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2的進展和關於馬克思著作的若干熱點討論
對大型歷史考証版的關注一直是學術界的基本使命之一。雖然我們協會不再有可能（或者積極點說：暫時還沒有可能）出版這樣的版本，但是我們不僅願意，而且確實有必要對其表示嚴重關切。在這些版本中，繼《萊布尼茨全集》之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MEGA2）無疑最引人關注。此外，現在有一個現實的角度，一個值得慶賀的理由：計劃出版114卷的MEGA2現在出版了57卷，正好完成了一半，加上最近將要出版的第一部分第30卷，MEGA2的出版已經過半。
我非常高興在這裡談兩個問題：近年來新的MEGA2卷次的出版情況和關於馬克思的最新學術討論。這是一個非常寬泛的領域，所以不能面面俱到，隻能給大家一個概覽。在我來說，重要的是要說明，這兩個主題——出版和討論——彼此相關，而且它們的關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
引人注目的是，甚至連以《卡爾·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個人主義》為題出版的2004年維騰堡會議的內容深刻的論文集[1]，以及以“馬克思。一條死狗？”[2]為題召開的2009年卡塞爾會議，都幾乎沒有提到MEGA2！隻有2008年特裡爾研討會的成果——論文集《保留了什麼？今日馬克思》[3]中，少量引用了MEGA2。2008年11月在裡斯本召開了馬克思大會，同年在不倫瑞克召開了類似的會議，2009年德國學術協會在華盛頓召開了題為“19世紀的卡爾·馬克思”的大型會議，當然還有多年來連續召開的巴黎國際馬克思大會。
明確以MEGA2為基礎的，迄今為止隻有一個例外，那就是由裡卡爾多·貝洛菲雷奧和羅伯托·菲內斯基編輯的論文集《重讀馬克思。考証版之后的新視角》（也是2006年貝加莫國際馬克思大會的成果），論文集雖然隻收錄政治經濟學的內容，但是在導言中正確地總結說：“新MEGA，即MEGA2，在更好的語言學基礎上開啟了徹底重新思考馬克思整座思想大廈的可能性。”
哈拉爾德·布盧姆出版了文集《德意志意識形態》，可惜隻能部分地利用原始稿，因為MEGA2第一部分第5卷尚未出版，但是同樣由布盧姆發起的“馬克思對一些重要人物的概念化和描述”會議去年在哈雷召開，作為“重點專題”發表在2009年《馬克思恩格斯年鑒》上，這次會議因為對MEGA2的若干利用而受人關注。[4]
編輯和研究相結合，意味著研究能夠和應該充分利用MEGA2。然而，做到這一點的前提是，應當知道哪些卷次出版了。了解這一點並非易事，因為當今的書籍價格昂貴，也許還因為MEGA2這四個部分卷次不是按照時間順序出版的。
自1990年到現在，MEGA2出版了25卷，在所謂的轉折之后竟然還能夠繼續出版，這一切並不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很多這樣的大型經典作家著作的版本因為歷史事件長期中斷或者干脆就終止了。考慮到這個版本1989年以前都是由蘇共中央和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的兩個馬列主義研究院出版，它能——當然也付出了很多——繼續出版就近乎是奇跡。
當時，1990年，在一個劇變的時代，少數目光敏銳而且屬於各個完全不同的政治陣營的人安排了MEGA2的繼續出版，但是這個奇跡的發生，應當要歸功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因為在全世界范圍內，人們雖然非常遲緩地公開承認（大多數人還不承認），但是都越來越認識到，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屬於人類的文化遺產，今天仍對我們很有教益，或者更確切地說：放棄他們的科學認識就是文明的損失，是科學史上的巨大倒退。比如，見於報端的就有這樣的說法（順便說一句，這是埃裡克·霍布斯鮑姆於1998年首先指出的），《共產黨宣言》中就已經相當貼切地描述過“全球化”。此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也有這樣的提示。大家不太熟悉的是（因為不是在著名的《宣言》中，而是在不太有名的《時評》中），我們的兩位作者早在1850年就提到了環太平洋國家未來的作用，並具體說到美國和中國將是歐洲的競爭者，而且還指出，那時人們可能會與一個社會主義的中國打交道：“那時，太平洋就會像大西洋在現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紀一樣，起著偉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線的作用﹔而大西洋的地位將要降低，就像現在的地中海那樣隻起一個內海的作用。歐洲的文明國家要避免陷入像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當前在工商業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可能就是進行社會革命，這個革命現在還不算晚，還能夠根據現代生產力所促成的生產本身的需要來變革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這樣，就可以創造出新的生產力，保証歐洲工業的優勢，從而彌補地理上的不利條件。”[5]
可見，這是一場確保歐洲對世界其他地方的優勢地位的歐洲社會主義革命！——這肯定不是按照國際主義設想的，這裡就開始了對馬克思的完全必要的批評。對於經典作家的崇拜應該是一去不復返了。唯一需要的是一種批判的即一種規范的學術的銜接，或者如德裡達所說的“出於忠誠的不忠誠”[6]。
