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在中國的傳播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是把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與方法同歷史資料結合起來進行科學研究的典范，也是將革命性與科學性高度統一貫穿於研究工作全過程的典范。對於歷史學、政治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民族學、倫理學等學科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起源》一書自1884年出版以來，在世界各國廣為傳播，本文茲就《起源》一書在中國傳播的情況，略加評述。

在中文書刊中，最早提到《起源》一書某些內容的是《新世紀》，它是由旅居法國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創辦的刊物。1908年4月25日出版的《新世紀》第44期上，刊登了《國粹之處分》一文，該文寫道：“社會黨煙改而士（即恩格斯——引者注）論家族、私產、國家三者，待社會革命之后此種種者，當置諸博物館，與古之紡車、青銅斧並陳之^{”﹝1﹞（P192）。}

最早發表《起源》一書片斷中文譯文的是《天義報》，該報是同盟會中傾向無政府主義的劉師培等人在日本東京創辦的中文刊物，從第11卷起在上海發行。1908年春出版的《天義報》第16卷至19卷合刊上，發表了《女子問題研究》 一文。該文提到了恩格斯這部著作的中譯名，書名作《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對有關內容作了下列介紹：“其推論家族之起源，援引歷史，以為此等之制均由視婦女為財產。其中復有論財婚一節，約謂古今之結婚均由金錢。”然后摘譯了《起源》第二章的幾段內容，共2100多字。編者對譯文加了按語：“以上所言，均因氏（即恩格斯——引者注）所論財婚之弊也，彼以今之結婚均由財產，故由法律上言之，雖結婚由於男女間之契約，實則均由經濟之關系而生耳。無異雇主之於工人也。觀於彼說，則女子欲求解放，必自經濟革命始，彰彰明矣。”劉師培等人原來並不了解婦女問題和家庭問題的社會根源，不懂得婦女解放決不能先於社會的解放，曾主張女子欲求解放，“必自破男女階級始”。他們讀了《起源》有關內容后，得到啟示，於上列按語中提出女子欲求解放，“必自經濟革命始”，表明認識上前進了一步。他們宣傳這一主張，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有其積極意義。繼《天義報》之后，《東方雜志》第17卷第19號和20號上（分別發行於1920年10月10日和10月25日），發表了《起源》一書的部分譯文，譯者是惲代英，他節譯了《起源》一書第四版序言，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某些段落，約6000多字，題為《英格爾士論家庭的起源》（“英格爾士”即恩格斯——引者注）。到1923年熊得山又將《起源》第一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九章譯成中文，標題分別為“歷史以前的文化階段”、“國家的起源”、“未開與文明”，發表在1923年8月26日出版的《今日》月刊第三卷第二號上。惲代英和熊得山的譯文都是根據《起源》英譯本翻譯的，這証明在20世紀20年代，《起源》英譯本已傳入中國。《起源》英譯本傳入中國以后，曾被活動於北京大學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向讀者推薦過。1922年2月6日刊載於《北京大學日刊》上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通告中，提到該會收藏有《起源》的英譯本，歡迎借閱。

五四運動時期，一些革命者高度贊揚《起源》一書，並力圖運用《起源》提供的理論來分析婦女和家庭問題。李三無在《婦女雜志》第6卷第4號上發表了《廢娼運動管見》一文（寫於1920年8月5日），該文提出隻有女子不再做男子的隸屬，才能徹底廢除娼妓，並引述《起源》一書有關內容。李三無把《起源》稱為“名著”。^{﹝2﹞（P356-357）}沈雁冰在《民鐸》第2卷第4號上發表有《家庭改制研究》一文（寫於1921年1月15日），他在文章中高度評價了《起源》和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主義》兩書，他寫道：這兩本書“不論在理想方面，在事實方面多是極不錯的（尤佩服他們考史的精深），所以我是主張照社會主義者提出的解決法去解決中國的家庭問題”﹝2﹞（P255）。重遠在發表於《先驅》創刊號（1922年1月15日發行）上的《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一文中，曾引用《起源》關於國家消亡的論述，然后對無政府主義進行了批評，他認為共產主義終極目的雖然也是主張無政府的，但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不同。馬克思共產主義提出了達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步驟、手段方法，而無政府主義卻沒有指出這些。^{﹝3﹞（P365-366）}

