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識形態》在日本的翻譯史
《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費爾巴哈》一章，1926年以德文第一次公開發表在《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的第1卷中。這個以編輯者名字命名的梁贊諾夫版，在二戰前的日本很快被翻譯成了日語。日本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翻譯傳播史即開始於此。現在重新研究翻譯傳播史，對於日本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研究史，特別是對於正確定位現在仍然被錯誤評價、並且得到廣泛傳播的廣鬆版（包括岩波文庫版）來說，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課題。
一、梁贊諾夫版的翻譯
1．櫛田—森戶譯本
梁贊諾夫版在其刊行的同一年即1926年5、6月份，就被櫛田民臧和森戶辰男翻譯成了日語，並以《馬克思恩格斯遺稿〈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第一篇〈費爾巴哈〉》為標題刊登在了《我等》雜志（長谷川如是閑、大山郁夫、河上肇編輯出版）的第8卷第5—6號上。這是《費爾巴哈》章在日本最初的譯本。譯文經過修改后，於1930年5月以《馬克思恩格斯遺稿〈德意志意識形態〉》為書名作為我等社的《我等叢書》第4冊付梓出版。
《我等》雜志上刊登的譯文省略了《編者序言》、腳注、“小束手稿”的前半部分內容。關於省略的理由，后續的《我等叢書》的《譯者凡例》中有以下敘述：“由於某些事情，翻譯工作急速行進。”[1]“某些事情”是什麼，現在不得而知。日譯本在底本刊行后的同一年就公開發表了，沒時間譯出全文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我等叢書》第4冊中的譯文，是包含被《我等》雜志省略掉的《編者序言》以及腳注的梁贊諾夫版的全譯本。《我等叢書》還發表了由河上肇翻譯、刊登在《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1卷《1844—1847年記事本》中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而且還轉載了發表在《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中的該提綱手稿的影印件。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櫛田—森戶翻譯的這兩個版本翻譯出了梁贊諾夫版復原后的被刪除字句。例如，《費爾巴哈》章手稿第10頁（馬克思標注的頁碼）的開頭部分，梁贊諾夫版將被刪除字句插入了正文，如下所示：
so〈kommt er nicht dazu, die Mens[chen] 〉die〈wirklichen, individuellen, leibhaftigen〉 Menschen nicht in ihrem gegebenen〈[ge]schitlichen〉gesellschaftlichen Zusammenhange, nicht unter〈seinen〉ihren vorliegenden Lebensbedingungen, die〈ihn〉sie zu dem gemacht haben, was sie sind, auffaβt[2]
“〈〉”括號中是被刪除的字句。這個段落（包含被刪除字句）在《我等叢書》的譯文中被譯為如下內容：
〈人類が雲々であることに想到しない〉〈現実な、個人的な、肉體を有する〉人類は彼らの所與の〈歴史的な〉社會的関連において、〈彼を〉彼等を現に見るところのものに作りあげたところの、〈彼の〉彼等の現在當面の生活諸條件の下において理解せられていない。[3]
在上述譯文中，被刪除字句遵從了梁贊諾夫版，被放入了“〈〉”括號中，並且翻譯也忠實於原文。[4]
《我等》雜志的凡例，對於被刪除字句的翻譯作了以下解釋：“編者（《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的編者梁贊諾夫。——引者注）採用的都是和正文解釋有一定關系的字句。”即《費爾巴哈》章在日本最初發表時，是作為附帶被刪除字句的手稿被譯出的。這就為圍繞《德意志意識形態》寫作過程展開的日本研究史奠定了基石。
另外，1930年12月刊行的改造社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直接轉載了《我等叢書》中的譯文。
2．由利譯本
在那以后，梁贊諾夫版不斷被翻譯出版。《我等叢書》的譯文“還在印刷中”[5]時，由利保一譯、竹沼隼人校閱的《梁贊諾夫編馬克思恩格斯遺稿〈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篇〈費爾巴哈論〉》就於1930年2月在永田書店出版了。從譯者由利在該書開篇寫的譯者序《〈德意志意識形態〉在我國已經廣為人們熟知》中可以看出，自1926年初次翻譯后，《費爾巴哈》章已經廣為人知。
