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的誕生

馬克思1883年去世時，除了留下許多未完成的手稿和草稿外，還留下了大量的筆記。它們中的一些是普通的筆記（Notizbücher），馬克思在其中草草記下了各式各樣的內容，例如地址、書名、他所萌生的想法以及數學計算等。大多數筆記是摘錄筆記（Exzerpthefte），也就是說，馬克思在其中寫下了對書籍所作的摘錄。這些筆記的大部分——約200本——保留了下來。[1]它們將在MEGA2第四部分中出版。

我將在本文中努力表明，全面出版馬克思的筆記並不是如某些評論家所認為的那樣純粹是“遺物崇拜”[2]。馬克思的摘錄以及其他的筆記不僅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他的著作，而且也必須被視為他的著作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也是主體部分中，我將通過考察馬克思的1844年筆記——他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正是誕生於這一時期——來証明這一點。

關於馬克思摘錄之意義的一些總體說明

早在1837年11月，馬克思就告訴他的父親，他養成了對所讀過的書作摘錄的習慣，並順便在紙上寫下他的感想。[3]他的這一習慣保持了終生。那時，作摘錄是搜集相關信息的普遍方式。對馬克思而言，這也是理解他所閱讀的內容的方法。因此，他也對自己的藏書進行摘錄。[4]

馬克思不僅精心地保存著他的筆記，而且還習慣於不時地重新閱讀它們，以便更好地記住它們。[5]有時，當他感到自己的觀點發生變化或者當他需要額外的信息時，他會再次查閱所涉及的書籍。在其他情況下，他就直接用他的筆記進行之后的寫作。在那裡，他的引文常常不是出自原書，而是出自他所作的摘錄。

如今，一位作者所作的摘錄與其他筆記的重要性已經為人們所廣泛地認識。例如，在萊布尼茨、康德、費希特、謝林、穆勒以及其他人的全集中，摘錄已經作為一個部分被包含了進去。事實上，這種資料對於思想史研究、傳記研究或者所考察作者的工作發展進程的徹底分析都是極其重要的信息源泉。

馬克思的筆記所具有的獨特意義並不僅僅源於這些數量如此龐大的筆記依然存在這一事實，而是主要源於馬克思的工作所具有的特殊性質。作為一名學者，馬克思從1843—1844年起就把畢生奉獻給了一項偉大事業：政治經濟學批判。作為對現實世界發展過程的分析，這一批判將是全面的、普遍的﹔它將是最新的研究，並且也將為一切相關的經驗知識所証實。考慮到19世紀40年代以來經濟與社會的快速變化、所有科學的強勁發展以及馬克思的觀點亦在變化這一事實，致力於那項雄心勃勃的事業的工作將被証明是永不完結的故事。

起初在1843年，馬克思計劃“以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形式”寫一部政治學批判。在寫完1844年手稿后，他決定“用不同的、獨立的小冊子來相繼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第一個小冊子是關於國民經濟學的。[6]那時，馬克思已經脫離了青年黑格爾派，這個計劃正是他與曾經的朋友特別是布魯諾·鮑威爾進行爭論的一部分。然而，之后他決定用一個單獨的小冊子《神聖家族》（1845）來攻擊鮑威爾。幾個月后，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7]中“清算”了他們“從前的哲學信仰”[8]。與此同時，馬克思繼續進行前述的計劃並再次修改了它。1845年2月1日，他同德國出版商列斯凱簽署合同，承擔“政治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寫作，它將分兩卷出版。[9]然而，當他著手開始工作的時候，他意識到還需要進行更多的研究。[10]實際上，在1857年前，馬克思並沒有開始寫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根據1858年2月22日致斐迪南·拉薩爾的信，在寫完了篇幅龐大的草稿——“大綱”（Grundrisse）之后，馬克思打算把這部著作的最終版本分為六冊：“（1）資本……（2）地產﹔（3）雇佣勞動﹔（4）國家﹔（5）國際貿易﹔（6）世界市場。”此外，他決定“以分冊”的形式陸續出版整部著作。[11]在完成了第一分冊（1859）后，他再次改變了自己的計劃。現在，他打算隻出版一部關於“資本”的著作，它將分為四冊。然而，他隻完成了第1冊（1867）。至於之后的兩冊，他很快就得出了必須“把稿子全部改寫”的結論，並再次投入到新的研究之中。[12]

事實上，馬克思隻實現了他的偉大計劃的一小部分。因此，在他死后出版的一些從未發表的手稿，例如《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手稿（分別在1884年和1895年由恩格斯編輯出版）、1844年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1932年同時由MEGA1以及朗茲胡特與邁爾編輯出版）以及1857—1858手稿（1939—1941年在莫斯科編輯出版，1953年在東德再版）會對20世紀關於馬克思的爭論產生如此強大的推動力就並不是偶然的了。在一定程度上講，這些爭論源自那些手稿的含糊不清的狀況。一方面，它們揭示了馬克思在后來的著作中並未詳細闡發的目的和思想﹔另一方面，馬克思本人並不把它們看作是自己想說的東西的充分表達。這並不僅僅是形式上的問題：在馬克思這裡，把一份草稿變成一部能夠發表的著作一再意味著遠比單純的潤色修飾更多的內容。因此，當馬克思在1846年8月告訴列斯凱，他不得不“從內容和文字上”再次修改那部許諾過的著作的“第1卷快要完成的手稿”，就不僅僅是個借口了。他補充道：“一個繼續寫作的作者不會……原封不動地把他在六個月以前寫的東西拿去付印，這是可以理解的。”[13]

如今，對馬克思感興趣的嚴謹學者絕不會僅僅局限於研究馬克思本人所發表的著作。毋寧說，我們傾向於把馬克思的工作看作是持續終生的、未完成的研究過程，而正是馬克思的全部著作——包括他的筆記——記錄了那一過程。

馬克思的摘錄筆記表現出他廣闊的研究范圍，其中包括大量不同的領域，如法學、哲學、歷史、政治經濟學、技術、農業、化學、地質學、物理學、數學和民族學。它們包含著他所使用的資料的許多信息，即他讀了哪些書，他是如何恰恰選擇這些書的，他對什麼內容尤為感興趣。它們也表明，他的閱讀是如何影響他的思想發展進程的。有時，馬克思逐字逐句地抄寫相關的段落。他也常常用自己的話來概述冗長的段落，並把他的母語——德語，同英語、法語、俄語的表達混合起來，這取決於他讀什麼語言的書籍。毫無疑問，他的這種概述段落的方式通常會留下他的思想蹤跡。有時，他則更加明確地中斷摘錄，代之以自己的評論。此外，他的筆記還包含著提綱、計劃以及初稿，這些都可以表明他打算如何運用相關資料，他的計劃將走向何方。基於這一原因，他的筆記也可以為從未實現的計劃提供信息。[14]

