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經典著作編譯事業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

中國共產黨在自己90年的風雨歷程中，一直重視用先進的理論來武裝和指導各項事業。在我們黨領導的中華民族各項偉大事業中，我們一直都看到一種理論的力量、思想的力量，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力量。當我們今天回顧總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歷史進程及其理論創新成果時，不應該忘記那些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奉獻了自己的青春才華，甚至奉獻了生命的翻譯家和理論家。他們用畢生精力和心血鑄就的百年經典著作編譯事業的豐碩成果，為我們黨的理論創新、為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豐富的思想資源和科學的方法指導。總結百年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事業的歷史，對於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20世紀我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事業的歷史貢獻

按照目前的考據結果，馬克思的名字最早進入中國應當在1899年。這年2月，上海的《萬國公報》第121期刊載了由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節譯的《大同學》一文，其中提到馬克思。20世紀初，一些進步報刊開始零散地介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觀點和著作片段。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事業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展的。我們是在粗略的意義上使用“百年經典著作編譯事業”這一概念的。

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史，學術界有各種不同的階段劃分，例如，可以劃分為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的時期、建黨初期和大革命時期、與國民黨白色恐怖抗爭的土地革命時期、延安時期，以及新中國的幾個主要階段。我在這裡，擬從編譯事業自身的特點出發，把百年經典著作編譯史劃分為三個主要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38年延安馬列學院成立之前，對馬克思主義一些重要著作的分散化的、個體性的翻譯時期。

在十月革命的推動下，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開始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不斷擴大，到了1920年8月，就有了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問世。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開啟了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事業。

這一階段，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事業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條件異常艱難，面臨著各種反動思想和制度對馬克思主義的打壓、共產黨初創時期的弱小、國民黨屠殺和圍剿的白色恐怖等艱難險阻。但是，就在如此艱難的歲月中，我們看到了一大批優秀的共產黨員和先進知識分子獻身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翻譯事業：蔡和森、瞿秋白、李達、惲代英、鄧中夏、陳望道、許德珩、周建人、郭沫若、吳亮平（吳黎平）、柯柏年、華崗、陳啟修、潘冬舟、王思華、侯外廬、郭大力、王亞南、張仲實等。他們冒著槍林彈雨，冒著坐牢和殺頭的危險，義無反顧地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傳播馬克思主義真理。這個時期翻譯出版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如《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哲學的貧困》、《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政治經濟學批判》、《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偉大的創舉》、《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蘇維埃政權的成就和困難》等。特別是在這一時期，由郭大力和王亞南經歷千難萬險、無數艱辛翻譯完成的《資本論》三卷全書，於1938年出版。可以說，這一階段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翻譯成果為百年經典著作編譯事業打下一個良好的開端和基礎。

第二個階段是延安馬列學院時期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初具規模的、組織化的翻譯時期。

1938年5月5日，在馬克思誕生120周年的特殊日子裡，黨中央決定成立延安馬列學院，下設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編譯部。這是由黨中央正式組建和直接領導的第一個經典著作編譯機構，它標志著經典著作編譯事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張聞天親自任院長並兼任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編譯部主任，足見黨中央對經典著作編譯的高度重視。