由利譯本收錄的《關於費爾巴哈章的提綱》，是梁贊諾夫版的全譯本。被刪除字句沒有被放入“〈〉”括號中，而是被放入了“（）”中。而且被刪除字句中原先刪除的字句被放入了雙重括號“（（））”中。
這個譯本對被刪除字句的處理獨具匠心。在記述凡例的譯者序中，關於譯文中的“側線”有如下描述：“被刪除字句后面的正文上標注的側線，是表示當被刪除字句和正文一起連讀時要將畫線文字省去的符號。換句話說，就是表示閱讀劃線文字和被刪除字句時，應該隻讀其中的一方的符號。”[6]
梁贊諾夫版復原了被刪除字句，但是沒有標明替代被刪除字句的語句。由利譯本的“側線”就是在有被刪除字句的情況下，除去被刪除字句后面的增補內容后，能讓人了解到最初文稿的方法。例如，上述手稿第10頁的內容，由利譯本中的譯文如下：
（現実の、個々の、肉體をもてる）人間をその一定の（〔歴〕史的）社會的関係に於いて、（彼を）彼等を彼等が現にあるが如きものに作り上げた所の（彼の）彼等の現在の生活條件の下に於いて、解釈することをしない。[7]
當然，這種嘗試需要有與改稿相關的解釋，在改稿很復雜的情況下，有解釋錯誤的可能性。譯者在譯者序中也坦承：“很難保証沒有錯誤的解釋。”[8]不管怎樣，梁贊諾夫版出版4年后，日本《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研究水平就進展到了這般程度。
3．三木譯本
岩波文庫版的三木清譯《德意志意識形態》出版於1930年7月，稍遲於由利譯本。 三木譯本雖然譯出了梁贊諾夫的《編者序言》，但基本上省略了被刪除字句的翻譯。譯者在《譯者凡例》中，對於先行的櫛田·森戶譯本和由利譯本中譯出的被刪除字句有以下解釋：
這些被刪除字句，多數情況下，都是被馬克思和恩格斯用更合適的字句替換下來的。不構成句子成分，現在對我們來說成了意思不明的內容，對普通讀者來說也沒有必要，所以本譯文省略了被刪除字句的翻譯。另一方面，也特意翻譯刊載了那些沒有被替換、沒有重復、構成句子成分且有獨立意思的若干處被刪除字句。[9]
正如引文最后描述的那樣，在三木譯文中，構成句子成分的“若干處被刪除字句”被翻譯出來了。但是，梁贊諾夫版復原后的被刪除字句，被當成“對普通讀者來說也沒有必要”的字句，大部分都沒有被譯出。對譯者三木而言，被刪除字句“被馬克思和恩格斯用更合適的字句替換下來了”，是不適合的錯誤字句，是不構成“完整文章”的亂文，而且“現在對我們來說成了意思不明的內容”，所以沒有解釋的必要。因此，與被刪除字句相關的信息作為無關緊要的內容被忽略了。
梁贊諾夫版中的腳注也同樣以“對普通讀者來說也沒有必要”為理由，全部被省略了。我們在三木譯文中，完全了解不到腳注中標明馬克思筆跡的語句。三木將省略被刪除字句的根本原因歸結於文庫版的特點，認為對大眾性的文庫版來說，和寫作過程相關的信息都是不必要的，隻公布最終文本有利於馬克思主義的普及。“這樣的省略不僅符合岩波文庫版本的特點，而且讀者購買后，翻閱起來更加便利，更有利於普及，同時這也是譯者所希望看到的。”[10]
三木在《譯者凡例》的末尾稱《德意志意識形態》是“唯物史觀形成中最重要的文章”。但是，在被刪除字句的省略與否上，能夠看出與“唯物史觀形成”相關的兩個先行譯本和三木譯本在見解上的差異。
二、阿多拉茨基版的翻譯
阿多拉茨基版指的是1932年出版的舊MEGA第一部第5卷，收錄了《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全部內容，包括：《Ⅰ．費爾巴哈》、《Ⅱ．聖布魯諾》、《Ⅲ．聖麥克斯》。這個阿多拉茨基版作為凌駕於梁贊諾夫版之上的版本，在二戰前受到了唯物論研究會的狂熱歡迎。
阿多拉茨基版出版的同一年的12月份，澤守渡在《唯物論研究》第2期上就對其作了介紹。[11]在此，澤守渡將阿多拉茨基版描述為“我們迄今為止擁有的最完整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版本”，還介紹了這個版本不僅包括《費爾巴哈》章，還包括了鮑威爾、施蒂納以及真正社會主義批判的相關章節。而且還有以下敘述：“在嚴密校訂的基礎上呈現《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全貌是阿多拉茨基等編輯者的豐功偉績，是畫龍點睛之筆”，稱贊了阿多拉茨基版的功績。關於阿多拉茨基版的內容，這篇推介文章只是列舉了此版本的目錄，並沒有對“嚴密的校訂”作詳細的說明，可以說唯物論研究會向阿多拉茨基版的傾斜是從這篇推介文章開始的。
隨后，1933年3月《唯物論研究》第5期刊載了由服部之總翻譯的阿多拉茨基版的《序文》（阿多拉茨基，1932年6月15日）[12]（原文最后的3段除外）。
這篇譯文還附有《譯者后記》，對比了梁贊諾夫版和阿多拉茨基版在手稿編輯順序上的差異。基於這個比較，服部得出了以下結論：“兩者在手稿編輯順序上有很大的差異。……換句話說，基於同一份材料，梁贊諾夫和阿多拉茨基編輯出了完全不同（此言不為過）的文本。”另外，“為了闡明這個事實，從我國梁贊諾夫版的四種譯本中，我們選擇了便攜式的岩波文庫版（三木清譯本），並將它的文本內容和阿多拉茨基版作了詳細的對比”。[13]因此，這份雜志刊載了梁贊諾夫和阿多拉茨基版的差異表。