1844年手稿的誕生

馬克思在閱讀過程中所作的筆記同他的其他著作之間的密切聯系能夠被寫於1844年的手稿和筆記最好地証明，它們分別發表於MEGA2第I/2卷和第VI/2卷中。嚴格地說，馬克思的1844年手稿就源於他在那一時期所作的摘錄。[15]

1932年馬克思的1844年手稿出版，這在對他感興趣的學者中間引發了巨大的轟動。[16]然而，這場為1933年希特勒上台所中斷的討論實際上在二戰之后才真正開始。關鍵的問題是，那些手稿能夠給馬克思提供多少新的內容，或者換句話說，相較於馬克思后來的著作，這些手稿應被賦予多大的重要性。盡管正統的共產主義者直到20世紀60年代仍然傾向於貶低1844年手稿的重要性，但是對於許多西方學者來說，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是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17]，是“他的體系的第一次勾勒”，提供了“言之有據的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思想”[18]。

一般來說，1844年手稿的文本証據與編輯問題鮮為人關注，尤其鮮為那些極力強調1844年手稿的卓越意義的人所關注。很少有人注意到，我們談論的這份手稿在1932年的兩個版本中是按照不同的方式得到再現的。MEGA1第I/3卷的編者以“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為題出版了三份手稿，並把它們編為第Ⅰ、Ⅱ、Ⅲ手稿。另外一份編號為IV的手稿被編輯在一份附錄中，這份附錄也包括馬克思在那時所作的一些摘錄。另一方面，朗茲胡特—邁爾的馬克思早期著作選則以“政治經濟學與哲學”（Nationalökonomie und Philosophie）為題收錄了“一份手稿”，它實際上是由在MEGA1中被編為Ⅱ、Ⅲ、Ⅳ的手稿所構成。不過，它們是按照另外一種順序出現的，即Ⅲ-Ⅱ-Ⅳ。大部分學者認為，MEGA1版的質量更為優良，因此除了法文1版外[19]，之后各版都是以MEGA1版為基礎的。[20]然而，人們忽略了這樣的事實：MEGA1的編者重新編排了馬克思手稿的各個不同部分。結果，手稿看起來被分割成了依次寫成的不同“章”。沒有人再煞費苦心去返觀原稿。[21]人們通常以為，馬克思在“閱讀並摘錄了15本包括亞當·斯密、李嘉圖和薩伊的經濟學著作”之后，才寫了這部著作。[22]

如果說，我們所理解的“著作”（work）是指一個前后連貫的、作者在其中以或多或少構思好的、系統的方式來闡發其思想的文本，那麼值得懷疑的是，1844年手稿——如它們現存的那樣——是否能夠被視為一部著作。“第Ⅳ手稿”實際上是對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約翰·舒爾茨主編，1841年柏林第2版）最后一章的概括。第三手稿由幾個對此前寫的文本——可能是第二手稿——的補充構成。如果說存在著什麼著作（或著作的草稿）的話，那也隻能是第二手稿。不過，第二手稿隻有最后4頁——馬克思把它們編號為XL—XLIII——遺存了下來，我們並不知道之前各頁的內容。第一手稿不是同等性質的文本﹔它與其他手稿的關系遠遠沒弄清楚。

對文本包括筆記所作的細致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1844年手稿並不是對某種世界觀的系統闡發。毋寧說，它展現了運動中的馬克思的思想——也就是說，由他的閱讀和他所參加的討論所推動的新思想的誕生與發展過程。筆記表現了他的思考由以提升的基礎﹔此外，它們本身也包含著一部分那樣的思考。[23]

為了避免任何誤解，我不想說，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所討論的各種主題在他的思想中是毫不相關的。我也不想表明，那些手稿對於理解馬克思后來的著作是毫無意義的。我想說的是，馬克思的1844年手稿與筆記為那些對馬克思的思想發展歷程感興趣的研究者提供了關於那個過程中最激動人心的一個階段的極富魅力的見解。那一時期，馬克思的思想發展極為迅速：他步入了政治經濟學領域，擁護共產主義，並且為他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奠定了基礎。

正如馬克思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的《序言》中談到的，他在1843年秋到達巴黎后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24]他可能是從讓·巴蒂斯特·薩伊的《論政治經濟學》（1817年巴黎第3版，兩卷本）開始的，后者當時在法國被奉為“泰斗”和“經濟學家的老前輩”[25]。之后，馬克思閱讀了三位德國經濟學家的著作：卡爾·沃爾夫岡·克裡斯托弗·許茨的《政治經濟學原理》（1843年圖賓根版），弗裡德裡希·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第1卷（1841年斯圖加特—圖賓根版）以及海因裡希·弗裡德裡希·奧西安德的《公眾對商業、工業和農業利益的失望》（1842年圖賓根版）和《論民族的商業交往》（1840年斯圖加特版，兩卷本）。這些研究看來是同他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相關的。在這篇文章中，馬克思把落后的德國人與先進的民族作了比較。他談到，當“現代主要問題之一”即“工業以至於整個財富領域對政治領域的關系”開始“以保護關稅、貿易限制制度，國民經濟學的形式”引起德國人的關注的時候，法國和英國的問題則是“政治經濟學”，也就是“社會對財富的統治”。[26]

顯然，馬克思打算繼續進行他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但是，除了《德法年鑒》——他在該雜志中開始了這一批判——停刊這一事實之外，他也得出結論，這件事情過於復雜，不適於在一篇文章中闡述。他可能也感覺到，自己對“人的世界、國家、社會”的認識還不夠充分。按照阿爾諾德·盧格的說法，馬克思現在開始關注法國革命史，也就是現代國家的誕生。有一段時間，他似乎打算寫一部“國民公會史”[27]。然而，由於再次感到自己對政治生活的“前提條件”——市民社會認識不足，再加上受莫澤斯·赫斯的文章《論金錢的本質》[28]的啟發，馬克思很快——可能在1844年5月或6月——就恢復了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此時他轉向了亞當·斯密。

