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自然辯証法》：日文第一版的翻譯及其意義
加藤正（1906.2.11-1949.2.3）是日本共產黨黨員和著名的自然辯証法權威[1]233，一生從事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實踐和理論工作。20世紀20—30年代日本，他和加古祜二郎首先翻譯了恩格斯的《自然辯証法》。他堅持用自然辯証法指導自己的理論和實踐工作，在同當時的福本主義、三木清哲學、戶坂潤黨派性理論的論爭中，形成了自己的理論觀點，被稱為加藤理論。自然辯証法是加藤理論的基石。《自然辯証法》翻譯出版后，日本馬克思主義哲學界掀起了研究自然辯証法的高潮。
一、翻譯《自然辯証法》的歷史背景
加藤正把《自然辯証法》分為上下卷出版，上卷是1930年、下卷是1932年。在當時復雜的社會背景和文獻背景下，日譯本對當時的日本馬克思主義哲學界認識自然辯証法起了巨大作用。
（一）社會背景
首先，日本經濟暴露出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兩大階級斗爭激烈。自1868明治維新后，日本走上了封建資本主義的道路，劇烈地進行著國家近代化。到1890年，日本開始成為資本主義工業國，於是資本主義的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制的固有矛盾開始顯現[2]467-478。同年下半年爆發了第一場經濟危機，兩大階級的矛盾開始加劇。1895中日甲午戰爭后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形成，固有矛盾的進一步加劇，工人運動蓬勃發展[2]543。1922年日本共產黨成立，開始了在日共領導下的革命運動的新時代[2]616。十月革命的勝利給日本統治階級帶了危機感，於是日本當局頒布了治安維持法，先后展開了六次[5]大規模（1923-1933年間）的逮捕日共的行動。革命運動陷入低潮，像山川主義等消極思想蔓延。
其次，在當時日共的黨的建設上，人員成分復雜，各種階級思想混雜，不利於革命運動的開展。例如改良主義、調和主義、國粹主義、唯心主義、儒教思想、佛教思想、基督教思想等造成了革命運動理論的不統一，日共黨內也存在著政治、思想和組織方面的不成熟。
最后，共產國際指定日共的領導人沒有認清日本斗爭實際，造成了階級力量的浪費。並且當時的日共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黨的活動也僅限於少數革命的知識分子和工人骨干分子[3]。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統一思想，排除各種思想和理論的干擾。加藤正的日譯本給當時的日本馬克思主義哲學以強大的震動，使他們認識到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的基礎是自然和自然辯証法。對排除工人運動的理論上的唯心主義起到了作用。同時，加藤正實現了從“為了科學的科學”到“為了人生的科學”的思想轉變，從一名自然科學者轉變成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共產主義者。
（二）文獻背景
1926年8月福本和夫在私人雜志《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上譯載了德波林的《唯物辯証法和自然科學》一文，日本人第一次知道了恩格斯有遺稿《自然辯証法》[4]295。於是翻譯出版該遺稿提到了日本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的日程上。在加藤正翻譯《自然辯証法》之前，有關自然辯証法的文獻如下。
《唯物辯証法和自然科學》成了回顧自然辯証法在日本傳播的標志，1927年又出了該文的兩個日譯本。該文的意義在於，首先，使日本馬克思主義哲學界注意到了自然科學和馬克思主義間的關聯﹔其次，該文描繪了馬克思主義全貌，影響深遠﹔第三，普及了自然辯証法一詞，但是在日譯本出版之前，日本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對自然辯証法的認識各不相同。
1926年5~6月，森戶和櫛田翻譯了《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部分明確了從自然基礎上研究歷史的方向。9月，宮川實重譯《經濟學批判》序言四明確了人類歷史的出發點是自然。1927年5月，井上滿翻譯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對日本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具有解放性的意義。同年6月，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被翻譯。10月，黑田房雄翻譯了恩格斯的《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明確了以自然史為前提証明人類社會的辯証法，打擊了當時藐視自然科學的傾向。1928年10月，翻譯了列寧的哲學筆記的一部分。1929年2月，翻譯了狄慈根的哲學論文﹔7月在《國際文化》上登載了吉米廖杰夫的《恩格斯<自然辯証法>和近代物理學》，該文雖然有機械主義的傾向，但是他從一個專業物理學者的視角來理解自然辯証法的方式引起了加藤正地興趣。