這份表為了揭示梁贊諾夫版和阿多拉茨基版在編輯順序上的差異，以阿多拉茨基版的編輯順序為基准，對照了岩波文庫版相應內容的頁碼和行數。
這份表引用了阿多拉茨基版中《1．歷史》章節中的內容，但是由於內容過於繁瑣，它隻列舉了阿多拉茨基版和梁贊諾夫版中差異較大的內容：“五六、一四——五八、一四齣末……（一〇八、六——一〇九、七初齣註、がとしてはいる）〔……〕六九、一三……一二八、初行。”[14]
引文中，開頭的漢字表示岩波文庫版（三木清譯本）的頁數，后邊小字號的漢字表示行數。橫線表示連續，虛線表示跳躍。〔…〕表示引文的省略。“六九、一三……一二八、初行”表示如果依據阿多拉茨基版的記述順序，岩波文庫版的相應內容要從第69頁第13行跳讀到第128頁的第1行。
阿多拉茨基版《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費爾巴哈》章，是無視馬克思標注的頁碼，對手稿進行肆意排列后編輯而成的版本。
“五八、一四齣末……（一〇八、六——一〇九、七初齣註、がとしてはいる）”表示在阿多拉茨基版中，阿多拉茨基將手稿第53—54頁的第一段作為注解標注在了手稿第12頁（馬克思標注的頁碼）[15]的末尾部分。手稿第53—54頁第一段開頭部分有“住宅建設”（Häuserbau），另外緊接其后還可以發現野蠻人和游牧人的“家庭”（Familie）等詞語，由此阿多拉茨基將這部分內容視作了對手稿第12頁歷史發展的“第三種關系”的“家庭”所作的注解。
另外，“六九、一三……一二八、初行”表示，阿多拉茨基無視手稿理論的展開順序，依據在兩處不同內容中出現的“市民社會”，將手稿第19頁的記述和《費爾巴哈》章末尾的第68頁記述串聯起來了。
問題出在服部依據這份異同表對梁贊諾夫版和阿多拉茨基版所做的評價上。服部在《譯者后記》中有以下記述：
如果有人不惜勞苦，對右表（異同表。——引者注）進行細致地探討，就能毫不猶豫地得出以下結論：阿多拉茨基版更准確、更成功地再現了馬克思的原典。例如，阿多拉茨基的（C）節《共產主義。交往形式本身的生產》的全部內容，都是從梁贊諾夫（B）章的各部分中選摘出來后重新編輯而成的。換句話說，梁贊諾夫拆散、埋沒了這一最重要的章節。阿多拉茨基的序言詳細地探討了馬克思恩格斯在理論發展的哪個階段、基於何種實踐目的寫成了《德意志意識形態》，雖然在序言中沒有直接提及《費爾巴哈》章的篇章構成問題，但是序言自始至終在以無可辯解的語氣向讀者解釋著阿多拉茨基版篇章構成的正確性的依據。[16]
服部認為，如果讀者能探討一下他制作的異同表，就會明白阿多拉茨基版“更准確、更成功”。這裡試舉一例，阿多拉茨基版的“（C）節”是阿多拉茨基編輯的《費爾巴哈》章的最終節《C．共產主義。——交往形式本身的生產》[17]，梁贊諾夫版“(B)章”的標題是“唯物論視點下的經濟、社會、個人以及歷史”，后者的內容是手稿的第40—68頁。
阿多拉茨基版的“（C）節”和其他內容相同，都是無視馬克思標注的頁碼，將手稿第52—65頁拆的支離破碎后進行的編輯。從馬克思標注的頁碼順序來看，阿多拉茨基版手稿的排列順序是：第59—62頁→第65頁→第52頁→第55頁→第58—59頁（……）。服部將這個“（C）節”描述為“從梁贊諾夫（B）章的各部分中選摘出來后重新編輯而成的”，“換句話說，梁贊諾夫拆散、埋沒了這一最重要的章節”。梁贊諾夫版給人留下一種印象，將“最重要的一節”從手稿中剝離后對其肆意地拆分，使之“分散”、“埋沒”了。這也是服部評價阿多拉茨基版“更准確、更成功”的理由。事實上，“拆散”手稿的並不是梁贊諾夫版而是阿多拉茨基版。服部的評價顛倒了是非。服部絲毫沒有提及梁贊諾夫版的編輯遵從了馬克思標注的頁碼順序。較之梁贊諾夫版，阿多拉茨基版“更准確、更成功”的這種評價，是二戰前日本唯物論研究會的共識。
上述引文的后半部分，阿多拉茨基的序言考証了《德意志意識形態》是“基於何種實踐目的寫成”的，根本沒有探討篇章構成，卻“以無可辯解的語氣”向讀者“解釋著”阿多拉茨基版篇章構成“正確性的依據”。阿多拉茨基的《序言》一味地強調“《德意志意識形態》曾對工人運動產生過實踐性指導意義，現在依然存在”[18]。由此，服部認為阿多拉茨基版的序文考証了《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實踐目的”，並以此為理由認定阿多拉茨基版的篇章構成具有“正確性的依據”。這種觀點毫無學術依據。
相比於阿多拉茨基，上述引文的末尾對梁贊諾夫版的描述有如下內容：“探討的只是細節方面的技術問題——可能那是文獻學家梁贊諾夫最擅長、並且引以為己任的問題。”[19]。但問題出在《費爾巴哈》章末尾部分由馬克思筆跡寫成的筆記（手稿第72頁及其背面）[20]上，梁贊諾夫版將這部分筆記編輯到了《費爾巴哈》章的末尾，阿多拉茨基版則將其作為“附錄”收錄到了卷末。
服部認為：“即使讀者隻讀《費爾巴哈》一章，也能從前后文的內部關聯中輕而易舉地判斷出阿多拉茨基版的處理方法是妥當的。”“前后文的內部關聯”指的是什麼，我們不得而知，而且“阿多拉茨基版的處理方法是妥當的”也沒有任何根據。服部對梁贊諾夫版所抱有的懷疑態度，同樣沒有可靠的根據。梁贊諾夫根據馬克思標注的頁碼將這份筆記編輯到了《費爾巴哈》章的末尾，遵循原著者最終的編輯方針（馬克思標注的頁碼）來復原手稿，是理所當然的舉措。
