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語言的藝術特質及其啟示

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內容博大精深，而且能以天才的透徹而鮮明的語言描述出來，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相互結合，相得益彰，實現了理論的深刻性和表達的形象性完美統一，分析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敘述方法的要求和經典著作的語言特色，對推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馬克思恩格斯對敘述方法的要求

理論著作是對研究成果的文字敘述，因此，理論著作能否被廣泛傳播取決於兩個方面，一是研究成果內容是否准確深刻揭示了事物內在規律和本質聯系﹔二是研究成果內容的敘述結構安排是否合理，敘述語言是否通俗易懂。這兩個方面與“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密切相關，研究方法最重要的是如何深入事物的本質，目的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敘述方法最重要的是如何讓人容易接受，目的是“說服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對“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進行了說明。“在形式上，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佔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形式的內在聯系。隻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敘述方法是指在研究完成以后，如何對研究成果進行適當的敘述。對於敘述方法，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第一卷序言中指出，《資本論》是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續篇，“前書的內容已經概述在這一卷的第一章中。這樣做不僅是為了聯貫和完整，敘述方式也改進了。在情況許可的范圍內，前書只是略略提到的許多論點，這裡都作了進一步的闡述﹔相反地，前書已經詳細闡述的論點，這裡只是略略提到。……所以本書第一章，特別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難理解的。其中對價值實體和價值量的分析，我已經盡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可以看出，敘述方法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敘述結構是否邏輯嚴密，詳略是否得當﹔二是對於抽象的理論分析，敘述語言是否通俗易懂。馬克思曾對《資本論》作出了這樣的評價：“不論我的著作有什麼缺點，它們卻有一個長處，即它們是一個藝術的整體。” “藝術的整體”一方面指在敘述結構方面，著作內容各部分結構合理，邏輯嚴密，渾然一體﹔另一方面指在敘述語言方面做到通俗易懂、文風優美，富有藝術性和感染力。“除了價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說這本書難懂。”英國學者戴維·麥克萊倫指出：“即使在今天，《資本論》，尤其是第一卷，仍然是一部杰作。它的歷史分析方法至少在一個方面生動展現了19世紀英國的罪惡畫面，它細致而卓絕的風格不論是對歷史還是文學都是一個永久性的貢獻。”

對於敘述方法，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明確要求，“我們的敘述方法自然要取決於對象本身的性質。”由於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無產階級自身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敘述結構安排方面，馬克思十分注意內容的邏輯性﹔在敘述語言方面，馬克思要求言之有物、簡潔有力、通俗易懂。“我們力求說得盡量簡單和通俗，我們就當讀者連起碼的政治經濟學概念也沒有。我們希望工人能明白我們的解說。”對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廢話連篇、言之無物的文章，馬克思總是表示深惡痛絕，“所有這些論文通篇都是經濟學上的老生常談，而且他們也知道，這些東西已經使讀者十分膩味了，因而竭力用假哲學或假科學的行話來點綴自己的胡謅。這種假科學性決不會使內容（它本身等於零）更為明白易懂。正好相反。它妙就妙在使讀者莫測高深，使讀者絞盡腦汁，最后才得出一個使人放心的結論：這些嚇人的話所包藏的不過是一些口頭禪而已。”恩格斯早在十八歲時就提出“用明朗、優美的形式來表達我的主要思想”。他認為，“言簡意賅的句子，一經了解，就能牢牢記住，變成口號，這是冗長的論述絕對做不到的”。 1882年，為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這本原本不是為了直接在群眾中進行宣傳而寫的著作能夠讓工人接受，恩格斯在形式上進行了修改，刪除了一切不必要的外來語，認為“在內容方面，我可以肯定地說，對德國工人來說，困難是不多的。”

馬克思恩格斯在評論斐·拉薩爾的歷史劇《濟金根》時，批評拉薩爾創作不要“席勒化”，而要“更加莎士比亞化”，提出了“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同莎士比亞劇作的情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的完美融合”的創作原則，雖然這是指文學的創作原則，但馬克思恩格斯在經典著作創作中成功地借鑒了這一原則，他們憑借深厚的文學造詣，實現了科學研究的深刻性和敘述語言的生動性的有機結合。