在《自然辯証法》的日譯本出版前，日本馬克思主義界和自然科學界對自然辯証法的認識都帶有自己研究領域或階級利益的觀點的。這種不同理解，使它的翻譯出版越發的緊迫了。
（三）當時日本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自然辯証法的觀點
首先，自然科學者例証自然辯証法法則的正確性，社會學者論辯辯証法和自然社會的關系。如，自然科學者方面，《生物學和自然辯証法》（作者不詳）從生物組織學例証了質量互變的法則﹔竹村文夫1928年的《辯証唯物主義和自然科學》，從當時數學和物理的發展中論証了認識的唯物主義性和辯証法性﹔拓植秀臣1929年8月的《自然辯証法和生物》一文，總結出三個命題[4]272“不承認無機物和有機物間的絕對差異”、“承認生物在產生和變異上有質與量間的飛躍變化”、“具體統一地而非抽象片面地看待生物體的發展變化”，並指出這三個命題對應了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的規律。社會學者方面，高橋庄治1927年2月的《理解自然科學方法論中的唯物主義》批判了岡邦雄辯証法隻適合於社會的錯誤觀點，肯定了辯証法也適合於自然。在1927—1928年山本宣治的《生物·人類》用生物學証明了人類發展的唯物史觀前提，指出人類的發展必然暗含著社會進化的方向，從而証明了自然科學和唯物史觀是相通的。1931年伊豆公夫的《通過現代自然科學的辯証法來反省》是日本最早總結自然辯証法的書籍，他極力主張“唯物史觀僅能找到社會史的產生根據，而不能把握自然科學的內必然的發展。……通過自然科學自身的方法即自然辯証法，就能進入到自然科學的內容中。”[4]2“77社會的一般方法論制約了自然科學的理論”[4]277。從而打破了當時德波林主義的束縛，打開了通向自然的道路。並且他嘗試了從唯物主義和辯証法上來概觀自然科學和現代自然科學。
其次，認為辯証法隻適合於社會歷史領域，拒絕把辯証法適合到自然領域。例如，1927年11月岡邦雄的《唯物主義和物理學》。1929年8月三木清的《社會和自然》中錯誤地強調唯物史觀是自然辯証法的根基，並用以下這四個問題[4]270“歷史唯物主義沒有自然辯証法是否可以獨立存在嗎”、“自然是辯証法的領域嗎”、“自然科學含有意識形態的要素嗎”、“最前沿的自然科學支持辯証法嗎”來否定自然辯証法的成立。1929年8月小倉金之助的《階級社會的算術》雖然擁護自然辯証法但卻錯誤地用階級性闡述數學，12月大川豹之介的《純粹數學邏輯和法則》也認為數學是按階級性發展的。小倉和大川的這種做法在當時日本自然科學界非常盛行，都是用階級性來思考自然科學的發展，而不是從自然科學本身上思考自然科學的發展。1931年1月田邊元的《關於所謂<科學的階級性>》的評論是與加藤正日譯本同時出版的，也是在岡邦雄的立場上全面否定自然辯証法，“數學以及自然科學是‘術’即在技術形態上是階級性，但‘學’是在由階級技術的性格而被純粹化之處上成立的。”[4]277從而否定了自然辯証法。戶坂潤1929年的《自然辯証法》一文用馬赫主義，用一個感覺復合體的“存在”概念，認為“辯証法是‘存在’的普遍的根本規定”[4]279，顛倒了自然與辯証法的關系，認為自然是辯証法的証明。之后他在1932年發表《自然科學在社會上的作用》一文，嘗試著在無產階級、唯物辯証法的邏輯、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之間的范疇的同一性，從而否定了自然辯証法的基石自然。
最后，嘗試自然科學和馬克思主義的聯盟。如1928年山本宣治和安田德太郎召集大學教授和副教授組建了“自然科學和馬克思主義”研究團，為的是實現科學者與無產階級的聯盟[5]646~655，向工人大眾講解自然科學，后因山本宣治被殺該研究團體被破壞。但1929年的無產階級研究的創立卻忘記了這個聯盟任務。1931年加藤正創建“蘇聯之友會”（后更名“日蘇文化協會”），向日本科學者和技術者介紹俄國無產階級事業同蘇聯科學相結合的實際情況，嘗試了科學與無產階級的聯盟，但是未成功。1932年創立的“唯物主義研究會”雖吸引了自然科學者參加，但隻停留在哲學認識論的理論上，忽略了開展科學者與勞動者階級相結合的啟蒙活動。
二、加藤正翻譯《自然辯証法》的主客觀原因和過程
（一）客觀原因
首先，宣傳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需要，用理論武裝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需要。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后，世界各國把目光投向了馬克思主義，興起了社會主義運動。當時的日本馬克思主義界以俄為師，開始大批翻譯介紹、宣傳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和蘇聯理論家的著作，來指導本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其中，加藤正擔負了翻譯恩格斯《自然辯証法》的重任。
其次，同當時日本社會中各種思潮論戰的需要。上世紀早期，在日本盛行著各種社會思潮，馬克思主義處於歐洲和日本本土思想的包圍之中，要在日本站穩腳跟就必須在思想理論上同各種思潮論戰。當時的思想有，西田哲學、田邊元哲學、皇道、儒道佛的哲學，還有各種國外哲學，如基督教哲學、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民權、工團主義、社會主義的其他分支等。這些思潮都在用自己的學說和主張爭取日本各階層的支持，排斥和攻擊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作為人民群眾自己的思想，就必須讓人民群眾認識它，就必須讓人民群眾通過馬克思主義認識到自己的社會地位和歷史使命，不被其他思想所俘獲和利用。並且馬克思主義還要同自己的變種進行斗爭，如福本主義、三木哲學等，消除對馬克思主義自然辯証法的誤解，推動理論的發展。
