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與《資本論》1861—1863年手稿

馬克思畢生與黑格爾哲學的聯系以兩個時期為特征。第一時期是從1841年到寫作《哲學的貧困》的1847年，我把它稱為“馬克思對黑格爾的第一次吸收”時期。第二時期從寫作《大綱》（Grundrisse）的1857—1858年開始，一直到1883年馬克思去世，這是“馬克思對黑格爾的第二次吸收”時期。

本文聚焦於“馬克思對黑格爾的第二次吸收”以及《邏輯學》對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所具有的核心地位。為了証明馬克思從《邏輯學》中借用了許多邏輯范疇作為其社會理論的解釋策略，我將考察他在資本主義研究中所使用的一個特定的邏輯工具。然而，我並不會以馬克思本人在1867年完成的《資本論》第1卷為出發點，也不會以恩格斯編輯並在1885年和1894年出版的《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為出發點。我幾乎完全隻以馬克思在1861—1863年間所作的工作筆記為依據。[1]

這些工作筆記收錄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或者說MEGA之中。它們是MEGA第二部分或者說致力於《資本論》發展過程的那一部分的組成部分，它們也是第二部分第3卷的組成部分。我所考察的工作筆記是第二部分第3.1、3.5和3.6卷。第3.2、3.3和3.4卷收錄的是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但是在本文中我不會涉及這些研究。第二部分的所有6卷都已被譯成英文，盡管我是直接參照德文版進行研究的。這6卷可以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34卷中找到。

換句話說，馬克思首先寫了收錄在第3.1卷中的草稿《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三章·資本一般》，它主要探討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產過程。然后，馬克思中斷了他對系統的資本主義統一體的分析，在第3.2、3.3和3.4卷中致力於對剩余價值理論的初步概括。在寫完關於剩余價值的工作筆記后，他又返回資本主義的有機整體﹔第3.5卷基本上是關於流通過程的草稿綱要，它首先研究了重商主義之下的流通過程。第3.6卷從關於相對價值的研究入手，包含著論述機器在生產過程中的運用和影響的精彩段落，之后以關於再生產過程的長篇概括結束，正是這段概括使馬克思簡單勾勒了他的分配理論和三位一體的公式。[2]

MEGA使關於馬克思思想的闡釋發生了徹底的革命。通過刊印從前不為人知的、從未出版的馬克思著作，MEGA不僅揭開了一塊遺失的馬克思著作的大陸，而且迫使人們徹底重估從前對馬克思哲學所做的闡釋，或者說，它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歷史編纂學的新時代。本文認為，MEGA解決了黑格爾之於馬克思的影響之謎。

在對MEGA第II/3.1、II/3.5和II/3.6卷的研究中，我專注於本質或者內在趨勢這一邏輯范疇。[3]本質是黑格爾《邏輯學》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范疇。我之所以選擇這一范疇，是因為它對馬克思的作為自我生成之集合體的生產體系的構想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沒有它，馬克思就不能解釋他的社會生產總體的思想。

我知道，具有競爭性的黑格爾邏輯同時存在於馬克思那裡。我所關注的邏輯同有機體發展的主題相關。我把整體進化的主題看作馬克思的事業中備受優待的邏輯。赫爾姆特·布倫特爾在他的一部非常優秀的著作[4]中極為詳盡地分析了馬克思以矛盾—反思作為《資本論》的闡釋工具之一。但是，盡管矛盾—反思的邏輯對討論馬克思有關商品與流通的理論非常重要，在研究馬克思的社會生成理論中卻隻具有次等的重要性。

現在，我有必要指出馬克思從中引用本質這一邏輯范疇的黑格爾的確切文本。較之更為重要的是，要表明黑格爾對本質的使用與馬克思對本質的使用是完全等同的——黑格爾對這一術語的界定與馬克思的界定完美契合。

我將集中關注的兩個資料是《哲學全書》第一部分和《邏輯學》。“小邏輯”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1860—1863年寫作1861—1863年筆記的時候，馬克思從《哲學全書》中做了關於“存在”論的四頁概要。[5]“馬克思對黑格爾的第二次吸收”時期開始於馬克思需要再次熟悉黑格爾的辯証法的時候，正如他在1858年1月15日寫給恩格斯的信中談到的。當馬克思准備寫作“資本一般”的最初稿本時，他意識到，如果不結合黑格爾邏輯的特定形態，就不能解釋他的社會總體觀。[6]

