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的通俗版和普及版
2011年6月27日上午，中央編譯局馬恩列斯著作編譯部舉辦2011年第8期馬列著作編譯論壇，德國著名馬恩著作編輯學家、MEGA編輯促進協會主席羅爾夫·黑克爾教授作題為《〈資本論〉的通俗版和普及版》的報告。此次報告是黑克爾教授的系列講座“《資本論》的產生、編輯及傳播史”的第四講，即最后一講。黑克爾教授在報告中分別介紹了莫斯特和考茨基的《資本論》通俗版、考茨基和粱贊諾夫的《資本論》普及版以及莫斯科馬列研究院的《資本論》普及版的編輯過程和主要特點。
《資本論》第1卷出版之后，一再有人嘗試用一種更方便廣大人民群眾理解的形式來闡述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難題。恩格斯曾請馬克思用“教學”法敘述研究的對象，尤其是第一篇《貨幣與資本》。《資本論》德文第2版盡管對篇章結構進行了細化，但對於該書的讀者群，即工人來說，仍然很難理解，這樣便產生了對《資本論》予以概述或進行簡單闡釋的書籍。
第一個出版題為《〈資本論〉淺說》的單行本的人是約翰·莫斯特。從此，“通俗版”這一概念開始流行，之后又有了“普及版”這個概念。所謂“通俗”，無非就是“為人民群眾所普遍理解”。這兩種形式之間存在編輯上的區別嗎？如果有，那麼“普及版”主要有哪些編輯原則，這方面是否有過爭論？
一、《資本論》的通俗版——從莫斯特到考茨基
首先，約翰·莫斯特的職業是書籍裝訂工，1871年起成為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員，他是怎麼想起研究《資本論》的。1873年，他因在開姆尼茨組織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戰游行而坐了幾個月的牢，服刑期間研讀了《資本論》並寫下了《資本和勞動。卡爾·馬克思〈資本論〉淺說》一書，該書不久之后出版。1874年1月，莫斯特當選帝國國會議員，從2月起定居柏林。1874年3月，他為柏林工人作了有關巴黎公社的報告，因此，4月底他再次被捕﹔一直到1876年7月，也就是26個月之后，他才獲釋，此后任柏林社會民主黨機關報《柏林自由新聞報》的編輯。
在莫斯特被監禁期間，威廉·李卜克內西和尤利烏斯·瓦爾泰希作為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愛森納赫派和全德工人聯合會統一的綱領草案起草委員會的代表，於1875年夏天請求馬克思審定莫斯特的《資本和勞動》一書。
馬克思最初打算以加腳注的方式對該書進行潤色和補充，他和瓦爾泰希在書信中就這個問題交換了意見。馬克思大概在按商定的意思開始審定《商品和貨幣》這一篇以后發現，必須進行徹底的調整，有些地方甚至需要重寫，而這是腳注無法辦到的。馬克思雖然承擔了這個任務，但他從一開始就明白，在這個修訂版出版時，不能署他的名字。馬克思在給國際工人協會會員、當時定居紐約的弗裡德裡希·阿道夫·左爾格的幾封信中曾抱怨說，印刷工作太慢，特別是這個版本中的印刷錯誤太多。有馬克思手跡的一本保存下來了，上面有馬克思修改的墨跡35處。
當然，馬克思對該書的內容還是滿意的，因為幾年之后他同意將該書譯成英文並在美國出版。奧托·魏德邁的英譯本1877年12月30日—1878年3月10日第一次在美國的周刊《勞動旗幟》上分11篇連載。1878年8月這本著作以《卡爾·馬克思〈資本論〉摘要》為標題作為小冊子匿名出版。
這本小冊子的內部結構基本依據《資本論》的各篇。莫斯特在劃分章節時所依據的原則是“最大程度地根據理解的需要來進行”。《摘要》具有特色，首先是因為詳細選錄了《資本論》第1卷中的重要段落或進行了概括性復述。莫斯特在對經濟學理論進行簡要的和鼓動性的敘述時，沒有引用“描述工人階級狀況的大量材料”①，也沒有選錄馬克思對資產階級經濟學理論的批判性分析。馬克思沒有反對莫斯特敘述的這些特點，也沒有改動總體布局和表面的章節劃分。
馬克思所作的文本修改主要是為了証明商品價值的本質、剩余價值的形成和工資這三者之間的密切聯系。馬克思從工人的直接利益，尤其是保障其生存的利益出發，揭示了剝削的本質。同時，馬克思特別注重價值和交換價值、勞動和勞動力以及勞動力的價值和價格這些經濟學范疇的准確運用。馬克思在給左爾格的信中談到，他主要重新撰寫了“涉及到價值、貨幣、工資”②的幾篇。
《商品和貨幣》這篇的敘述對理解經濟學理論具有重要意義。價值理論，即對商品價值、價值形式和價值規律的闡釋，是剩余價值理論的基礎。因此，馬克思為了定義價值實體和價值量，採用了《資本論》第1卷的表述，沒有使用抽象勞動或勞動的二重性這一類范疇和概念。馬克思認為，必須指出：社會平均勞動是價值實體，而社會平均勞動的量決定價值量。對價值形式的敘述也有別於第一卷中的敘述，馬克思在此指出了產品交換向商品交換轉化這一歷史發展，從而指出了一般等價物，即貨幣的形成。