這一時期，經典著作編譯雖然也面臨許多困難，如文獻資料和工具書的匱乏、印刷設備和材料的短缺、條件的簡陋等，但是，已經比此前的時期有了根本性的改變和改善。這時的編譯工作是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直接關懷下，由一個有組織的團隊承擔的，因此，編譯事業開始探索一條新路，開始從主要憑個人力量翻譯，逐步向發揮集體力量的有組織的翻譯過渡。延安馬列學院集合了一批優秀的翻譯家和理論家，如何錫麟、柯柏年、王石巍（王實味）、景林、趙飛克、王學文、張仲實、陳絜等。同時，參加翻譯工作的還有博古、成仿吾、艾思奇、徐冰、吳黎平、王思華、何思敬、曾涌泉和曹汀等同志。這一時期，翻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翻譯成果的出版開始形成一定的規模，例如，從1938年到1942年的短短幾年內，就相繼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叢書》10種、《列寧選集》18卷和《斯大林選集》5卷，此外，還出版了許多單行本和專題文集，其中有《法蘭西內戰》、《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法蘭西階級斗爭》、《馬恩通信集》、《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剩余價值學說史》、《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是列寧主義》、《馬恩與馬克思主義》等。應當看到，延安馬列學院時期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這種初具規模的、組織化的翻譯，對於我黨的理論創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延安時期，毛主席十分重視經典著作翻譯和研究，指示馬列學院要“學個唐三藏”，並認為經典著作編譯“實是功德無量的”，他同時反復對全黨提出，我們不能教條主義地理解馬克思主義，要結合中國的實際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毛主席寫了很多重要的著作，如《實踐論》、《矛盾論》、《新民主主義論》，以及對抗日戰爭時局做出科學判斷的《論持久戰》等，這些著作都緊密結合當時中國的實際。所以，在延安時期確立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第一個形態——毛澤東思想。

第三個階段是中共中央編譯局成立之后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有組織、有計劃、系統性的翻譯時期。

1949年上半年，正值建國前夕，那時候的中國，百廢待興、百業待舉。即使如此，周恩來同志仍親自起草了籌建中央俄文編譯局的決定。1949年6月，中央俄文編譯局正式成立。此后，中央又在中宣部設立《斯大林全集》翻譯室。1953年1月29日，經毛澤東同志批准，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央俄文編譯局與中央宣傳部斯大林全集翻譯室合並，並以此二單位為基礎成立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其任務是有系統地有計劃地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全部著作。”

中共中央編譯局的成立是百年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的大事，它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事業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偉大勝利、經典著作編譯和出版專門機構的設立、專業化編譯隊伍的建立等，為經典著作編譯工作的整體推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條件。同時，黨中央也對經典著作編譯事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僅要求高質量地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全部著作，而且要求組織和培養一個編譯和研究相結合、個人能力和集體智慧相結合、代代傳承的高水平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群體。

半個多世紀中，這個代代相傳的特殊群體，一批又一批默默無聞、淡泊名利、無私奉獻的翻譯家和理論家，不辱使命，以其殫精竭慮的辛勤勞作和豐富的編譯成果，系統、全面地展現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60卷、《斯大林全集》13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版和第二版各4卷、《列寧選集》先后三版各4卷、《斯大林文選》上下冊和《斯大林選集》上下卷。此外，根據不同讀者、不同領域的不同需求，中共中央編譯局與國內其他科研單位、大學等還大量編選了各種版本的文選、專題文集、專題言論匯編以及各種選讀本和單行本，豐富了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種類，使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經典編譯事業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總括以上三個階段的發展情況，我們可以說，經過百年不平凡的歷程，特別是中共中央編譯局成立以來半個多世紀的努力，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成就。概括起來，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所取得的成果具有以下兩個鮮明的特點：

一是所翻譯的著作文本具有系統性和完整性的特點。盡管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原始文獻的佔有方面，同馬克思恩格斯的故鄉德國、列寧的故鄉俄國以及其他一些歐洲國家相比，我國不具有優勢，但是，我們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編譯出版方面並不遜色。例如，當年的民主德國也是在20世紀50年代，與中國差不多同時啟動編譯出版德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EW）的工作，並且也是依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劃分卷次，結果，德文版隻出版了正卷39卷和補卷4卷共43卷就停止了[1]，而中文版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正卷39卷和補卷11卷共50卷。再比如，1984-1990年編譯出版的《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是我國自行編輯的、迄今為止在全世界各種列寧著作版本中收載文獻最豐富的版本。這部全集總計60卷，加上依據近年來新發現的文獻編譯的《列寧全集補遺》兩卷，共收載列寧文獻9000多件，比《列寧全集》俄文第5版還多7卷，文獻總量也大大超過了俄文第5版。因此，綜合起來看，可以斷言，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編譯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最多、最全的國家。