（二）主觀原因
首先，澄清當時日本各界對自然辯証法觀點的需要。其次，加藤正自身資質。第一，加藤正良好的德語、理科基礎和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是河上肇和三木清推薦加藤正擔任翻譯的原因。第二，加藤正自己獨自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理想。當時日本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還不成熟，河上肇還在摸索著馬克思主義，三木清也存在著認識誤區。但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想理解自然辯証法等理論。所以，通過經典著作《自然辯証法》來理解自然辯証法也是加藤正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途徑之一。在1929年底加藤正的日譯本出版后，自然辯証法立即成為了當時的理論前沿。
（三）《自然辯証法》被分成上下卷翻譯的原因
加藤正的日譯本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阿奇夫》第二卷（1925年）中的《自然辯証法》的內容，在校訂時參照了德語版的《阿奇夫》第二卷（1927年）。因為德語版在蘇聯連贊諾夫版的基礎上做過訂正的。日譯本總共16章加一個附錄。加藤正負責解題、第1、3、10、11、14、15章和附錄。加古祜二郎負責第2、4、5、6、7、8、9、12、16章。日譯本分為上下兩卷。上卷是解題、第1—5章和一個序言，由岩波文庫1929年12月出版。下卷是第6—16章以及附錄和序言，由岩波文庫1932年出版。從1927年著手翻譯到1932年出版下卷共歷時5年。期間受到了坂田德男、島之父、田中周友、河上肇、三木清等人的幫助。
為什麼分成上下卷翻譯出版？
首先，按內容劃分。筆者沒有得到日譯本的原書，但從原光雄1949年重譯的恩格斯《自然辯証法》的目錄內容[6]來分析。前五章是關於辯証法、自然科學、心靈界等的自然科學的哲學內容。后面是具體自然的內容,例如，電、熱等。所以《自然辯証法》原著內容上的不同或許是日譯本被分為上下卷的原因。
其次，時局的影響。日譯本的序言[1]36-37中加藤正提到在翻譯過程中遇到了很多障礙，並且中途加古還遭遇了不幸[7]。所以上卷的后半部分是加藤完成的。在出版上卷的1929年春又遇到不能出版的事[8]。日本當局視自然辯証法為社會主義讀物予以禁止不讓發行。
第三，繁忙的工作和疾病延遲了下卷的出版。加藤正1929年年底譯完上卷后，第二年忙於建立“無產階級研究所京都分部”的工作，又在1931年4月在東京組建“蘇聯之友會”並擔任機關報《蘇聯之友》的編輯工作。工作的繁忙和身體的疾病還曾經使加藤正產生過退學（京都大學）的想法。在下卷序言中，加藤正提到了翻譯的推遲是因為病情（肺結核）和工作的繁忙。
三、《自然辯証法》的翻譯出版在當時日本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的意義
首先，奠定了加藤理論的基石。在翻譯過程中和批判當時日本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的錯誤認識的過程中，加藤正形成了自己的理論，即加藤理論。加藤理論的基石就是自然，它是批判主觀黨派性的理論武器。
其次，從自然原因發展理論的思維方法成了哲學主流，要求以明確自然科學成果間的聯系來規定和再規定理論思維。在日譯本出版前，自然辯証法只是個徒有其名的概念，沒有一個人理解它本身的意思和內容，隻關心如何具體地使用唯物辯証法的自然認識。出版后，日本馬克思主義哲學界開始關注存在的自然前提和唯物辯証法自身的哲學史了。
最后，在日本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確立了新的理論方向+。人越是在自然中探尋原因，就越接近正確地認識世界，就會除去任何主觀臆斷。以人類實踐為基礎，任何歪曲聯系的嘗試都是徒勞的。由此，當時日本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各個流派在某種條件下的實踐都是有界限性的，最后必然會被更合理的聯系所包含。
注釋：
[1][日]加藤正著,山田宗睦編.加藤正全集第1卷[C].東京：現代思潮.1963.9.30
[2]吳廷謬主編，日本史[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
[3]曹天祿著，日本共產黨的“日本式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4][日]加藤正著，自然辯証法研究發展史[C].1936年執筆.（未發表的遺稿）
[5]列寧，列寧選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95
[6][日]原光雄譯，自然辯証法[M].京都：三一書房,1948
[7]1928年3月15日，日本當局對日共發動“三一五大逮捕”。
[8]1929年4月16日，本當局對日共發動“四一六大逮捕”，日共中央領導人幾乎全部被捕，黨組織遭到空前破壞。
（作者單位：漳州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