當我1994年11月第一次在我們這個研討班作關於MEGA2的演講時，形勢要比今天更為嚴峻。過去的工作小組已經“被清理了”，兩年沒有出版新的卷次，應該還需要3年，才能再出版一卷。新的出版機構，阿姆斯特丹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IMES）和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BBAW）的MEGA編輯小組雖然已經成立，但是還沒有開始工作。從此以后，准確地說，從1998年起，形勢才有了根本好轉。
下面我對MEGA2的編輯工作所作的闡述，是以一位私人學者的身份進行的，無意侵犯編者的傳播學特權。1994年我還是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編委會成員，而現在我則作為一位局外人來作講演，盡管我從1964年起就是和MEGA2非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人之一。
我將不是簡單地羅列出版了哪些新卷次，而是要談談對“馬克思著作”說明了什麼這一點的整體理解，因為隻有從這一點出發才能判斷，每一個新卷次意味著什麼，缺失什麼。因為真正偉大的思想家的典型特征是，他們的著作一生都處於發展當中，還是出於這個原因，他們的所有著作都是彼此聯系在一起的，隻有從整體出發才能真正作出評述。
馬克思有3年時間擔任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領導，7年時間在第一國際總委員會，但是他有40多年的時間艱苦地、非常頑強地從事學術研究。隻有從他的學術活動出發，才能判斷，如何對他的觀點作總體的或具體的評價。如果不縱觀其生平活動的全貌，就不能真正理解其本質，在有限的材料基礎上不可避免地會對個別著作，當然也會對全部著作錯誤闡釋。過去在評價馬克思的著作時大多犯這種錯誤。
馬克思是一位博學的學者。像亞裡士多德、萊布尼茨、康德和黑格爾一樣，他不僅對世界史、外交政策、數學和自然科學、地質學和化學、國家法、藝術和文學等感興趣，而且對這些領域做過深入研究，試圖將所有這些具體的認識都融入到他的全部著作中去。這種整體視角意味著什麼，試以康德為例說明：他從1755年開始研究行星的起源理論，同時還提出了這樣的假說，即遙遠的恆星的星雲和我們銀河系類似。半個世紀后他以未完成的《遺著》告別人世，《遺著》對整個自然界作出了解釋。不知道這一點，就不能完全理解《純粹理性批判》。
上面提到的所有人都曾畢生積累新的知識領域，借助於這些新的知識自我批判地審視自己的著作，並試圖進行重新論証，而這些著作今天都是不完整地出版的。此外，黑格爾和馬克思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早期著作都長期不為人所知。我們必須認同默斯托的話：沒有完整出版的命運對於馬克思尤為嚴重，“在人類最著名的思想家中，這一命運特別降臨到了馬克思身上”[7]。
事實上，今天我們必須承認，過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的那個馬克思充其量只是部分的馬克思，主要是根據“基本著作”拔高的。人們害怕革命言論的稀釋——多麼地信心不足啊！關於自然，歌德寫道：“你攫取之處，都意趣盎然”，這也適用於馬克思：你開卷之處，他都是革命的。革命的意義不是持續粗俗地高喊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同時開展真正的、深刻的人文科學研究和“重大歷史意義上”的革命。
在《剩余價值理論》第九章一條隱晦的附帶說明中，馬克思在比較李嘉圖和馬爾薩斯時寫道：“一個人如果力求使科學去適應不是從科學本身……而是從外部引出的、與科學無關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觀點，我就說這種人‘卑鄙’”。還有，他在這一點上還說：“對他的科學犯罪。”[8]
20世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對這種罪行負有很大責任，他們誤認為已經掌握了無需作任何補充的“真理”。但是繼續研究不僅意味著找到証實“根本真理”的新例証，而且還意味著對整體不斷提出質疑。為了在這方面也精確體現歷史，我至少要順便指出：對“未完成項目”這一概念非常陌生的、對馬克思著作的“馬列主義的”理解，早在19世紀末就已經在第二國際特別是考茨基那裡深深扎根了。
當時有意識地部分採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之所以得到鼓勵，是因為《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這樣的重要著作在馬克思去世之后半個世紀才發表，並且在動蕩的20世紀30年代還不能產生全面、正確的影響。此外，MEGA第1版在出了不多的卷次以后就被希特勒和斯大林埋沒了40年。因此，長期以來，人們非常根本地認為，“早期著作”在原則上有別於成熟期著作，異化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范疇，等等。當時曾經宣告，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學說的實現”，但是直到1989年，馬克思恩格斯留傳下來的著作還隻發表了不到一半，此外，更加嚴重的是，那些著名著作有些是完全被誤讀的。而這兩個方面是互相聯系的！就這一點，我想起了施特凡·赫爾姆林的《暮色集》，他在其中就正確閱讀《共產黨宣言》中的話指出：