二是所翻譯經典著作的思想理論觀點具有全面性和可靠性。我國的經典著作編譯不僅強調所收錄著作文本的系統性和完整性，而且特別強調對經典作家思想全面的和准確的理解。翻譯不僅僅是語言轉換問題，“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翻譯必須具有准確性和權威性，因為這些著作中的理論判斷、邏輯思路、概念術語關系到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理解，關系到無產階級政黨如何確定自己的奮斗目標、戰略和策略，因此，編譯者必須通曉經典作家的理論及其形成與發展歷程，通過研精覃思、博考群籍、反復推敲、字錘句煉，確切地反映經典作家的原意，使讀者閱讀譯本就像閱讀原著一樣。”[2]因此，中共中央編譯局一直強調對翻譯文本思想內涵的全面和准確把握，中央編譯局第一任局長師哲同志就提出，不懂馬克思主義理論，就不能做好馬克思主義翻譯工作，要翻譯與研究並重。這成為中央編譯局傳承至今的優良傳統，也保証了我們的編譯成果能夠全面、准確、系統地反映經典作家的基本思想、理論立場和方法論要求。

不難看出，這種意義上的經典著作編譯成就對於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對於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具有特別的意義和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方面，這些系統的、完整的編譯成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堅實的文本基礎，為我們黨的理論創新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思想資源、理論基礎、源頭活水。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中國化首先要求經典著作文本的中國化，考慮到中西文化的差異、語言的障礙，這種經典文本的中國化更顯得十分重要。“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經典文本的中國化，就是馬克思主義原著從歐洲語言向中國語言（主要是指現代漢語，同時也包括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哈薩克文、朝鮮文等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轉換。”[3]另一方面，所翻譯的經典著作的思想理論觀點具有全面性和可靠性，能夠有效防止那種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或實用主義的態度，真正把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踐有機地結合起來。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不是停留於某一部著作、某一些章節或某一個專題的編譯，而是要求系統地編譯和研究、全面地理解和把握，這樣可以有效地防止我們功利主義地選取馬克思恩格斯的某一種表述，或者教條主義地固守某個結論，能夠讓我們像列寧所要求和倡導的那樣，真正把握“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精神”和“整個體系”[4]，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解決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正因如此我們才有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想，這一點對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側面略加展開說明這種編譯成果的特殊意義。

一是保証理論立場的堅定和理論基礎的牢固。20世紀是一個世界歷史風雲變幻的時代，無論世界馬克思主義研究，還是世界社會主義實踐，都經歷著異常復雜的歷史進程和歷史命運。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能夠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不動搖，與他們通過系統的經典著作編譯成果全面地把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並能夠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同中國的實際有機結合是密不可分的。因此，無論在順境還是逆境，無論是取得成功還是經受失敗，中國共產黨人都能站穩理論立場，而且在一些重大的歷史轉折時期，能夠以馬克思主義的大無畏的精神和科學的方法，針對中國的特定發展階段和人類社會的新變化，開辟改革創新之路。也正因為如此，黨中央領導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都號召和倡導黨員領導干部要認真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

二是推動理論研究不斷走向深入和全面。我國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把握方面，很少人是憑借著外文文獻來進行的，絕大多數人依賴中共中央編譯局提供的系統的和全面的編譯成果。這種具有可靠文本依據的扎實的理論研究，不僅有助於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本身的創新，而且深刻地影響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領域的發展。毫無疑問，目前中國高等學校的課程體系、學術研究體系，乃至整個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體系的建立和發展，都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密不可分。

三是有助於理論傳播和宣傳教育的廣泛深入。系統化的、全面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編譯成果的普及和大眾化，深刻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結構，引發了人們的思維方式、思想觀念、價值觀念、世界圖景、歷史理解、社會心理、性格結構、話語體系等方面的全方位的變革，在文化層面上深刻地推動了文化的現代化，即人自身的現代化進程。這些深層的變化的確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百年傳播有著本質性的關聯。

