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宣言》創作史問題研究綜述
《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無疑是馬克思主義著作中發行量最大、傳播范圍最廣、影響時間最長的一部傳世經典之作。《宣言》的創作史涉及青年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發展、成長及進化、馬克思主義創立的整個過程和環節、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聯系實際”的革命實踐活動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淵源、理論基礎、實踐依據等問題,因此,對它的研究理應得到人們更多的重視。
國內外學者對《宣言》創作史的研究成果不乏多見。特別是前蘇聯和前東德的學者,他們對該問題研究所取得的成績和結論至少在今天看來仍然處於學術界的領先地位。諸如巴加圖利亞、馬丁·洪特等人都在《宣言》創作史方面有著精深的研究和獨到的見解。然而,《宣言》創作史中仍有大量問題存在,如《宣言》的思想是怎樣逐步形成的?“正義者同盟”的綱領為何一再流產?同盟的領導人究竟為何最終要選擇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起草同盟的綱領?《宣言》的雛形、草稿、定稿間的關系究竟是怎樣的?等等[1](p.206)。長期以來,國內外學者主要是在以下幾個方面對《宣言》創作史中的一些問題進行了研究和爭論。
一、《共產黨宣言》創作史的時期界定
1968年,《共產主義信條草案》(以下簡稱《草案》)這份珍貴的歷史文獻被人們發現,這使得《共產主義原理》(以下簡稱《原理》)中諸多“保留原案”的疑問迎刃而解。“最為難能可貴的是《信條》中保留了《原理》中所缺少的三個問題的答案”[2]。人們普遍認為,《宣言》的創作史應該從1847年6月2日至9日間寫作的《草案》開始算起,《草案》是《宣言》的第一份“草稿”。
但是,馬丁·洪特在《〈共產黨宣言〉是怎樣產生的》一書中提示《宣言》的創作其實早在1847年前就已開始,原因是馬克思恩格斯在爭取正義者同盟的過程中把他們共同創立的學說不斷地傳播到工人組織中去,並形成了持久和深入的影響。“1845年夏秋,倫敦討論會的顯著進步,沒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響是很難解釋的”[3](p.34)。同盟①對卡貝主義、巴貝夫主義甚至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想的拋棄,根源恰恰就在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間發揮了思想引導的作用。同盟的“十一月公告”以及“二月公告”的誕生,沒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和爭取是不可能實現的。尤其是“二月公告”,它所提出的“三個問題”應該是同盟領導人和馬克思恩格斯“磋商”的結果[3](p.73)。洪特的意思是,既然《宣言》以同盟的“綱領性文件”的面目出現,那麼其創作過程和同盟自身的思想發展過程就是緊密相連的。可以說,從馬克思恩格斯開始有意地將思想通過各種途徑、形式作用於正義者同盟之時,《宣言》的“創作”就已經開始了。
洪特在“歷史發展”的視野下指出,1845年《德意志意識形態》(以下簡稱《形態》)的創作和問世歸根結底是由於馬克思恩格斯對同盟情況和革命現實的關注,也是由於同盟成員現實地需要科學共產主義理論。《形態》的思想和同盟的綱領本來就有著先天的“契合點”:“……《德意志意識形態》的主要章節,沒有對正義者同盟內理論斗爭的認識是很難解釋的……”[3](p.34)。因此,洪特的意思實際上是《宣言》的創作史至少要從1845年算起。
洪特的這種思路具備非凡的理論和歷史價值。我國學者聶錦芳教授深有同感,他指出《宣言》的創作史早在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同盟時(1843年前后)就開始了,因為馬克思恩格斯在和同盟的接觸過程中,不斷地進行理論探索、辯論斗爭,在總結經驗、反思實踐的過程中逐步在真正意義上完成了《宣言》的創作。對《宣言》創作史的研究,需要去解讀和研究所有與其相關的文本,既包括馬恩的著作,也包括同盟其他成員以及同盟本身的著作和資料。因此,聶錦芳教授認為,1843年魏特林起草的同盟綱領受到了同盟的否定,同盟從此開始尋找和物色最適合同盟的指導思想和同盟綱領的起草者。在經過了漫長的選擇、鑒別和比較之后,同盟最終於1847年決定邀請馬克思和恩格斯來為同盟撰寫綱領﹔而此期間,馬克思恩格斯也一直沒有放棄對同盟的爭取,他們寫了大量的長篇著述以及中短篇的論戰性著作,最終得到了同盟領導人的徹底認可和接納。如果非要把《宣言》的思想做出歷史追溯的話,無疑要從同盟不滿意魏特林的《現實的人類和理想的人類》一書開始。《宣言》的“創作工程”從1843年魏特林寫完那“20條”后就“啟動”了[1](pp.209-212)。因此,聶錦芳教授把魏特林的“20條”、“十一月公告”和“二月公告”稱作《宣言》“草稿的草稿”[1](p.209)。
二、馬克思恩格斯和共產主義者同盟(正義者同盟)的真實關系
《宣言》的創作和同盟的歷史是分不開的,馬克思恩格斯和同盟之間的關系就自然而然成為了一個人們熱衷討論的話題。