在《譯者后記》的結言部分，服部認為阿多拉茨基的《序言》“與《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單純的文獻學家的空話不同，將為確立馬克思主義列寧階段的存在所作的斗爭引申到了文獻學的領域，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獻”[21]，在此，服部將梁贊諾夫版作為“單純的文獻學家的空語”排除在外了。
阿多拉茨基版《序言》后的《譯者后記》對唯物論研究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1934年10月的《唯物論研究》第24期上，森宏一、山岸辰藏、中島清之助聯名發表了《〈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兩版本比較——阿多拉茨基版和梁贊諾夫版》。[22]
這篇文章的開頭部分提到了澤守渡的推介文章、服部之總的翻譯以及異同表[23]，之后有以下敘述：
實際上梁贊諾夫版對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編輯順序和阿多拉茨基版之間存在著令人吃驚的差異！如果讀一下岩波文庫版，兩編輯版本中前后順序顛倒的次數，恰好和岩波文庫版拆散手稿、毫無依據地進行重新編輯時所產生的差異的次數相同。不僅如此，梁贊諾夫版中語句不通的內容在阿多拉茨基版中極為清晰明了的情況居多——例如，岩波版第50頁第6行，補充物Supplemente→升華物Sublimate。[24]
服部之總的差異表揭示了阿多拉茨基版的敘述順序與岩波文庫版頁碼和行數的對應關系，正如森宏一等人所描述的，“如果讀一讀岩波文庫版”就能了解到“兩編輯版本中前后順序的顛倒”這樣“令人吃驚的差異”。如上所述，如果依據阿多拉茨基版的編輯順序來閱讀岩波文庫版，那麼我們必須要從例如岩波文庫版的第58頁第14行跳讀到第108頁的第6行。
上述引文講到：“兩編輯版本中前后順序顛倒的次數，恰好和岩波文庫版拆散手稿、毫無依據地進行重新編輯時所產生的差異的次數相同。”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森宏一等人將“拆散手稿”、“毫無依據”地“重新編輯”所帶來的編輯上的錯誤，歸結到了梁贊諾夫版上，而非阿多拉茨基版。可以通過以下敘述了解到這一點：“不僅如此，梁贊諾夫版中語句不通的內容在阿多拉茨基版中極為清晰明了的情況居多”，而且同一篇文章中“阿多拉茨基的方法在復原馬克思的遺稿上是妥當的”。[25]在這裡，備受指責的不是將手稿拆得支離破碎后進行編輯的阿多拉茨基版，而是按照馬克思標注的頁碼順序進行編輯的梁贊諾夫版。
關於梁贊諾夫版和阿多拉茨基版產生差異的理由，這篇文章中有如下敘述：
依據以下的對照表來核查兩版本差異的讀者們，在為兩者之間差異之大感到吃驚的同時，也不禁會問為何會產生這種差異。簡而言之，梁贊諾夫版是依據馬克思標注在手稿上的頁碼順序進行編輯的，與此不同，阿多拉茨基版是按照作者兩人在手稿中的各種插入符號（旁注、邊界線），對手稿進行編輯的。[26]
這篇文章的作者森、山岸、中島認為梁贊諾夫版編輯的缺點是依照馬克思標注的頁碼編輯了手稿，與此不同，他們關於阿多拉茨基版的編輯有以下觀點：“阿多拉茨基在全集版卷末的編輯方針中有以下敘述：‘依照原著者的敘述方式再現各手稿內容的邏輯順序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梁贊諾夫的方法剛好與此相反，總而言之是機械性的。”[27]森等人將遵從馬克思標注的頁碼順序進行編輯的梁贊諾夫版的方法認定為“機械性的”，這種方法不能再現“手稿內容的邏輯順序”。
阿多拉茨基版為了闡明“手稿內容的邏輯順序”採用了3條線索：
1．與未完成的手稿的篇章構成相關的編輯上的指示。
2．較多的欄外增補內容——多數是馬克思的筆跡。
3．各相關主題板塊之間的分隔線以及其他片段之間的括弧。[28]
阿多拉茨基版基於這些線索將手稿拆散后又進行了重新編輯，這種手稿的拆散和重新編輯就是阿多拉茨基版所謂的“手稿內容的邏輯順序”。如上所述，以“家庭”術語為例，這種“手稿內容的邏輯順序”是將手稿中相隔甚遠的內容串聯起來的處理方法。在阿多拉茨基版中，我們完全了解不到馬克思恩格斯在手稿寫作過程（包含改稿過程在內）中的思維進程。森等人沒有考慮到這一點，完全沉迷於阿多拉茨基所說的“手稿內容的邏輯順序”。
作為阿多拉茨基版的編輯優於梁贊諾夫版的例証，這篇文章列舉了阿多拉茨基版中“歷史”部分中的內容。
馬克思作的頁碼標注是從第8頁手稿開始的，但是阿多拉茨基版中謄清稿以外的內容（在阿多拉茨基版中被稱作“第一編輯稿”）[29]，在“歷史”部分中跳過了第8—10頁，是從第11頁開始的。這種編輯方針依據的是手稿第11頁右欄中以馬克思的筆跡寫成的“歷史。”、“〈第一（Die erste）〉”（〈〉表示被刪除字句）、“1”以及第16頁右欄的“11、12、13、14、15、16”等數字。阿多拉茨基以此為依據對手稿進行了肆意的編輯[30]，這篇文章關於這種編輯方針有以下敘述：
梁贊諾夫版的編輯認為的第5紙張和第6紙張之間存在中斷的內容（岩波文庫版第52頁第1行到第3行之間），阿多拉茨基版用上述方法在兩個紙張中間插入了馬克思標注頁碼為11、12、152（作為注解）、13—19、68、21—28的內容，填補了中斷的內容。[31]