在《哲學全書》中，本質表現為存在（Being）與絕對理念(Absolute Idea)的中介。存在是不定的性質，絕對理念是思維的自我規定，本質是存在與絕對理念之間的橋梁。本質提供了現象由以產生的趨勢，隻有在現象逐步向前發展之后，絕對理念才能實現自己全部的自由，或者實現“自在”。

本質的作用是維持現象，或者說，它必須產生絕對理念能夠否定的確定物（determinate object）。如果沒有為絕對理念所消耗和取消的確定物，絕對理念就不能實現自己全部的自由。本質是土壤，相互聯系的物的風景——一幅物與物之間相互中介，從而得到辨識的圖景——從中產生。

《邏輯學》分為兩卷：客觀邏輯與主觀邏輯。客觀邏輯分為兩篇：存在論與本質論。主觀邏輯隻包含概念論。本質是中介性的根據。用更加具有本體論意味的話來說，《邏輯學》的辯証發展在其從理念的絕對直接性到絕對自我規定的運動過程中經歷了三個階段。在這一辯証的前進過程中，本質是第二階段，或者說本質提供了持續性、連續性，這使得存在過渡成為絕對理念。正是這種趨勢使得絕對理念的有機發展脫離了直接性。

本質是一種永恆性、內在性，它是現象的根據。存在是無差別的直接性或不定性的領域。然而，邏輯由於本質而進入到中介或者聯系的層次。特殊性相互聯系，相互反映，從這種中介中產生了有差別的客體性。〖JP2〗現象是有差別的客體性的產物，它是可區別的、相互聯系的特殊性的結果。本質是持續的趨勢，正是基於它，這一運動才得以發生。

在《邏輯學》中，黑格爾是這樣描述本質的：

本質處於存在和概念之間，構成兩者的中項和本質的運動，即從存在到概念的過渡。本質是自在自為的存在，但這是在自在存在的規定之中﹔因為本質的一般規定必須是從存在而來，或者說，必須是對存在的第一個否定。本質的運動就在於，要在存在那裡建立否定或規定，從而賦予自己以確定的存在，並把它自在地所是的東西，變成無限的自為存在……

本質首先在自身中映現自己，或者說是反思﹔其次，它顯現﹔第三，它啟示自身。它在它的運動中給自己建立以下規定：

I．作為在自身以內的規定中的單純的、自在的本質，

II．作為實有而出現，或者說按照其存在(existence)和現象而出現，

III．作為與其現象合一的本質，即作為現實。[7]

在這些段落中，黑格爾把本質描述為一場否定自己各個不同環節的運動。本質的第一個規定是作為持存（subsistence），但是這個環節被否定了。通過這一否定，本質改變了自身，變為存在（existence）。否定的過程繼續進行，存在本身被否定，本質此時把自己表現為現象。這是形式的層次。現象是這樣一種層次，在其中，確定物處於相互聯系之中，這種聯系就是形式。相互聯系的、有差別的物為形狀或者整體創造了條件。但是如果沒有本質，整體永遠不能形成，因為隻有本質才能提供永恆性、持久性，正是依賴於它，確定物才能夠展開相互反思的過程。

在《邏輯學》的《現象的消解》一節中，黑格爾做了如下的評論：

因此，現象世界與本質世界在本身中都是自身同一的反思和在他物中反思的總體，或者說是自在自為的存在和現象的總體。它們兩者都是自我持存的獨立整體﹔一個隻應該是反思的存在，另一個則是直接的存在﹔但每一個都在它的他物中連續自身，並且因此在本身中都是這兩個環節的同一。所以當前呈現的東西，就是這個總體，它自己把自己排斥到兩個總體中去，一個是反思的總體，另一個則是直接的總體……因此，每一個被規定為直接的或反思的總體的有區別的獨立性，現在就這樣建立起來，即只是作為對另一總體的本質關系和在兩者的這種統一中有其獨立性。[8]

在這段中，黑格爾表明了兩個世界即現象世界與本質世界的共存性。他談到本質世界是“反思的存在”，而現象世界是“直接的存在”。“反思的存在”（本質）與“直接的存在”（現象）有一個共同的特性：二者都“自我持存”。雖然二者是一個整體的兩個不同部分，但是一方都需要另一方，“它們隻有作為整體才是自我持存的”。或者說，本質和現象要想共存，就必須形成一個統一體。因此，現實總是由內在和外在構成的整體，本質是作為內在的自我持存。本質不僅是可分世界的一部分，而且也是現實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沒有“自在”，現實世界就不能存在。