“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9]這句話的意思是，在馬克思那裡，首要的不是社會或者集體，而是個人（個人的自由當然不是屬於社會的自由，而是在社會裡和經過社會的自由）。這樣的思想在他的著作當中還能找到，我們在《大綱》和《資本論》當中也找到了相應的說法，不過特別清晰的表達，是在《宣言》前一年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在同麥克斯·施蒂納的論戰中說，應提出這樣的任務：“確立個人對偶然性和關系的統治，以之代替關系和偶然性對個人的統治。”並且，“這種由現代關系提出的任務和按共產主義原則組織社會的任務是一致的”。[10]
《共產黨宣言》中的這句話說明，在民主德國大肆宣傳的口號“從我到我們”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但是更為嚴重的是，《共產黨宣言》中的這段話，作為引用被直接排除在外，通常也不寫入所有共產黨和工人黨的綱領——但是當時（1979年）依然沒有進行關於正確理解馬克思的原則討論——以及對這些政黨自己的綱領的正確理解的討論！我認為，官方對赫爾姆林問題的無視[11]是世界體系爆炸10年之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破產聲明。
對馬克思著作採取錯誤態度有多種因素：比如，馬克思的一個根本提示被“遺忘”或忽視了：“無產階級革命……經常自我批判……十分無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動的不徹底性、弱點和拙劣。”[12]沒有真正參考經濟學手稿，這讓弗裡茨·貝倫斯感到氣惱。簡而言之，根本沒有列寧所說的“向馬克思請教”的態度。
可見，1989年世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對社會進步的影響是負面的，這一“轉折”在客觀上為更深入地理解馬克思創造了重要的前提條件，雖然在主觀上起初讓人很難理解。人們“隻”能利用這個前提。黑格爾稱之為“歷史的狡黠”，拿破侖和列寧認為：受過打擊的軍隊學得更好。我們現在也許才能正確理解恩格斯所提醒的，社會主義在經馬克思變成科學之后，也必須“像一門科學”一樣對其進行研究。
奧斯卡·內格特就曾指出，任何一種以社會主義為指向的當今的馬克思研究都必須首先帶有一種“道德決定”，即持一種“集體主義態度”，對20世紀以社會主義和馬克思名義犯下的罪行負責。[13]
這影響到編輯。雖然我們從未直接偽造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但是有相當大一部分沒有發表，我們還經常對馬克思恩格斯文本進行歪曲闡釋和評論。如果將完整性作為認識可能性的標准嚴肅對待，那麼不完整就近乎偽造了。
到蘇聯結束，斯大林主義的勢力確實始終致力於不僅曲解馬克思恩格斯著作，而且限制其規模。官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沒有，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也沒有考慮重新著手MEGA的工作。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視為藍本的俄文版全集中，沒有收入包括《經濟學哲學手稿》在內的早期著作，因此后來不得不出版兩卷補卷。但是還有一部分至今沒有發表，如1849年春在《新萊茵報》上發表的許多反對沙俄軍隊入侵革命的匈牙利的文章、《18世紀外交史內幕》——所有涉及列寧猛烈抨擊的俄國的“亞洲根源”以及沙俄外交政策的內容都被禁止發表！恩格斯1855年關於泛斯拉夫主義的草稿也被禁止發表。
即使從1953年起，特別是蘇共二十大后，莫斯科馬列研究院馬克思恩格斯室的一些工作人員與他們的柏林同事（這裡首先是路德維希·阿爾諾德）接洽，就新的MEGA進行審慎洽談以后，1956年5月德國統一社會黨政治局決定同意就新MEGA進行合作，起初也沒多少動作。但是，不應該忘記的是，蘇共二十大的一些代表曾就俄文版全集第1卷沒有收入馬克思的早期著作提出批評，海爾曼·克勒納爾在1957年《統一》第1期的評論中也對此提出了批評。
1956年后德國統一社會黨方面多次詢問莫斯科方面，但是直到1964年中，尼基塔·赫魯曉夫才在給瓦爾特·烏布裡希的答復中同意兩黨就新的MEGA進行合作，這是他最后的行動之一。這使得柏林歡欣鼓舞，結果提出了一個前后統一的歷史考証版MEGA的所有要求[14]，然而這些要求經過了多年才得以實現。
同樣，按照莫斯科的說法，也存在蘇共中央委員會內部的阻力：莫斯科馬列主義研究院院長在3年后才前往柏林討論這個問題：不收入第三者寫給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以及筆記——沒有筆記的馬克思是什麼？——而且50卷為上限，該版不能稱為“歷史考証版”，隻能稱全集，因為“人們不能考証經典作家”。
大家知道，雖然付出了辛勞，也作了一些妥協，科學的觀點還是得到了貫徹，收到赫魯曉夫的回信11年后，繼1972年出了一個試編本以后，新MEGA出版了頭2卷。
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編輯的歷史，迄今已經有大約170年了，這是一部為完整性而斗爭的充滿艱辛、甚至是富於犧牲的歷史。即使在今天，由於分散編輯，依然難以找到諸如波蘭手稿[15]這麼重要的文稿（實際上主要是一部18世紀英俄關系史），再如《數學手稿》（原准備收入第1版MEGA，其編者是索菲亞·亞諾夫斯卡婭，后來她被長期監禁在古拉格，但是手稿保存了下來，並且於1968年出版了俄文版，可惜幾乎沒有得到重視）、《人類學筆記》[16]和其他一些手稿。