上述引文中，梁贊諾夫版將第5紙張和第6紙張之間視為“中斷”[32]，但是阿多拉茨基版的編輯方法填補了中斷的內容。以此為例，森等人認為“阿多拉茨基的編輯方法在再現原著者的遺稿方面是非常貼切的”。
恩格斯標注紙張號碼為5的手稿是謄清稿的一部分[33]，這和阿多拉茨基所說的“第一編輯稿”第6紙張到第92紙張在內容上應該加以區分。所以謄清稿第5紙張到“第一編輯稿”第6紙張之間沒有接續的必要，也就不存在填補“中斷”內容的問題了。
另外，第5紙張的后面接續的不是手稿的第8頁而是第11頁以后的內容，從而“填補了中斷內容”。現在這對我們來說也成了語意不明的內容。第5紙張的末尾部分有“用歷史事例來進行說明”等內容[34]，可能會由此聯想到和“歷史”部分的接續，如果真是如此，森等人批判梁贊諾夫版時使用“機械性的”一詞是恰當的。總而言之，這篇文章判定阿多拉茨基版的編輯方法是“妥當”的，其依據根本就不存在。
森宏一等作者在斷定阿多拉茨基的編輯方法的“妥當性”時，根本沒有抱有以下疑問：第一，缺失“第一編輯稿”的開頭部分（手稿的第8—10頁），而從第11頁開始閱讀手稿，這樣做是否能准確把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維進程，這是疑問之一。第二，在手稿的第11—19頁[35]中，即阿多拉茨基版的“歷史”部分，插入了第53—54頁和第68頁的內容，是否不妥，這是疑問之二。他們當時懷有的只是對“手稿內容的邏輯順序”的虔誠信仰。
關於發表這篇文章的原委，這篇文章中有如下敘述：
我們期望擁有阿多拉茨基版的日譯本。但是，如上所述我們現在還沒有做這項工作，所以今年夏天以來，我們以唯物論研究會哲學部組織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特別研究會為契機，基於上述服部之總的考証，同時利用岩波文庫版，推進了對阿多拉茨基版編輯順序的研究。而且，與梁贊諾夫版相比，這個版本在有機統一體的脈絡中解讀了原文，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在推進此次研究會的同時，我們還補正了服部的研究成果，修訂了阿多拉茨基版的日譯本。其成果就是在此刊登的《兩版本的核查考証表》。[36]
唯物論研究會哲學部對阿多拉茨基版進行研究和評價的出發點是基於服部之總的翻譯和考証。其結論述“這個版本在有機統一體的脈絡中解讀了原文”，這成了二戰前唯物論研究會“人所共知”的通識。他們在明知阿多拉茨基版無視馬克思標注的頁碼順序的情況下，沒有對將手稿拆得支離破碎后進行編輯的阿多拉茨基版提出任何質疑，集體性地就此達成了一致，想想就令人膽戰心驚。自此，日本《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研究開始傾向於阿多拉茨基版，梁贊諾夫版由此受到了排斥。
如上所述，《兩版本的核查考証表》“補正了服部的研究成果”，在服部之總異同表的各頁中，加入了梁贊諾夫版和阿多拉茨基版異同的詳細信息。由於過於繁瑣，所以在此隻引用了上述“歷史”部分的開頭內容。
〔一〕歴史
五六ノ一四カラ
五七ノ一三、である。ノ次ニ——ヲ入レル
五七ノ一三、欲望——それ自體——>欲望それ自體
五八ノ一四、ねばならぬ。ノ次ヘ一〇八ノ六カラ一〇九ノ二マデヲ註トシテ入レル
五九ノ一六、新しい諸形態をノ次ニとりヲ入レル
六〇ノ六、意識である——>意識である[37]
引文中的“五六ノ一四カラ”表示下述內容是從岩波文庫版的第56頁第14行開始的。粗體字“カラ”和上述引文中沒有出現的“へ”，表示岩波文庫版的記述范圍（“へ”表示記述范圍的截止），由此我們可以了解到“兩編輯版本中記述順序前后顛倒的次數”。
這個表所揭示的兩版本差異的內容，如下所示：“である。ノ次ニ——ヲ入レル”表示梁贊諾夫版的句末缺少了橫線（——）。“欲望——それ自體——>欲望それ自體”表示梁贊諾夫版在“欲望”和“それ自體”之間插入了多余的橫線（——）。“ねばならぬ。ノ次ヘ一〇八ノ六カラ一〇九ノ二マデヲ註トシテ入レル”如上所述，表示阿多拉茨基版將手稿第12頁的敘述與第53—54頁的敘述（以“住宅建設”開頭的內容）串聯了起來。“新しい諸形態をノ次ニとりヲ入レル”表示必須要將這句話譯為“新しい諸形態をとり”的意思，這裡有必要作一下說明。手稿的該處原本為“neue Formen annimmt”，后來“annimmt”被刪除了。但是，這個單詞下面又標注了復原符號（…），該詞語又被復原了。不了解該復原符號的梁贊諾夫將“annimmt”視作了被刪除字句，阿多拉茨基版沒有把它視作被刪除字句。“意識である——>意識である”表示岩波文庫版缺少了強調符號。在手稿中“ist”下面標有下劃線的強調符號，在梁贊諾夫版中它是用隔字體印刷（gesperrter Druck）的，但是岩波文庫版忽視了這處強調內容。
如上所示，《兩版本的核查考証表》表示的幾乎都是兩個版本橫線、強調的有無等差異。這探討的是手稿解讀上的問題，和探討手稿編輯上的是非問題無關。
和服部之總的異同表相同，這張表也是以阿多拉茨基版的編輯順序為基准來敘述的，是以阿多拉茨基版編輯的正當性為前提的。粗略地閱讀此表的讀者，可能會認為岩波文庫版中頁碼和行數的排列較為混亂，“將手稿拆散后，毫無依據地進行再編輯”是由岩波文庫版的底本梁贊諾夫版造成的。