從馬克思對薩伊的《論政治經濟學》所作的摘錄可以看出，他已經進入到一個新的領域。他逐字逐句抄寫了大量的段落。后來，當他讀到斯密的《國富論》法譯本（熱·加爾涅新譯本，1802年巴黎版，五卷本）時[29]，他的摘錄已經更為自由了。他現在用自己的話來概括所有的段落。盡管在馬克思剛剛開始對斯密著作進行摘錄的筆記中隻有少許他自己的簡短評論，但這個筆記卻極有意思。它揭示了馬克思是如何發現對他后來的工作非常根本的東西——階級構成的經濟基礎的。[30]在那個筆記本中，馬克思似乎是按照兩個序列進行摘錄的。在第一序列[31]中，他主要關注斯密對分工、價值、價格和貨幣所作的論述，進展得相當快。當他摘錄到法文版第2卷（第2冊第2章）第227頁時，突然停了下來。他返回到了第1卷第129頁（第1冊第8章），並在第二序列[32]中對有關各種收入即工資、資本利潤、地租等篇章進行了廣泛的摘錄。斯密認為，它們構成了“三個階層的人們”的收入，這是“每個文明社會的三個大的、原初的、作為基本構成的階層”，或者按照法譯本的說法，這是“三大階級”。[33]

當馬克思進展到第2卷第401頁也就是第2冊的結尾時，他再次停了下來。顯然，他在這裡中斷了閱讀。[34]他拿了一張紙，將它對折，把各頁分成三欄，然后給各欄寫上了標題：“工資”、“資本的利潤”和“地租”。之后，他開始填充這些空欄，有些地方他用自己的話來闡發自己的觀點，有些地方則從自己的筆記本中抄寫相關的摘錄。當他意識到一張紙不夠時，他又拿了第二張紙，然后第三張紙，等等。構成第一手稿的所有九張紙只是在之后——確實如此！——才被裝訂在一起。[35]

在第I—VII頁中，馬克思首先填充了“工資”欄。在第VII頁中，他在第2、3欄中對這一主題繼續進行了論述。當填充“資本的利潤”欄和“地租”欄時，他跳過了第VII頁，繼續在第VIII—XI頁中探討斯密的觀點。分別從第VIII頁和第XI頁起，他在“工資”欄和“資本的利潤”欄中進入到對威廉·舒爾茨（《生產運動》，1843年蘇黎世—溫特圖爾版）、康斯坦丁·貝魁爾（《社會經濟和政治經濟的新理論》，1842年巴黎版）、查理·勞頓（《人口和生計問題的解決辦法》，1842年巴黎版）和歐仁·比雷（《論英法工人階級的貧困》，兩卷本，1840年巴黎版）等人著作的摘錄中。比雷的著作被証明是如此地重要，以至於馬克思決定在一個專門的筆記本中繼續對之進行摘錄。[36]在結束對“資本的利潤”的闡述時，馬克思再次從他的筆記本中抄寫了幾段對斯密的摘錄。顯然，他那時恢復了對斯密著作的研究。此后，從手稿的第XI頁起，他繼續對“地租”進行論述。在第XVI頁，他直接從斯密的著作中引用了三段話。在接下來的幾頁中，他含蓄地提及了第3冊，斯密在那裡探討了地產、佃農制和城鎮的歷史發展過程。[37]

在這一階段，馬克思對歷史並不感興趣。例如，舒爾茨把當時悲慘的社會境況看作是“生產”的歷史發展的結果，他在《生產運動》中描述了這一發展過程。馬克思從那本書中僅僅摘錄了關於現代工業的幾段話。確實，從一開始，對馬克思而言，決定性的問題在於：“把人類的最大部分歸結為抽象勞動，這在人類發展中具有什麼意義？”[38]但是在那裡，他所考慮的與其說是過去，不如說是未來。在第一手稿中，他關注的是“在國民經濟學中……各種利益的敵對性的對立、斗爭、戰爭，被承認是社會組織的基礎”[39]這一事實及其對“工人”而言意味著什麼。甚至在他剛剛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時候，他就注意到了幾種可能源於“經濟學家”本人說法的趨勢：資本的日益集中﹔“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間的差別消失，以致在居民中大體上隻剩下兩個階級——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40]﹔最后，工人階級的境遇日漸惡化，“必然導致革命”[41]。然而，馬克思那時並沒有詳細闡述這些仍屬嘗試性的見解，而是在接受他早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就採用的從莫澤斯·赫斯那裡借來的一個觀點的基礎上，試圖“弄清楚私有制……等等……這全部異化和貨幣制度之間的本質聯系”[42]。

在對薩伊的《論政治經濟學》進行摘錄時，馬克思在他的筆記本中談道，政治經濟學建立在私有財產的基礎之上，這被視為毋庸置疑的事實，盡管實際上它是“不具有必然性的事實”[43]。從這一“當前的經濟事實”出發，他此時在第XXII—XXVII頁開始論述關於“異化勞動”的思想，闡釋了后者不僅使工人同他的勞動產品相異化，而且同他的生產行為、他的類存在——既是本質又是精神上的類特性——相異化，同他人相異化﹔異化勞動也生產出了“資本家”——也就是勞動的主人——“對這個勞動的關系”。“因此，我們通過分析，從……異化勞動這一概念得出私有財產這一概念。”[44]由此，他希望証明私有財產僅僅表現為“人之外的東西”，它實際上是人的勞動的結果。“問題的這種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問題的解決。”[45]

馬克思在第一手稿的這個最后部分中隻提到了一位作者的名字：蒲魯東。他的積極提議在馬克思看來是不充分的。然而，除了目前為止他對“貨幣制度”隻字未談這一事實之外，他的手稿的最后幾段也表明，他本人對於何為“真正人的財產”還沒有清晰的想法。他似乎也沒有對人怎麼“使他的勞動……異化”[46]有明確的認識。[47]於是，他再次開始進行研究。

這時，馬克思閱讀了弗雷德裡克·斯卡爾培克的《社會財富的理論》、米歇爾·舍伐利埃的《政治經濟學教程》、沙爾·加尼耳的《論政治經濟學的各種體系》、約翰·雷姆賽·麥克庫洛赫的《論政治經濟學的起源、發展、特殊對象和重要性》，包括《譯者對李嘉圖體系的思考》，安東·路易·克勞德·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意識形態原理》的第4、5冊、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和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所有這些書馬克思當時都有。但他卻對它們幾乎都做了摘錄。[48]不過，只是在寫完第二或者甚至第三手稿之后，他可能才做了所有這些摘錄或者其中的一部分。[49]

在現存的第二手稿的四頁紙上，馬克思重復了大量他在第一手稿中說過的話。他探討了在工人身上“主觀地存在著”的“資本是完全失去自身的人這種情況”，探討了在資本身上“客觀地存在著”的“勞動是失去自身的人這種情況”，然后考察了“使土地所有者變成極其普通的、平庸的資本家”的運動，強調資本與土地的傳統差別僅僅是“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形成……的一個固定環節”。[50]第二手稿的結尾部分在某種程度上與馬克思對恩格斯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51]的概括相關，它緊接著馬克思在同一筆記本中對麥克庫洛赫的《論政治經濟學》所作的摘錄。在這一結尾部分中，馬克思概括了他本人對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所持的看法：“私有財產的關系是勞動、資本以及二者的關系。這個關系的這些成分必定經歷的運動是：第一：二者直接的或間接的統一……[第二：]二者的對立。它們互相排斥。”[52]