馬克思把黑格爾的本質意義融合到了他自己的著作中，這一點清楚地表現在1861—1863年時期的三個筆記本中。馬克思的目的是展現“資本主義一般”，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就必須首先展現資本主義的本質。對馬克思來說，本質意味著內在趨勢或者持存，它提供社會學的整體的規定。在第II/3.1卷的“絕對剩余價值”部分，馬克思寫道：“資本同貨幣貯藏共同具有無限的自行致富的趨勢。因為剩余價值歸結為剩余勞動，資本必然具有無限的增加剩余勞動的要求……這種趨勢到處都毫無掩飾地顯露出來。”[9]在1861—1863年筆記的另一部分，即討論積累的第II/3.6卷，馬克思再次返回到內在趨勢的邏輯：“資本隻有通過佔有必要勞動，即通過同工人進行交換，才能造成剩余勞動。由此就產生了資本要造成盡可能多的勞動的趨勢，也產生了它要把必要勞動縮小到最低限度的趨勢。”[10]之后，當馬克思在相同部分討論相對剩余價值時，他做了這樣的評論：“這種購買把被使用的勞動能力在一定時間內並入資本。換句話說，使一定量的活勞動成為資本本身的存在形式之一，可以說，成為資本本身的隱德來希。”[11]

在1861—1863年工作筆記的其他節中，馬克思談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一種“推動力量”[12]或“目的”[13]，並且直接借用黑格爾的觀點，形容資本具有一種“潛在”[14]。當馬克思談到“動力”、“目的”以及“潛在”時，他就超越了黑格爾而達到了亞裡士多德的從潛在向現實運動的思想。亞裡士多德把生命看作是以內在原則為依據的連續的發展路線。當亞裡士多德的這種有機體觀滲入黑格爾並在他那裡貫通開來時，馬克思接受了它，從而把該邏輯應用到了社會總體中。

在第II/3.5卷中，馬克思對競爭做了如下的評論：

資本的競爭不外是資本的各內在規律即資本主義生產的各內在規律的實現，這時，每一個資本對於另一個資本都表現為這些規律的司法執行官﹔資本事實上是通過它們由於彼此發生關系，由於它們的內在性質而彼此施加的外部強制來表現自己的內在性質的。但在競爭中，資本的各內在規律，資本主義生產的各內在規律，表現為資本相互間發生機械作用的結果……[15]

馬克思的方法論以一種社會形式理論為基礎。正如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通過意識活動來描繪文化形式的演進過程那樣，馬克思把人類社會史理解為在社會形態和總體中的展開過程。為了讓這些社會形式在既定的時期內存在，它們中的每一個都必須依賴於一種內在趨勢。這一“內在規律”提供了連貫性、凝聚力，從而維持了這些形式的存在以及功能。馬克思的方法論以這樣一個假定為依據，即，要想把握社會形式的意義，首先必須洞察這一內在本質。

馬克思對應用於社會體系的本質論的認同，為他提供了理解資本主義生產形式的鑰匙。在1861—1863年工作筆記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得出新的定義，這一定義與內在趨勢的概念更為符合。在1861—1863年草稿之前，馬克思在大多數情況下仍然接近亞當·斯密關於資本主義是積累起來的勞動的定義，隻不過馬克思把它修改成積累起來的剩余勞動。正是在1861—1863年草稿中，馬克思把資本主義重新定義為一種增殖過程。

勞動的積累涉及到這樣一個事實，即生產的手段體現了過去所進行的勞動。勞動的積累是量的，它不涉及生產單位的任何內在屬性。另一方面，增殖過程則涉及到體系的內在趨勢，涉及到有機整體力求增加剩余價值的必然動力。增殖過程蘊涵著目的，但這不是有意識的目的，而是在既有條件范圍內從一切特殊性中抽取剩余價值的體系的目的，這個過程可以概括為公式M—C—P—C’—M’。

在重新定義資本主義的這個過程中，關鍵的一步是要取代流通的首要地位。在首次出版於MEGA的、作為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之寫作准備的原文稿中，馬克思給出了一段關於流通的起源與必然性的論述。[16]馬克思再次展現出了亞當·斯密的影響，他把分工看作是流通的前提，或者說，專業化的生產者購買他們自己不能生產的商品的需要，是交換的起點。商品之為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二重性是交換過程的產物，這一流通過程形成了生產的前提。為了實現對資本主義的重新定義，馬克思需要讓流通服從於生產，他必須証明，經濟過程的一切形式都是由生產支配的。