經証實是馬克思審定的莫斯特的這部著作現收入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第二部分第8卷。對於1887年出版的卡爾·考茨基的著作《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也提出過是否應收入《馬恩全集》歷史考証版的問題。這個通俗的《資本論》導讀本在有組織的工人中流傳最廣。考茨基告訴伯恩斯坦，恩格斯在這本書付排之前審讀了手稿，但只是口頭發表了意見，在給尼古拉·弗蘭策維奇·丹尼爾遜的信中倒是對該書有一段評價：“盡管不總是十分准確，但是還不壞。”③由於沒有恩格斯編輯這本書的証據，因此該書未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第二部分第10卷。莫斯特和考茨基的這兩本《資本論》的入門書籍採用了馬克思的術語，在群眾中影響很大，因而可以說很“通俗”。下面我們談談普及版。
二、《資本論》——卡爾·考茨基編輯的普及版
通常提到的1911年維也納編輯計劃將《資本論》第1卷的普及版定為廣大工人群眾閱讀的馬恩著作的核心版本。它被稱為“黨的崇高利益”，是“黨的需要”。黨的執行委員會看好這個短期便能初見成效的項目，於是決定，在1913年紀念馬克思逝世20周年之前，由迪茨出版社出版這個普及版，並將這項工作具體交由考茨基負責。隻有社會民主黨的出版社能夠出版《資本論》的普及版，這對黨的干部來說是理所當然的。
《維也納編輯計劃》寫道，這個版本應該將“所有外文名稱和引文翻譯成德文，在注釋中要繼續沿用馬克思的論斷，例如有關工人的保護。這個版本應編制一個索引、撰寫一篇附帶有人物生平的序言和一篇《資本論》第1卷導讀。”阿道夫·布勞恩，這項計劃的積極倡議者之一，把自己的厚望寄托在一個內容全面的索引上，他在給卡爾·考茨基的信中寫道：希望這個索引既要指明重要的聯系，又要承擔評注的功能。
決定剛一作出，梁贊諾夫和考茨基立即就《資本論》第1卷普及版的編輯原則交換了意見。他們都認為注釋和索引極其重要。梁贊諾夫比布勞恩晚兩天，即在1911年1月20日，給考茨基寫信說：“對這個普及版有必要作一些補充：編一個文獻索引，注明馬克思引用的表明‘當代’技術發展水平的著作﹔增加關於工廠立法、技術和大工業的歷史的新數據﹔……以及寫一篇導言，引導人們如何以最好的方式閱讀《資本論》。”此外，梁贊諾夫還主張編一個“兼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的”名目索引和一個人名索引。最后梁贊諾夫請考茨基撰寫序言，闡明“《資本論》對於科學和工人運動的意義”。
最后出版的《資本論》第1卷普及版有些方面不符合梁贊諾夫的設想。考茨基在序言中總結了自己的編輯過程。其中提到，保証文本的正確性對他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技術”任務，即首先要訂正前幾版中的所有印刷錯誤。 考茨基選擇的文本基礎是馬克思1873年修訂過的德文第2版，同時參考了恩格斯在德文第3版和第4版中所作的改動，並在理解方面參考了法文版的改動。考茨基沒有拘泥細節，即沒有標注出處便收錄了法文版中的恩格斯沒有收錄的、而他認為很重要的添加內容。此外他還核對了引文和出處，翻譯了外文表述，替換了部分外來詞。在注釋方面，考茨基沒有採納梁贊諾夫的建議，他得出的結論是，注釋不能代替百科全書，對馬克思的事實材料不可能做到全新的補充。
考茨基也沒有滿足梁贊諾夫寫一篇全面評價《資本論》的前言這個願望。他只是向“一般讀者”提了一些建議，引導他們如何克服開始閱讀時的困難。因為，“越往下讀，就越能理解這些理論的出發點，即價值理論﹔而越理解價值理論，就越能明白整個運行機制，其過程受價值規律的支配”④。不管關於普及版的考慮多麼具有不確定性，不管梁贊諾夫有多麼明確的表示，但在某些方面是不謀而合的。總的考慮都是：讓盡可能多的工人讀者了解馬克思的思想歷程。這裡有兩層意思：一是應該更加明白易懂，即比恩格斯所編輯的《資本論》三卷本更加容易理解，或者說應該做到這一點﹔大家認為關鍵的一點是，讓普通讀者能夠從經驗上把握所闡述的對象﹔二是要做到讓普通人手頭都有一本《資本論》，梁贊諾夫對此有一個令人信服的解釋：工人實際上根本沒有時間坐在圖書館裡閱讀《資本論》。
三、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編輯的普及版
按照共產國際領導層的長期設想，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編輯的《資本論》計劃在馬克思逝世50周年紀念日之際，即1932—1933年出版。早在1924年，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就決定，在出版MEGA的同時，還要用幾種主要的語言出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4年后，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美國代表團重新提起這個尚未實現的決定並主張出版馬克思恩格斯著作普及版。這對於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來說不是唯一的指標。在德國共產黨的催促下，梁贊諾夫於1929年6月接到任務，必須在1933年4月以前編輯完成20卷本的“通俗性、戰斗性的德文版”。與此同時，也就是1930年，根據紅色教授學院的要求，《資本論》俄文新版納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1931年的工作計劃。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在1931年遭到“大清洗”，127名員工被指控犯有孟什維克主義的錯誤而遭解雇和迫害，上述全部工程因而陷入停滯。