最早將《起源》一書主要內容全面介紹的是蔡和森，1923年他在上海大學講授社會發展史時，就是以《起源》一書為藍本。后來他將講授的內容整理成專著——《社會進化史》，於1924年8月由上海民智書局出版。蔡和森在該書緒論、家族、財產、國家之起源與進化四部分中，大量地轉述了《起源》一書有關內容。他在書中，稱贊《起源》將摩爾根“不朽之業才發揚光大於世，而歷史學亦因此完全建立真實和科學基礎”。^{﹝4﹞（P2）}《社會進化史》從1924年至1929年6年間出版過五次，在大革命高漲期間被各地農民運動講習所和一些黨的基層組織列為教材和學習讀物。在20年代傳播《起源》一書的還有李達，他從1922年開始系統地研究歷史唯物論和社會主義原理，寫成《現代社會學》一書，其中第六章、第七章關於家庭和氏族的論述，其體例和基本觀點都是依據《起源》寫成的。^{﹝5﹞（P295-313，321-342）}此書於1926年6月出版，至1933年共印行14版，在革命者中間廣為流傳，影響甚大。

在中國最早把《起源》一書的基本理論應用於中國歷史研究的是郭沫若，他在1928年10月28日寫的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導論的《中國社會之歷史的發展階段》一文中，指出《起源》一書的重要價值在於“把古代社會的秘密——特別是由氏族社會轉移到國家組織的變遷，已經剔發了出來。”^{﹝6﹞（P11）}《起源》的中譯本出版后，郭沫若在1929年9月20日寫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自序中，寫道：“本書的性質可以說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續篇”，“恩格斯的著作中國近來已有翻譯，這於本書了解上乃至在‘國故’的了解上，都有莫大的幫助。”^{﹝6﹞（P78）}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以《起源》提出的基本理論觀點，對中國原始社會的婚姻制度和氏族組織進行了概括的描述。論証了中國古代存在過奴隸制生產方式，從而廓清了長期以來中國古代史研究中的混亂，開拓了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古代史的新途徑。

1928年李膺揚（即楊賢江）大革命失敗后流亡日本時，根據Ernest Untermann的英譯本，參照西雅雄和田中九一的兩種日譯本，首次將《起源》全文譯成中文，書名《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列入社會科學名著譯叢，由新生命書局於1929年6月出版發行。李膺揚在譯者序言中高度評價《起源》一書。他寫道：“我們從這本書，不僅獲得在歷史研究方法上的一般的指示，更可看到人類原始生活中許多有趣味的事實，與三千年來為我們文明基礎的一夫一妻家族、私有財產制度及國家之沿革，還有銳利的馬克思主義的對此之批判。要想知道馬克思學派怎樣地看男女關系，怎樣地看國家，本書便是極有興味而且重要的指針”。李膺揚的這個譯本曾多次再版，1938年明華出版社再版時，未署譯者姓名。《起源》中譯本的出版具有重大意義，當時中國正處於大革命失敗以后，反革命勢力囂張一時，許多人致力於探索中國社會的過去、現實及將來，《起源》中譯本的出版為這種探索提供了銳利的理論武器，因而受到熱烈歡迎。朱鏡我在他主編的理論刊物《新思潮》第二、三期合刊上，以谷蔭的署名發表了《兩本國家論的介紹》一文，對出版《起源》中譯本歡欣鼓舞，大加稱贊。他在評述《起源》和列寧的《國家與革命》 這兩本著作中譯本的出版時寫道：“在這個最易迷離，最易催眠，而最復雜，最困難的國家論之中，而且在這荒蕪的毫無科學精神的中國學術界裡”，“兩本最正確的科學的國家論之移植，使我們能以本國文字讀這種名著，這不得不向移植者作感謝。”朱鏡我早在日本留學期間曾攻讀過馬克思主義著作，回國后在《起源》中譯本出版以前，就運用《起源》的基本理論展開了理論斗爭。他針對當時國民黨的御用文人潘公展宣揚的超階級的國家觀，在1928年撰寫了《政治一般的社會的基礎——國家底起源及死滅》（載《文化批判》第三號）一文，指出“現存的國家決不是黑格爾所夢想的‘絕對精神底實現’”，也不是“階級間的關系底公正証書”，而“實際上，不過是由一階級壓迫其他階級底機關而已”。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是由革命的行動，將自已升登於支配階級的地位”，“廢除以前的陳腐的生產關系，消滅階級對立”。