人們過去一直傾向於馬克思恩格斯是同盟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這從思想方面來說是能夠說得通的,但是從實踐上說,卻有些“不尊重歷史”,因為這種說法疏忽了“正義者同盟”和“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區別。長期以來,學者們多是將“正義者同盟”和“共產主義者同盟”“視為一體”。比如,有些學者認為沙佩爾、莫爾和鮑威爾和馬克思恩格斯一樣,都是同盟的創始人。這“三個真正的人”是德國工人運動的卓越領袖,他們多年勤奮工作,為同盟的創立、發展和最后改組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是同盟“當之無愧”的創始人[4]。這一觀點為國內外大多學者所支持,同盟這個組織早在馬克思恩格斯介入之前就存在了,馬克思自己也說過,同盟在1836年就建立了[5](p.463)。
誠然,這種分析無可厚非,但這裡的“同盟”明顯在大部分情況下指的是“正義者同盟”,而非“共產主義者同盟”。用“同盟”二字來代替這個工人組織,盡管是人們習以為常的表述和標識,但這有時的確容易使人在無意中混淆“正義者同盟”和“共產主義者同盟”,從而不自覺地產生歧義。
共產主義者同盟由於有了科學的綱領和卓越的思想領導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定意義上成為了真正的、科學的無產階級革命組織。而先前的“正義者同盟”,其性質是半密謀、半宣傳的,與“四季社”脫離不了干系的組織團體[6]。這便是馬克思恩格斯意識到必須要對其進行思想上的建設,把它改造為信奉科學共產主義的工人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根本原因。馬克思恩格斯從1844年起施行對正義者同盟的“思想建設”,為正義者同盟成員的團結統一打下了扎實的思想基礎[7]﹔與此同時,他們在此項工作中發展和完善了自己的思想,經歷了《神聖家族》、《形態》、《雇佣勞動與資本》、《哲學的貧困》等著作的鋪墊和准備后,最終的思想結晶——《宣言》便水到渠成地“出世”了。如果要找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早期同盟建設所做出的最突出貢獻,便是他們對工人階級組織所進行的思想建設。
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參加同盟最初的組建,因為正義者同盟的早期活動與馬克思恩格斯幾乎沒有交集。馬克思恩格斯絕不是在同盟產生的時候起,便是同盟的領導者,更不是同盟各項具體事務的組織者和安排者。把馬克思恩格斯的功績抬得過高,就會抹煞同盟其他領導人和成員的貢獻。同盟的組建是當時全體工人運動的先進人物的集體智慧和力量的產物。其他的一些杰出工人代表,也為同盟的宣傳、建設和發展耗盡了畢生的心血和精力。應當實事求是地看待馬克思恩格斯和同盟的關系。
其實,這些觀點在洪特的書中也早有論述。洪特認為,在與魏特林主義、卡貝主義等思潮“糾纏”、“交鋒”的過程中,能夠看到正義者同盟進行自身建設的努力和探索。比如說正義者同盟在清除卡貝主義的過程中,鮑威爾就起到了至關重要的領導作用和動員作用。“鮑威爾這個矮小的鞋匠幫工,當時在這群人中第一個認識了歷史發展、階級斗爭和共產主義啟蒙之間的正確關系。對此,他按照邏輯推理說:共產主義者的宣傳絕不會說服有錢有勢的人,因為私人佔有的利益使他們看不到財產共有制的優越性。他認為,隨著共產主義宣傳的發展,反抗會增加,並使革命成為必要。這樣就最終消除了卡貝的影響”[3](p.24)。洪特自然是承認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正義者同盟的思想影響(或者說是思想建設)的,但是他更偏向於正義者同盟的領導人在同盟內部的事務中有著異乎尋常的統領和管理才華。
不過,我們仍要認定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實際組織者。如上所述,“正義者同盟”在更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之后,就和過去的“流亡者同盟”、“正義者同盟”中的那些不良的思想殘余(如平均共產主義、卡貝、巴貝夫等人的空想社會主義)、活動方式(如密謀)和組織手段(依靠所謂對領導者、思想家“絕對的信仰”來進行動員和調動工人階級、同盟人員)基本上分道揚鑣了。可以說“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根本性質較之它的兩個“前身”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其主流指導思想便是馬克思主義、科學共產主義,活動方式、組織原則也不再仰仗不科學、不合理的“密謀”、“無畏的暴力革命”了。不管馬克思恩格斯在同盟裡擔任了什麼樣的實際職務,憑借其科學理論,他們算得上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真正領導人。
三、對《共產主義信條草案》的研究
