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親筆信收集情況與中央編譯局典藏工作思考
一、兩封馬克思書信的收集情況
從2010年年底到2011年年初，中央編譯局陸續搜集了兩封馬克思的親筆信，它們分別是馬克思夫婦1876年10月16日致友人托馬斯·奧爾索普的信和馬克思1878年6月25日致《自由新聞》及《外交評論》發行人兼編輯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的信。
前一封信的信紙是一張規格為224毫米×178毫米的白色紙張。書信迄今保存良好，紙張和文字均無缺損，但在100多年后的今天，紙張顏色已變成黃色。書寫材料原本是黑色墨水，如今已變成棕色。信紙一面由馬克思書寫，寫滿了經對折后的右半面，即書信第一頁。信紙另一面由燕妮書寫，寫滿了一整面，即第二頁和第三頁。書寫文字是英文。第一頁左上方有奧爾索普的收信標記：“10月17日”，馬克思書寫的那一面信紙的左半面即第四頁空白，僅僅留有一個標記：“馬克思博士”。這一標記極有可能是由燕妮寫下的，但不排除由其他人書寫的可能性。
后一封信的信紙是一張規格為112毫米×88毫米的白色紙張。盡管書信保存良好，紙張和文字無缺損，但紙張如今已略微變黃，並有一塊墨跡污染，而且紙張左側有針孔。書寫材料原本是黑色墨水，如今已變成棕色。紙張正面由馬克思寫滿，共13行文字，書寫文字是英文。
中央編譯局搜集這兩封馬克思的親筆信，得到了雙重真偽保証：一是經過拍賣行或舊書店的文物鑒定專家的真偽保証，二是經過MEGA專家的真偽保証。這就是說，我們搜集馬克思的原始筆跡，比一般的文物收藏多得到一重真偽性保証。這是因為，事關馬克思手稿鑒定，我們中國人在國際上並不享有權威性，需要借助MEGA專家的力量。而且，MEGA專家根據親筆信做出書信描述和手稿識別等工作，將來可以將書信描述和手稿識別刊登於相應的MEGA卷次，包括說明手稿保存在北京的中央編譯局。這樣，我們收藏的馬克思親筆信，便可在MEGA中得到証明。
在這兩封書信的收集過程中，得到了我國駐外使館的幫助。我方外交人員出席相關活動，不但可以見証此項工作的規范性，而且可以為我們應對各種可能出現的問題提供外交保証。
二、馬克思主義文獻典藏工作的重點
典藏工作的成果不是孤立的手稿原件，它不但要配合以必要的考証和說明，而且要配合以在內容上密切相關的其他文獻。例如，與中央編譯局搜集到的馬克思致科勒特的親筆信密切相關的，是馬克思與恩格斯合寫於1878年6月12日、發表於13日《每日新聞》上的《布赫爾先生》，以及馬克思寫於1878年6月27日、發表於6月29日的《法蘭克福報和商報》上的《答布赫爾的〈聲明〉》。①因此，中央編譯局搜集到這封親筆信后，會搜集上述兩篇文章的電子復印件。又如，此前國際上陸續有馬克思手跡售出，包括馬克思致科勒特的一些書信。中央編譯局搜集到的馬克思致科勒特的親筆信只是其中一封。此前售出的有：
1．馬克思1866年9月26日致科勒特的信，對當時的德國大選及議會體制做出了10項分析。
2．馬克思1868年11月2日至19日之間致科勒特的三封信，揭露了沙皇俄國為窮兵黷武而舉債英格蘭銀行給歐洲金融造成的惡果。
3．馬克思1881年2月10日致科勒特的信，顯示出馬克思密切關注德國與俄國有可能簽訂引渡協議一事。
上述馬克思致科勒特的親筆信，此前都未正式發表，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鑒於上述書信原件此前已經售出，無法取得原件，中央編譯局會對其進行電子復制，就像對搜集到的馬克思致科勒特書信原件進行電子復制一樣，並無償地為國內學者開展研究工作提供便利。
上述涉及馬克思親筆信以及親筆信電子復制件的實例管中窺豹地說明，原始手跡與電子復制件彼此配合，才能盡可能豐富地充實馬克思主義文獻典藏。為此，中央編譯局典藏工作的重點，是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跡的電子復制件，並通過這些工作為國內學者識別馬克思手稿的工作提供必要的條件。進而言之，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獻以歐洲近代史、工業革命史、政治經濟學思想史、社會主義思想史等等為歷史背景和思想背景，這一廣闊的背景同樣是文獻典藏的內容。尤其是，從《共產黨宣言》的發表到十月革命的成功，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發展同樣屬於馬克思主義文獻典藏的內涵。因此，中央編譯局會大量搜集以國際工人運動史、歐洲社會主義思想史為主題的外文原版書籍，並以同樣的力度開展列寧等經典作家的文獻典藏。這裡值得一提的是，馬克思恩格斯發表的著作有一類特殊情況，即馬克思恩格斯題字后饋贈他人的贈書。這類題字贈書不但具有研究價值，而且具有紀念意義，因而成為中央編譯局的典藏重點。總之，中央編譯局會將搜集到的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跡、手跡電子復印件、題字贈書、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各個版本、配套歷史資料、相關內容鏈接等組成一個綜合性整體，充實馬克思主義文獻典藏。
三、典藏工作中應注意的問題
中央編譯局開展馬克思主義文獻典藏工作，面臨一種張力。構成這一張力的一極，是典藏工作的緊迫性，而另一極是典藏工作所需要的冷靜態度。就前一極而言，舉例來說，科隆歷史檔案館是德國重要的檔案館之一，是中央編譯局搜集馬克思文獻的重點對象。但幾年前，科隆市修建地鐵，地鐵隧道通過檔案館地下，導致檔案館大樓沉陷。檔案館中保存的1000多年來積累起來的資料，三分之二遭到滅頂之災，其中就有《新萊茵報》和一些馬克思的書信。如果中央編譯局在此之前從科隆歷史檔案館搜集資料，那麼檔案館的厄運或許恰恰有助於提升中央編譯局的典藏工作在國際上的地位。如今，令中央編譯局永遠失去了在該檔案館搜集文獻的機會。所以說，中央編譯局的典藏工作在客觀上面臨著緊迫性。
就后一極來說，典藏工作也面臨著財政壓力。目前流傳在社會上的馬克思恩格斯手稿已經很少，得之十分不易。作為文物來說，在買方較多的情況下，自然會形成賣方市場，賣家會掌握主動權。對此，我們必須要有充分的認識和思想准備。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央編譯局在盡力擴充馬克思主義文獻典藏量的同時，應當保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意識。在歷史上，也有包括馬克思后人在內的實物擁有人故意抬高馬克思手稿或遺物價格這一情況。針對這種情況，前蘇聯和前民主德國的馬列研究院曾採取拒絕態度。對此，我們也應該認真思考。因為，我們開展典藏工作，就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需要以冷靜的態度致力於在國際市場上將馬克思手稿和相關實物維持在一個相對合理的價格水平上。
典藏工作就維系在上述緊迫性與冷靜態度之間的張力中，責任感與理智態度共同決定著典藏工作的成就。
注釋：
①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5卷第185—186、187—189頁。
（作者：中共中央編譯局馬列主義文獻信息部典藏處處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