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李漢俊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情況的探討

首先申明，這是一個探討性的題目，因此不像一般論文那樣對全部內容做十分確定的描述。我想，召開研討會的本意就包括讓學者們坐在一起探討一些尚未弄清的問題。這裡我想同與會者探討關於李漢俊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的情況，將對已知由他翻譯的譯著、以及原著、譯者的情況作一些史實上的補充、更正，並根據一些已掌握的線索就他可能翻譯其他著作的情況進行探討、提出若干推測，以就教於同行。^[1]

李漢俊十分重視革命理論的系統介紹和翻譯。早在1920年3月，他就對新文化運動中出版的多是雜志，發表的多是“高談的短篇文字”表示不滿，主張“懂外國文字的人，…… 放下工夫多翻譯幾本書籍，尤其以社會科學的書籍最要緊。”^[2]同年6月6日，他參與編輯的《星期評論》發表“刊行中止的宣言”，聲稱：同人決意在本刊中止后，努力致力於學術的研究，並准備“刊行有研究價值的關於社會主義的書籍”等，要以自己的腦力、體力“為改革社會盡力”。^[3]次日，由原《星期評論》社和《建設》雜志社合組的“社會經濟叢書刊行會”便發布了一則出版預告，強調“經濟組織底改造是社會改造底基礎”，認為在也面臨著經濟組織改造運動的中國，“斷片的批評，於今后思想界沒有多大的貢獻”，表示要“從事於系統的研究”，並“致力於翻譯和著述”。^[4]可見，系統研究、翻譯和著述社會主義理論書籍，特別是與經濟組織改造有關的著作，是李漢俊及他所在的群體那時的強烈願望和行動計劃。

在籌組中國共產黨期間，李漢俊仍然不忘此任務，曾說：“要搞社會革命，便不得不依靠宣傳鼓動。……當務之急乃是著述”﹔並表示要不避自己肉軀的勞苦傾全力把手裡的“種子”播向中國萬裡荒蕪的大地。^[5]由於他很早便認定：近世社會主義“以馬克斯派底社會主義為中樞”，^[6]因此，他打算播撒的“種子”實際上是指馬克思主義。那麼，李漢俊在介紹、宣傳馬克思主義方面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尚需深入細致的大量研究工作。這裡，我把研究范圍縮小為探討李漢俊翻譯馬克思原著，特別是經濟學方面著述及相關介紹性著作的情況。本文將對已知由他翻譯的譯著、其底本、原本及原著譯者的情況作一些史實上的補充、更正，並根據已掌握的線索就他可能翻譯其他馬克思著作的情況進行探討、提出若干推測，以就教於同行。

一、關於李漢俊最早翻譯的馬克思主義著作

學界一般公認李漢俊翻譯的第一部馬克思主義著作是1920年9月由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的《馬格斯資本論入門》。^[7]它是根據1919年日本文泉堂出版的遠藤無水的日譯本《通俗馬克思資本論》翻譯為中文的。關於日譯者遠藤無水的資料很少，現知他本名遠藤又四郎（1881-1962），早年為基督徒，自從成為社會主義者后，曾寫作、翻譯社會主義著作，后來參加國家社會主義運動。^[8]

對於此書的原著Shop Talks on Economics及原著者馬爾西（Marry E. Marcy），國內學者了解得似乎也不多。馬爾西（1877-1922）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曾任在美國出版的當時非常有影響的革命刊物《國際社會主義評論》（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的編輯。李漢俊將此刊名譯為《萬國社會黨評論》，后被有的學者想當然地寫為《國際工人協會評論》。其實，於1900年創刊的該評論不可能是第一國際的刊物，也不算第二國際的機關刊物。它與美國社會黨左翼和美國的世界產業工人同盟（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關系密切，不贊同第二國際的若干政策，堅決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傾向於支持反對議會政策的革命行動。作為國際主義者的馬爾西，還特別關心東方的工人解放運動，1918年曾幫助日本社會主義者片山潛修改《日本勞工運動》（The Labor Movement in Japan）一書的英文。馬爾西著作Shop Talks on Economics1911年由美國社會主義出版機構Charles H Kerr Co-operative出版。