國內學者對《草案》的研究成果其實不算豐富,起初也只是《草案》在發現之時,有人對其進行了詳細的講解和評論。高放教授對《草案》內容的研究在國內算起步較早、水平較高、成果較多的[2]。高放教授指出了一個爭議不小的問題,也是一個公認的歷史“疑案”:“有人認為恩格斯就是這個文件的作者,有人認為恩格斯只是作者之一。”[2]高放教授理解《草案》是恩格斯的作品,“不管怎樣,恩格斯負責起草這個文獻或者說這個文獻處於恩格斯的手筆,則是可以肯定的”[2]。這代表了絕大多數人的意見和看法。比如,國內的王先恆先生、於奇先生也專門寫文章介紹過《草案》[8][9],“大會花了很多時間討論綱領問題……大會還通過了由恩格斯起草的二十二條《共產主義信條草案》”[9]﹔國外的格姆科夫、烏爾利希、科爾紐等人也都相信恩格斯是《草案》的作者,最起碼他也是主要的創作者和撰寫人。
但是,有人卻對《草案》的作者身份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不能從恩格斯的“石印筆跡”推出恩格斯就是《草案》作者的結論。無論是從恩格斯寫的《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歷史》一文,還是當時馬恩互通的書信中,都查找不到恩格斯對他是《草案》的作者這一說法所提供的信息。而且,《原理》對《草案》的改寫、補充和修訂幅度非常之大,這也証明了《草案》“不是恩格斯的著作,即使是恩格斯參與草擬這一文件,也是極少部分反映了恩格斯的觀點”[10]。
那麼,《草案》究竟是一份什麼樣的文件和著作呢?有人推測當時同盟領導人在代表大會前一直在醞釀草擬一份“共產主義信條”,按照當時同盟所達到的思想境界和意識水平,這份“共產主義信條”很有可能就是《草案》!恩格斯由於字體娟秀俊美,所以就做起了“抄寫員”的工作,這也說明了那份石印手跡是從何而來了[10]。
這種說法似是而非。《草案》的作者的確是恩格斯,因為《草案》裡有明顯的科學共產主義“理論痕跡”,這全然屬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創新和理論突破。雖然在當時,同盟裡已經有人領會、接受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思想,但要是讓他們寫出這樣的一份科學共產主義理論文件,難度還是相當大的。這從沙佩爾后來的《無產者!》(1847)一文中就可以看出來:盡管沙佩爾能夠無限接近於“科學共產主義”,但是從語言表述和思想深度上來看,其空想社會主義的殘余還是非常明顯。至於其他同盟成員,更沒有起早這個綱領草案的基本能力。顯然,《草案》的作者,非馬克思恩格斯莫屬。馬克思沒有參加同盟的“一大”,這個任務的執行者、完成者隻能是恩格斯:“《共產主義信條》是恩格斯運用無產階級世界觀擬定的第一個國際性工人政黨的綱領草案。它闡述了科學社會主義的一些基本原理”,“恩格斯把無產階級解放斗爭學說奠定在對現實的階級關系作科學分析的基礎上”,“恩格斯深刻論証了共產主義理論產生的歷史條件”,“恩格斯還深刻闡明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客觀必然性”[11](pp.323-324)。
《草案》之所以會有一些所謂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殘余,是由於當時同盟內部思想還比較復雜,恩格斯為了同某些成員進行妥協,隻好暫時先將《草案》做此處理。比如說,《草案》仍然採用“教義問答”的形式,就很能說明這一問題,因為當時的工人習慣了這種帶有“宗教形式”的宣傳手法和書冊。“這種被稱為信仰之表白或信條的教義問答,在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和空想共產主義文獻中就有好幾個﹔傳播得較廣的,譬如說,有彼此極不相同的拉波納雷、拉奧蒂埃、拉梅耐和卡貝的教義問答。”[3](p.15)
還有人表面上並不懷疑恩格斯是《草案》的作者,但他們堅持說恩格斯雖然在寫作《草案》時思想已經達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但是《草案》中的很多地方和表述仍然受到了同盟其他成員著作或是思想的“深刻”影響。恩格斯當時的思想並沒有馬克思那樣“純淨清澈”,他仍然在“歷史唯物主義與人性論之間”、“哲學共產主義與科學共產主義之間”左右搖擺和舉棋不定。比如說,洪特認定《草案》受到了拉波納雷、卡貝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和“民主”等理念的影響[3](pp.83-87),我國有學者認為赫斯的共產主義思想和哲學理論,以及《無產階級革命的后果》一書都使得《草案》帶有一定的“赫斯痕跡”[8],等等。
關於《草案》的根本性質,也是爭議頗多。巴加圖利亞通過對《草案》和《原理》問題的對比,認為后者實際上舍棄了《草案》的前1-6個問題,並且加寫了第24、25條,這兩條的內容沒有在《草案》中出現[1](p.214)。因此,《草案》的科學性較之《原理》大為遜色,盡管兩篇著作的創作時間相距不到半年的時間。有的學者堅稱《草案》中很多處的思想和表述都是當時同盟所達到的實際水平,《草案》算不上是一部科學共產主義文獻[10]。還有的學者認為《草案》的確出自恩格斯的手筆,但是恩格斯當時的思想高度沒有人們想象中的那麼高。理由就是《草案》中的“共產主義”思想充滿“人性論”的色彩,“哲學共產主義”和“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潮對恩格斯的影響還是非常大的[12]。