在人員重組過程中，德國人卡爾·施米特成為《資本論》這一版本的責任編輯。1932年6月，《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發表了施米特為考茨基編輯的《資本論》兩卷本袖珍版所寫的書評，對“社會民主黨的歪曲行為”提出了尖銳批評。這篇書評是莫斯科普及版在准備階段對社會民主黨編輯的馬克思著作以及其他馬克思著作的版本發起的系列宣傳攻勢的一個重要的部分。施米特可能接受了這樣的任務：為批判梁贊諾夫進一步找尋把柄。當時梁贊諾夫已被扣上叛黨的大帽子，說他為了社會民主黨的利益將那些揭露卡爾·考茨基思想狀態的馬克思恩格斯文獻藏而不發。施米特聲稱，卡爾·考茨基編輯的版本“為了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的利益，試圖對馬克思的著作斷章取義，甚至有意歪曲”。他說，對付這種為資產階級利益而進行的歪曲和交易，莫斯科的《資本論》普及版將是一個有力的武器。⑤
考茨基的版本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的版本在計劃方面存在根本的區別。考茨基最初隻計劃和設想出版《資本論》第1卷的普及版，以此結束自己對馬克思著作的編輯工作。考茨基這樣編輯有較為可靠的原因：馬克思審定后出版的第1卷不是一個版本，而是三個版本。由於普及版不可能作出綜合性的敘述，因而以馬克思審定的德文最后一版即德文第2版，而不是以馬克思打算審定的下一版為依據，是合理的﹔對於這個想象中的德文版，恩格斯用自己編輯的德文第3版提供了一個可靠的模式。同樣，採用法文版中的一些段落，也是合理的，因為已經証實，由於法文版獨立的科學價值，馬克思原就打算將這些段落收入新的德文版。因此，我們不能指責考茨基對文本的選擇具有隨意性或者說他的抉擇是對恩格斯的否定。
考茨基編輯的《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的普及版是后來才完成的，也就是說，他在1914年考慮的只是第1卷的普及版，但他在准備第2卷和第3卷的時候，隻能二者擇一，要麼以恩格斯的文本為基礎，要麼從頭再來，也就是重新編輯馬克思的手稿。而莫斯科則計劃把《資本論》三卷本編輯成相輔相承的統一整體，因此不太可能。一方面在編輯第2卷和第3卷時以恩格斯的版本為文本依據，另一方面在編輯第1卷時放棄恩格斯1890年編輯的版本，而採用馬克思的最后一版即德文第2版﹔這種做法從純粹編輯學的角度看也是行不通的。當然，這個問題由於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條主義看法，即把他倆視作科學和政治的統一體，在研究院發生權力更替之后沒有再進行討論。
凡是看過莫斯科的《資本論》版本的人，很容易發現這個普及版的重要的意思上的改動：宣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之間的連續性和統一性已成為評注中的一個主要特征，而這首先是作為政治上合法性的証明。阿多拉茨基在第1卷序言中劃定了一個總的框架，之后第3卷序言就引用了列寧1915年的評論：《資本論》第3卷最主要的理論是地租理論，並解釋說，地租理論這一篇與其他各篇相比，是最具有獨立意義的一篇，還說，馬克思對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的分析為馬克思主義關於土地問題的立場提供了理論基礎﹔列寧在同民粹派和修正主義者的論戰中把馬克思的地租理論應用於俄國的土地關系，並據此為農民階級制定了無產階級的政策和策略﹔因而馬克思的地租理論是1929—1933年農業集體化的合法性依據。為了給這一點作鋪墊，序言專門引用了斯大林1929年在蘇聯土地專家大會上的一段著名講話。這個版本的附錄收錄了恩格斯1894年的文章《法德農民問題》中的一篇和列寧1901年的著作《土地問題和“馬克思的批評家”》中的一篇《地租理論》。
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編的這個版本不僅收錄了列寧的文章，選錄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資本論》的通信，而且還收錄了恩格斯對《資本論》第3卷的兩個增補，即《價值規律和利潤率》以及《交易所》。考茨基的普及版沒有收錄兩篇增補中的任何一篇﹔因為考茨基認為，對於普及版來說，將恩格斯1894年的文章與馬克思的手稿相提並論，沒有意義，考茨基顯然也沒有深入研究恩格斯的編輯材料，否則他就會發現《交易所》。至於《價值規律和利潤率》這一篇，他是在伯恩施坦1896年將它發表於《新時代》上以后知道的。