這部著作不僅像李漢俊在譯者序裡介紹的“將馬格斯經濟學說底骨子即商品、價值、價格、剩余價值，以及資本和勞動底關系用很通俗的方法說明了出來的”，而且還充滿了革命精神。試舉最末一段（李譯）：“我們非以產業為基礎團結起來不可。我們要有拿著我們的政府去撤廢資本主義的准備，同時我們又非代替他們的地位，把世界的勞動者收容到我們產業的團結裡面，一致的來廢止工銀奴隸制不可。”在英文原著裡，每一章后面都有一系列問題，以助讀者深入思考。譬如末章的問題中就有“利潤從何而來？”“什麼是剩余價值？”最后一個問題是“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是什麼？”但日譯、中譯本均沒有這些問題，^[9]這實在是個缺憾。

在譯者序裡，李漢俊告訴讀者，戴季陶翻譯了考茨基的《馬克斯資本論解說》，但因為一般人不容易了解，故應當先讀《馬格斯資本論入門》或原本。這段話反映出，李漢俊對戴譯考茨基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著作也很熟悉。

《馬克斯資本論解說》原著是德文本，直譯應當為《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10]以高畠素之的同名日譯本為底本翻譯的中譯於1919年11月至1920年9月在《建設》雜志連載時，^[11]譯者隻署名戴季陶或戴傳賢。1920年6月7日《民國日報》刊登的“社會經濟叢書第一期出版預告”上，在預計將於1920年9月出版的考茨基《資本論解說》書名前，也僅寫了戴季陶譯。可是，在1927年10月出版的《資本論解說》裡戴季陶寫的序言卻透露：此書“翻譯的工作，是我和執信先生兩人共同作了二分之一，和漢俊兩人作了四分之一”，后於1927年才由胡漢民完成。從胡漢民的序中可看出，戴季陶等自《建設》刊載《馬克斯資本論解說》后，沒有續譯﹔后三章是由胡一人補譯的。^[12]這便表明，戴季陶、朱執信與李漢俊的翻譯工作至遲於1920年9月《建設》停刊以前結束。由於合譯者之一朱執信在1920年9月21日被殺，就更証實了這一點。此外，由於戴季陶1920年6月17日離上海去湖州修養，所以合作翻譯工作大概自那時便中止了。^[13]這樣，從時間上看，《馬克斯資本論解說》就很可能是李漢俊參與翻譯的第一部馬克思主義著作，或至少是與《馬格斯資本論入門》大約同時進行的。當然，在《馬克斯資本論解說》的翻譯過程中，李漢俊大約也像幫陳望道校閱《共產黨宣言》和幫李達從德文補譯部分《唯物史觀解說》那樣，隻起了某些輔助作用，故不為人所知，且未被研究者所重視。

由於這批孫中山的追隨者在早期介紹馬克思主義上作的貢獻，瞿秋白曾把李漢俊、戴季陶、胡漢民、朱執信與陳獨秀都稱作“中國第一批的馬克思主義者”。^[14]但實際上，正如戴季陶在《資本論解說》的“序”中所寫，譯者中僅有“漢俊是馬克斯主義者”，而其他譯者隻能算作馬克斯主義的“研究者”或“介紹者”。^[15]這個評價很有見地。的確，與當時其他傾向社會主義的國民黨理論家相較，李漢俊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程度最高，而且他試圖以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武器來指導工人運動。僅從《馬格斯資本論入門》裡的多個譯者注中便可看出這一點。例如他在注10中寫道：“勞動者是一個階級，利害都是一致的”，要“使勞動者成一個階級來奮斗，使勞動運動更為有力”﹔在注11中指出，隨著機器的進步，勞動者間熟練不熟練的區別差不多消失了，新的以所有工人為基礎組成的產業工會有“勃興之氣”﹔堅信：“真正的勞動運動隻要勞動者有了階級覺悟，能夠多數團結起來就有了”，“他們隻要能夠多數團結起來奮斗，無有不成功的。”這些話，顯示出李漢俊是一個真正為無產階級解放而奮斗的馬克思主義者。