學者們的這些探索都為《草案》的進一步研究打開了新的思路,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視角,但是有些結論實在是無法令人接受。張新教授在《讀懂恩格斯》一書裡對《草案》所做出的評價,仍是最為切中肯綮的,“應當看到的是《共產主義信條》雖然是恩格斯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寫出的第一個具有科學共產主義思想的綱領草案,但由於恩格斯在起草綱領的過程中考慮到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整體思想狀況和接受程度,在某些提法上做了妥協,這就使得《共產主義信條》還沒能到達科學社會主義當時已形成的理論高度”[11](p.325)。
四、《共產主義原理》和《共產黨宣言》中內容思想的“異同”
一直以來,人們都把《原理》當做《宣言》的“直接草稿”。巴加圖利亞早就通過對《原理》的問題和《宣言》的章節對比,得出了《宣言》就是對《原理》的發展的結論[1](p.214)。但是,國內外學者(主要是國外的“馬克思學”的一些學者)對簡單的文章結構對比感到不滿,他們紛紛發出疑問:雖然《宣言》吸收並採納了《原理>的文本結構和問題安排,但《宣言》的實質思想是否也同《原理》保持了一致呢?
西方的大多“馬克思學”學者極力否認《原理》的理論價值和恩格斯的理論成就,他們慣於把馬克思塑造成一位“人道主義者”,而把恩格斯歪曲成一位“技術決定論者”或“實証主義者”。喬治·李希特海姆很早就宣稱,恩格斯和馬克思思想的差異從《原理》開始就體現出來了,他確信《原理》中的歷史觀和革命學說要比《宣言》更具“技術統治論”的特征[13](p.47)。
此外,戴維·麥克萊倫和特利爾·卡弗也都這麼以為,並指責說恩格斯的這些思想特征被馬克思“無奈”地保留在了《宣言》當中。“資產階級的本質和起源、它對此前社會關系的影響、它在機器化大生產和改變工作條件中的角色以及最后它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顯著特點等這些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表現出來的所有特征,都是對恩格斯早期文章的映現。”[14](p.81)同時,他們還認為馬克思的“異化論”、“人道主義”思想在《宣言》中“若隱若現”,而恩格斯的《原理》中是找不出這些概念和思想的映像的。
只是卡弗在這裡有些自相矛盾,因為他同時還想竭力証明青年恩格斯規定了《宣言》的內容結構和主導思想,也就是,《宣言》“抄襲”了《原理》,是“等同”於《原理》的。他一方面否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根本哲學立場的一致,另一方面又“揚恩抑馬”,盡力將《宣言》“打造成”《原理》的《規范翻版》“這一比較[14](pp.84290)揭示了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原理》與馬克思所留下來的《共產黨宣言》之間在主題上的一致性,而且在這兩個文本中所表現出來的觀點在整體上也是非常相似的。”[14](p.90)卡弗表面上贊同《原理》和《宣言》的相同性,但這是為其隨后所要批評的“恩格斯制造了-恩格斯主義。”制造伏筆,他稱恩格斯才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一小提琴手”,本質上還是提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對立”和“差異”。否則,他也不會如此地在意強調馬克思“異化”和“解放”的思想在《宣言》中“暗示”式的出現[14](p.81)。
國外學者也有的主張《宣言》和《原理》“一致論”,如J.D.亨利和巴加圖利亞等人[13](pp.54261)。近年來,我國哲學界也掀起了“文本研究”、“文本解讀”的潮流,一些學者也開始涉獵對《原理》和《宣言》中具體思想的比較研究。譬如,姚順良和夏凡撰文指出,從《草案》到《宣言》,“共產主義”經歷了一個“流變”和“進化”的過程。在《草案》中,“共產主義”的基礎是空想社會主義的“人性論”和“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歷史觀﹔在《原理》中,“共產主義”代表的是一種理想的社會制度,仍然保有所謂的“理論原則”﹔在《宣言》中,“共產主義”才是一種現實的運動,徹底清除了《原理》和《草案》中的唯心主義思想殘余。他們借此得出結論,《原理》中關於共產主義的思想高度要遜於《宣言》,其實這也得出了恩格斯和馬克思思想不同的結論[12]。
五、《共產黨宣言》創作史中所反映出的“馬克思、恩格斯關系”
這一問題是上一問題的延伸和繼續。如果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寫作《原理》和《宣言》的過程中“各有各的看法和觀點”的話,《宣言》究竟是誰的思想成分多一些?換言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過程中究竟展現出了一種什麼樣的關系?人們長期相信《宣言》是馬恩的合著,是不是這僅僅是一個“假象”,《宣言》終究只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中間的一個人的作品?在國外,“對立論”者就認為,與恩格斯的實証主義和技術決定論截然不同,馬克思使用的是經驗主義的方法和歷史辯証的方法,他對“人”的重視與恩格斯對“技術”的重視也是完全對立的[13](pp.47253)。“馬克思強調生產力的毀滅性,而恩格斯強調生產力的解放和進步特征。馬克思在1843-1848年的著述中發展出一種-關於存在於本質、現實與異化的復雜辯証法.,而恩格斯則是頭腦簡單的決定論和實証論者。恩格斯強調未來共產主義社會是建立在滿足人的需要的基礎之上,而馬克思強調人性及社會性的根本改變。”[13](p.47)李希特海姆的這些論斷和主張形成了西方學者對《宣言》創作史中“馬恩關系”誤解和攻擊的基調,反映了一種普遍的學術動機和研究定勢。