二、新世紀經典著作編譯事業的理論訴求

上述概括總結的我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成果基本上是在20世紀完成的，隨著新世紀的來臨，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事業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新時期，經典著作編譯事業面臨的重大問題是：如何能在20世紀已經取得的編譯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有所提高和創新。在這方面，我們遇到的首要的問題，也是社會上一些關心編譯事業的人們的首要的疑慮，就在於：經過近一個世紀幾代翻譯家的努力，特別是經過中共中央編譯局優秀翻譯群體半個多世紀的辛勤勞作，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各種全集、選集、單行本都已經基本出齊，有些還出版過第二版或者第三版，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還要繼續推進經典著作編譯事業？在這方面還會有新的突破和新的創新嗎？我認為，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毫無疑問是肯定的，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三點：

其一，古往今來，理論成果的翻譯，特別是學術經典、理論經典的翻譯，總是一項精益求精、常做常新的開放的事業。特別是像馬克思主義這樣文獻浩瀚、思想博大、理論精深、傳播久遠的精神資源，其經典著作編譯工作本身必然是一項長期的、學無止境、做無止境的工作。且不說歷史背景、文化儲備、理論理解、思想訴求等，會深刻影響每一時期的翻譯成果的質量和水平，即使對給定的詞語、段落的理解和含義把握，不同的翻譯者也存在很大差異，甚至同一個翻譯家在不同時期也會出現一定的差異，而且，翻譯中的錯誤和不准確的地方有時候也無法徹底根絕。我以為，歷史傳說中的《七十子希臘文本》的神奇是很難真實出現的[5]。

其二，人類歷史的發展變化要求我們的經典著作編譯事業不斷推出新的、更高水平的成果。回顧20世紀歷史，可以發現一個現象：每當人類社會發展面臨重大問題或面臨重大轉折時，馬克思主義理論都會引起人們格外的關注。在20世紀有很多思想和思潮，大概沒有一種理論會像馬克思主義這樣產生如此大的影響。特別是現在人類進入全球化時代，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在面臨著一種全新發展機遇的同時，也面臨著很多非常復雜的全球問題和全球風險，需要我們用一種有力量的思想和理論去穿透它、把握它。正因為如此，本世紀初，中央決定組織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時，把經典著作的編譯擺到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三，除了編譯工作自身需要精益求精、推陳出新以外，我們還要適時地吸收國際上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輯和研究的新成果，以豐富和完善我國的經典著作編譯和研究。例如，目前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IMES）正在編輯，並陸續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MEGA2）就是這一領域有重大影響的新成果。概括起來，歷史考証版的出發點和基本考量是基於這樣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留給世人的文獻遺產浩瀚無比，包括大量的專著、論文、時評、演說、手稿、筆記、批注、書信等，需要全面考証以進一步充實現已出版的各種馬克思恩格斯文獻庫﹔另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是國際活動家和理論家，他們的著作約有65%多是用德文寫成的，約有30%左右是用英文寫成的，另有5%左右是用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丹麥文等其他歐洲語言文字撰寫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不同於世界上已有俄文版、德文版、英文版、日文版、中文版，它是依據當年馬克思恩格斯寫作和發表時所使用的文字的版本進行編輯，並對各種文稿、版本的異同、演變和流傳情況進行嚴謹周密、窮源竟委的歷史考証，所以叫做歷史考証版。