在30年代，進步的史學工作者曾大力推薦和運用《起源》這部著作，作為歷史研究的指南。1930年周谷城在中山大學講授中國社會發展史時，為了讓學生了解馬克思主義史學觀點，他又開設了史學名著選讀，所選的教材中，包括《起源》一書的最后一章。^{﹝7﹞（P116）}呂振羽在寫作《中國社會史綱》一書時，也力圖以《起源》為指導。1934年李達為該書作序時，說著者呂振羽“根據莫爾甘的《古代社會》，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盧森堡的《經濟學入門》等著作，探求出史前期人類社會的一般特征”。^{﹝5﹞（P607）}

1939年張仲實在盛世才反動統治下的新疆，不顧白色恐怖，根據俄譯本，參考李膺揚的譯本，將《起源》譯成中文列入《馬列主義理論叢書》，1941年由學術出版社出版（這時李譯本已經絕版）。這個譯本包括俄譯者的注釋及附錄《新發現的群婚場合》，后來曾多次再版。張仲實在譯者序言中，稱贊說“恩格斯的這部名著，像他的其他的好多名著一樣，也是千古不朽的杰作，也是新社會科學軍械庫的重要武器”。“關於社會形態發展理論的‘典型’”。

在抗日戰爭時期，工作於延安的史學工作者重視運用《起源》一書的基本理論進行歷史研究。當吳玉章看到《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的書稿后，曾寫信給編寫組，講到如何處理歷史傳說的材料時，指出“我們隻有用恩格斯的《起源》一書作為尺度”，“辨別材料的真偽，而定去取”^{﹝8﹞（P843）}。吳玉章本人在編寫《中國歷史教程》和《中國歷史大綱》時，注意運用《起源》一書的理論。^{﹝8﹞（P809-819）}

解放戰爭期間，生活書店出版的《讀書與出版》雜志，對介紹傳播《起源》一書起了不小作用。該刊第二年第9期（1947年10月15日出版），在名著題解一欄發展譯文《恩格斯的〈起源〉》，此文系蘇聯學者卡加洛夫所寫，文章高度評價了《起源》一書，並明確指出它對指導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意義。文中寫道：《起源》一書“不僅標志出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原始社會研究的新的發展階段。這本書既豐富了和發展了革命理論，從而也就替進步階級爭取社會主義，消滅一切壓迫奴役和消滅一切人對人剝削的革命實踐服務”。《讀書與出版》第二年第8期（1947年8月15日出版），在閱讀書目介紹專欄中，曾把《起源》列為歷史科學的基本文獻加以推薦。