實際上，將《德意志意識形態》進行暴力編輯的不是梁贊諾夫版，而是阿多拉茨基版。阿多拉茨基版的正文中，記錄了馬克思標注的頁碼編號，但是只是依照阿多拉茨基版的編輯順序陳列了這些頁碼編號而已，所以從這版中能一目了然地了解到阿多拉茨基對手稿的暴力編輯。另外，阿多拉茨基版卷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手稿頁碼標示圖”中標有恩格斯的紙張編號和馬克思的頁碼編號，從圖中能清楚地了解到阿多拉茨基版將手稿拆得支離破碎后進行編輯的情況。所以必須澄清這一事實。
日本最初的阿多拉茨基版的譯文是由唯物論研究會翻譯、青山書店出版的《阿多拉茨基版〈德意志意識形態〉》，全書共有3冊（刊行日期分別是：第1冊1935年12月、第2冊1936年1月、第3冊1936年4月）。《費爾巴哈》章的譯者是鬆原宏、山岸辰藏、森宏一，森宏一不僅負責翻譯《費爾巴哈》章，而且還是《德意志意識形態》全部內容的監譯者。
對阿多拉茨基版的相同評價，還出現在了阿多拉茨基版日譯本的《譯者序言》中。其中，關於出版這個版本譯文的理由有以下解釋：“不僅僅是因為阿多拉茨基版採用了將《德意志意識形態》作為一個整體出版的編輯方針，而且由於對手稿進行了整理、編輯，真實的馬克思主義、辯証唯物論如陽光照射般呈現在了我們面前，同時也汲取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真實意圖。”[38]
這個序言稱贊阿多拉茨基版“作為一個整體編輯出版”，對此版本的贊揚達到了頂點。日本《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研究就此迎來了轉折點，阿多拉茨基版的編輯實際上是將《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手稿拆的支離破碎的暴力編輯。唯物論研究會隱瞞了這個事實，這個版本在二戰后的很長時間裡都充當了日譯本的底本。
三、《德意志意識形態》研究史中廣鬆版的定位
1974年刊行的廣鬆版，將被刪除字句放入了“〈〉”括號內。這原本不是廣鬆版的獨創。《費爾巴哈》章在最初公開發表時，梁贊諾夫採用了這種復原方法﹔櫛田和森戶在1930年就採用了同樣的方法（《我等》雜志的譯文是尖括號“〈〉”、由利譯本是圓括號“（）”）將梁贊諾夫版復原后的被刪除字句全部翻譯了出來。將被刪除字句放入“〈〉”中的復原方法，忠實地翻譯了梁贊諾夫版，在廣鬆版刊行44年前的二戰前期就被人採用了，絕不是廣鬆版獨創的方式。我們在探尋日本《德意志意識形態》研究史時，必須銘記這一點。
廣鬆版的獨創性是什麼？對此，廣鬆涉編譯的《新編輯版〈德意志意識形態〉》（岩波文庫2002年版）的補譯者小林昌人，在廣鬆版的中文翻譯版刊行之際，列舉了以下三點：第一，“手稿中的增補和刪改一目了然”，即“為了與經過增補或刪除后的最終文句相區別，被刪除的字句用標有刪除記號的小活字體恢復至原處，寫在行間以及欄外（正文以外的空白處）的添加的字句用斜體（日文譯本與中文譯本用波浪線）印刷”。第二，“恩格斯和馬克思的筆跡的區別一目了然”。第三，“寫在空欄外的增補的文句、注釋、筆記一目了然”。[39]
以上三點真的是廣鬆版的獨創性嗎？下面，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點列舉的被刪除字句的復原方法，如上所述，是梁贊諾夫版首先採用的，阿多拉茨基版沿襲了這種方法。而且，從二戰前日本的譯文中，人們就已經知道了這種方法。“斜體（日文譯本與中文譯本用波浪線）”表示的是恩格斯增補的內容。梁贊諾夫版沒有標明代替被刪除字句、恩格斯在欄外增補的內容。但是，阿多拉茨基版在卷末的《異文一覽》中，用“ｅ”符號標明了恩格斯增補的內容，廣鬆版隻不過將標有這種符號的字句改成了斜體。所以，阿多拉茨基版中遺漏的恩格斯的增補內容在廣鬆版中也沒有得到反映，是理所當然的。[40]
第二點列舉的“恩格斯和馬克思的筆跡的區別一目了然”指的是，廣鬆版“原文文本篇”分別用羅馬體和黑體區分了恩格斯的筆跡和馬克思的筆跡。梁贊諾夫版的腳注標明了馬克思筆跡的字句，而且這些腳注在《我等叢書》的櫛田·森戶譯本以及由利譯本中全部被翻譯了出來。因而，實際上在1930年時，讀者就根據這些譯本知道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寫作分擔”問題。廣鬆版只是根據阿多拉茨基版，將馬克思記述的內容變成了黑體。
如果在櫛田·森戶譯本以及由利譯本中，根據梁贊諾夫版的腳注將馬克思筆跡的字句變成粗體，另外，利用阿多拉茨基版的《異文一覽》將恩格斯的增補內容加上波浪線，就能做成廣鬆版。
廣鬆版的獨創性，隻剩下了第三點列舉的欄外增補內容。《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增補和刪改，使用了左欄的行間和右欄。左右兩欄中的“＋”符號，指示著將右欄的增補字句插入到左欄的相應位置。左欄的改訂——接續左欄行末——在右欄記述數行改訂內容的情況也有。如上所示，手稿實際的記述狀況極其復雜，不實際考察手稿的話，根本就了解不到這些情況。
梁贊諾夫版和阿多拉茨基版，除獨立於左欄敘述的長句外，沒有列舉右欄記述的其他相關信息。新MEGA試行版在正文部分採用了左右分欄的形式，基於將正文改訂插入左欄的原則，右欄隻印刷了獨立於左欄敘述的長句和筆記（如“費爾巴哈”、“自我異化”等）。因此，右欄印刷的內容很少，大部分頁面的右欄都是空白的。