二、馬克思恩格斯深厚的文學造詣

馬克思恩格斯都有著極其豐富的文學知識和美學思想，他們的頭腦可以說是一個巨大的文學寶庫。馬克思的父親是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律師，馬克思從小就在他父親引導下認真閱讀十八世紀德國文學，他的鄰居后來是他岳父的魏斯特華倫男爵，也引導馬克思從小閱讀古希臘文學作品。在濃厚的文學氛圍熏陶下，馬克思從小酷愛文學，而且天資聰穎，在馬克思的特裡爾中學畢業証書上有這樣的評價，“該生具有良好資質：古代語言、德語和歷史學很勤勉。” “拉丁語該生對在校所學古典作家作品較容易的地方，不經准備也能熟練而嚴謹地翻譯和解釋﹔如經過適當准備和稍加幫助，即使對較難的地方，特別是那些不是在語言特點而是在內容和思想聯系方面難以理解的地方，也常常能夠做到這一點。……希臘語他的知識和他對在校所學古典作家作品的理解能力，差不多和拉丁文一樣好。法語他的語法知識相當好：稍加幫助，他也能讀較難的東西，口頭表達方面也比較熟練”。由於良好的語言基礎，馬克思在中學時代就系統閱讀了古希臘、羅馬著名作家荷馬、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柏拉圖、西塞羅、維吉爾、奧維德和塔西的原作，特別推崇埃斯庫羅斯的作品，每年都要讀一讀他的希臘文原著。對於中世紀和近代文學，馬克思也進行了廣泛的涉獵。他熟悉中世紀的許多民間故事和史詩，對德國的文學家萊辛、歌德、席勒、海涅的作品十分精通，十分喜愛歌德和海涅的詩歌，海涅還成為他的好朋友。在父親的影響下，馬克思深入學習了法國啟蒙主義作家盧梭、伏爾泰和狄德羅的作品，系統閱讀了但丁、巴爾扎克、狄更斯、塞萬提斯等文學巨匠作品，認為他們的作品真實地反映了社會現實。對於莎士比亞的作品，馬克思更是推崇，李卜克裡西在回憶錄說到馬克思“不倦地給我們談老威斯特華倫男爵，談他對莎士比亞與荷馬的驚人知識，說他能從頭到尾一字無誤地背誦荷馬的短詩，還能以英語和德語背誦莎士比亞的大部分戲劇”。馬克思對莎士比亞的著作進行過專門的研究，對戲劇中的不引人注意的人物都很熟悉。在波恩大學和柏林大學學習期間，馬克思創作了大量的敘事詩、抒情詩、諷刺詩和愛情詩，表現出良好的文學素養。

恩格斯同樣熱愛和精通世界許多民族的文學。恩格斯的母親熱愛文學，受到母親的影響，他在少年時代就對文學藝術表現了濃厚的興趣。在恩格斯的中學肄業証書有這樣的評語：“恩格斯對德國民族文學史和閱讀德國古典作家的著作表現了值得嘉許的興趣。”在愛北斐特中學期間，恩格斯參加了烏培河谷作家和藝術家愛好者團體，並創作了許多詩歌和劇本。恩格斯十分崇拜歌德，從小閱讀了歌德許多作品，能大段地背誦《浮士德》和歌德的其他著名詩作，終生喜愛他的作品。對德國中世紀民間文學、史詩和近代文學他都非常喜愛，還以極大的興趣學習了希臘文、拉丁文和法語，閱讀了荷馬、歐裡庇得斯、柏拉圖、西塞羅、維吉爾等作家的作品，特別喜愛文藝復興時期但丁、莎士比亞、塞萬提斯等偉大作家的作品，尊崇莎士比亞是文學權威，此外對法國文學和俄國普希金、謝德林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作品都十分熟悉。恩格斯很喜愛巴爾扎克的作品，1883年生病期間，他說：“在我臥床這段時間裡，除了巴爾扎克的作品外，別的我幾乎什麼也沒有讀，我從這個卓越的老頭子那裡得到極大的滿足。”可以說，文學是恩格斯終身的愛好。

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語言的藝術特質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由於馬克思恩格斯深厚的文學造詣，馬克思主義經典表現出鮮明的文學特色，語言顯得十分生動，富有藝術性和審美感，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優美詩文的引入使著作語言生動活潑、情趣盎然。在馬克思恩格斯闡述理論時，經常把優美的詩文信手拈來，文學語言強烈的愛憎情感和理論著作的嚴密邏輯有機地融合在一起，文風生動活潑。如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寫到貨幣的本質時，連續引用歌德《浮士德》和莎士比亞戲劇《雅典的泰門》中的詩文：“假如我能付錢買下六匹駿馬，我不就擁有他們的力量？我騎著駿馬奔馳，我這堂堂男兒，真好像生就二十四隻腳一樣。”“金子？黃黃的、發光的，寶貴的金子？不，天神們啊，我不是無聊的拜金客。……這東西，隻這一點點兒，就可以使黑的變成白的，丑的變成美的，錯的變成對的，卑賤變成尊貴，老人變成少年，懦夫變成勇士。……”馬克思引用這些獨白，稱贊“莎士比亞把貨幣的本質描繪得十分出色。”再如在《神聖家族》中，為了批判青年黑格爾分子埃德加爾·鮑威爾關於“愛情本身是一種不知來自何處也不知走向何方的情欲”的唯心主義思辨說教，馬克思恩格斯引用席勒《來自異鄉的少女》中的詩句來進行形象類比，“她不是降生在山谷裡，誰都不知道她來自何方﹔她匆匆地辭別而去，連蹤影也隨之消失。”並引用莎士比亞的喜劇《愛的徒勞》中那瓦國王的大臣俾隆說的台詞“愛情不只是幽禁在腦子裡”來批判愛情唯心主義的說教，表明愛情不僅是內在的、隱藏在腦子裡面的，而且是可以感觸得到的客體，愛情是一種具體的有形的存在，它不會隻停留在頭腦中，必然會表現出一定的行為。