1861—1863年草稿正是表現出流通的作用服從於生產的作用的地方。馬克思把1861—1863年筆記命名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三章：資本一般：I. 資本的生產過程》[17]。換句話說，致力於綜合“資本一般”的第三章要在生產過程中尋找其重心。如果馬克思想要完成他展現“資本一般”的重大嘗試，如果他想要把資本展現為“自動機”[18]，他就必須讓流通服從於生產。馬克思必須解決貨幣如何轉變為資本的謎團。在1861—1863年手稿的第一部分即第II/3.1卷中，他解決了這個問題。當金子被注入剩余勞動時，金子就變成了資本，這種孕育過程隻能在生產過程中發生。[19]

流通的首要地位在1861—1863年手稿中被推翻了。由於增殖隻能在生產過程中發生，因此，流通的作用變成了實現而不是孕育的作用。在生產過程中融入商品的剩余價值隻能在流通過程中物化或實現。流通被吞噬了，它成為了推動資本主義去創造剩余價值的工具。

馬克思對已有的四個基本經濟范疇消費、分配、交換和生產的接受，表明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對他的影響。斯密和大衛·李嘉圖是最早主張這四個經濟范疇的首要地位的人，馬克思直至生命的終結都始終堅持這種劃分。1861—1863年草稿的任務之一是考察生產過程如何吞並了分配、交換和消費三個范疇。由於增殖過程是在生產環節產生的，因此馬克思必須表明，資本主義的有機整體如何吞噬了另外三個重要的經濟功能。

到19世紀中期，資本主義的“自在”推動著體系去征服生產與流通。但是資本主義的自我規定不僅需要生產支配流通﹔它需要一個過程來維持——不斷地更新——體系。馬克思把這種不斷的再生稱為再生產過程。為了展現“資本主義一般”，為了說明“資本主義的普遍性”，馬克思不僅必須要表明生產如何給商品注入了剩余價值，而且必須額外地表明整個有機體是如何讓自身恆久延續的，或者說，表明它自身的再生產過程。這是馬克思在第II/3.5卷與第II/3.6卷中討論的問題。

再生產過程有三個階段：增殖、積累與最后的再生產。我已經探討了增殖，在下面的段落裡我將關注積累。

資本主義體系的目標、目的和終極是無限地獲得剩余價值。這種永恆的獲取意味著增殖的內在趨勢就是要擴展為積累。

在馬克思的體系中，資本家並不是一個私人，而是一種功能，是體系的本質的體現。馬克思是社會性的客觀主義者﹔他相信社會關系是社會整體的一切個別表達的前提。客觀的社會關系是本質﹔它們是普遍的，每一個別現象都只是社會一般的特殊物。資本家並不表現個人意志，他僅僅是資本主義體系追求無限獲取的內在趨勢的表達。

積累的過程受到兩個馬達驅動向前，即生產力的提高和必要勞動時間的降低，這導致了剩余價值的增加。在第II/3.5卷題為《雜錄》（Miscellanea）的一節中，馬克思論述道：“生產力的增長使資本積累增加，其最直接的方式是，減少必要勞動時間和增加剩余價值，因為剩余價值從收入形式轉化為資本形式，這種轉化一般來說就是積累。”[20]

對積累過程的研究僅僅確認了本質的一個特殊表現。積累是以永不停歇的獲取形式出現的資本主義體系本質的表現。

理解馬克思再生產理論的最好方式就是把它看成相反轉變的環節。這就有必要考慮在馬克思那裡的轉變的兩個環節。

第一個轉變環節是貨幣轉化為資本，這發生在剩余勞動時間融入商品時。但是剩余勞動時間的非物質本性尋求物化。剩余勞動時間物化為利潤、資本貨幣，這發生在流通中。馬克思沒有把剩余勞動時間的貨幣化稱為生成，而是稱為實現的過程。流通是使剩余勞動時間物化為利潤的手段。