與編輯史有關的一個問題是第二部分和其他著作分開，這可以追溯到MEGA第1版。這是錯誤的，因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思考並不是1857年才以《大綱》開始，它作為哲學、歷史學、經濟學等等問題的綜合而統一的研究過程最晚從1843年就開始了。在注明1939年11月莫斯科版的《大綱》第1版[17]的前言中，開篇就寫道：“1848年左右，他的剩余價值理論的基本特征已經確定下來了，（自從1843年以來）他已經做了大量工作。”在這個版本的附錄中收入了100頁馬克思於1851年春所做的李嘉圖著作摘錄。這一卷的編者是德裔俄羅斯人保羅·維勒，他於1941年遭遇德國飛機轟炸死於莫斯科。早逝的瓦爾特·圖赫舍雷爾在他1968年出版的書中陳述了馬克思早期開始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很多方面。[18]
撇開第二部分開始的具體時間點不談，將“著作”同與《資本論》有關的文章分開，就會割斷對馬克思研究過程的統一性的認識。現在雖然不能改變這個事實，但是我們能夠而且應該在使用MEGA卷次的時候加以注意。關於這個問題有人寫到，《資本論》不僅是馬克思的經濟學巨作，也是他的哲學巨作（他自己就多次強調他在寫作《資本論》時所運用的以黑格爾為基礎的特殊方法）。我的同事沃爾夫岡·庫特勒1983年出版了關於歷史學家馬克思的文集，他在詳細的導論性文章中指出，《資本論》也是馬克思的歷史學巨作。[19]
重構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編輯史也是一項必要的任務。除了洪特的概述[20]和德魯貝克的兩篇材料豐富的關於MEGA第2版前史的文章[21]，在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發表在我的同事羅爾夫·黑克爾擔任學術和組織領導的、自從1991年來每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論叢·新輯》上的大量文章，尤其是關於梁贊諾夫，關於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和莫斯科馬恩研究院在20世紀20年代的合作，關於斯大林主義和MEGA第1版的終結以及其他專題的5個特輯中的文章，其中包括了很多非常難得的原始資料，尤其是來自莫斯科的原始材料，還有回憶錄和其他材料。
我隻能就新出的MEGA2卷次作一個簡述，但是我認為，這樣的概覽對我們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激勵各自的研究和思考。
在民主德國時期（1975—1990年的15年間），大約出版了35卷（計算很困難，因為第一部分的3卷總共出版了10個分冊）。自那時起，又過去了20年，在這20年中出版了25卷。數量從每年大約兩卷下降到1.2卷，但是，這個速度與其他學術版本相比還是很快的。當然，還要注意，新出的卷次中很多在1990年前已經開始了，也就是已經做了大量前期准備工作，這些前期准備現在逐漸消化完了。另一方面也不應忽視，領薪水的編輯人員已經減少了大約5%。
——第一部分共32卷，已經出版21卷。尚待填補的空白涉及1844—1849年以及1856—1864年的著作（除了1860年的著作，即《福格特先生》）。
——第二部分除了第4卷第3分冊之外已經全部出版了。
——第三部分（書信）共35卷，已經出版12卷﹔包括最近出版的收錄1865年以前的書信的第12卷。
——第四部分（筆記）共32卷，出版11卷。這方面可能還會有重大的發現，比如，關於經濟學著作、俄國的農業經濟發展、世界史、數學等方面的摘錄筆記。馬克思筆記的重要意義還可以用下面的事實來表明，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馬克思對摩爾根的摘錄為基礎的。在這個方面我還要指出，如果再有人說，馬克思在晚年沒有做什麼重要的事情，那麼這些筆記就是他在1880年完成的，這是一個值得引用的事實。而地質學摘錄是他1878年6月以后做的。
現在我按照出版的時間順序，介紹1990年以來出版的各卷，當然每一卷隻能簡單提一下。
1990年，出版第一部分第29卷《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主要由我們多年的秘書約阿希姆·海爾曼編輯），第二部分第9卷（經過恩格斯審核的《資本論》第1卷1887年英文版）和第三部分第8卷（從1856年4月到1857年12月的書信）。
從1991年起，1990年9月正式成立的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IMES）成為出版者。當年出版了第二部分第10卷（恩格斯最后審閱和編輯的《資本論》第1卷1890年版）和第四部分第9卷，這是收入所謂的24本《倫敦筆記》（即1850—1853年的筆記）的4卷中的1卷。
第四部分第9卷告訴我們，馬克思早在研究詹姆斯·芬利·約翰斯頓的《農業化學和地質學演講集》中的農業化學時，在1851年就已經獲得了關於地質條件對作物生長的提示，這對地租理論具有重要意義。他同時還閱讀了關於地質形態的一些基本讀物，幾個月后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首次出現了“社會形態”概念[22]。
在同一時期，關於殖民理論的研究把他帶回古代世界的奴隸制社會。在后來討論印度的《倫敦筆記》第21—23本中，他又提出了“亞細亞生產方式”的這個概念。經過艱苦的仔細研究，關於生產方式的歷史順序的認識雖然已經成熟，但是直到1857年才在《大綱》的前言中出現關於這個歷史順序的話語，這句話太著名了，我用不著再在這裡引用了。但在這一點上我不禁要指出馬克思1861年經濟學手稿中的一段話：“正像各種不同的地質層系相繼更迭一樣，在各種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的形成上，不應該相信各個時期是突然出現的，相互截然分開的。”[23]