上述的“對立論”者採用的是“褒馬貶恩”手法,可是近年來也有些西方學者另辟蹊徑,用“恩格斯統領、引導馬克思”的全新說法對此問題給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回答。卡弗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術思想關系”一書中辯稱,1848年前恩格斯走在馬克思“之前”,原因就是親身接觸和近距離觀察工人階級給恩格斯帶來了更多的現實認識和成熟思考。而馬克思卻過多地呆滯於書房內,研究著影響不大的政治方面的理論內容。“馬克思在這一時期的著作中沒有一篇像恩格斯在他的分析中所展現出來的那樣成功”,“那時恩格斯像做演繹練習一樣從政治經濟學方面來宣傳共產主義”[14](p.65)。真正幫助馬克思進行方法論和思想意識轉化的是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英國狀況》等書,馬克思為恩格斯書中的觀點和見地感到敬佩和傾倒,從此便跟隨恩格斯一起研究社會主義運動和哲學、經濟學。在起草同盟綱領的環節上,恩格斯不僅親自寫作了《草案》和《原理》,還建議馬克思如何寫作《宣言》,甚至《共產主義宣言》的名稱也是他/提醒0給馬克思的[15](p.123)。卡弗認真列舉了《宣言》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以及《英國狀況》中的相關論述[13](pp.86299),以証明馬克思是在“抄襲”或是“整理”恩格斯的著作。同時他還宣稱,《宣言》的語言風格和論証方式都和恩格斯的《在愛北斐特的演說》十分接近[14](pp.58291),這就証實了《宣言》是恩格斯的作品,恩格斯在《宣言》的創作史中才是真正的思想主導者。
卡弗的這一觀點很容易引起人們的爭論和批駁,因為硬要說《宣言》的思想主導者是恩格斯,似乎有些牽強附會。人們一般都承認《宣言》中的核心思想是歷史唯物主義,而這正是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或是馬克思所創,這就無法解釋《宣言》是恩格斯的個人作品了。看出此端倪的國內學者也不在少數。“問題的關鍵在於:作為《共產黨宣言》理論基礎的唯物史觀到底主要是由馬克思還是恩格斯闡發的?具體來說,《共產黨宣言》之前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到底主要是馬克思的作品還是恩格斯的作品?”[16]於是,人們紛紛把目光投向了唯物史觀的“誕生地”——《形態》。卡弗在這裡有些難以自圓其說,因為他相信《形態》是馬恩的合著[14](p.76)。
在此問題上,廣鬆涉獨樹一幟,他提出《費爾巴哈章》的主要字跡是恩格斯的,馬克思只是做了些修改和補充。並且,廣鬆涉以二人在《形態》中那段著名的對共產主義的論述為依據,指出馬克思當時的思想還停留在“哲學共產主義”階段,恩格斯卻已經把共產主義當成一種社會制度了。恩格斯顯示出了領先馬克思的理論能力和研究水平。廣鬆涉還進一步說,《形態》中對共產主義的諸多論述,早在1843年恩格斯的作品中就有所隱現,而這些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直到《宣言》,也沒有為馬克思所接受和吸收[13](p.78)。在青年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的關系問題上,無疑后者更為“強勢”[13](pp.77278)。廣鬆涉憑借他對《形態》的文獻學研究,間接否認了馬克思在《宣言》創作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雖然部分論証細節和切入角度與卡弗有所差異,但二者的結論是一致的。
國外也有學者對諸如此類的言論表示否認。如知名的“馬恩一致論”者亨利就曾經指出,通過再次對比《原理》和《宣言》,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樣,也強調技術的重要性﹔恩格斯也像馬克思那樣,對人的發展和自由給予了很大的關注及闡述。亨利還認為,《宣言》和《原理》中關於勞動(力)價格、商業危機、私有財產、無產階級專制、國家、宗教民族問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等方面和環節的論証是一致的。“對立論”者常常不喜歡恩格斯,所以他們就抓住《原理》中的隻言片語,置文本的整體和歷史的發展於不顧,去蓄意誣陷和歪曲恩格斯的所謂“技術決定論”和“實証主義傾向”。公平地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單單從一句話、一段文字上看,他們肯定是某方面的專家和學者,但是要把他們宏大、廣博的著作從整體上來看,無疑二人都是堅定的歷史唯物主義者[13](pp.54262)。