馬克思在這裡停了下來。7月底他寫了一篇文章，題為《評一個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國王和社會改革〉一文》，這是寫給巴黎《前進報》旨在批判盧格的。之后，馬克思在8月初再次回到手稿——也就是第二手稿，重新閱讀了它的最后幾頁，做了大量的補充。這些補充表明了第二手稿本來並不包含的內容。

甚至是第二手稿也表明，由於長期的研究特別是閱讀麥克庫洛赫的《論政治經濟學》和重新閱讀恩格斯的《大綱》，馬克思開始關注政治經濟學理論本身的發展過程。在第三手稿開頭所作的第一個補充（第I—III頁）中，他詳細闡述了這一點。“恩格斯有理由把亞當·斯密稱作國民經濟學的路德。”把勞動視為自己的原則的現代國民經濟學理論一方面“應該被看成……現代工業的產物，而另一方面，正是這種國民經濟學促進了……這種工業的……發展，使之變成意識的力量”[53]。現代國民經濟學理論表明，人本身是“不依賴於人的”東西，也就是財富的本質﹔理論非但沒有解決它所探討的矛盾，反而“從斯密經過薩伊到李嘉圖、穆勒等等”表現出越來越十足的昔尼克主義。[54]在他的第二個補充（第III頁）中，馬克思強調，無產和有產的對立，隻要還沒有把它理解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就不能“從它的內在關系上”得到理解。[55]在他的第三個補充（從第III頁起）中，他轉換到了另一個主題：“自我異化的揚棄同自我異化走的是一條道路。”[56]

這一轉換的直接原因可能在於他所聲稱的對這種相似性的發現本身。[57]不過，或許也有其他一些原因。盧格在巴黎《前進報》（1844年6月19日）發表的文章，以及之后他同海因裡希·博恩施泰因（Heinrich Börnstein）就現存秩序將被什麼取代所作的爭論，都可能促使馬克思來闡發他的共產主義觀點。更可能是因為盧格佯裝他以前的伙伴的觀點與他本人的並沒有太大不同。此外，由於當時的爭論，尤其是由於埃德加·鮑威爾在《文學總匯報》（1844年4月第5期）——馬克思在8月初收到這期雜志——上發表的一篇關於蒲魯東的文章，馬克思可能感到有必要描述他所形成的“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自然主義”的思想[58]，以區別於現存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學說。無論如何，這些學說強烈地存在於他那時的思想中。8月29日，盧格告訴麥克斯·敦克爾：“馬克思打算從共產主義的觀點出發批判黑格爾的自然法，然后他想寫一部國民公會史，最后他想寫一部針對所有社會主義者的批判。他總是想就他新近閱讀的書籍寫點東西。”[59]

關於馬克思那時所讀的書籍，我們已經提到了舍伐利埃的《教程》。聖西門主義者舍伐利埃認為，國民經濟學必須以時代的道德觀念為指導。自1789年以來，自由一直是核心的問題。當前的任務就是“在保護和平的條件下，實現第三等級的另一半人即農村和城市的工人階級的解放”[60]。在強調自由的物質前提的同時，舍伐利埃把希望寄托於工業，也就是“所有形式的物質勞動”[61]。在古代以及之后的若干世紀裡，絕大多數人生活在可怕的悲慘境地之中。這並不能通過對貧乏生產的另外一種分配而加以改變﹔毋寧說，有必要“增加生產，發展社會生產力”[62]。當前，由於那些力量的巨大增長、各門科學的進步以及新的交流手段的出現，人類實際上能夠成為“宇宙的主人”[63]。

舍伐利埃的《教程》可能使馬克思注意到了現代工業的成就。另一方面，馬克思並不贊成這位理論家的方案。一方面，舍伐利埃認為競爭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他又批判“無度的競爭”，要求通過“組織”即人們能夠在其中找到“團結、保護和安全”的協會或機構來限制它。[64]

愛德華·德·蓬佩裡的《沙·傅立葉所創立的社會科學介紹》對馬克思尤其具有吸引力。德·蓬佩裡對“激情”作為生命之動力的強調符合在當時被馬克思視為“真正克服了舊哲學”[65]的費爾巴哈的人類學。除了對現存社會——在其中，無產者由於悲慘的境遇而變得和動物一樣，不再成其為人——的類似批判外，馬克思還在蓬佩裡的書中發現了大量與他本人的想法一致或者可能促進它們發展的思想：人首先通過他的五官而生存﹔人感到需要愛與被愛﹔人生活在社會中，隻能通過工作而生存﹔人在本質上是能動的存在﹔提升人類的唯一方法是把人從物質生活的必然性中解放出來﹔人所要求的充盈隻能在一個人人都可以按照“正常的”、無拘束的、愉悅的方式，相互和諧地發揮他們各種能力的世界中創造出來。德·蓬佩裡認為，這將被自由的“聯合體”所實現，在這樣的共同體中，每個個體成員的特殊利益都是共同利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會在其中淪喪。那時，人將是真正的人：有發達的智力，高貴的心靈，精良的感官。馬克思也欣賞“魏特林的天才著作”，“這些著作……在理論方面甚至往往勝過”蒲魯東[66]，尤其是他的《和諧與自由的保証》。

在第三個補充中，馬克思只是簡要地探討了“揚棄自我異化”的運動。第（1）部分和第（2）部分（第Ⅲ—Ⅳ頁）專門致力於批判“粗陋的共產主義”。關於這一點，他沿循了蒲魯東（《什麼是財產》，1840年巴黎版）以及發明該術語的洛倫茨·施泰因[67]的思想。接下來，在第（3）、（4）、（5）部分（第Ⅳ—Ⅺ頁）中，他詳細地闡述了作為“對人的本質的真正佔有”的共產主義思想。[68]

在第（3）部分中，馬克思也在不經意間談到了他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原因。“不難看到，整個革命運動必然在私有財產的運動中，即在經濟的運動中，為自己既找到經驗的基礎，也找到理論的基礎。”他繼續談道：“這種物質的……私有財產是異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質的、感性的表現。私有財產的運動……是迄今為止全部生產的運動的感性展現……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並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因此，對私有財產的積極的揚棄……是對一切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宗教的異化本身只是發生在意識領域……中，而經濟的異化是現實生活的異化，——因此對異化的揚棄包括兩個方面。”[69]之后，在第（5）部分結尾處他談道：“對社會主義的人來說，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70]然后，在第（6）部分即還在他對“揚棄自我異化”所作的第三個補充的范圍之內，馬克思再次轉換到了另外一個主題：“在這一部分……對黑格爾的整個辯証法……略作說明，也許是適當的。”[71]