沒有實際考察手稿編輯而成的廣鬆版，基於先行各版僅有的信息，排印了右欄，雙聯頁排印的右頁（表示手稿的右欄）大部分和新MEGA試行版是一致的。與新MEGA試行版不同的是，廣鬆版肆意地將小束手稿的一部分排列在了右欄。
之前引用的小林論文，將“寫在空欄外的增補的文句、注釋、筆記一目了然”作為廣鬆版的“三大特點”之一。另外，小林批評了新MEGA試行版的左右欄印刷“不能說它很好地利用了兩欄的功效”，這句評語對廣鬆版而言恰好合適。
另外，廣鬆版將新MEGA試行版在右欄印刷的上述筆記，附上“這裡是欄外內容”的注記，標示在了腳注中，沒有印刷在雙聯頁的右頁。新MEGA試行版和廣鬆版的原文正文篇中有一行文字數的差異，是因為沒有看過手稿的人不能確定筆記應該排列在文本的哪一行。
總之，所謂的廣鬆版獨創的特點都必須歸還給先行的各個版本。
與此相比，決定廣鬆版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研究史中的位置的關鍵問題是這個版本和阿多拉茨基版的關系。
阿多拉茨基版是將《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手稿拆的支離破碎、進行暴力編輯的版本，這個版本曾在二戰前受到唯物論研究會的狂熱追捧，而且是戰后岩波文庫版（小在由重譯，1956年）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大月書店，1963年）的底本。
廣鬆涉以對手稿的暴力編輯為理由，將阿多拉茨基版稱作“偽書”，廣鬆版和梁贊諾夫版一樣，按照馬克思標注的頁碼排列了正文。但是廣鬆版在對改稿過程的復原上依據的卻是阿多拉茨基版，並且沿襲了阿多拉茨基版的根本缺陷。從這層意義上講，廣鬆版“使《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編輯史水平倒退到了1932年的水平”。[41]在日本長期以來，無人知曉這個事實。斷定阿多拉茨基版為“偽書”的廣鬆涉本人也決不會提及此事。
戰后第二個岩波文庫版——廣鬆涉編譯、小林昌人補譯的《新編輯版〈德意志意識形態〉》，是他根據澀谷版改訂了沿襲阿多拉茨基版根本錯誤的廣鬆版之后的版本。這個岩波文庫版雖然聲稱是由廣鬆涉編譯的，但是它和1974年發行的廣鬆版是兩個不同的版本。
岩波文庫版的“補譯”者小林昌人，一方面隱瞞了廣鬆版依據阿多拉茨基版編輯的事實，另一方面在文庫版的《解說》中聲稱“河出版的原文正文，現在還是最具有國際性水准的”[42]，又在上述論文中強調“我的這個意願越來越強烈”[43]。
如果不打破上述虛言，不在日本《德意志意識形態》研究史上正確定位廣鬆版的話，對這份手稿的研究也就不會取得進展。
注釋：
[1] 參見《我等叢書》第4冊，我等社1930年版第2頁。
[2] 參見Marx-Engels-Archiv，I. Band, S.244﹔梁贊諾夫版在復原被刪除字句時有很多遺漏，上述引文沒有顯示出應該出現在ihrem gegebenen之前的seinem﹔Mens[chen]之后的die是由den變來的。另外開頭部分的so被刪除了。
[3] 參見《我等叢書》第４冊，我等社1930年版第90頁。
[4] 《我等》雜志的初譯本，將梁贊諾夫版採用的“〈〉”改成了小引號“「」”和圓括號“（）”，上述引文中的“歴史的”和“彼を”被放入了圓括號“（）”內，其他被刪除字句被放入了小引號“「」”中。區別使用圓括號和小引號的原因，現在還不清楚。在上述引文中，《我等叢書》對《我等》雜志中的譯文也作了較大修訂。
[5] 《我等叢書》的《譯者凡例》的末尾有以下敘述：“最后，本書還在印刷中時，由利保一譯、竹沼隼人校閱的更好的譯本在永田書店出版了。另外，三木清的譯本最近也將由岩波書店出版。”參見《我等叢書》第4冊，我等社1930年版第4頁。
[6] 參考由利保一譯、竹沼隼人校閱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第2頁。
[7] 參見上書，第58頁。梁贊諾夫版開頭部分的〈kommt er nicht dazu, die Mens[chen] 〉在由利譯本中出現在了腳注中，譯作“「するが故に彼は人〔間〕を《……》するに至っていない」”。
[8] 參見上書，第2頁。
[9] 參見三木清譯：《德意志意識形態》，岩波文庫1930年版第2—3頁。
[10] 參見上書，第3頁。
[11] 參見澤守渡：《〈德意志意識形態〉全集版的出版概況》，載《唯物論研究》第2期（1932年12月）第66—70頁。
[12] 參見服部之總：《德意志意識形態·序文（阿多拉茨基）》，載《唯物論研究》第5期（1933年3月）第47—63頁。服部參照的是“大眾版”。
[13] 同上書，第60頁。
[14] 同上書，第60—61頁。
[15] 以下內容中的“手稿第幾頁”，表示的都是馬克思標注的頁碼。
[16] 參見服部之總：《德意志意識形態·序文（阿多拉茨基）》，載《唯物論研究》第5期第61—62頁。
[17] 阿多拉茨基版的原文是“Kommunismus. Produktion der Verkehrsform selbst”，服部的翻譯“生產和交往方式本身”是誤譯。
[18] MEGA1,I/5,1932,S.XVI.