第二個轉變環節發生在工業資本家必須決定他想如何使用利潤的時候。為了討論方便，我們不妨假定，他把50%的利潤投入到了第一部分即可變資本中，把另外50%的利潤投入到了第二部分即不變資本中。資本家所做的就是把他的利潤再次轉變為工資和生產力。再次轉變的過程是使資本貨幣去除物化的手段：利潤並不採取資本貨幣的形式，而是轉變成了工資和生產力。但是當利潤再次轉變為工資和生產力的時候，歷史的進步就發生了。生產力改進了，必要勞動時間減少了。

這個相反的轉變過程就是馬克思談到的再生產。當利潤回流為生產力或工資時，資本主義的條件就被重新創造。貨幣回流為機器以及勞動力的購買，有助於資本主義最初由以產生的社會條件的更新與進步。當貨幣重返自己的各個階段，並被運用於工業技術的改善時，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就被再生產了。

關於再生產的最詳盡討論出現在第II/3.6卷題為《剩余價值再轉化為資本》的一節中[21]，它以過渡到“再生產”部分結束。[22]事實上，這些內容應該被看作是他后來在1863—1866年寫的筆記“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的准備材料，它們發表在1977年版的《資本論》中。[23]當馬克思分析再生產時，他並沒有把他的討論局限於資本主義物質的技術的基礎。他在更廣大背景下來理解生產，它包括資本主義的各種社會關系。再生產意味著機器的改進，但也意味著社會關系、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的重建。

在“再生產”部分，馬克思以濃重的黑格爾語言風格寫下了下面的話：

在再生產本身中，生產的前提表現為生產的過去的結果，而生產的結果表現為生產的前提。在一切再生產中，任何前提都表現為結果（設定），而任何結果都表現為前提，產品既表現為生產過程的條件，又表現為生產過程的結果。整個生產過程必定是再生產過程，雖然在每一特定的生產領域中和對單個資本來說：（1）生產過程的前提會表現為萬事開頭時成為起點的那種最初的條件﹔（2）產品會不經過生產過程的更新而轉化為貨幣。生產就其過程中的狀態——就其真正形態——來看，總是表現為再生產。積累無非是擴大規模的再生產。如果剩余價值全部被消費掉，再生產規模就會不變。[24]

在馬克思稱為“積累”的部分中，也就是第II/3.6卷第2039—2090頁，資本家典型的行為特征得到了揭示。馬克思從未把資本家本人看作是獨立的個人，而是僅僅把他視為體系的一種功能。因此，實現體系的內在趨勢的資本家總是試圖增加相對剩余價值，這就促使他們把自己的利潤再次投入到不變資本中。在探討積累過程——它無非是擴大規模的再生產——時，馬克思概括了利潤率下降趨勢的規律。他也敘述了機器的逐漸進步、工廠體系、工廠工作的簡單化與程式化、對勞動的專制控制、過剩人口的生產以及對馬爾薩斯生物決定論的經濟學回擊。馬克思在積累這一標題下還討論了其他行為規則。這些規則包括資本主義體系的自然科學的選擇、朝向工業集中化的運動、世界市場的尋求以及帝國主義的興起。

積累和再生產思想在馬克思把資本主義描繪為一種受內在趨勢推動的形成過程的嘗試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進一步由他的三位一體公式所証明。這些關於三位一體公式的初步思考在第II/3.6卷第2273—2278頁探討“再生產”的部分中得到了最為充分的考察。馬克思在MEGA中關於三位一體公式的思考是他對這一理論的首次闡述，是恩格斯編輯的《資本論》第3卷第48章《三位一體的公式》[25]的最早版本。[26]

勞動是剩余價值的唯一源泉。馬克思聲稱，一切剩余價值都源自人類勞動。馬克思必須捍衛他把人類勞動視為社會創造的唯一動力的創造性觀點。與此種單一因果闡釋相聯系，馬克思也提出，所有的社會收入都可以歸結為勞動。

在三位一體的公式中，馬克思對社會總收入如何進行分配作了論述，它被分配給了社會的三大階級：資本家、土地所有者與工人。但分配是和創造完全不同的過程，因為社會總收入總是由勞動生產的，然后這一總體的不同部分被分配給了不同階級。

資本家是分配的各個不同輻條的軸心。資本家是追逐社會總收入的磁石，然后把這筆收入的一部分付給地主作為使用土地的租金，同時也付給無產者來使用他們的勞動。三位一體的公式是馬克思關於社會總收入如何有一個單一源點、但卻依賴於三個社會階級的理論。