二、李漢俊是否翻譯過《價值、價格及利潤》？

在《馬格斯資本論入門》序的末尾，李漢俊還建議讀者，看過這本書后再讀將“馬格斯經濟學說底全體都發露在裡面”的馬克思於1865年在國際工人協會做的講演 — 《價值、價格及利潤》（Value, Price and Profit），並透露“鄙人現在著手這本書底翻譯，大約不久就可以出版。” 盡管李漢俊寫得如此直白，以往仍沒有研究者指出李漢俊翻譯過《價值、價格與利潤》。這是因為，一般學者沒有發現李漢俊翻譯的這部中譯本出版的消息。

筆者很早便注意到，1921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9卷5號內刊登的“人民出版社通告”中“馬克思全書”一欄裡有李定譯的《價值價格與利潤》。可當時乃至后來，未聞有名叫“李定”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因此，我曾猜測，“李定”可能是李漢俊的一個筆名，但又苦無証據。帶著這樣一個猜測，我步入了新的世紀。

2005年春，東京曉星學校提供給我幾份關於李漢俊在該校就學的檔案，^[16]其中一頁《學籍簿》的“氏名”欄裡，赫然有毛筆字填寫的“李定”二字﹔“定”字后來被劃去，改為“人杰”。這說明，“李定”是李漢俊在曉星中學注冊時使用的名字，是他在20歲取得正式的字 — “人杰”之前的曾用名。

據此，筆者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上述通告中寫的《價值價格與利潤》的譯者“李定”很可能就是李漢俊。如此，李漢俊在《馬格斯資本論入門》序中寫自己正在翻譯《價值、價格及利潤》，並且該著即將出版，所言不虛。即便李定譯本最終可能沒有出版，但李漢俊曾經翻譯過這部馬克思的重要經濟學著作這件事，則應當沒有什麼疑義。

三、關於李漱石翻譯的馬克思主義著作

就在前述1921年9月《新青年》刊載的“人民出版社通告”上，還預告了李漱石翻譯的馬克思著作《資本論》、《經濟學批評》、《革命與反革命》已出版或即將出版的消息。其中，《資本論》的下方有個括號，裡面寫著“已出版，定價一角”。鑒於那時在中國還沒有人翻譯、出版《資本論》，且大部頭的《資本論》譯本售價不可能僅一角，我認為通告裡的這個《資本論》實際上就是同一期《新青年》上“新書出版”廣告裡定價一角、且已出版[過]的李漢俊譯《資本論入門》。有的后來 出版的李漢俊譯《馬格斯資本論入門》封底也寫著“馬格思資本論”。

通告裡預告要出版的《經濟學批評》，應當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李漢俊以后在自己的著述裡多次引用此著“序言”裡的唯物史觀公式，特別在《唯物史觀講義初稿》（乙）^[17]中大段摘引了該“序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該講義（首冊）裡開列的中英文參考書目中僅給出該著英文書名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而未像書目中若干其他書那樣同時給出中譯書名及譯者，表明他似乎沒有參考現成的中譯。用此講義中的《經濟學批評》“序文”摘譯與河上肇著、淵泉（陳溥賢）譯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載1919年5月5-8日《晨報》）和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新青年》第6卷第5、6號）裡摘引的《經濟學批評》“序文”做比較可發現，它們不僅文字表述不同，且前者比后兩者引述的內容稍多。這說明，李漢俊這裡沒有照抄陳、李譯文，也非譯自河上肇的日文引述。另外，他不僅在講義中的此序譯文裡和注釋中保留了不少德文的人名、地名、刊名和政治經濟學術語等專有名詞，更在1922年1月1日於《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發表的“我們如何使中國底混亂趕快終止？” 一文中引用此序時特別注明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德文名。這顯示他很可能直接從德文翻譯了該書序言。

