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的文本解讀法
20世紀60年代馬克思文本研究在西方已經盛行了，而我國的研究則起步較晚，在90年代后，而且研究的方式也存在著與西方的差別。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國文本研究的進行和深入。我國文本的研究主要致力於“真正的回到馬克思”和“回到真正的馬克思”，從而提出了“回歸馬克思”、“走近馬克思”、“走進馬克思”等口號，從而以此為切入點，開始馬克思主義文本的研究。
一、文本闡釋興起的原因
馬克思主義哲學文本的闡釋在我國的興起，並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它是有著深刻的歷史和現實的原因的。
從歷史看來，我國有著長久的文本闡釋的傳統。文本的解讀這個概念和方法對中國學者來說其實並不陌生，幾千年的歷史中，中國古代的很多學者一直前赴后繼致力於四書五經的解讀，而且其中也出現一些著名的大家，如兩程、朱熹，出現一些比較著名的解經方式，如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所以中國學者對文本解讀的路徑和方法還是比較熟悉的。《易·系辭上》中已經指出：“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孔子已經很明白地指出雖然著作並不能完全表達作者的言論，言論不能完全表達著者的思想，但是通過分析和考察還是可以把握作者的思想的，為后人解注前人的著作指明了方向。孔子還說道：“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這更為后人如何解讀前人的思想指明了路徑，即是要從前人多方面的著作和言說中去全面把握和理解，進而發揮、闡釋和發展。這就為以后我國文本的研究奠定了基礎，而且以后中國哲學研究也是基本按照這個思路發展的。
如果想真正把握作者的思想，就要對原著作進行分析和探索。但是這個傳統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說，似乎並沒有奏效。從我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來看，我國對馬克思主義文本的探究並不是伴隨它的傳播就開始的，因為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中國原生的，是學者從西方引入的思想。而且引入的最初的版本也並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是經過翻譯的非原形態的文本和片段思想——主要是引入了蘇聯和日本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思想，但是“由於當時日本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翻譯的學者的德語水平不高，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介紹主要不是依據德語原著，而是從美國的通俗讀物或者英文轉譯和介紹過來的。”對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也是。這不僅對我國以后的教科書的體系模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對我國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和思想的全面性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所以早期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主要是在國外受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影響，並接受了那個國家宣傳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從而帶到國內的。這就從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國學者片面從外國引入文本、接受思想，而不是從從馬克思主義文本的原初形態出發去研究的簡單化模式，制約了我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深入。
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十一條中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我國對馬克思主義的引入和發展中一直在堅信的堅持著這個原則，尤其是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論題以后，我們馬克思主義學者一直在探索著馬克思主義與中國、與現實的結合的道路，但是學者忽略了在把理論貫徹到實踐中時，首先要對這種理論進行深入、深刻的澄清。馬克思是指出了哲學家要改變世界，要在實踐中運用理論、發展理論，但是他也沒有否認哲學家解釋世界的作用。我們在改造世界時，也是需要在正確的理論指導下的，而且尤其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說，是要在理清它的思想和脈絡的的情況下去中國化的，而不是按照我們想當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去運用、去發展。在革命的時期可能由於條件艱苦、戰爭環境並不允許學者詳細進行文本的研究和探討，但是在我國進入和平發展時期后，這個問題就應當提到日程上來，否則缺乏對理論本身的深入的探討必然成為我國馬克思主義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一個瓶頸。而且十分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並不是單純把現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現實的實踐機械結合，而是兩者有機的、相互促進的結合關系，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僅需要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實踐中發展，而且需要它在思想中、理論中的研究和革新。