這種轉換可能又是由於馬克思思想的連續性。不過，就這件事來說，其他原因似乎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過去的春天裡，馬克思已經在寫給朋友的信中批判地評價了布魯諾·鮑威爾主編的《文學總匯報》第1—4期。看起來，他那時也向別人談論了向鮑威爾發起新的進攻的計劃，此前他曾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對之作過批判。盡管莫澤斯·赫斯在7月3日的信中認為，新的進攻是沒有意義的[72]，但海因裡希·盧格卻在7月31日的信中敦促馬克思發表針對鮑威爾雜志的批判文章。[73]同時，盧格給馬克思寄去了《文學總匯報》的第5—7期。[74]顯然，馬克思此時已經下定了決心。前面引用的第（6）部分導論（第XI—XIII頁）之后的內容無疑表明，他對黑格爾辯証法的批判同時也是他對“現代德國的批判”尤其是鮑威爾所作的批判的核心﹔馬克思批評他對“實際上是本質的問題……完全缺乏認識”[75]。在8月11日寫給費爾巴哈的信中，他重復了在第（6）部分所講的內容，有些地方還用了原話。最后，他告訴費爾巴哈，他計劃“出版一本小冊子來反對批判的這種墮落”[76]。

盧格的信可能也促使馬克思寫了第（7）部分（第XIV—XVII頁），在那裡，他探討了在私有制情況下，“需要和滿足需要的資料的增長如何造成需要的喪失和滿足需要的資料的喪失”[77]，同時也探討了貨幣的作用。[78]

此后，馬克思不再給段落編號，而是交替地研究黑格爾哲學、政治經濟學和共產主義。就黑格爾哲學而言，他現在關注的是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黑格爾哲學的誕生地”[79]。第（6）部分結尾對其內容的概括以及第XIII/XVII—XVIII頁對其“各個章節”的涉及都表明，馬克思再次閱讀了這部著作。在第XVIII頁，他把整個《精神現象學》描繪為“一種隱蔽的、自身還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因為《精神現象學》堅持人的異化……”，所以它包含著“批判的一切要素……不過也還是通過異化的形式”。[80]在第XXII頁，馬克思恢復了他的批判，他想以“最后一章”來說明“黑格爾的局限性”[81]。在這樣做之前，他可能對那一章進行了概括。

在第一手稿的結尾部分，馬克思似乎把政治經濟學轉換成了哲學，但在第三手稿的第XXII頁，他卻做了相反的事情：“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及其最后成果——辯証法……的偉大之處……在於，黑格爾把人的自我產生看作一個過程……把對象性的人、現實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為他自己的勞動的結果……黑格爾站在現代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上。”[82]如果用哲學的術語來表達，那麼黑格爾的辯証法是“異化的見解，它主張人的現實的對象化，主張人通過消滅對象世界的異化的規定……而現實地佔有自己的對象性本質”，即生成“類意識和類生活”。從這一觀點出發，它就可以與無神論類比，無神論“作為神的揚棄就是理論的人道主義的生成”﹔它也可以與共產主義類比，共產主義“作為私有財產的揚棄……是實踐的人道主義的生成”[83]。至於“異化形式”，馬克思認為，對於黑格爾來說，“主要之點”在於“意識的對象無非是自我意識”，它的外化“設定物性”[84]。因此，黑格爾認為物性是“在知識之外沒有任何對象性的某種東西”[85]。不過，如果自我意識“在自己的異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那麼它實際上“通過這個外化的形態確証精神世界”，“黑格爾的虛假的實証主義……的根源就在於此”，正如它“對宗教、國家等等”表現出來的那樣。[86]馬克思表明了自己的立場，他談道：“毋寧說，自我意識是人的自然即人的眼睛等等的質，而並非人的自然是自我意識的質。”[87]

在這裡的論述中，馬克思也引用了黑格爾《哲學全書》第一部分的內容。

在第XXXIV頁馬克思返回到了政治經濟學。在對工業資本戰勝地產進行了補充論述之后，馬克思轉向了政治經濟學家的社會概念，關注分工這種“作為類活動的人的活動……異化的……形式”[88]。通過引用摘錄筆記本中的相關段落，或者像在穆勒那裡一樣直接引用原書，馬克思對比了斯密、薩伊、斯卡爾培克以及穆勒在這個主題上的觀點。他現在也注意到了一個他一直以來忽略的方面：“勞動一旦被承認為私有財產的本質，分工就自然不得不被理解為財富生產的一個主要動力。”[89]他的結論是，恰恰在分工與私有財產如此緊密地聯系這一情況中“包含著雙重証明：一方面人的生命為了本身的實現曾經需要私有財產﹔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現在需要消滅私有財產”[90]。

接下來，馬克思在第XXXIX—XL頁寫下了“序言”。[91]之后，他在第IX—XLIII頁補充了對人的激情與其感性對象的關系以及對作為“需要與對象之間……的牽線人”[92]的貨幣的力量的進一步思考。[93]與第一手稿的那些紙張一樣，第三手稿的十六張紙以及包含對黑格爾《精神現象學》最后一章概述的那張紙都是后來才被裝訂在一起的。

正如艾米利·博提蓋利恰當地指出的，1844年手稿表明“充溢的思想試圖表達自身”[94]。除了在第一手稿的前幾部分對材料作了整理以及在第三手稿的最后幾部分使用了相關著作和摘錄之外，在其現存的手稿中，馬克思是相當自發地闡述他的觀點的，他那時剛好想到了它們。在說了一時想說的東西之后，他又重新開始閱讀。[95]於是，新的閱讀又影響了他的觀點，從而導致了視角的變化，這又在概念的變化中體現了出來。例如，在第一手稿的結尾部分，馬克思使用了“類”（Gattung，Gattungs-）的概念。在他對普雷沃的《譯者對李嘉圖體系的思考》所作的評論中，他使用了“社會的”（gesellschaftlich）一詞。[96]此后，他越來越頻繁地使用這個詞，例如，把分工稱為“異化范圍內的勞動社會性的國民經濟學用語”[97]。起初，他這麼做可能是無意識的。然而，在此后不久寫給費爾巴哈的信中，馬克思就談道：“建立在人們的現實差別基礎上的人與人的統一，從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現實的地上的人類概念，——如果不是社會的概念，那是什麼呢！”[98]