如果——希望很快——《倫敦筆記》完整發表，那麼就可以討論，在馬克思的創作中是否存在某種形式的長波，在這種形式下，他在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艱辛階段之后，“離開本題”做了大量關於歷史問題和自然科學問題、關於地質學和數學的摘錄。而其中有哪些有助於理解他的整體著作，我認為這和安娜利澤·格裡澤提出的問題相關，即馬克思是否認為當時的自然科學是社會理論研究的樣板，他進行自然科學研究的目的是否是要模仿這種樣板。馬克思尋求——在這裡明顯是模仿黑格爾——當時自然科學中所有超越機械的、非歷史的思考范圍的那些趨勢，從而得以綜合關於自然和社會的知識。這一點在他與達爾文的關系中表現得特別明顯。
但是對認識馬克思的著作尤為重要的是理解他的摘錄方式。維佩曼對這種方式表示不理解，說它“很奇怪”。馬克思對所閱讀的東西作很長的摘錄，只是偶爾才加上自己的評論（我記得第四部分第6卷關於居利希的世界經濟史的摘錄就幾乎達1000頁），他保存這些東西不僅是以備后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把它們變成自己的精神財富和工具，而這些東西今天可以瞬間復制。馬克思使人最感興趣的一點是，他有時幾乎不自覺地就從摘錄轉向自己的表述。
1929年，梁贊諾夫第一個談到要界定摘錄、准備材料和可以付印的文稿的困難。[24]這不僅僅是編者面對的一個問題，而且是馬克思創作過程的核心問題。據我看，迄今在這方面的最好例子是默斯托所提供的，他細致入微地分析了馬克思在撰寫《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時所做摘錄和所寫章節的多重交叉。[25]
在這個意義上MEGA2的第四部分是最有意思的一個部分。馬克思閱讀了什麼，摘錄了什麼，或者只是做了一些邊注？他在哪裡中斷？哪些用於后來出版的文章中？總之，清楚的是，馬克思從未採用過今天那種項目定向的也就是時限比較短的研究方式，這種方式會越來越限制科學研究，妨礙專家在長期內成長，從而使人很難達到科學上的頂尖成就。
1992年出版了第一部分第20卷（1864年9月—1867年9月的著作、文章和草稿，即在國際工人協會的活動的第一階段﹔像第一部分第21卷一樣，這一卷完整地發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參與撰寫的國際總委員會的文件）以及第二部分第4卷的第2分冊：馬克思的1863—1867年經濟學手稿，即資本論全部3卷的第一個草稿。
第二部分第4卷第2分冊出版后，出現了幾年的間歇，但是在這幾年中仍然為繼續出版做了很多基礎工作。1992年3月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在法國南部的普羅旺斯地區艾克斯市召開了一次會議，旨在修訂編輯准則。在編委會的多次協商中艱難辯論的結果是，在不放棄完整性原則的情況下，壓縮原來計劃的卷數。1992年以前，MEGA2各卷由狄茨出版社出版，此后狄茨出版社、民主社會主義黨理事會和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簽訂了一項協議，根據協議，MEGA2將由科學院出版社出版。這次調整是合適的，符合MEGA2的普遍一貫的學術化原則。
隨后，1998年出版了第四部分第3卷：1844年夏至1847年初的摘錄和筆記。其中有所謂的1845年的《布魯塞爾筆記》，馬克思集中精力研究政治經濟學就是從此開始的。摘錄的書中有一本是英國數學家和統計學家查理·拜比吉的《論機器和工廠的節約》1832年倫敦版，該書最先譯成法文版。當時馬克思忽略了拜比吉的暗示：勞動分工中的工藝不僅因剝削而產生異化，而且，因為技術（從而間接地是科學）在工作進程中的運用，在一定程度上悄悄地和順帶地產生了專業化，也就是帶來了人的解放，這一點甚至在當時的婦女勞動中也有所體現，這可能會重新改寫婦女解放的歷史。艾米·E.溫德林（來自美國奧馬哈市）在《卡爾·馬克思論技術和異化》[26]中談到了這一點。
第四部分第32卷（1999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藏書。已經查明的藏書的帶有簡介的目錄。這個目錄收錄1450本書名，實在是非常美妙的工具。本卷改變了原先在MEGA2中特別開設一個部分收錄書中邊注的想法。[27]
第四部分第31卷（1999年）：1877—1883年的自然科學摘錄，第一部分是馬克思的450頁化學摘錄，第二部分是恩格斯的150頁對磁學、電解、流電學以及原子論等方面的摘錄。
第一部分第14卷（2001年）：馬克思和恩格斯1855年的著作。這是200篇為《紐約論壇報》和《新奧得報》撰寫的文章，恩格斯的文章《歐洲軍隊》以及非常有意思的關於泛斯拉夫主義的材料。《說明》指出，馬克思並不了解1925年才發表的、最近才被討論[28]的當時一些文件，這些文件証明，帕麥斯頓勛爵根本沒有像馬克思和其他同時代人一起堅定認為的那樣，與沙皇俄國簽訂了盟約，帕麥斯頓秘密的沒有實現的戰爭目標，是“非常理想的”，那就是將俄國排除在歐洲大國的圈子之外。[29]
第三部分第13卷（2002年）：1864年10月—1865年12月的書信。
第一部分第31卷（2002年）：1886—1891年2月的文章，等等。這裡最有意思的是恩格斯關於《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的材料。