國內學者通常都是馬克思恩格斯“一致論”者,但國內當前也有接受馬克思恩格斯“差異論”的學者。如姚順良和夏凡就認為,《宣言》中的共產主義思想和《原理》是不同的[12],等等。但是我國學者並不主張“對立論”,而是主張客觀、公正、全面、系統地研究馬恩的文本和著作,以還原出最為真實的“《宣言》、《原理》關系”。
對於國外學者對《宣言》創作史中馬恩關系研究的方法,國內學者多是指出這是解釋學,或者說是文本學的研究方法。雖然說這種方法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展示馬恩著作和思想關系、政治合作關系的原貌,但這也容易導致對文本的生硬解讀、過度闡發和“無限聯想”,將馬克思主義文獻片面拆解,破壞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整體性:“應該承認,用解釋學理論和方法來說明恩格斯與馬克思的文本及其所表現的思想關系,的確深化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比較研究,但並沒有解決馬克思、恩格斯問題。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無產階級爭取解放的階級斗爭實踐經驗的理論總結,是無產階級革命和人類解放的科學理論,實踐性是它的最根本的特征。隻有聯系時代和人類實踐的發展,聯系無產階級革命實踐,才能正確理解和完整把握馬克思主義、把握馬克思、恩格斯關系。”[17]。
六、對《共產黨宣言》七篇序言的研究
多年來,學者們大多是在議論和討論七篇序言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基本精神、根本方法的堅持和發展,如恩格斯和馬克思在序言中對唯物史觀進行了進一步的總結和概括﹔七篇序言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精神和內涵﹔七篇序言再次証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最終價值取向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等等[18][19][20]。還有的學者對七篇序言的寫作過程和歷史背景進行了講述和介紹,但一般不對序言本身的創作史和其與《宣言》正文的關系做出更深層次和更大范圍的研究。
《宣言》的七篇序言和《宣言》的正文共同構成了《宣言》的整體,對《宣言》創作史的研究,自然應當包括對其序言的研究在內。我國有學者對此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嘗試,為今后序言的研究做出了示范。
宋澤濱和齊愛蘭把對1882年俄文版序言的考察結合著對馬克思思想發展歷程的考察一同進行,提出了馬克思曾在《致查蘇利奇》一信中所說的那篇他要寫的關於俄國農村公社的文章正是《宣言》的這篇俄文版序言。馬克思始終沒有放棄對俄國現實的關心和研究,他認為俄國沙皇政府腐敗無能,農民生活痛苦不堪,俄國政府國庫空虛,對外戰爭頻繁,種種因素造就了俄國進行革命的良好時機。一旦革命成功,俄國就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發展的陣痛,而保存住農村公社,直接進入到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的這些觀點並沒有在給查蘇利奇的復信中寫出,但是在其草稿中做出了詳實、誠懇的論述。但是馬克思還是考慮到公開這些意見的時機尚不成熟,就把這些思想放在了1882年《宣言》俄文版序言中進行闡述。這篇序言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深化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理論,其歷史地位和理論價值不容忽視,它印証和體現了馬克思一生的思想發展路線和脈絡[21]。將文獻的研究和歷史的研究結合起來統一進行,這應該成為今后馬克思主義文獻解讀、研究的一個基本方法原則。
七、《共產黨宣言》的經典地位問題
《宣言》標志著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誕生,它在所有馬克思主義文獻中的經典地位是無可撼動的。然而近年來有些學者依靠文本研究的方式重新對《宣言》的經典地位提出了質疑。聶錦芳教授曾撰文指出,《宣言》不是馬克思恩格斯計劃內的著作,是一部/委托0之作。馬克思寫作《宣言》的時間非常短,間接導致了《宣言》的思想內容不夠深邃豐滿、章節結構不夠嚴謹合理。顯然,同《形態》、《資本論》、《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博士論文》等著作相比,《宣言》絕對稱不上是“經典之作”。“縱觀馬克思寫作《宣言》為止的著述,可以說不僅思想深邃、論証嚴密,而且那些已經定稿的作品布局謀篇非常講究,篇幅長短均勻,論述思路清晰,行文節奏一以貫之。相形之下,《宣言》的定稿卻是這樣一種情形,就很難說這是一部-經過反復修改、反復錘煉的精心之作了。”[22] 《宣言》只是由於它那簡潔清晰、通俗易懂、慷慨激昂、斗志澎湃的風格和特點使得它在國際工人中廣泛傳播和閱覽,並經其七篇序言的宣傳和導讀以及政治家們的推崇和評價,最后成就了它那卓絕的“經典身份”[22]。