此外，通告裡的《革命與反革命》則應為馬克思著的《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

對於“李漱石”是李漢俊的一個筆名，學者們基本上沒有什麼異議，因為它是李漢俊原名“李書詩”的諧音。茲再提供如下佐証：

據1922年7月《新青年》9卷6號廣告，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太平洋會議與吾人之態度》的作者為李漱石。該小冊子實際上就是《共產黨》第6號^[18]上刊載的筆名為“汗”寫的“太平洋會議及我們應取的態度”。如果“汗”和“李漱石”這兩個與李漢俊名字有明顯關聯的筆名還不足以確定作者的真實名字，那麼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裡寫著“印李漢俊批評太平洋會議小冊子”，^[19]便直截了當地點出了作者的真名。這便可以肯定，李漱石確實是李漢俊用過的筆名。

除了上述幾部馬克思的著作標明譯者為李漱石外，據悉，人民出版社於1922年6月底出版的馬克思全書中，還有李漱石翻譯的《〈資本論〉初版序言》。^[20]盡管我至今未覓到它成書出版的蹤影，但就在1922年6月6日，李漢俊於《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發表的“研究馬克思學說的必要及我們現在入手的方法”裡，大量引用了馬克思為《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寫的序言中五個關鍵段落，從“我在這本書裡面所研究的，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及與這方法相應的生產事情和交換事情”到“能夠縮短、亦能夠緩和分娩底苦痛”約一千二百字。以此與《國民》（月刊）2卷3號（1920年10月）刊登的費覺天譯《馬克思底資本論自敘》（即《資本論》第一版序言）詳加比較，發現有顯著不同。^[21]這便基本上可以肯定，李漢俊翻譯過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至少是主要部分，並曾大力推介。

在此順便指出，李漢俊的《唯物史觀講義初稿》（乙）中載有他親譯的《資本論》第1卷第24章第7節“資本家的集積之史的傾向”（通譯為“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之全部，第3卷第3篇“利潤率之傾向的下落的法則”（通譯為“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及其他部分的摘譯。從它們雜有德文詞匯來看，這些《資本論》中非常重要的內容當是李直接從德文翻譯的。因此，李漢俊可算是較早在中國譯介《資本論》的人之一。

四、誰是最早出版的《雇佣勞動與資本》中譯本的譯者？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我與劉建一曾拜訪和信訪數十位在中共成立不久后入黨的老同志。其中1922年曾和十幾位湖北女子師范同學到李漢俊家參加婦女讀書會的袁溥之在回信中寫到：“以前我曾讀到過《工錢勞動與資本》（即《雇佣勞動與資本》），現在知道他（李漢俊）就是此書的譯者，自然十分敬佩。” ^[22]她記得《工錢勞動與資本》是淺黃色書皮，但記不清是何年出版的。^[23]請注意，袁溥之寫“現在知道他就是此書的譯者”，表明她以前讀到《工錢勞動與資本》時，尚不知其譯者是李漢俊﹔這似可理解為，那本書所署譯者名並非李漢俊的真名。劉子谷在接受採訪時，也說李漢俊翻譯過《工錢勞動與資本》，並在這本小冊子出版后，把全部稿費交給武漢黨組織作活動經費。^[24]鑒於劉子谷是1923年以后才認識李漢俊的，他談的可能是一個較晚出版的版本。^[25]

以這些珍貴的回憶為線索，我曾努力尋找李漢俊譯《工錢勞動與資本》的蹤跡，先后在中國革命博物館、湖北省博物館和“一大”紀念館保管部看到了早期出版的 《工錢勞動與資本》中譯本。[圖7]雖然它們都像袁溥之回憶的那樣為淡黃色書皮，譯者卻都署名“袁讓”。我還注意到，1921年9月1日《新青年》9卷5號廣告上有“袁湘”譯《工錢勞動與資本》已出版的消息。1921年出版的譯本是否確有署名“袁湘”的，或者是廣告上印錯了字？筆者尚不敢擅斷。總之，不論是“袁讓”還是“袁湘”，似乎都與李漢俊的名字挨不上邊。