第三部分第9卷（2003年）：1858—1859年8月的書信。
第二部分第15卷（2004年）：由恩格斯編輯的《資本論》第3卷1894年漢堡版。這一卷的出版在政治經濟學家中間引起了比較激烈的爭論：恩格斯在編輯馬克思遺留下來的手稿（現在已盡可能地在第二部分第4卷發表）時，是隨心所欲的，還是嚴格遵循了馬克思本人的意圖？[30]這一問題同樣也涉及2005年出版的以下一卷。
第二部分第12卷：《資本論》第2卷，這是恩格斯1884—1885年的編輯稿，是在仙台大學的編輯小組共同編輯的，由此非常明顯地體現了MEGA2的國際性。
第三部分第11卷（2005年）：1860年6月—1861年12月的書信。
第四部分第12卷（2007年）：1853年—1855年1月的摘錄筆記。除了克裡木戰爭前夜的外交專題之外，本卷首先收錄了馬克思關於西班牙歷史的5本摘錄筆記，以及與此相關的對梯葉裡《第三等級的形成和發展史概論》的摘錄。在這裡馬克思發現自己關於中世紀的城市公社是現代資產階級的胚胎的觀點得到了証明。但是，這次他沒有將自己的這一最重要的發現記入筆記，而是寫在1854年7月27日給恩格斯的信中——這反過來又體現了MEGA2全部四個部分的統一性。在這封信中，馬克思在談到12世紀舊的勢力反對新興城市資產階級的斗爭時說：“‘公會’這個詞同今天的共產主義一樣，常常受到辱罵。”[31]
該卷的摘錄還存在另外一個難題：因為宗教問題既在西班牙歷史上存在，也由於巴勒斯坦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沖突成為克裡木戰爭的原因之一，所以馬克思對此重新加以研究，同時還研究俄國東正教的歷史。與這一研究相關，他在給《紐約論壇報》撰寫的一篇文章中贊同法國外交官塞扎爾·法曼的著作（對這部著作他也作了摘錄）：《可蘭經》及以其為基礎的立法將穆斯林和異教徒割裂開來，從而奠定了永久的敵對狀態。[32]
2008年出版了第二部分第11卷（《資本論》第2卷的手稿）和第二部分第13卷（《資本論》第2卷的刊印稿1885年漢堡版）。
2009年出版了第一部分第21卷：1867—1871年3月，即第一國際到巴黎公社開始時期的著作。這裡非常有意思的是同巴枯寧論戰的材料，還有恩格斯為愛爾蘭史撰寫的草稿和收集的材料。
2010年出版了第一部分第32卷（1891—1895年的著作），2011年要出版第一部分第30卷。到時，屬於第一部分的恩格斯1895年以前的晚期著作就全部出版了。（第30卷還收錄恩格斯的費爾巴哈提綱的稿本及所有異文，但是隻涉及文風和標點。）
不久有望出版的是地質學摘錄（第四部分第26卷）。這一卷拖延出版是因為人們對“說明”有意見，但是在普羅旺斯艾克斯會議上已經決定，將來在“說明”中不再闡述內容方面的問題，而隻闡述原文發表方面的問題。[33]可惜人們沒有遵守這條明智的規定。
最近幾年的情況表明，在全世界范圍內，重新開始了對馬克思著作的科學研究，當然也研究恩格斯的著作（幾天前，為紀念恩格斯誕辰190周年，柏林MEGA促進協會召開了一次國際研討會，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在烏珀塔爾也召開了一個會議[34]）。不容忽視的是，馬克思今天已經居於社會科學的最偉大的思想家之列。從來也沒有像21世紀的頭幾年這樣，有如此多的關於馬克思的討論，有如此多的關於馬克思的出版物[35]——這在很多情況下肯定不是出於對馬克思的理解同情，而是對當前的全球資本主義及其后果感到震驚和不安的世界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中尋求答案。“當前的馬克思復興是時代的產兒，在這個時代，全世界曾許諾的樂觀主義一直晦暗不明。”[36]
最近幾年出版了9本新的馬克思傳記[37]，但是大部分沒有以新的材料研究為基礎。關於恩格斯，年輕的倫敦歷史學家特裡斯特拉姆·漢特不怎麼嚴謹地寫了一本《穿禮服的共產主義者》。關於青年恩格斯關鍵的不來梅歲月，近期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38]
對於作為政治學家的馬克思也許隻能找到非常少的新材料。但是已經為人所知的材料也足以使人深入研究他的政治理解，他的理解顯然不是像人們長期以來所描述的那樣片面。杰拉爾德·胡布曼首先從馬克思的政論活動出發，在文章《改革還是革命？論馬克思的政論文章》[39]中提出了“馬克思思想中的民主—改革軌跡”這個論題，但至今隻有很少人注意到這個論題。與波普爾相反，胡布曼得出結論說，馬克思“根本不可能是決定論甚或極權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也不是開放社會的敵人”。
我認為這同以下事實有聯系，1860年左右的馬克思幾乎有10年時間放棄了政黨活動，在此期間他一直在英國博物館做研究，他的生活靠給《新奧得報》（布勒斯勞）、《紐約論壇報》撰寫通訊以及為美國百科全書撰寫條目來維持，他曾打聽如何成為倫敦皇家科學協會的成員。這是第一國際和德國社會民主黨成立之前的一段時期，當時還沒有想到要成立社會民主黨。從1858年起，馬克思試圖重新回到德國。1860年，還在撰寫《福格特先生》之前，他在柏林提起訴訟，以便打通在德國重新開始政治活動的道路。還是這個馬克思1861年去了柏林，拜訪了哲學協會以及青年黑格爾派的朋友科本，和拉薩爾商量創辦一家報紙。經常受邀參加我們會議的羅爾夫·德魯貝克發表了兩篇關於這次旅行的內容豐富的文章[40]，可惜在他逝世之前未能寫出更大的文章。
至於圍繞馬克思的學術討論，政治經濟學是重點。部分原因在於MEGA2的第二部分基本出齊了，其根源卻早在阿爾都塞1971年出版的《讀〈資本論〉》中。英格·艾爾伯的《馬克思在西部。1965年以來聯邦德國的新馬克思讀本》一書的重點也在《資本論》。這種情況在揚·霍夫的《全球的馬克思》（副標題是《自1965年以來國際馬克思討論的進展》）中得到繼續發揮，其中主要反映了政治經濟學的爭論。[41]