[19] 參見《唯物論研究》第5期第62頁。
[20]《費爾巴哈》章最后一張手稿是第92張（紙張編號是恩格斯的筆跡）。這張手稿隻留下了“第1頁”，第72頁的背面沒有頁碼編號。
[21] 參見《唯物論研究》第5期第62頁。
[22] 參見森宏一、山岸辰藏、中島清之助：《〈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兩版本比較——阿多拉茨基版和梁贊諾夫版》，載《唯物論研究》第24期（1934年10月）第163—178頁。第24期目錄中的副標題是《梁贊諾夫版和阿多拉茨基版》，兩版的順序是顛倒的。
[23] 服部之總的異同表被表述為“依照阿多拉茨基版的編輯順序來閱讀岩波文庫版的指示”。
[24] 參見《唯物論研究》第24期第163—164頁。
[25] 同上書，第167頁。
[26] 同上書，第165頁。
[27] 同上書，第166頁。
[28] MEGA1, I/5, Die Richtlinien für die Redigierung der Manuskripte, S.561.
[29] 阿多拉茨基版所指的“第一編輯稿”是第6紙張到第11紙張，第20紙張到第21紙張，第84紙張到第92紙張。
[30] 手稿第11頁中的被刪除字句“〈第1〉”，由馬克思寫在了外圓內菱的圖形的中間。“〈第1〉”以及其右邊的“1”和寫在第11頁右欄上部的“歷史”（Geschichte）沒有必然的聯系。另外，阿多拉茨基版的《手稿的編輯方針》將〈die erste〉和“11、12、13、14、15、16”等數字結合起來，這樣，“《歷史》章節敘述的內容是從第11頁到第16頁”，這種觀點同樣沒有任何依據。無論是“〈第1〉”還是“1”代指的都並非是第11頁手稿。阿多拉茨基版對“歷史”部分的編輯是毫無依據的暴力編輯。
[31] 參見《唯物論研究》第24期第166—167頁。引文中馬克思標注的頁碼中的“152”是錯誤的，正確的應該是“53、54”。
[32] “中斷”是梁贊諾夫描述的“fehlende bergänge”的翻譯術語，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填補欠缺內容”。
[33] 阿多拉茨基將第1紙張到第5紙張的內容稱作“謄清稿的試作稿，實際上一部分已經是真正的謄清稿(ein Reinschriftversuch, zum Teil wirkliche Reinschrift)”。
[34] 參見澀谷正編譯：《手稿完全復原版〈德意志意識形態〉》，新日本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頁。
[35] 引文中馬克思標注頁碼為“21—28”頁的內容，在阿多拉茨基版中不屬於《歷史》章節，而屬於《關於意識的生產》章節。
[36] 參見《唯物論研究》第24期第165頁。
[37] 同上書，第171頁。
[38] 參見唯物論研究會譯：《阿多拉茨基版〈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分冊《譯者序言》，青山書店1935年版第2頁。
[39] 參見小林昌人：《廣鬆版〈德意志意識形態〉在編輯史上的意義》，載《情況》2005年8—9月號第148頁。在中國，這篇論文的中譯文2005年5月刊登了在《南京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上，2010年12月又被《社會理論批判紀事》轉載。這篇論文將以上三點說成是“廣鬆版排版”的“三大特點”。
[40]《費爾巴哈》章手稿的第17頁（馬克思標注的頁碼），廣鬆版沒有將“打獵”、“捕魚”、“畜牧”、“這樣就不會……獵人、漁夫、〈或者〉牧人”認定為恩格斯的增補內容就是上述問題的明顯例証。
參考澀谷正、大村泉、平子友長：《再論廣鬆版〈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編輯——駁張一兵和小林昌人空虛的反批判》，載《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主義研究》第48期第61—63頁。
[41] 參見《應該如何編輯〈德意志意識形態〉》，載《經濟》2004年2月號第174頁。
[42] 參見廣鬆涉編譯、小林昌人補譯：《新編輯版〈德意志意識形態〉》，岩波文庫2002年版第314頁。
[43] 參見小林昌人：《廣鬆版〈德意志意識形態〉在編輯史上的意義》，載《情況》2005年8—9月號第156頁。
（作者：日本鹿兒島大學法文學部教授﹔譯者：日本東北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