可是，1981年12月21日，時任武漢市文史館館員的龍從啟告我，在李漢俊的家鄉潛江縣袁橋村（原名袁家橋），“袁李不分家”。那時我便想，李漢俊會不會採袁姓筆名呢？后來我看到袁橋村的袁林老人1998年9月給李書城女兒李小文寫的一紙文字，[圖8]上書“袁李同宗”，“袁李分五大房”，並寫出各輩的字派“先業肇家遠，書聲振國昌，……”。2005年10月13日我隨李書城、李漢俊的幾位后人一同去潛江袁橋村，村裡安排與我們見面的親戚中不僅有姓李的，也有姓袁的。對於我的提問，他們幾乎是異口同聲地回答：“袁李是一家”，並告我，袁、李姓村民均按先祖定的同樣字派排輩、取名。^[26]至此我確信，在李漢俊的家鄉，袁、李兩姓人家有密不可分的關系。這樣，就不能排除李漢俊用袁姓筆名的可能。再者，《工錢勞動與資本》袁讓譯本譯自德文本，並參考了英譯本。^[27]鑒於當時在中國既懂英語又懂德語的中國社會主義者極少，故學過並掌握這兩門外語的李漢俊為譯者的可能性較大。

退一步說，即使李漢俊不是袁讓譯本的譯者，也不排除他是《雇佣勞動與資本》其它中譯本的譯者。李漢俊在“研究馬克思學說的必要及我們現在入手的方法”一文中，在介紹中國已有的關於馬克思學說的書中曾列出袁讓譯《工錢勞動與資本》，但他在其編寫的武昌師范大學講義《唯物史觀講義初稿》〈乙〉第39頁中，在引用《工錢勞動與資本》中譯本時，卻沒有像引用其他馬恩著作中譯本那樣標明“陳望道譯本”、“李培天譯”等。這似乎暗示，他所參引的是自己翻譯的本子。

五、關於李漢俊譯馬克思著作出版情況的推測

以上我初步考察了李漢俊翻譯若干馬克思主義著作，特別是經濟學著作的情況。^[28]那麼，這些譯著的出版情況如何呢？我們知道，李譯《馬克思資本論入門》一版再版，曾由新青年社、長沙的文化書社、武漢的利群書社、濟南的齊魯書社、北京大學出版部等代銷，成為那個時期“銷售最多的書”之一。^[29] 這本書一度被列為共產黨各地初期組織和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重要學習資料，並被許多共產主義者和進步人士閱讀。此外，疑為李漢俊譯的《工錢勞動與資本》也再版多次，它和李譯《馬克思資本論入門》兩書同被北京大學“亢慕義齋”保存，並被一些學校和團體，如武昌師范大學的歷史社會學系及歷史社會學研究會、高等商科大學的社會科學研究社及武昌婦女讀書會等列為必讀書。^[30]李與戴季陶等合譯的《資本論解說》除了在《建設》雜志連載，還於1927年10月由上海民智書局出版。

有的研究者可能已經注意到，除了上述三本書，其他大體確定為李漢俊翻譯的馬克思原著的譯作，特別是李定、李漱石譯作找不到。我曾在很多博物館、圖書館尋訪多年而未獲。這就需要討論若干李譯馬克思著作到底是否出版，以及為何沒有出版的原因。對於李著的出版情況，沈雁冰有過一些評論，參考他的說法，我經初步分析，大致可歸於以下幾種情況：

1、 有些李漢俊預定要譯的馬克思著作中譯本根本沒有問世。沈雁冰1941年曾寫到：李漢俊“既獻身革命，然素志似不在著述，故譯作亦不甚多”^[31]他晚年又回憶：雖然李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相當高，但“可惜他忙於組織工作，這方面沒有留下什麼著作。”^[32]這就是說，李漢俊大概由於以主要精力從事革命活動和中共的組建而無暇著手實行自己的翻譯計劃。

2、 李漢俊可能曾動手翻譯了上述部分馬克思著作，但由於他工作忙，未能獨立完成其翻譯任務，於是請他人來合譯或繼續翻譯。后來出書時便僅署譯出較多文字的譯者名字或化名。從李漢俊參與翻譯《資本論解說》和《唯物史觀解說》，而未署他的名字的例子看，這種情況是可能的。