　基於上述考量，中共中央編譯局正在全面開展新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工程。目前的編譯工作涉及幾個方面，大多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MEGA2）有比較密切的關系。大體上可以把這些工作分為三個層面：其一，新世紀前二三十年，經典著作編譯工作的基礎性工作或者重點工作是編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版的編譯工作主要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MEGA2）為藍本，同時參考德文版、英文版、俄文版等版本。新版全集所收的全部文獻都按照原著文字進行翻譯校訂，力求更加准確地反映經典作家的原意和風格。中文第二版預計出版70卷，目前已經出版21卷。第二，已經編譯完成並於2009年出版的10卷本《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可以理解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中重要著作的精編本。編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集》，主要是因為國際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MEGA2）出版進展較慢，70卷本的中文第二版相應地也要經過許多年努力才能逐步出齊，為了滿足社會各界對經典著作最新版本的要求，我們先將馬克思恩格斯重要論著的譯文加以審訂出版。同時，針對廣大干部群眾和理論工作者學習和研究列寧思想的現實需要，編輯了5卷本《列寧專題文集》。兩部文集是中央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的標志性成果。第三，基於10卷本《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已經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21卷，對其他經典著作編譯成果進行相應的修訂。例如，考慮到列寧著作中大量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獻，目前正在依據馬克思恩格斯主要著作的新版本對《列寧全集》第二版和《列寧選集》第三版進行修訂。同時，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版進行修訂和編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三版。此外，經典著作編譯工作還承擔著宣傳普及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為學習型黨組織建設服務等職責，因此，我們根據領導干部理論學習、理論工作者和學者理論研究、大眾化普及等方面的分眾化要求，對已經取得的經典著作編譯成果再加工，形成不同體量不同體裁的文集、選集、單行本、學習讀本、研究讀本、文化宣傳讀物等。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新世紀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任務十分繁重，而且其意義和要求更高，它需要更多的編譯人力的投入，還特別要把編譯和研究工作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為此，我們一方面加強中共中央編譯局的專業化編譯和研究隊伍建設，另一方面也在努力加強與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緊密合作，探索構建一個文獻典藏建設、經典著作編譯和理論研究有機結合的協作體系，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在新世紀的理論創新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編譯工程，得到了中央和社會各界的重視，特別引起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的關注，其中也產生了一些不同的理解和爭論。例如，在如何評價《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和中文第一版，以及如何客觀地全面地對二者加以比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之間的關系問題，以及應當採用什麼樣的體例和編輯原則編輯中文第二版﹔如何依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和中文第二版，以及《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等開展文本研究，對這種文本文獻研究的理論成果應當有什麼樣的預期等問題，都存在著不同的理解，甚至一些誤解。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以及與學術界的及時溝通，不僅有助於新世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事業的健康發展，也有助於更加自覺地推動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我認為，目前主要應當思考和討論的問題有以下三個，即如何准確把握新世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工程的版本研究意義、文本研究意義和思想研究意義（或理論研究意義）。這裡所說的意義，實際上也就是我們對編譯和研究成果的期待，因此，我把這些問題概括為新世紀經典著作編譯事業的理論訴求。

第一，如何准確把握新世紀經典著作編譯工程的版本研究意義。

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MEGA2）為藍本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到底為我們帶來哪些新的內容，這是人們對新版全集的主要關注點，與之相關的，則是如何評價《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質量和水平的問題。在這方面，理論界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既有強調歷史考証版和中文第二版重要性的意見，也有不同意過高評價歷史考証版的聲音﹔既有對中文第一版的質量和水平表示懷疑的人，也有認為中文第二版的某些修改不如中文第一版的看法。我認為，對此一定要歷史地、全面地分析判斷：既要充分肯定中文第一版的歷史地位和理論價值，又要看到歷史考証版和中文第二版的進步和新意。

我想，首先應當確立的一個基本判斷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翻譯質量總的來說是好的，是可靠的，對於經典作家的思想觀點的表述是准確的。的確，由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主要是依據俄文版為藍本編輯和轉譯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歷史局限性。但是，從目前的比對來看，這種局限性不屬於理論觀點等重大問題，而是屬於編輯學和文獻學方面的問題。今天看起來，有幾個重要因素保証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翻譯質量和水平：一是負責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出版的原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在馬克思主義文獻典藏、版本研究和著作編譯等方面具有權威性，其學術傳統和專業隊伍的學術水平保証了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翻譯和編輯質量﹔二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理論翻譯界中俄語翻譯力量是很強的，水平是很高的，並且得到了蘇聯專家的直接指導和幫助，因此其翻譯質量也是可靠的﹔三是在從俄文版翻譯的過程中，中共中央編譯局還特別組織中央編譯局和有關高校的德語、英語等語種的專家，對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重點著作按照經典原著的語言文字、並參考其他文種進行了譯校，例如《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法蘭西內戰》、《反杜林論》等重要著作，實際上都是依據原著文字翻譯定稿的﹔四是全集中有些著作已有中譯本，在重新譯校中充分吸收了前人的成果，並依靠集體智慧使原有譯文質量有了新的提高。此外，中文第一版還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即在忠實原文的基礎上，比較好地突出了文採，其中一些精彩的、經典的表述打動了無數理論工作者和社會各界人士。這一點是中文第二版要努力學習和傳承的。