正如在上文中指出的，馬克思不僅在手稿中，也在筆記中闡述他的觀點。有時他會中斷摘錄，代之以自己的評論。隨著研究過程的深入，這種評論的篇幅越來越長。如果說，在對薩伊、斯卡爾培克、許茨、李斯特和斯密等人著作所作的摘錄中，還隻包含一些簡短評論[99]，那麼在對麥克庫洛赫、李嘉圖和穆勒等人著作所作的那些摘錄中，則包含對作者觀點的詳細討論。馬克思對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的評論就佔了筆記的好幾頁篇幅。

與馬克思各種各樣的手稿一樣，他在筆記中所作的評論表明了他的思想的進步。例如，他主要對“李嘉圖學派”即李嘉圖本人、穆勒和麥克庫洛赫等人進行批判，批判他們無情的“昔尼克主義”。馬克思認為，他們僅僅對“物質的、非人的財產的抽象運動”感興趣，而不關心“現實的生活”，“個體的現實的人”[100]。在對普雷沃的《思考》進行摘錄時，他談道，對專注於“一般規律”的“李嘉圖學派”來說，是否有“成千上萬的人”在這一法則的作用下“被毀掉”是無關緊要的。[101]在對李嘉圖的著作進行摘錄時，馬克思批判地評價了政治經濟學的“規律”本身：它們僅僅是抽象物﹔要想賦予它們任何獨特的意義，經濟學家“必須把現實看作是偶然的，而把抽象物看作是某種現實的東西”[102]。在對穆勒的筆記進行摘錄時，馬克思更為詳細地闡述了這一觀點，並且得出結論：“國民經濟學的真正規律是偶然性，我們這些學者可以從這種偶然性的運動中任意地把某些因素固定在規律的形式中。”[103]

馬克思在摘錄到穆勒著作第3章第8節——也就是關於貨幣的十節中的第三節——第137頁時做出了上文中后面的評論。第三手稿的最后部分表明，貨幣的作用越來越引起他的關注。當他在筆記中繼續他的評論時，他又轉換到了那個主題。在談到第7節的“作為媒介的特定商品方便了生意往來”時，馬克思寫道：“穆勒把貨幣稱為交換的媒介，這就非常成功地用一個概念表達了事情的本質。”接下來，他闡述了他的貨幣觀，強調貨幣的本質“首先不在於財產通過它轉讓，而在於人的產品賴以互相補充的中介活動或中介運動，人的、社會的行為異化了……”[104]。事實上，馬克思只是在這些評論以及他在穆勒著作第253頁所作的評論中，回答了他在第一手稿的結尾部分提出的問題：“私有制……等等……這全部異化如何在本質上與貨幣制度相聯系”﹔人怎麼“使他的勞動……異化”﹔什麼是“真正人的財產”或者真正人的生產。關於真正人的生產，他宣稱：“我們每個人……肯定了自己和另一個人……我們的生產……是反映我們本質的鏡子。”[105]

馬克思中斷對穆勒《原理》的摘錄而作的那些評論，在明晰性上超過了第一、第二、第三手稿中的大部分闡述。不過除此之外，這些評論的風格並沒有在本質上不同於那些闡述，尤其是在第三手稿中所作的補充。需要說明的是，馬克思本人並沒有對那些補充和他在筆記中所作的評論進行任何區分。例如，在對穆勒進行評論時，他在某個地方談道：“如何更詳細地規定這個價值以及這個價值如何成為價格，應當在其他地方加以探討。”[106]在這一工作階段，對他而言，在哪兒闡發這些觀點並不重要。事實上，他中斷對穆勒的摘錄而作的評論就能被看作是1844年手稿的繼續，或者甚至是“第四手稿”。

總而言之，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不能被視為與那一時期的筆記相分離的獨立的統一體。它們的各個不同部分並沒有形成嚴格意義上的、源於先前研究“工作”的思想，而是反映了他的思想發展的不同階段。這一發展過程為持續的閱讀所推動，在當時進展迅速。馬克思在做摘錄的同時也寫下了他的想法。他在筆記和手稿中交替地這樣做。隻有這些筆記的全體——它們被看作是由摘錄、評論、概述、思考以及進一步的摘錄所構成的序列——才能充分說明馬克思的思想是如何發展的。

注釋：
[1] 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筆記的主要部分就被位於阿姆斯特丹的國際社會史研究所（IISH）擁有﹔另一小部分為前蘇聯共產黨的黨中央檔案館擁有，如今則為莫斯科的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RGASPI）擁有。

[2] 第一個認識到馬克思筆記重要性的學者是達維德·梁贊諾夫。不過，在他於20世紀20年代啟動的MEGA1中，這些筆記僅僅被列出了名單。隻有一些筆記被全文發表。隨著MEGA1工作的深入開展，編者們意識到，僅僅出版筆記的名單是徒勞無益的。保爾·韋勒（Paul Weller）建議在專門的第四部分中收錄馬克思的所有筆記。但是那時MEGA1已然消亡。斯大林去世后，當莫斯科和東柏林的學者開始討論有關新版MEGA的計劃時，他們接受了韋勒的建議。然而，黨的當權者並不喜歡這一想法。在他們最終同意之后，MEGA2第四部分第1卷在1976年出版。與此同時，對馬克思的筆記懷有興趣的學者數量不斷增長。事實上，一些筆記已經被單獨發表了，例如L.Krader，ed.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Studies of Morgan，Phear，Maine，Lubbock,2d ed.,Assen：Van Gorcum,[1972.]1974; H.-P.Harstick，ed.，Karl Marx über Formen vorkapitalistischer Produktion.Vergleichende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Grundeigentums 1879-1880,Frankfurt：Campus,1977; H.-P.Müller，ed.，Karl Marx：Die technologisch-historischen Exzerpte,Frankfurt：Ullstein,1981; R.Winkelmann，ed.，Karl Marx：Exzerpte über Arbeitsteilung，Maschinerie und Industrie,Frankfurt：Ullstein,1982; K.Marks/Marx，Przyczynki do historii polskiej.(Re kopisy z lat 1863-1864)/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polnischen Frage (Manuskripte aus den Jahren 1863-1864),2d.ed.,Warsaw：Ksiazka i Wiedza,[1971.]1986; H.–P.Müller，ed.，Karl Marx über Maschinerie，Kapital und industrielle Revolution.Exzerpte und Manuskriptentwürfe 1851-1861,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1992。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0卷第14頁。

[4] 馬克思畢生積攢了1000余冊藏書。他去世后，恩格斯把那些藏書的絕大部分補充到了自己的藏書中。1895年恩格斯去世后，這些藏書被歸並到位於柏林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圖書館中。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該圖書館為納粹當局沒收。與之命運類似，恩格斯的藏書在之后幾年裡散佚歐洲各地。不過，依賴於以德國和俄國為主的學者的長期尋找，2000余冊書籍的絕大部分被覓得蹤跡。目前，已經確定的有1450部著作（2100冊）。MEGA2第IV/32卷的預備版包含一份附有注釋的這些著作的名單。它們中的大部分表現出了馬克思深入閱讀的痕跡（參見H.P.Harstick，R.Sperl，and H.Strauβ，eds.，Die Bibliothek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Annotiertes Verzeichnis des ermittelten Bestandes,Berlin：Akademie Verlag,1999.）。

[5] P.Lafargue,“Karl Marx.Persönliche Erinnerungen”，in Die Neue Zeit 9/1，no.1：10-17，no.2：37-42,Stuttgart：J.H.W.Dietz，1890-1891，p.12.