1954年張仲實將他的《起源》譯本，根據俄譯本，參考英文、日文譯文和德文原版加以校訂，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在這個譯本的譯者后記中引述了列寧在《論國家》一文中對《起源》一書的高度評價，並指出《起源》乃是把辯証唯物主義方法應用於歷史研究的范例。繼這個譯本之后，1955年又有集體翻譯，唯真校訂的譯本，它輯入由莫斯科外國文出版局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選》第二卷。這個譯本除本文外，包括1947年俄文版本的序言。到1965年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和22卷，分別輯有《起源》的全文和第一版、第四版序言，這些譯文是在張仲實譯本基礎上校訂的。此后，人民出版社於1966年排印了《起源》16開函裝本，譯文是在馬恩全集譯本基礎上校訂而成的。1972年6月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四卷集），《起源》輯入第四卷。同年12月將這個譯本出版了單行本。1995年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其中第四卷輯有《起源》，譯文經過認真的校訂，對注釋和索引也進行了增補和修訂。新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的出版是進入新時期以后，思想理論建設的重要工程。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列入《馬克思列寧主義文庫》的《起源》單行本。2000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潘光旦文集》第13卷，輯入潘光旦譯注的《恩格斯的家族私產與國家的起源》。潘光旦的這部譯著原翻譯於1949年12月至1951年7月（1962年至1964進行過修訂），系根據莫斯科馬恩研究院的英譯本譯成的，譯文通暢流利，有長達共15萬字的譯注。其內容多是以中國文獻結合恩格斯的有關理論進行的闡釋。其中兩則譯注曾作為單篇文章發表，分別是《復仇與中國的父系氏族社會》和《論中國父權社會對於舅權的抑制》。

《起源》一書，在中國也以少數民族文字出版過，在上世紀70年代，民族語文編譯局用蒙、藏、維、哈、朝五種民族文字翻譯出版過《起源》一書。

1972年人民出版社根據這個譯本出版了32開的單行本，同年又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四卷集），《起源》輯入第四卷。在講到《起源》一書在中國傳播時，我們務必注意周恩來總理對此書的高度評價，據民族學家楊回憶，1955年春，他在和周總理一次會晤中，談論國內外民族學發展情況時，周總理指出：恩格斯的《起源》是馬克思主義第一部民族學著作。我們在讀恩格斯的這部著作時，最好能和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作一比較，這就可以看出，哪些論點是摩爾根的，哪些論點是恩格斯的，摩爾根的論點有正確的，也有錯誤的，恩格斯的論點卻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我們今天來談民族學，《起源》仍是一本基本著作，需要好好學習。當然，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民族學也是發展的，我們有責任按照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關於民族問題和民族殖民地問題的學說，來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民族學，不能停留在七十年前的水平上。^{﹝9﹞（P5）}

解放以后，在高等學校開設的經典著作選讀課程中，《起源》被列為選讀的書籍，各校編有多種輔導資料。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公開出版的相關的參考書，計有：中山大學哲學系、北京師大哲學系、武漢大學哲學系、哈爾濱師大哲學系、黑龍江大學哲學系合編《〈起源〉學習綱要》（北京師大出版社1981年版），吳鐸著《〈起源〉讀書札記》（華東師大出版社1984年版）﹔涂贊琥著《恩格斯家庭氏族和國家理論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汪永祥、李德良、徐吉升編著《〈起源〉講解》（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王閣森、楊雪塵著《〈起源〉講稿》（遼寧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蔣國維等編著《〈起源〉釋要和新論》（貴州師大學報編輯部1988年版）﹔李永採、李長林、程德祺等著《恩格斯〈起源〉新辨釋》（東南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起源》一書在中國傳播過程中，有讀者深受啟發，寫有詩歌一首，茲錄下以結束此文。

李銳《讀〈起源〉》^{﹝10﹞（P26）}

茫茫混沌怎開初，印第安人寫活書。

鐵証闡明新史論，磁針指破舊迷途。

國家自有其來歷，矛盾終歸得解除。

古物置於陳列館，歸真反璞永新圖。

參考文獻：

﹝1﹞李楠，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報刊時論選集：第3卷﹝M﹞.北京：三聯書店，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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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代昭，潘國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從影響的傳入到傳播（下冊）﹝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83.

﹝4﹞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冊）﹝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5﹞李達.李達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外二種）﹝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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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吳玉章.吳玉章文集（下）﹝M﹞.重慶：重慶出版社，1987.

﹝9﹞楊.民族與民族學﹝M﹞.重慶：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10﹞李銳.龍膽紫集﹝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