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翻譯質量和水平的充分肯定絲毫不會貶低或者否定歷史考証版和中文第二版的價值和意義。具體說來，我認為，新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貢獻和價值，不是給我們提供關於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觀點和思想的不同的理解，而是幫助我們更加全面地、歷史地、深入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基本觀點。具體說來，以歷史考証版為藍本的中文第二版同中文第一版相比，主要的改進和新意體現在這樣幾點：一是收文更全更准確，其中包括新考証發現的文本（如論文、手稿、書信、筆記等）的收入，對原有誤收入的個別文本的調整等﹔二是譯文在細節上更為准確，更為精細，對原有譯文對照這些著作發表時的文字文本，進一步校訂完善﹔三是編排更加嚴謹和合理，整部文集分為一般著述、《資本論》及其手稿、書信和筆記四個部分，每一部分的文獻按年代順序編排，從而比第一版更有利於讀者查考和使用，克服了第一版在編年順序和邏輯順序上體例不夠統一的缺點﹔四是資料更為翔實，在這一點上，歷史考証版同俄文版和中文第一版相比，有很大的優勢，其關於馬克思恩格斯在寫作和發表時的各種修改，以及相關背景資料和考據資料，構成了歷史考証版和中文第二版的一個很大的亮點。

因此，不難看出，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MEGA2）為藍本編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對於我們更加全面和准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想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須在翻譯學和編輯學的意義上來理解這些改進和提高。就目前的理論研究而言，我們要充分利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文獻和已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有關卷次，除此以外，還應當繼續充分使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

第二，如何准確把握新世紀經典著作編譯工程的文本研究意義。

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本研究密切相關的是文本研究。過去幾十年，西方的馬克思學得到很大發展，對中國理論界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馬克思學在國內外影響的擴大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MEGA2）的編輯出版，特別是其提供的豐富的資料密切相關。對於馬克思恩格斯各類文本、各種語言的文本、寫作中的修改和相互補充情況、編輯出版過程的修改情況等豐富文獻的公布，為馬克思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和主題。這是一種積極的現象，有助於我們多視角、多維度地全面理解和把握經典作家的思想、觀點及其發展變化。但是，圍繞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MEGA2）和中文第二版的編輯也出現了一些需要冷靜思考的問題，例如，既有認為中文第二版沒有很好地體現歷史考証版的豐富資料的看法﹔也有主張對歷史考証版的資料文獻評價不能過高的觀點﹔甚至有對文本研究提出過高的理論期望等問題。對於這些問題，也需要冷靜地分析和討論。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並非像學界有的研究者認為的那樣，沒有使用歷史考証版（MEGA2）的各種資料，而是採取了與歷史考証版不同的編輯原則。具體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MEGA2）的編輯原則是優先選取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發表的文本，對后來版本的修改情況則通過異文對照表（Variantenverzeichnis）體現出來，對於一些前后不同版本變動比較大的著作，甚至採取幾個版本都收錄的原則﹔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編輯原則是選取馬克思恩格斯親自校訂過並發表的最后版本，然后把之前的一些修改變化情況通過注釋加以說明，因此，這裡採取的編輯原則同歷史考証版的編輯原則是“對向而行”的，並不涉及是否使用歷史考証版資料的問題。中文第二版之所以採取這樣的編輯原則，是考慮到這個版本是供黨的各級干部、廣大群眾和理論工作者全面系統地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使用的，理應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生前最終確定的最完善的版本作為正文，而將此前文本中若干重要修改之處在正文腳注中適當加以反映。對於專門進行深入理論研究，例如，文本研究的學者來說，還可以直接參考歷史考証版和其他的文獻。

