劉集地區雖已成為解放區，但仍不斷早點國民黨軍隊及“還鄉團”的滋擾，形勢不安定，於是劉世厚不得不經常變換藏書之處。新中國誕生后，天下太平，海晏河清，直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耄耋之年的劉世厚老人，才放心地把這本寶書獻給了國家。

　　定位：一部永放光輝的寶典

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自1848 年2 月出版問世以來，已歷160 多個春秋，至今，《共產黨宣言》在世界上已被翻譯200 種文字，成為全球公認的“使用最廣的社會政治文獻”。

在中國，從上世紀20 年代到40 年代，《共產黨宣言》先后共有5 個中文譯本。它們是：1920 年陳望道版本、1930 年華崗版本、1938 年成仿吾、徐冰版本、1942 年博古版本及1949 年陳瘦石版本。

關於《共產黨宣言》首譯本的出版時間，長期以來，似為啞謎。毛澤東在談到他的思想轉變時，曾講到他於1920 年春節二次旅居北京時，閱讀過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陳望道本人也曾回憶道，該書是1920 年4 月在上海出版的。如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人們誤以為，《共產黨宣言》最早中文譯本的出版時間是在1920 年4 月或春季。

但問題在於，在中國大地上，乃至海內外迄今未曾發現上述版本。直到上世紀80 年代方揭開這一謎底。

1980 年初，上海終於發現了1920 年8 月出版《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本，在上海檔案館保存著。1981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黨史資料叢刊》第一輯上，刊出了該版本的介紹文章和照片。上海本的發現，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關注，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共產黨宣言》最早中文譯本的出版問世時間，不是1920 年4 月或春季，而是同年的8 月。1983 年適值紀念馬克思逝世100 周年之際，《光明日報》對此再作報道。只是由於上海本系一孤本，孤証，對其出版時間，仍有人持猶豫態度。

1976 年，《共產黨宣言》中文譯本在廣饒的發現實為石破天驚，打破了“孤本”、“孤証”的局面，從而提供了有力的佐証與說明。

1986 年初，山東省東營市政協在編纂《文史資料》第2輯時，收集到廣饒縣文物管理委員會發現和保存的那本《共產黨宣言》，引起高度重視，他們立即向中共東營市和中共山東省委提出《關於鑒定和保護革命文物＜共產黨宣言＞的建議》。時任中共山東省委副書記、省長的李昌安遂於同年2 月21 日批示：“建議很好，望組織落實。”

1986 年5 月，在政協東營市委員會的組織下，由中共中央編譯局、東營市政協文史委及廣饒縣博物館等單位組成聯合考察組，對廣饒收藏的《共產黨宣言》進行了認真細致的考察和鑒定。

經考察，《共產黨宣言》廣饒藏本的特點是線裝本，長18 厘米，寬12 厘米，封面印有水紅色馬克思半身像，相片上方是自右至左的橫排字，共四行。自上至下依次模印著：“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 共產黨宣言”、“馬格斯、安格爾斯合著”、“陳望道譯”等字樣。在馬克思像下端，依舊是自右至左的三個橫排字：馬格斯。全書內文以5 號鉛字豎排，共56頁。封底自右向左，依次印有數行豎排字：“一千九百二十年二十年八月出版”、“定價大洋一角”、“原著者馬格斯、安格爾斯”、“翻譯者陳道望”、“印刷及發行者社會主義研究社”。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廣饒藏本封面書名存在的印刷錯誤。考察組把中共中央編譯局所保存的《共產黨宣言》1920 年9 月“再版”本與1920 年8 月廣饒藏的“出版” 本相對照，發現廣饒本書名之誤，原本應是“共產黨宣言”，而卻印作“共黨產宣言”，詞序顛倒。經考察，這一現象並非發生在個別印本之上，顯然是因排印或校對疏忽所造成，並非譯法不同或其他原因所致。因內文扉頁上豎排的書名，清晰地印著：“共產黨宣言”五個大字。可以推斷，正是因為發現了書名行文的詞序謬誤，又則書已售罄，故在9月間“再版”時，及時糾正了這一錯誤。同時，經過比照上海本封面印刷情況，與廣饒本完全相同。足以証明，廣饒本與上海本完全是同一個版本，最初出版時間是1920 年8 月。

如今，廣饒藏本《共產黨宣言》已被定為國家一級革命文物，世稱讓人驕傲的“國寶”。在劉集村村委大院裡，不僅有劉集村黨支部活動遺址，而且有劉世厚老人的石像。劉世厚，這位《共產黨宣言》的保存者與捐獻者，這位用自己的生命保護“寶書”的革命老前輩、老黨員，已於1979 年走完了他88 載的人生歷程，駕鶴西去，但他以畢生精力和生死代價保存下來的這本《共產黨宣言》最初版本，將與日月同輝，永放異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