第二，大量文學典故的運用使著作語言簡潔精煉、意味雋永。文學典故以簡練的語言蘊含著豐富的內涵，經典著作中運用的文學典故涉及從古印度、古希臘、古羅馬一直到十九世紀的各國文學作品，數量多達近千個。如僅在《1848-1850年法蘭西階級斗爭》這部著作中，馬克思就引用了“斯芬克斯之謎”、“邁達斯的驢耳朵”、“報復的涅墨西斯”、“兩副面孔的雅努斯”、“脫離母親就失去巨大力量的巨人安泰”、“高懸於頂的達摩克裡斯之劍”、“特洛伊木馬”、“斬斷戈爾迪之結”等古希臘、古羅馬文學典故。

比如馬克思在論述商品和貨幣的抽象關系時，多次引用文學典故，把抽象的理論與生動形象的文學故事結合在一起，妙趣橫生，論理深邃。“我們看到，商品愛貨幣，但是‘真愛情的道路決不是平坦的’。把自己的‘分散的肢體’表現為分工體系的社會生產機體，它的量的構成，也像它的質的構成一樣，是自發地偶然地形成的。” “真愛情的道路決不是平坦的”出自莎士比亞戲劇《仲夏夜之夢》，講述了主人公萊散特和赫米婭相愛但受到重重阻難，由於他們堅持斗爭最后終成眷屬的故事。馬克思引用這句話，用愛情結合的曲折道路形象地說明了商品和貨幣的關系，即雖然“商品愛貨幣”，但兩者的結合也必須經歷一個復雜的過程才能實現。為了說明商品價值對象性隻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會交換關系中表現出來，馬克思說：“商品的價值對象性不同於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對它怎麼辦。同商品體的可感覺的粗糙的對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體中的價值對象性中連一個自然物質原子也沒有。因此，每一個商品不管你怎樣顛來倒去，它作為價值物總是不可捉摸的。”快嘴桂嫂是莎士比亞戲劇中的酒店老板娘，她愛慕虛榮，容易上當。一個有爵士地位和武士頭銜的福斯泰夫經常到她的酒店騙吃騙喝、賒賬賴賬，直到死也沒有還清快嘴桂嫂的錢，馬克思在論述商品價值這個抽象概念時引用了這一形象，說明商品的價值對象性必須在商品的社會關系中才能體現出來，而快嘴桂嫂的商品不能同福斯泰夫的貨幣發生社會關系，所以她的商品價值的對象性就無法體現出來。