對這一說法,馬擁軍教授專門寫文章進行過反駁,他認為評判一個文獻是否經典就是要看它與讀者產生了多大程度上的共鳴,而不是僅僅看它的篇幅大不大、寫作時間長不長、哲學論証多不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實踐性決定了,判斷某一部馬克思主義文獻是否-經典,不能單純從-文本學角度著眼,而是要結合它的思想內容和結構形式,看它在實踐中所發揮的作用。單純的-文本學，視野必然有其局限性。”[23]這個局限性就在於,單單著眼於純粹的“理論文本”,會割裂開“理論”與“實踐”、會分離開“文本”與“歷史”、“會隔斷歷史”與“邏輯”。馬擁軍甚至還認為,聶錦芳教授是在“把《宣言》的各個部分肢解開,然后再拼湊起來”[23]。通過二人的爭論,可以想到對馬克思主義文獻的研究,目的本是要面對各種實際的實踐問題,擴充、補充、証實和完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同樣,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和實踐的要求也規定了馬克思主義文獻的解讀和研究的選材、原則和目標。對文獻本身的挖掘和鑽研同對“理論聯系實際”的追尋和探求都是中國學人今后面臨的重大課題。
八、幾點思考
(一)研究的深度、廣度有待提高
上述的七個方面是國內外學者對《宣言》創作史研究的主要議題。坦誠地說,目前我們對《宣言》創作史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還亟待繼續進行挖掘和擴展。舉例來說,《草案》、《原理》和《宣言》中的歷史觀對比研究、歷史唯物主義思想對比研究、“財產共有”思想對比研究、雇佣勞動思想對比研究、共產主義思想對比研究、人的發展思想對比研究、世界歷史思想對比研究、“實証主義傾向”對比研究、無產階級專政(統治)思想對比研究等領域,還需要去進行縱深地探討和追究。隻有弄清楚了這些問題,才能夠對《宣言》的創作史有一個更為清晰、更為全面、更為深刻的了解和掌握,才能在更為宏觀的層面上把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認識水平提高到更高的檔次上來,准確細致地把握“馬克思、恩格斯關系”。
此外,多數學者並沒有意識到對《宣言》創作史進行研究的真正意義和價值。其實,對《宣言》創作史中各個問題的研究,更多接觸到的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各種文獻。這其中既有馬克思恩格斯本人所寫的著作、筆記、札記、手稿以及書信,又有同盟其他成員的著作、筆記、札記及其書信,也有同盟本身的資料和文件,甚至還有其他人士(如青年黑格爾派的哲學論著、德國古典哲學家、英法社會主義理論家等人)的相關著作。也就是說,《宣言》創作史問題的研究是一個對馬克思主義文獻進行專門研究的論題。通過對研究過程中得失的反思、經驗的總結和方法的提煉,力求對馬克思主義文獻學的研究原則和方法進行初步的探索和鑽研。這對於建立“馬克思主義學”有著重大的參考價值和作用。所以,我們要認清進行《宣言》創作史問題的研究是為馬克思主義文獻學的建設貢獻智慧和力量,增強研究的學術性和學理性,把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馬克思、恩格斯”文獻學的研究推上一個更高的台階、更深的層次。
(二)《宣言》創作史研究的意義
對《宣言》創作史中問題的研究有著重大的理論意義﹔同時,《宣言》創作史中諸多問題的“真相大白”,有益於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學術威信的鞏固、加強,有利於推進馬克思主義學科的建設、完善。
譬如,如何看待《原理》和《宣言》的關系。自不待言,僅僅簡單地把前者作為后者的“草稿”或是“大綱”,就稱不上是用科學負責的態度來對待兩位偉大革命導師。理由在於,兩篇著作的哲學基礎和方法論基礎,包括一些具體的原則問題是一致的,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畢竟是兩位個性鮮明、性格迥異、習慣不同、各有擅長的革命家和理論家,在《宣言》和《原理》中,還是能夠體現出二人的細微差異的,盡管這不是根本上的差異和不同。平心而論,《宣言》的確繼承了《原理》的大部分內容,堅持認為它是馬克思“一個人”的作品,就抹煞了恩格斯的貢獻,是不公平的﹔同樣,有些西方學者斷言《宣言》是摘抄和補錄《原理》,把功績完全“丟給”了恩格斯,忽視馬克思的存在和作用,這也是偏頗和極端的。國外有些人不願意承認馬恩的合作關系,竭力否認二人之間的友誼,雖然打著“學術”的幌子,但是無形中造成的輿論力量、思想引導和意識影響是驚人的,因為這樣會使人懷疑起馬克思主義的真實歷史,進而懷疑整個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學”對《原理》(包括《草案》)的質疑的根本目的在於把馬克思從馬克思主義的形成史中“排除”出去,從而實現對馬克思主義的“釜底抽薪”和徹底顛覆。因此,通過對《宣言》創作史問題的再研究,能夠給《原理》和《宣言》一個客觀合理的評價,能夠為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關系給出科學的解釋和有力的証明。也就是說,對《宣言》創作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政治意義。