現實中關於馬克思文本的興起，有很多方面的原因。聶錦芳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了兩方面的原因：“文本研究之所以在國內馬克思主義哲學界興起，在我看來，有兩方面的緣由：一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重新理解和闡釋的內在要求，二是順應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方式轉換的趨勢。”首先是始於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的反思，產生了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理解。上世紀80年代后，我國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尤其是原理的教科書的體系、結構和內容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認為教科書的體系一直受到蘇聯模式的影響，存在著簡單化的傾向，所以需要改革。在對教科書的體系原因進行探討的過程中，認識到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嚴重的缺乏對文本的研究，尤其是原始的文本，從而喚起了中國學者對原始文本的注重，要求回歸文本，准確理解馬克思主義學說，把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想進程。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方式的轉換，由偏重實踐的方式轉向偏重基礎理論的研究。因為隻有理清基礎理論才能更好地在實踐中運用。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與國外馬克思研究者進行交流中，駁斥國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歪曲的需要。近幾年來，我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僅受到了國內研究的壓力，同時也受到了國外學者的挑戰。國外學者在研究中提出了“馬恩的對立說”、“馬恩分裂說”等，而且他們採用的論據很多是新出版的馬克思著作的版本，我國學者就處於很被動的應對局面，為了改變這種被動的局面，我們就要積極主動地去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新的版本，而且也隻有我們學者真正地對馬克思的原稿進行深入的研究后才能從根本上去跟國外的學者進行交流和交鋒，澄清和糾正國內外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誤解，批判和駁斥他們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有意的歪曲和污蔑，從而為我們與國外學者的交流與對話建立一個良好的、平等的平台。
二、文本解讀過程
我國有著傳統的文本解讀的方式和方法，現在西方闡釋學的傳入，都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文本的研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並把二者結合起來運用於文本研究中。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文本研究的路徑，國內的學者有一定程度的探討，但研究的比較成體系的是聶錦芳教授的“一般圖景”：“從文本研究的角度看，哲學研究活動是哲學家在產生了思想觀點之后、借助語言中介、形成哲學文本表述出來，解讀者通過對文本的閱讀、達到自己對哲學家觀點的把握、理解的過程。”他從哲學家產生思想和解讀者闡釋思想兩個角度來論述的。本文主要結合的他的思想，僅從解讀者闡釋的角度論述了解讀的一般過程。
對馬克思主義文本進行解讀，首先就面臨著文本的定性和定量的問題，也就是馬克思主義文本是包含哪些人物的文本和這些人物著作的范圍。目前在馬克思主義文本研究中，主要是針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尤其是馬克思的文本。
對於文本的范圍不同的學者就有不同的看法了。張一兵教授在他的著作《文本學解讀語境的歷史在場——當代馬克思哲學研究的一種立場》中指出了三種：“以我之見，馬克思理論寫作中大體存在著三類不同的各具意義和價值的文本：一是讀書摘錄筆記與記事筆記﹔二是未完成手稿和書信﹔三是已經完成的論著和公開發表的文獻。在我們以往的研究中，得到普遍重視和著力研究的往往是第三類論著，第二類文獻得到一定的關注，而第一類文本實際上還沒有獲得應有的解讀和研究的地位。而我以為，在一定的意義上恰恰是在第一、第二類文本的深入解讀中，才有可能發現馬克思思想發展和變革的真實心路和源起性語境。”張一兵教授是大概地列出了馬克思文本的幾個大的組成部分，並指出了我國文本研究的主要的不足之處，對於馬克思未發表的手稿的研究的缺乏，而這正如我們只是研究了馬克思主義文本的冰山一角，大量的思想和文本還有待於我們去深入地挖掘。而北京大學的聶錦芳教授作了更加細致的工作，他從恩格斯和列寧記載、不同語種的馬克思全集的書目、關於馬克思著述的綜合書目以及MGEA2版的統計等方面對馬克思的文本進行了詳細的考察，統計的結果是：“迄今為止，已知馬克思一生所撰寫的著述1974（篇），其中，馬克思獨著1660部（篇），馬克思與人合著314部（篇），馬克思所寫書信3099封。”這只是個大概的統計的數目，由此可以看出馬克思文本的豐富性，而這些著作是有偏重的。聶錦芳教授對其中的主要的53部著作進行了按題材和專題的分類：“少年習作（5部），筆記世界（10部），時事評論（17部），思想創構（8部），通向《資本論》的歷程（13部）。”對待文本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篩選的問題，這53部著作就是一個大概的篩選，但是否這部著作就是馬克思思想的主要代表，還有待於進一步探討。而且聶錦芳教授主要是按照馬克思的創造時間、題材進行的劃分，這種劃分方式的合理性也需要受到質疑。而這還僅僅是馬克思的文本，所以，對文本的梳理就是一個龐大的工程，而對文本的篩選更需要大批哲學工作者不懈努力。當然每一次的探索都必然把馬克思文本的研究更向前推進一步。