第三，文學修辭手法的恰當運用使著作語言淺顯易懂、富有美感。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比喻、擬人、排比、擬物、對比、反復、雙關、反語、借代、夸張、頂針、通感等多種修辭方法都能找到，豐富的修辭手法使經典著作語言形象生動、韻味悠長。比如為了從政治上分析新聞出版自由的必要性和普魯士書報檢查令的專制本質，馬克思寫道：“你們贊美大自然令人賞心悅目的千姿百態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散發出和紫羅蘭一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麼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隻能有一種存在的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陽的照耀下都閃現著無窮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著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什麼事物，卻隻准產生一種色彩，就是官方色彩。精神最主要的形式是歡樂、光明，但你們卻要使陰暗成為精神的唯一合適的表現﹔精神隻准穿黑色的衣服，可是花叢中卻沒有一枝黑色的花朵。”這裡用了比喻、擬人、對比等修辭手法，形象地闡述了反映客觀世界的精神產品必須形式多樣化的深刻道理，極為雄辯有力。針對書報檢查對言論出版自由的任意壓制扼殺，馬克思用比喻的手法寫道：“書報檢查制度的出發點是：把疾病看作是正常狀態，把正常狀態即自由看作是疾病。檢查制度老是要出版物出版界相信自己有病，即使新聞出版界提出自己身體健康的確鑿証明，也必須接受治療。但是書報檢查制度甚至還不是一個按照病情使用不同內服藥物的高明醫生。它只是一個鄉下的外科郎中，治療一切病症都用那唯一的萬能工具——剪子。它甚至還不是一個想使我康復的外科郎中，它是施行手術的唯美主義者﹔我身上的東西隻要它不喜歡的，它就認為都是多余的，它認為不順眼的地方，就都除去。它是一個江湖醫生，為了不看見疹子，就使疹子憋在體內，至於疹子是否將傷害體內纖弱的器官，他是毫不在意的。”這樣的描寫就把當局對出版自由的壓制、蠻橫和無能的丑態表現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又如在《共產黨宣言》中，豐富的修辭手法使通篇語言洋溢著美的韻味，以至於西方學者S·E·海曼曾贊嘆《共產黨宣言》幾乎是革命修辭學的一部選集。為了批判封建社會主義和“真正的”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寫道：“為了拉攏人民，貴族們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作旗幟來揮舞。但是，每當人民跟著他們走的時候，都發現他們的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於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德國的社會主義者給自己的那幾條干癟的‘永恆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絲織成的、繡滿華麗辭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這件光彩奪目的外衣只是使他們的貨物在這些顧客中間增加銷路罷了。”這些句子使用比喻、擬人等手法，深刻准確，形象生動，使宣言的科學性、戰斗性和文學性水乳交融，渾然一體，類似這樣的句子在著作中還有很多。

四、啟示

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總書記指出，“大力推進理論創新，不斷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宣傳普及活動，推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在新時期提出了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歷史課題。2009年11月，習近平在《關於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幾點學習體會和認識》一文中指出：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用簡單質朴的語言講清楚、用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說明白，使之更好地為廣大黨員和人民大眾所理解、所接受。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就是對大眾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教育內容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對象是人民大眾，教育目的是讓人們更好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推動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教育途徑是用簡單質朴的語言和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來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講清楚、說明白。語言問題至關重要，推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馬克思恩格斯理論著作的語言特色能給我們許多啟示。

首先，馬克思主義理論博大精深的內容可以與清新優美的文風完美結合。當前有些人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博大精深的內容很難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表達出來，反而認為理論闡述越是艱深晦澀，越是有學問，主張“文章之美在於讓人一頭霧水”。這種認識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特質是相違背的，是把馬克思主義學院化、書齋化的表現。列寧指出：“最高限度的馬克思主義=最高限度的通俗化。”鄧小平也說出了同樣的道理：“我們講了一輩子馬克思主義，其實馬克思主義並不玄奧。馬克思主義是很朴實的東西，很朴素的道理。”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工人階級解放自身的理論武器，理論的敘述方法取決於教育對象，這就決定了敘述語言要考慮大眾的知識水平和接受能力，做到通俗易懂。即使在學術研究中，有些理論問題很難用通俗的語言表達，但這並不等於說這是優勢所在，康德的著作是舉世公認的晦澀，但是康德本人也認為，這並非他著作的優點，而是缺陷。因此，在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過程中，理論工作者應該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力求把抽象深刻的理論用淺顯的語言表達出來，這才是最高限度的馬克思主義，這才是理論工作者應該追求的最高境界﹔同時理論工作者不能故弄玄虛，裝腔作勢，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對於這種文風，宋代文學家蘇軾早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曾經批評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其淺陋”，在他看來，揚雄講的道理很淺顯，“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列寧也提出了這樣的告誡：“對人民講話不要故作高深，要通俗易懂。”

其次，結合文學作品、運用文學典故和修辭手法是實現語言通俗化的重要途徑。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說清楚、講明白。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文學作品中曲折生動的故事情節、具有典型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優美的文學語言總會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如果在理論寫作和宣傳中能結合文學作品，運用文學典故和修辭手法，則有助於實現語言通俗化。毛澤東是這方面的典范，無論是作報告還是寫文章，他的語言都十分通俗易懂，引人入勝，這與報告和文章運用了大量的文學典故和使用文學修辭手法密切相關。如“實事求是”、“三大法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用語就有豐富的文學意蘊，毛澤東著作中引用古典小說人物、情節和使用比喻、排比、對比、反語、夸張等修辭手法來闡述理論的例子比比皆是，極大地增強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吸引力和說服力。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說理通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使用比喻、類比等文學修辭手法，比如他用照相機作比喻，說明唯物的認識論，用岳飛之死闡述矛盾的對立統一規律，用西游記的故事來闡述質量互變規律與形式和內容的關系。因此，在推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過程中，無論是理論普及讀物寫作和理論宣傳，結合文學作品，運用文學典故和修辭手法，可以有效地實現理論通俗化。

（作者單位：南通大學政治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