[6][26][38][39][40][41][42][44][45][46][50][52][54][55][56][58][65][66][68][69][70][71][75][77][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2][9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19、204、232、254、260、265、267、277、279、279、281—284、288、289—291、294、294、297、314、390、297、298、310、312、312、341、316、319、320、319—320、331—332、321—322、327、328—329、321、353、353、357—358、359、353頁。

[7] 就馬克思的著作來說，本文中隻有由他本人所發表的著作標題用書名號標出﹔后來的編者給他那些未完成的手稿或草稿添加的標題用引號標出。

[8][2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414、412頁。

[9][7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708、452頁。

[10] MEGA2第III/1卷，第456頁。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531頁。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3卷第230頁。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474頁。

[14] 這一點尤其適用於馬克思晚年的筆記。隻有從這些筆記和一些書信出發，我們才能知道他的思想在那一時期是以何種方式發展的。

[15] 遺憾的是，在1981—1982年出版的MEGA2第I/2卷和第IV/2卷，傾向於模糊而不是闡明這種聯系。參見J.Rojahn，“Die Marx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 in der neue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in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25,1985，pp.647-663。

[16] H.Marcuse,“Neue Quellen zur Grundlegung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in Die Gesellschaft 9 (2)，1932，pp.136-174; H.De Man,“Der neu entdeckte Marx”，in Der Kampf 25，1932，pp.224-229，pp.267-277.

[17] S.Landshut and J.P.Mayer，“Einleitung”，in Karl Marx：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Die fr hschriften，vol.1，Leipzig：Kr ner,1932，pp.xi-xli.

[18] E.Thier，“Die Anthropologie des jungen Marx nach den Pariser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n”，in Karl Marx：National konomie und Philosophie.Cologne：G.Kiepenheuer,1950，pp.4-5.

[19] K.Marx，Cuvres philosophiques.Trans.J.Molitor.Vol.6,Économie politique et philosophie，Id ologie allemande (1re partie)，ed.S.Landshut and J.P.Mayer,Paris：Costes.1937.

[20] 這些版本大部分都沒有包括“第IV手稿”。至於第I手稿，一些版本隻收錄了關於“異化勞動”的結尾部分（參見E.Thier,“Die Anthropologie des jungen Marx nach den Pariser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n”,in Karl Marx：Nationalökonomie und Philosophie，Cologne：G.Kiepenheuer.1950; E.Fromm，Marxs Concept of Man.With a translation from Marx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by T.B.Bottomore,New York：Ungar.1961.）。

[21] 朗茲胡特和邁爾——他們接觸到了那時收藏在柏林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中的原始手稿——對手稿所作的描述部分是錯誤的。就MEGA1的編者來說，他們並沒有提到他們的版本是以梁贊諾夫在1923年獲得的復制件為基礎的。他們所作的描述是不完整的。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原始手稿就為國際社會史研究所擁有。從20世紀70年代末起，由於手稿極其糟糕的狀況，對它們的接觸受到了嚴格的限制。關於原始手稿的詳細描述，參見尤根·羅揚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歷史學。所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事件》（J.Rojahn，“Marxismus-Marx-Geschichtswissenschaft.Der Fall der sog.‘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28[1]，1983，pp.2-49.）和MEGA2第I/2卷。

[22] D.Mclellan，Marx before Marxism，London：Macmillan,1970，p.163.

[23] 就內容來說，“手稿”和“筆記”這兩個組群並沒有本質的區別。一方面，第一手稿的大部分內容是由摘錄構成﹔另一方面，一些筆記包含著馬克思所作的長篇評論。我們也不能根據其外表（格式、頁面分欄、頁面編號方式）對這兩個組群做出清晰的區分。

[25] 中譯本可參見[法]蒲魯東：《什麼是所有權》，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13、151頁。

[27] P.Nerrlich，ed.，Arnold Ruges Briefwechsel und Tagebuchblätter aus den Jahren 1825-1880.Vol.1.Berlin：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1886.p.345.

[28] A.Cornu and W.M nke，eds.Moses Hess：Philosophische und sozialistische Schriften 1837-1850.Eine Auswahl，Berlin：Akademie-Verlag,1961，pp.329-348.

[29] 在1845夏第一次逗留英國前，馬克思通過法文版閱讀了英國作家的著作。

[30]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概括了奧西安德《論民族的商業交往》中的一段話。奧西安德在那裡談到，分工導致了不同“社會階級”（classes of society）的形成，而馬克思用的詞是等級（estates，德語為Stände）（參見MEGA2第IV/2卷，第547頁）。另一方面，馬克思在前面曾批評李斯特沒有提到“享受的劃分（Genuβtheilung），不同階級(different classes)的區別”（參見MEGA2第IV/2卷，第529頁）。那時，他仍然把“等級”（estate）與“階級”（class）這兩個詞當作同義詞使用。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他寫道：“享受和享受能力是市民等級或市民社會的原則。”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101頁。

[31][32][33][43][100][101][102] MEGA2第IV/2卷，第332—346、346—364、356、316和319、480、482、405頁。

[34] 馬克思把這個筆記本的最后一頁空了下來，他后來在另外一個筆記本中繼續對斯密的著作進行了摘錄。

[35] 從這一手稿各頁奇怪的書寫和編號順序以及馬克思填寫它們的方式，我們就可以看出，至少在最初，馬克思並沒有長遠的計劃。在9頁空白頁面后，被編號的各頁按照如下的順序接續：XVII，I，XVI，XV，XIV……IV，III，II，XVIII，XIX，XX……XXVII（關於進一步的細節，參見J.Rojahn,“Marxismus-Marx-Geschichtswissenschaft.Der Fall der sog.‘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pp.35-36，p.48.）。只是在幾年后，可能是在1850年，馬克思才在直到那時依然空白的第1頁上寫了“筆記本I”，並在第3頁中編制了一個書目（參見MEGA2第IV/7卷第28頁）。