3、 其他譯本取代了李漢俊譯本出版。由於李少年便離國，中文修養不夠，故其譯文不大通順、流暢，^[33]所以出版社另請他人重譯。譬如，1922年10月出版的李季譯、陶孟和校《價值價格及利潤》就可能替代了預告將出版的李定譯本。李季曾在北京大學學習英文，后來從事過英語教學，並曾在一家公司擔任“英文書記”，^[34]故他所據以翻譯的應是英文本。以英譯本為底本翻譯一般較用日譯本更為接近原著。這可能也是李定譯本未出版的原因之一。^[35]

4、 還有可能是，李漢俊的上述某些譯作在當年出版了，但由於歲月的流逝、社會的動亂、政治上的禁忌，現早已不存於世，即如沈雁冰在談到李漢俊的譯著時所寫，“今則並單行之譯本，恐亦久已絕版。”^[36]

結語

由上可知，李漢俊在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特別是馬克思經濟學著作方面，付出過巨大努力。盡管由於種種原因，他嘔心瀝血翻譯的一些譯作可能沒有付梓或譯了一半沒有完成，但他在翻譯過程中得以直接接觸馬克思的原著及介紹性著作，這使他獲益匪淺，為他深入理解和把握馬克思主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對於李漢俊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一些早期中共黨內同志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如劉仁靜認為他“懂得馬克思主義較多”﹔包惠僧說他“是馬列主義修養有素的人物”﹔^[37]沈雁冰甚至認為，李漢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比陳獨秀高，在當時的共產黨員中，除了李大釗，就得數他了。” ^[38]當年對李漢俊備加攻擊的張國燾后來也承認李漢俊“是我們中的理論家，對於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研究特別有興趣。”^[39]蔡和森還特別指出：“李漢俊對於馬克思《資本論》研究的程度似乎高一些，他的著作多些。”^[40] 彭述之說李漢俊是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學習研究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向導”。^[41]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贊揚李漢俊是當時中共黨內“最有理論修養的同志”。^[42]若干后來成為中國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經濟學家的人也對李漢俊的譯作印象深刻。譬如許滌新說，李漢俊譯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是我接觸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面的著作。”^[43]二十年代初在武昌讀過李漢俊著作（內引述大量馬克思著作譯文）並聽過其講演的楊獻珍曾言，“在武漢這樣系統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大概李漢俊算是第一人。”^[44]這些人的評價是對李漢俊在研究、介紹馬克思主義方面所作努力和貢獻的肯定。

需要指出的是，與中國其他一些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類似，李漢俊在介紹、解釋馬克思主義方面基本上是遵循馬克思的原著並受到一些歐美、日本馬克思主義者解釋的影響，本人沒有多少發揮與創見。對此，張聞天1922年初曾批評：“漢俊先生一定要馬克斯這樣才這樣，我覺得太受拘束了”﹔並說馬克斯的學說“雖可隨人家解釋，但到底太呆板了。”作為回應，李漢俊對這話表示一定的贊同，說自己也覺得“死死抱著馬克斯太呆板、太受拘束”﹔但他坦率承認：“我底能力既不能自己另外造出一個統系，在我的知識范圍內又隻有馬克斯主義是最合理最完全的統系，我就隻好借用馬克斯主義底統系了。”盡管如此，李漢俊認為，在馬克思主義系統中，除了經濟學說、唯物史觀和階級斗爭說這三大理論部分之外，屬於政策部分的社會民主主義是能夠“因地方和時代情形的不同而不同的。”他以寬闊的視界看到，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應用於各國社會主義運動時產生了不同的主義、不同的組織﹔並指出，馬克思主義到中國會成為什麼，還要靠中國人創造性的努力。^[45]這表明，雖然李漢俊不遺余力地逐字逐句翻譯、解釋馬克思的著作，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並非教條式的，對其應用更是採取開放式的態度，從不認為中國走向社會主義隻能遵奉某一種教義和仿效某一條道路。這樣，就為中國人的理論創新預留了空間。