進而，我認為，需要冷靜地定位我們的文本研究。我認為，從目前的編譯進展和各種研究成果來看，基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和中文第二版的文本研究，應當定位於結合具體的歷史條件和豐富的文獻資料，更加全面、准確、細致地理解馬克思恩格斯思想，防止對他們的理論觀點的片面的、實用主義的取舍或者教條主義的固守，同時，要通過這種研究為展示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當代價值提供引導。我這樣表述文本研究的定位，是強調要防止一種傾向，即認為我們通過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的研究，可以在根本上或在很大程度上改變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和思想的理解和把握。特別要指出的是，無論我們如何定位關於經典著作的文本研究，都要做長期的、細致的考証工作，要防止以某一個具體觀點來推論全部理論的做法，更要防止在沒有足夠佔有和考証馬克思恩格斯本身的文獻資料的背景下，直接搬用西方馬克思學的話題、資料和結論的做法。

第三，如何准確把握新世紀經典著作編譯工程的思想研究意義。

上述關於基於經典著作編譯成果如何開展版本研究和文本研究的討論，集中到一個根本問題，我認為就是要突出經典著作編譯的思想研究意義或理論研究意義，也就是說，無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進行編譯、版本研究、文本研究，還是一般理論觀點研究，都應當讓思想和現實性明確出場。我一直認為，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顯然不同於關於某一實証知識、某一工具性理論、某一物質文化遺產或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實証性研究，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時刻關心人類社會發展和人類命運的批判性理論，其生命力和創新力不僅體現在其創始人的原初語境和具體結論，更體現在它與人類歷史進程在每一個時代的重新對話之中，體現在每一時代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強烈的現實訴求。這種現實訴求並非只是今人的功利性要求，它同時也是馬克思學說的本質規定性使然，因為，如果不把馬克思的學說置於每一時代的現實歷史進程中去加以闡發，那麼，即使我們真的能夠把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每一種觀點完全“客觀地”、“無爭議”、“實証地”分析出來和描述出來，那麼它的價值也會十分有限，隻能是專屬於那一時代的知識形態。

從這樣的幾點出發，我們對經典著作編譯成果的關注點主要不應放在某個概念、某個觀點的改變上，不能期待通過改變幾個概念、詞匯、術語的翻譯來找到解決現實問題的現成答案。我不否認，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工作者應當努力從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中尋找某些以前被忽略的，與解決現實人類問題有關的具體觀點和思想，但是，這不應當是新時期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理論創新的主流。如果我們把全部精力都放到這種功利性的“淘寶”或者按照今天的需求去改變經典作家的某個概念的譯法[6]，其結果不是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而是貶低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現實價值。我認為，對經典著作的編譯和研究，最根本的是要突出馬克思主義理論力量和思想力量中的現實邏輯和當代價值。例如，我們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重點應當是更加歷史和全面地了解馬克思恩格斯當年寫這些著作的歷史背景和具體針對性，挖掘其中的批判價值和方法論價值，使我們更加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的許多理論邏輯是如何能夠穿透變化了的社會歷史現實，同每一時代發生實質性的和批判性的對話。例如，面對今天的社會歷史現實，我們既要看到，隨著“冷戰”的結束，隨著發達國家社會福利政策的實施，馬克思時代那種以激烈的階級對立、沖突和暴力斗爭為極端表現形式的資本邏輯的統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但同時，我們又必須看到，馬克思所批判的“資本的邏輯”今天非但沒有退出歷史的舞台，反而以更加隱蔽的形式、更加多樣的手段、在更加微觀的層面上在全球化的進程中行使著自己的統治，實際上，在各種各樣的全球性問題和全球化風險中處處閃現著資本邏輯的身影。例如，在世界體系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問題、在生態問題和資源問題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爭執問題、在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的形成中少數發達國家的霸權問題、在世界金融體系中發達國家所制造的全球風險問題、在微觀政治層面和文化層面的各種霸權問題等，它們在深層次上都沒有逃脫資本的邏輯。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能夠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再一次強烈地展示出思想力量的原因。

今天，我們身處一個充滿發展機遇，也充滿挑戰的全球化的時代，我們黨要領導全民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偉大事業，需要不斷的理論創新，需要理論的穿透力和理解力，因而，也就需要經典著作編譯事業以更精深的、更豐富的編譯成果來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不竭的源頭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