[36] 看來，馬克思隻有比雷著作的1840年版第1卷。不管怎樣，他在巴黎逗留期間隻對那一卷做了摘錄和引用。當馬克思於1845年在布魯塞爾繼續對之進行摘錄時，他所使用的書籍是《政治經濟學全教程》（1843年布魯塞爾版），這部文集收錄了比雷的整部著作。

[37] 這裡，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繼續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可以找到的他對長子繼承制的評論。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121頁及其后幾頁。

[47] 關於斯密，馬克思在他的摘錄筆記本中談道：“他採取的把問題推回古代的方式，並沒有解決問題。”（MEGA2第IV/2卷第336頁）

[48] 顯然，馬克思沒有對舍伐利埃的《教程》進行摘錄，而他對加尼耳著作的摘錄可以追溯到1845年。

[49] 馬克思在《評一個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國王和社會改革〉一文》（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79—380頁）中使用了對麥克庫洛赫（參見MEGA2第IV/2卷第476—477頁）所作的摘錄，在第三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55頁）中他引用了對斯卡爾培克（MEGA2第IV/2卷，第328—329頁）和德斯杜特·德·特拉西（MEGA2第IV/2卷，第489頁）所作的摘錄。至於對李嘉圖和穆勒著作所作的摘錄，並沒有明確証據表明它們究竟做於何時。MEGA2第IV/2卷的莫斯科編者認為，馬克思在寫第二手稿之前做了這些摘錄﹔MEGA2第I/2卷的柏林編者認為，馬克思在寫完第三手稿后才做了這些摘錄。我認為，我以前對后者的論証所作的批評仍然有效（參見J.Rojahn,“Marxismus-Marx-Geschichtswissenschaft.Der Fall der sog.‘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p.30.）。另一方面，考慮到馬克思的評論的內容和風格，柏林的編者似乎又是正確的，至少就關於穆勒的《原理》所作的摘錄而言。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馬克思在寫作第三手稿前就閱讀了穆勒的著作。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45、346、355—357頁。

[5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442—473頁。

[53] 在《評一個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國王和社會改革〉一文》中，馬克思把英國的國民經濟學稱作“英國國民經濟狀況在科學上的反映”。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79頁。

[57] 馬克思從蒲魯東（他從客觀方面來思考私有財產，要求取消資本“本身”）經過傅立葉（他與重農主義者一樣，認為農業勞動“至少是一種典范類型”）、聖西門（他宣稱，“工業勞動本身是本質”）再到共產主義（作為取消私有財產的正面表述），用“邏輯的”而非時間上的表述描繪了揚棄自我異化的運動。

[59] 引自A.Cornu，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Leben und Werk，vol.2，1844-1845，Berlin：Aufbau-Verlag，1962，p.19.值得注意的是，直到在1858年2月22日寫給拉薩爾的信中，馬克思才提到了他要寫作“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的批判和歷史”的計劃。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531頁。

[60][61][62][63][64] [法]舍伐利埃：《政治經濟學教程》，1842年巴黎版第35—36、3、48、12、471—472頁。

[67] L.Stein，Der Soc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des heutigen Frankreichs.Ein Beitrag zur Zeitgeschichte，Leipzig：Otto Wigand，1842，p.371.

[72][73] MEGA2第III/3卷第434—435、436—437頁。

[74] 馬克思只是在收到了上述的《文學總匯報》第5—7期后才寫了第（6）部分的一個表現是，在這一部分中，馬克思隱晦地提到了布魯諾·鮑威爾和梅爾希奧爾·希策爾分別發表在該雜志第5期和第6期中的文章。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13—314頁。

[78] 按照盧格的說法，鮑威爾最近告訴他，“不僅”有必要批判“社會、特權財產所有者等等”，“而且”有必要批判“無產者”。盧格補充說，“似乎對財富、財產、社會本身的批判並不是源於對無產者的批判，即源於對他們所處的非人的、惡劣的境況的認識”。

[91] “序言”表明，馬克思仍然沒有確定他計劃出版的“小冊子”的目的。一方面，這本關於政治經濟學的小冊子將是“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的系列的第一部﹔這個系列之后還將有一部著作，馬克思將在其中展現“各部分的關系”，並嘗試“對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進行批判”。另一方面，這第一部小冊子已經打算在最后一章中包含“對黑格爾的辯証法和整個哲學的剖析”。這裡，馬克思再次陷入到與布魯諾·鮑威爾的激烈爭論中。這似乎表明，這個小冊子（pamphlet）就是他幾天前在寫給費爾巴哈的信中提到的“小冊子”(small booklet)。不過后來，他刪掉了這些爭論的大部分，聲稱他將“在另一個場合”表明“哲學的消極解體，即哲學的腐爛過程”。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19—222頁。

[93] 在最后的這一部分中，馬克思引用了莎士比亞的《雅典的泰門》。他的朋友格奧爾格·韋伯在其發表於巴黎《前進報》（1844年8月28日）的文章《貨幣》中也引用了相同的段落。

[94] É.Bottigelli，“Présentation”，in Karl Marx：Manuscrits de 1844 (Économie politique et philosophie)，Paris：Éditions socials，1962，p.xxxviii.

[95] 突出的是，馬克思當時並沒有遵循典型的學術程序，即求教於那些包含著有助於解決某個特定問題的信息的書籍。毋寧說，他只是繼續進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以便擴充他在那一領域仍然匱乏的知識。

[96] 參見MEGA2第IV/2卷第482頁，“如果社會和個人……的利益是同一的，或者說，如果個人的利益……是社會的”﹔也可參見第483頁。馬克思以前隻有一次在這個意義上使用了“社會的”一詞，即在《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189頁）中。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他隻用了一次“社會本質”（sociales Wesen）這樣的表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54頁）。在對李斯特的著作進行摘錄時，馬克思談到，李斯特把分工表現為一種協定，忽略了它所導致的利益的截然對立。“他滿足於‘社會勞動’一詞”（MEGA2第IV/2卷第529頁）。

[9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450頁。眾所周知，馬克思后來也放棄了“異化”（estrangement）一詞。這不意味著他開始用不同的方式來闡釋“現實世界”的現象。甚至在第一手稿的前幾部分中，當他描繪他之后稱為“異化”的內容時，他也沒有使用這個術語。然而，他逐漸意識到，類、異化等等概念屬於獨特的德語哲學語域，這一語域有別於他現在想參與的語域。

[99] 例如，對薩伊的《論政治經濟學》的摘錄隻包含后來寫的一段短評，它位於馬克思曾經留下的右半頁的空白頁面上。參見MEGA2第IV/2卷第317頁的插圖。

[103][104][105][10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18、18、37、28頁。

（本文原載美刊《反思馬克思主義》2002年第4期，經授權發表。作者Jürgen Rojahn博士系國際知名MEGA專家﹔譯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