考茨基隻適度地收錄馬克思的文稿，這被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理解為，他一方面試圖割裂馬克思和恩格斯，另一方面試圖割裂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讀者得到的解釋是，《交易所》這篇文章很重要，是向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分析的“直接”過渡，而且恩格斯與列寧兩人的研究過程和研究結果也驚人的一致：“恩格斯（不是像考茨基、希法亭和倫納支等人一樣從流通出發），而是像后來的列寧一樣，從生產出發，恩格斯指出生產的集中、資本的積聚和集中已進入一個新階段，並從中產生出股份公司這一形式的普遍化﹔工業壟斷以托拉斯的形式出現，工業的‘交易所’化，即交易所與工業資本相結合（繼而是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相結合），列強對殖民地的資本輸出和壟斷化（瓜分非洲）。”
《交易所》第一次用原文發表於第3卷，同時它還發表在1933年的德文雜志《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在此之前，即1932年已用俄文發表。這是一系列宣傳性質的首發活動和翻譯活動的一部分，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借此不僅想展示自己1932—1933年繼“大清洗”之后編輯隊伍不但沒有減弱，而且編輯能力在政治上有所加強。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將1933年《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首次發表的《交易所》用於全面反擊各種無視列寧的馬克思主義。阿·列昂捷夫寫道：“這篇手稿再次証明，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著作與列寧的著作之間存在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聯系。”而這個列昂節夫可能就是第3卷《編輯說明》的作者和這卷名目索引的最后審稿人，該卷名目索引被賦予了極其重要的意義。
馬克思的《資本論》第3卷文稿與恩格斯的增補材料在編輯上的整體性就這樣確定了，並一直沿用了幾十年之久。恩格斯的這篇手稿被冠以《增補》這個總標題插入德文版《資本論》第3卷。《增補》這一名稱源於恩格斯1895年5月21日給考茨基的信，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打算讓《新時代》刊登他對《資本論》第3卷的《增補》。⑥《編輯說明》中寫道，這個增補將直接放在恩格斯的《序言》之后，類似於馬克思的《跋》在第1卷中的位置，《增補》在內容上與他的《序言》有直接的聯系，是讀者閱讀第3卷，特別是該卷的第一部分，即前五篇不可多得的指南。
阿多拉茨基本人在1932年稱莫斯科的這個《資本論》版本是馬克思的三卷主要著作的“第一個真正的普及版”。這是一個預期的目標，但卻沒有取得實際成效。由於法西斯恐怖在德國肆虐蔓延，德文的普及版根本沒有任何去進行普及宣傳的機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資本論》普及版獲得了新生，柏林迪茨出版社多次重印，當然去掉了《編輯說明》和列寧的文章，但保留了恩格斯對第3卷的《增補》。直到1962—1964年，隨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的出版，《資本論》全部三卷才有了新版本，這一版直到今天仍然是不可多得的研究版。
注釋：
① MEGA2第二部分第8卷第738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4卷，第172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7卷，第9頁。
④ Vgl.Jürgen Rojahn，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a.a.O.，S.XXXIV.
⑤ Siehe Schmidt，Eine sozialdemokratische Flschung des “Kapital”，S.106-111.
⑥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9卷，第461頁。
（譯者單位：中共中央編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