本文是探討性的文章，所涉及的一些問題並無定論。讀者若在這方面有什麼資料上的新發現、有什麼與我不同的見解，懇請提出。

注釋

[1]此文是為中共一大紀念館2007年12月17日在上海舉辦的“李漢俊犧牲80周年紀念座談會”（原計劃為研討會）准備的，並在會上宣讀了縮寫稿。

[2] 先進：“文化運動的糧食供給”，《民國日報》1920年3月19日。

[3] 《星期評論》53號。

[4] 《民國日報》1920年6月7日。預告也寫了“決意把現在定期刊行的事業，暫行中止”，並表達了若干與李漢俊3月文章和“《星期評論》刊行中止的宣言”類似的意思。

[5] 芥川龍之介：“上海游記”，《芥川龍之介全集》（日本岩波書店，1977年版）第5卷。

[6] 漢俊：“自由批評與社會問題”，《民國日報》副刊《覺悟》1920年5月30日。

[7] 此書及《工錢勞動與資本》的封面圖像均為中共“一大”紀念館原保管部徐雲根提供。

[8] 遠藤無水的上述信息由馮愛珠、石川禎浩提供。

[9] 石川禎浩幫助查對了遠藤無水的日譯本。

[10] 為弄清該書名的德文正確寫法及相應的中譯，筆者請教了在德國卡爾•馬克思大學（1989年改名為萊比錫大學）獲博士學位的Manfred Reichardt。 他找到七種不同版本，標題略有不同：如1887年初版為Karl Marx's ökonomische Lehren，日譯本所據為1910年出版的第13版，標題為Karl Marx' Oekonomische Lehren。

[11] 據《五四時期期刊介紹》，《建設》載有該譯文的末期是2卷5號，雜志出到2卷6號（1920年8月）停刊。但《建設》末期實為3卷1號，上面仍有該譯文連載。

[12] 參見《資本論解說》“序一”、“序二”。中共一大紀念館研究部張玉菡通過網絡尋找到《資本論解說》，並發來其封面和序。全書譯文共308頁，其中胡漢民譯的部分為38頁，佔12%強。所以實際上戴季陶等人完成了近九成的翻譯工作，並非戴序所說的四分之三。

[13] 《建設》2卷6號發表戴季陶“到湖州后的感想”，未刊《馬克斯資本論解說》。3卷1號刊的譯文可能是以前譯好的。戴離滬赴湖州的日期見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184頁。

[14] “《瞿秋白文集》自序”（1927年2月17日），《瞿秋白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0頁。李漢俊那時也可算一名孫中山的追隨者。

[15] 其原話為：“執信先生是尼採和馬克斯的合成人格，漢俊是馬克斯主義者，展堂先生是馬克斯主義研究者，我隻可算是馬克斯主義的介紹者吧。”《資本論解說》第1頁。

[16] 馮愛珠查到東京曉星中學的地址，幫忙翻譯、轉遞我寫給曉星中學的中英文信，並把曉星學校提供的資料轉交給我。

[17]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大約出版於1924年。李漢俊的學生趙春珊保存。

[18] 該刊上印著出版時間為1921年7月7日，但實際出版時間大大延后。

[19] 中共二大史料編纂委員會：《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頁。

[20] 據倪興祥編《中國共產黨創建史大事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頁）提供的線索。經查，1922年7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9卷6號內人民出版社“出版新書”廣告中無此書出版預告。但有《工錢勞動與資本》和《資本論入門》等。

[21] 譬如：《序言》中同樣的一段話，費譯為：“如果德國人，扛肩作態，說我不該拿英國作張本，或自相告慰，說德國底社會，幸而沒有這種種壞現象，我就明白地答道：‘De te fabula narratur!’。” 而李譯為“如果德國底讀者，說英國農工勞動者底狀態不與自己相干，或說德國底狀態還沒有那樣壞，聊以自慰﹔我就要向他們說‘這是你自己底事！’了。”后者文字顯然較為平實易懂，且更接近原意。甚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卷第206頁此處，對‘shrugs his shoulders’僅直譯為“聳聳肩膀”，而未表達出“做出不相關的表示”的意思。