希望未來能夠對歷史學家或當代史學家以及哲學家馬克思有一定的傾斜。亨德裡克·瓦拉特的文章《馬克思思想中的概念顛倒》[42]在理論上刺激了關於異化概念的無盡討論，這篇文章不僅考察了馬克思的早期著作，而且還考察了他的全部著作，並將異化、物化和拜物教這幾個概念分別歸為顛倒這個上級概念的第一、第二和第三維度。總之，《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還遠遠沒有得到徹底研究﹔現在又出版了很多新版本，有些還加了大量注釋。[43]
盡管上述文章中的很多內容，即使馬克思看了也肯定會搖頭。比如說，什麼也不能代替自由競爭﹔共產主義制度在原則上是不可能的﹔異化是現代性和自由的代價。但是，給我們的總體印象是對馬克思著作進行了相當全面的研究。在這方面還有亮點，比如美因茨法哲學家格哈德·恩格爾在維騰堡爭論中說的：“至於說到縮短工作日，那麼馬克思后來將縮短工作日視為一種經濟制度的人性化的決定性標准。事實上：我並不知道還有更好的標准。但是這也意味著：像我們這樣的社會沒有能夠避免周工作時間的（再度）增加和失業人數的（再度）上升的社會，馬克思肯定也要指責它陷入了人道主義意義上的貧困化，因為很明顯，人們還沒有那麼透徹地看透經濟機制，以致不能繼續減緩資本主義經濟的人道主義偏癱症。”[44]
在為當前患病的社會制度進行診斷時，人們日益以馬克思為依托，科學界遲早會發現，馬克思的著作還包含一種療法。如果《共產黨宣言》、《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的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即巴黎公社的馬克思現在依然站在這些爭論的幕后，那麼這就不會使人感到不安了。這個革命的馬克思還活在為資產階級報紙撰寫的數百篇文章中，活在數以千頁計的對看上去冷僻的科學領域所做的摘錄中。我們必須正確地閱讀他的著作，努力理解他的全部著作的內在聯系。我們必須放棄這樣的想法：我們已經知道了馬克思的重要的東西，一些摘錄筆記不會帶來什麼具有顛覆性的新東西。這種想法是根本錯誤的。事實上，馬克思的著作始終還是一塊尚未發現的新大陸。經濟倫理學家英格·皮斯在結束他的關於本文開頭時所說的維騰堡會議的引論時說：“建設性地解讀馬克思在很多方面也許才剛剛開始。”[45]
注釋：
[1] Ingo Pies und Martin Leschke，Hg.，Karl Marx’Kommunistischer Individualismus，Tübingen，2005.
[2] Heinz Bude，Ralf M.Damnitz，André Koch，Hg.，Marx.Ein toter Hund? Gesellschaftstheorie reloaded，Hamburg，2010.
[3] Bouvier，Harald Schwaetzer，Harald Spehl，Henrieke Stahl，Hg.，Was bleibt? Karl Marx Heute，Trier，2009.
[4] 堅持MEGA當然和研究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MEW）並不矛盾，德文版對於研究也有自己的價值。
[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76頁。
[6] Jacques Derrida，Marx‘Gespenster：Der Staat，die Schuld，die Trauerarbeit und die neue Internationale，Frankfurt，1995.
[7] Marcello Musto，“The Rediscovery of Karl Marx”，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52，No.3，p.477.
[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6卷第2分冊第126頁。
[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頁。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515頁。
[11] 重點在“官方”﹔當然在民主德國有一些嚴肅對待這一問題、在馬克思的意義上進行回答的科學家。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4頁。
[13] Oskar Negt，“Neuzugänge zum Marx’schen Denke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30.Juni 1997，S.38.
[14] Martin Hundt，“Eine Episode aus der Geschichte der MEGA2（1964）”，MEGA-Studien，1995/1，S.93-99.
[15] Karol Marks，Przyczynki do Historii kwestii Polskiej（Rkopisy z lat 1863-1864），Warszawa ，1971.原本計劃同時在華沙、柏林和莫斯科出版，因為政治原因而停止。
[16] Lawrence Krader（ed.），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 (Studies of Morgan，Phear，Maine，Lubbock)，Assen，1974.