另外,如上所述,對《宣言》創作史問題的研究涉及了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的許多文獻和著作,而且,同盟其他成員的著作也要進入研究的視域,因為研究創作史問題,不得不進行橫向地對比和縱向地梳理。可以說,進行《宣言》創作史問題的研究是對馬克思主義文獻學研究的一次大膽嘗試,這對於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這個二級學科下的“馬克思主義文獻學”方向的學科建設有著一定的探索意義。
(三)《宣言》創作史問題研究專題的方法原則
對《宣言》創作史的研究關乎對馬克思主義文獻的考據和詮釋,因此需要借鑒西方“解釋學”的方法。但馬克思主義文獻學是不同於解釋學的,方法更是不能完全照搬和移植。具體來說,需要遵循以下的方法原則:
首先,要堅持歷史與文獻相統一的原則。歷史與邏輯是統一的,文獻作為記錄歷史發展的載體,必然在其中內含著歷史發展的邏輯。因此,在研究《宣言》創作史的時候,要想堅持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原則,就必須堅持歷史與文獻相統一的原則。進一步說,要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大框架上來看待《宣言》的創作,不能把《宣言》從歷史中孤立開來,割裂它同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聯系,片面地對其進行“肢解式”的解讀。同樣,對待《草案》、《原理》都是一樣的原則。如果不把其思想觀點、內在邏輯、文本結構放在整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范圍中來看,就不能夠完全、准確地理解它們,就會因為其中的某句、某些論述而對其做出錯誤的判斷和把握。總之,就是要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來規定馬克思主義文獻的詮釋,用馬克思主義的詮釋來証明馬克思主義發展史。
其次,要熟練、大量、認真、細致地運用對比研究法。《宣言》創作史的研究離不開對《草案》、《原理》、《宣言》三部著作及其相關著作的對比研究。一是要進行《草案》與同盟其他成員作品的對比研究,涉及文本結構、文風文體、思想內容的對比﹔二是要對《草案》和《原理》就行對比研究,涉及文本結構的對比、歷史觀的對比、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對比、雇佣勞動思想的對比、無產階級及其革命斗爭思想的對比、哲學思想的對比,等等﹔三是要對《原理》和《宣言》進行對比,涉及文本結構的對比、哲學思想的對比、政治經濟學思想的對比、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的對比、關於“人的發展”思想的對比,等等﹔四是要對馬恩前期作品和后期作品的對比。涉及對《草案》、《原理》、《宣言》中相關論述、觀點和概念的“刨根問底”和“全面跟蹤”,比較一下它們在馬恩各期著作中的發展和變化,從而得出正確、科學、客觀的結論。
最后,要注意理論聯系實際,密切關注現實。上面已經提到,對《宣言》創作史問題的研究有著一定的現實意義。主要是為馬克思恩格斯之間的關系正名,向人們展現真實的《宣言》創作史以及馬克思主義形成史。這也是回應一些西方“馬克思學”學者們對馬恩關系、《宣言》創作、唯物史觀創立所提出的質疑和非難的一個有效手段。因此,對《宣言》創作史問題的研究來源於對學術界現實、思想界現實和社會現實的觀察和思索,這個專題本身就是“理論聯系實際”的產物﹔同時,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要密切關注學術界、思想界前沿和社會現實,掌握最新的理論、學術和社會動態,不斷調整研究的內容和論述的結構,最大限度地完善和整理《宣言》的創作歷史和既有研究成果。
注釋:
①這裡所說的“同盟”,指的是共產主義者同盟及其前身正義者同盟,即是該工人組織的一個簡略的稱謂。一般上講,正義者同盟和共產主義者同盟是一個組織團體,隻不過后者接受了科學共產主義,即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作為指導,因此比前者更具有進步意義和科學性質。學者們往往不再計較這中間的變化,習慣於將正義者同盟和共產主義者同盟不過多地加以區分而統一稱之為“同盟”。所以,本文便沿襲這個簡稱。下文中若提及“同盟”,指的便是這個工人組織,而不再追究它是處於“正義者同盟”的階段,還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階段。如果涉及具體的問題和特定的時期,文中將會直接表述出“正義者同盟”或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全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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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