在第II/3.6卷第2274—2276頁，馬克思簡單繪制了三個圖表，在其中，他標示了社會總收入的來源。他給這些圖表起的名稱是“再生產過程圖表（繪制時沒有考慮貨幣流通，並假定再生產規模不變）”[27]。這些圖表就是一個綱要，是對在社會總價值的生產過程中所採取的各個步驟的說明。

三位一體的公式是再生產過程的最后階段。雖然它並不說明社會總價值是如何被生產的，但是它卻表明社會總價值是如何被分配的。

在對再生產的概括中，馬克思完成了他對“資本主義一般”的思考：再生產過程——三體一體的公式是它的一部分——是構建他關於“資本主義一般”的理論的最后一個概念性要素。當馬克思揭開了再生產的秘密時，他就成功地提出了一種資本主義的社會生成觀，或者說，資本主義作為自足的有機體被內在趨勢驅動向前。三位一體的公式是馬克思再生產理論的完成。它使他把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生產把握為形態發生式的。這就充分揭示了整個運動的完滿實現。

馬克思的解釋方法同黑格爾的解釋方法是相當的，但馬克思想解釋的是資本主義綜合整體的形成，他想勾勒出資本主義的完滿實現。為了做到這一點，馬克思需要一種本質理論，因為隻有本質是恆久而執著的，能夠說明在朝向全面成熟的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上手工業、重商主義所具有的超越性。在此發展過程中，資本主義的本質必須否定手工業、重商主義和高利貸資本，但也要把它們保留為全面實現的資本主義集合體的一部分。

在確立了黑格爾與馬克思在本質這一邏輯范疇上的完全一致后，我們現在有必要說明他們與一般的辯証思想的關系。至少存在兩種辯証思想：系統的辯証思想和歷史的辯証思想。盡管黑格爾的著作表明，他既贊成系統辯証法也贊成歷史辯証法，但我主張馬克思隻堅持系統辯証法。

所謂的“系統辯証法”，我是指辯証法的一種形式，它是說明整體中各個部分的內在聯系以及整體與部分相互依賴的方法。另外，系統辯証法認為，內在的發展推動社會體系成為一個整體，它為支配性的社會關系所控制，這種內在的發展促使社會體系把部分納入到整體之中。所謂歷史辯証法，我是指一種揭示世俗的歷史各階段演進上升的方法。歷史辯証法是一種決定論形式，它以這樣的信念為依據，即人類歷史展現為一種進步的演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每一歷史時期都必然在先前時期的基礎上前進，並在歷史進程中攀升到更高的改善水平。

我主張，馬克思並沒有歷史辯証法。他的著作不能被解釋為歷史哲學。它並不是朝向唯一的終點運動。然而，馬克思確實有系統辯証法，他用這種方法來分析單個的社會形態總體。馬克思並沒有寫下超歷史的思考，但他確實研究了單個社會有機體的內部結構，並在整體與部分的相互作用中發現了這些社會有機體的核心。本質這一邏輯范疇對馬克思的系統辯証法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它提供了把握這種闡釋的方法論。如果沒有本質，就不會有社會總體，因為本質是控制性的社會關系。

我也肯定，阿爾都塞的論點，即黑格爾與馬克思的“認識論斷裂”最早顯現於《德意志意識形態》是錯誤的。馬克思並沒有借用黑格爾所有的辯証范疇，他也沒有接受他引入到自己著作中的黑格爾范疇的確切意義。但是，馬克思確實借用了一些范疇。他改變了他所重新安排的范疇的意義，如果沒有融合這些改變了的范疇，馬克思的社會分析方法就不能夠得到發展。非但不存在“認識論的斷裂”，相反，黑格爾的影響以一種修正的形式持續了一生。

對1861—1863年筆記的深入研究表明，系統的辯証法尤其是本質范疇，是馬克思的解釋邏輯不可或缺的工具。近期的學術研究已經確定，黑格爾在“馬克思對黑格爾的第一次吸收”[28]時期是一個主導性存在，而現在，MEGA所揭示的新的文獻資料表明，黑格爾在“馬克思對黑格爾的第二次吸收”時期繼續發揮著主要的影響力。