[22] 是馮乃超讓筆者去信詢問當時擔任廣東省教育廳廳長的袁溥之的。

[23] 袁溥之在審閱修改筆者根據她1981年7月—1983年6月期間寫的四封來信整理的回憶后，親筆題寫篇名“回憶革命前輩李漢俊同志”。但發表於《革命史資料》第14輯（1984）時被更名為“湖北省委討論過李漢俊恢復黨籍的問題”，並略有改動。

[24] 1981年7月中旬田子渝與筆者首次訪問劉子谷，以后李丹陽多次訪問並錄音，整理稿經劉子谷審閱修改。

[25] 1925年4月22日出版的《新青年》廣告上有新青年社出版袁讓譯《工錢勞動與資本》的消息。

[26] 隨行的潛江市博物館的同志對訪談錄了音、錄了像。

[27] 在一大保管部陳曉明提供的1921年及1926年版本圖像的“譯例”裡均注明：本書是據1891年柏林出版的、經恩格斯稍加修正的德文本譯出，並參考了1902年紐約發行的H. E. Lothrop的英譯本。

[28] 這裡不包括李漢俊翻譯的若干德國和日本社會主義者根據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原理寫的一些著作和文章，如倍倍爾關於婦女問題的著作，佐野學關於工運指導理論的文章。不包括他介紹唯物史觀時引用的大量馬恩著作的段落。李在“唯物史觀不是什麼？”和《唯物史觀講義初稿》裡都大段引述了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裡面的內容（有些與《反杜林論》相同）。除了鄭次川節譯的《科學的社會主義》（上海群益書社1920年8月），在1925年以前這兩部著作尚沒有人全部翻譯為中文。

[29] 周世釗：“湘江的怒吼”，《五四運動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上，第451頁。此外，也是天津馬氏通信圖書館推薦的著作之一。

[30] 肖超然：“北京大學與“五四”前后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北京大學學報》1979年第3期﹔漢俊：《唯物史觀講義初稿》（乙）﹔國立武昌高等商科大學社會科學研究社編《社會科學研究》第一集1926年。並參考若干回憶。

[31] 形天：“憶李漢俊”，《筆談》半月刊第3期（1941年10月1日）。

[32] 茅盾：“復雜而緊張的生活、學習與斗爭”，載《新文學史料》1979年 8月第四輯。

[33] 對文字學深有研究的陳望道曾對當年李漢俊的翻譯評價說，“李漢俊譯得最快，但文字並不好。”陳望道：“黨的建立時期情況”，《黨史資料叢刊》第1輯(1980)。筆者對李漢俊著譯的文字也有同感。

[34] 李季1921年應陳獨秀之請翻譯了幾部馬克思主義著作。參李季著《我的生平》（上海亞東圖書館1932年版）第1卷。

[35] 董必武曾回憶“有一本《價值利潤》是李季譯的”（見《一大前后》（二）第367頁），但從未提及其他譯本。這似乎也可給李定譯本未出版提供一個旁証。

[36] 同注釋31。

[37] 以上均見《“一大”前后》（二）。

[38] 此為沈雁冰回憶草稿（沈霜1980年夏提供）中的話，后來此句發表時改為“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是相當高的。” （茅盾：“復雜而緊張的生活、學習與斗爭”，載《新文學史料》1979年 8月第4輯）。

[39] 張國燾：《我的回憶》（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1971年）第一冊，第134頁。

[40] 蔡和森：“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中共黨史報告選編》，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

[41] “彭述之回憶外國語學社的情況”，《上海革命史研究資料》（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第306頁。

[42] ‘Maring’s report to the Comintern dated 15 May 1923’ in T.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The Role of Sneevliet (Alias Maring) (Leiden, 1991), vol. 2, p. 453.

[43] 許滌新1981年7月8日口述，並親筆修改了李丹陽當場作的記錄。

[44] 楊獻珍﹔“李漢俊同志民國初年在武漢的活動”（李丹陽根據楊獻珍1980年8月28日和1983年5月14日的兩封短函和1980年8月初、30日、10月21日和1981年5月23日的幾次口述綜合整理，楊獻珍審閱並題寫篇名）。

[45] 漢俊：“讀張聞天先生底‘中國底亂源及其解決’”（九），《民國日報》副刊《覺悟》，1922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