[17] 分兩卷出版，1939年和1941年莫斯科版。
[18] Walter Tuchscheerer，Bevor “Das Kapital” entstanden，Die Herausbildung und Entwicklung der ökonomischen Theorie von Karl Marx in der Zeit von 1843 bis 1858，Berlin，1983.
[19] Wolfgang Küttler，Das geschichtswissenschaftilche Erbe von Karl Marx，Berlin ，1983.
[20] Martin Hundt，“Gedanken zur bisherigen Geschichte der MEGA”，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NF 1992，S.56-66.
[21] Rolf Dlubek，“Frühe Initiativen zur Vorbereitung einer neuen MEGA(1955-1958)”，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Neue Folge，1992，S.43-55﹔Die Entstehung der，“zweite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m Spannungsfeld von legitimatorischem Auftrag und editorischer Sorgfalt”，MEGA-Studien 1994/1，S.60-106.
[2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1頁。
[2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7卷第472頁。
[24] MEGA1第一部分第1卷第2分冊的導言第19頁。
[25] Marcello Musto，“Marx in Paris：Manuskripture und Exzerpthefte aus dem Jahre 1844”，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Neue Folge，2007，S.178-196.
[26] Amy E.Wending，Karl Marx on Technology and Alienation，Basingstoke，2009.杰拉爾德·胡布曼(Gerald Hubmann)的評論載於Marx-Engels-Jahrbuch 2009，Berlin，2010，S.211-216。
[27] 1983年出版了試編本，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八本書所作的邊注。
[28] Hermann Wentker，Zerstörung der Groβmacht Ruβland? Die britischen Kriegsziele im Krimkrieg，Göttingen/Zürich，1993.
[29] 當然，阿克塞爾·魯迪格的《政治使命：卡爾·馬克思論帕麥斯頓勛爵、路易·波拿巴和亞伯拉罕·林肯》（2009年《馬克思恩格斯年鑒》第148—175頁）中沒有提到這一點。 (Axel Rüdiger，“Der Beruf der Politik：Karl Marx über Lord Palmerston，Louis Bonaparte und Abraham Lincoln”，Marx-Engels-Jahrbuch，2009，S.148-175.）
[30] 關於這次爭論的概況見羅爾夫·黑克爾《馬克思的資本論第2卷手稿的出版開啟的新視角》，載《重讀馬克思》（Rolf Hecker，“New Perspectives Opened by the Publication of Marx’Manuscripts of Capital”，Vol.Ⅱ.，Re-reading Marx：New Perspectives after the Critical Edition，London，2009，pp.17-26）。
[3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8卷第384頁。
[3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0卷第180頁。
[33] 見《MEGA編輯准則》1993年柏林版第30頁( 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Berlin 1993)。我早在1964年的文章中就提出刪去“說明”的建議。
[34] Rolf Jüngermann，“190 Jahre Friedrich Engels-40 Jahre Marx-Engels-Stiftung”，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2011/3，Nr.85，S.182-185.
[35] “今天全世界讀得最多的，同時也是引用最多的社會思想的經典著作家就是卡爾·馬克思。” Heinz Bude，“Der Name Marx”，Marx.Ein toter Hund? S.53.
[36] André Koch，Ralf M.Damnitz，“Anmerkungen zur gegenwärtigen Marxrenaissance”，Marx，Ein toter Hund?，S.11.
[37] Francis Wheen，Karl Marx，München，2001﹔Jacques Attali，Karl Marx ou l’esprit du monde，Paris，2005; Rolf Peter Sieferle，Karl Marx zur Einführung，Hamburg，2007; Michael Berger，Karl Marx，Paderborn，2008; Bernd Ternes，Karl Marx，Eine Einführung，Konstanz，2008; Klaus Körner，Karl Marx，München，2008; Wolfgang Wippermann，Der Wiedergänger，Die vier Leben des Karl Marx，Wien，2008; Rolf Hosfeld，Die Geister，die er rief，Eine neue Marx-Biographie，München，2009.
[38] Johann-Günther König，Friedrich Engels.Die Bremer Jahre 1838 bis 1841，Bremen，2008.
[39] Beatrix Bouvier，Harald Schwaetzer，Harald Spehl，Henrieke Stahl(Hg.)，Was bleibt? Karl Marx heute，Trier，2009，S.159-174.
[40] Rolf Dlubek，“Auf der Suche nach neuen politischen Wirkungsmöglichkeiten，Marx 1861”，Marx-Engels-Jahrbuch 2004，Berlin，2005，S.142-175﹔“Marx’Hinwendung zu Berlin”，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NF 2006，S.231-270.
[41] 見阿爾弗雷德·施密特的書評，載2009年《馬克思恩格斯年鑒》第216—219頁。
[42] Marx-Engels-Jahrbuch，2008，S.68-102.
[43] 比如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手稿》，米夏埃爾·奎安特作注，2009年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版。
[44][45]《卡爾·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個人主義》（Tübingen，2005，S.48，S.30）。
（作者：國際MEGA編輯委員會成員，譯者：中央編譯局馬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