馬克思文本研究的第二步就是文本的翻譯。因為馬克思主義文本的元語言並不是漢語，所以就存在著對文本的翻譯的過程。我國最初形態對馬克思主義文本的翻譯並不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等原文本的翻譯，而是對其蘇、日版翻譯文本的翻譯。這就存在著一個再轉換的問題，所以我國現在通行的文本中就存在著很多的與馬克思、恩格斯元思想不相符的問題。比如我國現在通行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主要是譯自俄文版，一些單行本也是如此。這樣我國的學者研究的視界就會受到很大的限制。“翻譯作為閱讀和闡釋，是一個跨語際、跨文化的交流過程。在馬克思主義被譯介到中國的過程中，中國固有的語匯和思想會‘歸化’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也會‘規訓’既有的思想和習慣。翻譯的場域充滿爭議和協商。在極端的情況下，翻譯就是一種改寫，即由於意識形態和詩學兩方面的影響，對原作進行一定程度上的調整，以使其符合當時佔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和詩學，以便於其為大多數讀者所接受。”翻譯是個復雜的過程，不僅是語言的轉換的問題，同時也存在著對文本的詮釋的問題，闡釋中就要注意語境和修辭，而闡釋中也就存在了修正和改寫的風險。因此，對文本的翻譯就必須結合多方面的因素，綜合考察語境，慎選關鍵性的詞匯。而我國文本的翻譯工作主要是由出版機構如中央編譯局承擔，與高校的老師的學術研究也存在著一種脫節的現象。
對文本的中文版本的詮釋，這是文本研究的第三步，也是我們現在大多數哲學工作者所作的工作。我們翻譯文本並不是最終的目的，最終是要達到對文本的深入探討和研究。其實，並不是這一步才存在著對文本的詮釋的問題，在前兩步中都存在著這個問題。尤其是第二步翻譯中。在翻譯中，對元語言的理解和對漢語表達的選擇都存在著思想闡釋的傾向。因為語言的選擇就是思想闡釋的一部分，是回歸原始的元語言的表達，還是與現實漢語言的結合。而且文本的闡釋中是要經歷兩個結合的：一個是中國傳統結合，中國化的問題﹔還有一個是與中國的現實結合，現實化的問題。半個多世紀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它的傳承與演化，都有其內在的“文本”原因和外在“解讀”的動力。這並不是兩個脫節的方面，從一定程度上說它們是同一個方面。正在這種解讀中傳承，傳承中批判，批判中發展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文本學研究的不斷擴展和深入。
三、文本解讀中存在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哲學文本學研究興起的時間並不長，而且研究者隊伍專業化的程度也並不是很高，所以也存在許多的問題。聶錦芳教授指出四個方面問題：“一是國內學界對文本研究仍然存在諸多誤解﹔二是文本研究的“國際化”水平還比較低﹔三是《資本論》研究仍是比較薄弱的環節﹔四是文本研究與比較研究、與元理論建構存在脫節的現象。”聶錦芳教授以其多年進行文本研究的經驗深刻指出了文本研究中所出現的主要問題。但是，除此以外，還有其他的問題，我們也需要正確面對。
首先是我們現在文本研究中所涉及的文本相對較少。不可否認，現在我國的文本研究還處於初始的階段，研究的經驗和方法都有待於豐富和發展，而且我們還要擴展我們研究的廣度和深度。現階段我國學者主要接觸的文本集中於馬克思的文本，而且是馬克思的經典文本，而對於“非經典文本”關注的人較少。即使是對經典文本的關注也並沒有形成研究的獨立性，而是對國外研究的亦步亦趨，很多國際性的馬克思文本研究活動中，中國人參與很少，而對於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主導形態的大國來說很不相符的。而且我們對文本版本的研究很多是國外進行討論過的，這就從另一方面限制了我們對文本闡釋的深度。現在我國接觸到的文本的版本是相對比較少的，所以才在廣鬆涉版《德意志意識形態》出版后受到那麼多的關注，后來又受到其他版本的批判。我們由於接觸到的版本相對較少、材料相對匱乏，所以現在很多還是處於翻譯一個版本，接受一個版本，新出一個版本，批判一個版本的階段，並不能對馬克思文本進行原形態全面的把握，從而確立自己的立論基礎和根基，以“不變”應“萬變”。
其次是既精通語言，又了解哲學的專業研究人才相對較少。這一方面與我國的文本研究尚處於初始階段，很多哲學工作者還並沒有加入到這個隊伍中來有關，另一方面也與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育體制相關。我國的馬克思主義雖然是國家的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但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生培養卻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一方面是因為哲學是比較冷門的專業，不能吸引大批人才加入這個隊伍，另一方面加入這個隊伍的大部分學生都是為了取得文憑和就業的需要，而不是真正的潛心作學術研究。
再次，是方法的單一性，主要的是借用了西方的闡釋學的方法。在西方闡釋學傳入后我國對其的研究就進入到一個熱烈討論的階段，卻忽略了我國傳統的闡釋和解讀的方法。固然，我們需要借鑒國外的先進的成熟的研究方法，但是需要經過我們的改造和適應，如果單純移植外國的方法，就會造成生搬硬套的現象，套出的結果也就是“四不像”。
總之，馬克思主義哲學文本的研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基礎性工作，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的方法，我們必須回歸到學術的層面上，在打牢這個基礎上才能在新世紀中去發展、拓深馬克思主義哲學，去與國外學者進行平等的對話。否則，一切只是空中樓閣，虛幻的高樓。
參考文獻：
﹝1﹞聶錦芳．清理與超越重讀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礎和方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2﹞張立波．閱讀、書寫和歷史意識對馬克思的多重表述．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3﹞張一兵．文本學解讀語境的歷史在場當代馬克思哲學研究的一種立場．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4﹞王東．馬克思學新奠基馬克思哲學新解讀的方法論導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5﹞李博著．漢語中馬克思主義術語的起源與作用．趙倩、王草、葛平竹，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6﹞魏小萍．追尋馬克思——時代境遇下馬克思人類解放理論邏輯的分析和探討．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