注釋：
[1] 在當前的上下文中，把我的論述限定在1861—1863年筆記服務於這樣一個有用的目的，即避免使討論與恩格斯編輯《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這一問題相糾纏。在我的著作《辯証法內部對話》的“走向《資本論》的重建”一章中，我提出，恩格斯較大地改變了這兩卷的結構和意義。目前在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進行的卡爾-艾利希·福爾格拉夫（Carl-Erich Vollgraf）對第3卷的研究以及雷金娜·羅特（Regina Roth）對馬克思19世紀70年代手稿的研究都証實，恩格斯確實對這些卷冊的意義進行了改動。但這些問題是一項獨立研究的論題，在這一文章中，我將隻探討1861—1863年草稿，這是馬克思為寫作《資本論》而在組織其思想時所寫的准備材料。它們是馬克思后來賦予《資本論》的那種設計的指針與指導。

整個MEGA項目的管理委員會——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IMES）出版了一份重要雜志《MEGA研究》（MEGA-Studien）。那些對MEGA所引發的最新研究懷有興趣的人不妨參考這份雜志，它是由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出版的。另外一份密切關注MEGA發展進程的雜志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論叢》（Beiträge zur Marx-Engels Forschung），它由漢堡的論証出版社出版。

[2]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的方法：對馬克思的方法的再考察與新考察》一書中，弗雷德·莫斯利對有關馬克思的解釋方法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他的文章《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分配理論的發展》中，莫斯利正確地讓人們注意到了1861—1863年筆記的重要性，他主張進一步深入地研究這些文本。雖然在閱讀他的著作前我就已經知道了這些資料，但他仍然應當因為強調這些文本對馬克思資本主義理論的發展所具有的核心地位以及在破解《資本論》的意義方面所提供的幫助而受到贊揚。參見Fred Moseley,“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Surplus-Value”，in New Investigations of Marx's Method，ed. F. Moseley and M. Campbell，Atlantic Highlands，N. J.: Humanities Press，1997，pp. 121-149。

[3] 不過，在本文的后面部分我將簡要提及馬克思的原文本，它現在收錄於MEGA第II/2卷。

[4] Helmut Brentel，Widerspruch und Entwicklung bei Hegel und Marx，Frankfurt: J. W. Goethe Universität，1986.

[5] J. O'Malley and F. Schrader，“Marx's Precis of Hegel's Doctrine of Being in the Minor Logic”，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22 (2)，1977，pp. 423-431.

[6] 在1982年寫的《馬克思方法的黑格爾基礎》（Norman Levine,“The Hegelian Foundation of Marx's Method”，in Dialogue Within the Dialectic，London: Unwin Hyman，1984，pp. 127-178）一文中，我指出馬克思受惠於黑格爾，同時提出並概括了馬克思對這位辯証法大師的兩個吸收期。那篇文章以及本文發現，《邏輯學》的“本質篇”為馬克思提供了可用的邏輯范疇的最豐富寶藏。

[7][8] [德]黑格爾：《邏輯學》下卷，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6、153頁，個別地方有改動。

[9][14][17][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02、34、7、18—19頁。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7卷第551頁。

[11][13][21][22][24][2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8卷第45、22、65—97、123—172、131、166—168頁。

[12][15][18][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8卷第302、290、255、346頁。

[16] Karl Marx，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Div. II，Vol. 2，Berlin: Dietz Verlag，1980,pp.56-70.

[23] Karl Marx，“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in Capital，trans. B. Fowkes，New York: Vintage Books，1977，pp. 948—1084.

[25] 在《可悲的騙局：馬克思反對恩格斯》（Norman Levine，The Tragic Deception: Marx contra Engels,Santa Barbara: Clio Press，1975）中，我指出了把馬克思與恩格斯思想區分開來的重要差異。雖然這一論証不能在這裡討論，但是我們卻值得回想一下，恩格斯編輯的《資本論》第3卷在一些重要方面都與馬克思的思想存在不同。

[26] Karl Marx，Capital，trans. D. Fernbach，New York: Vintage Books，1981，pp. 953-971.

[28] 我知道弗雷德·施拉德的著作《復辟與革命》（Fred Schrader，Restauration und Revolution，Hildesheim: Gerstenberg，1980）很重要，它表明馬克思在19世紀50年代在大英博物館開始研究貨幣時就已經使用了黑格爾的邏輯范疇。然而，正是在《大綱》中，馬克思才開始概述他的成熟的“批判方法”。

（本文原載美刊《反思馬克思主義》2002年第4期，經授權發表。作者Norman Levine系美國菲尼克斯國際政策研究所執行主任，國際知名馬克思學家﹔譯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