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累與文化沖突

馬克思於1883年去世后，留下了大量的文稿，其中一個文本特別吸引了他終生的朋友和文字—政治遺囑執行人——弗裡德裡希·恩格斯的注意。這就是對路易斯·亨利·摩爾根的《古代社會》（1877）的注釋性評論，在這個評論中，馬克思特別注意了一種社會形式，這種社會形式似乎毫無現代資本主義的強制性和對抗性：所謂的氏族社會。根據摩爾根的說法，在世界的所有地方，在歷史的大部分時間中，社會結構的基本單位是氏族或者部族。部族聯合起來形成部落﹔而實際上，部落並非別的東西構成的。摩爾根說，這樣的社會以氏族原則為軸心，其中最顯著的是，不同氏族男女的強制性異族聯姻，同一氏族的每個孩子的遺傳或者源自母親（母系），或者源自父親（父系）。與階級社會相反，氏族社會不會受到系統性的權力或者財產不平均的損害。氏族社會是民主且公共的，沒有階層區分，家長統治的程度很溫和或者可以忽略，而且（氏族內部）是和平的。

馬克思曾對氏族社會產生過興趣——這時，恩格斯同樣產生了興趣。事實上，恩格斯發現，氏族社會的問題非常吸引人，以至於他暫時放下了馬克思最主要的未完成手稿——即《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的編輯工作，以便寫作一個馬克思關於摩爾根的觀點的評注。結果就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這本小冊子，這本小冊子很快就被稱贊為馬克思主義著作中的一本主要作品。這一研究吸引的評論潮從未中斷過。施達克（Starcke）、拉弗萊（Laveleye）、拉法格（Lafargue）和古諾（Cunow）只是早期批駁或者捍衛恩格斯的人物中的幾個。事實上，早在1910年，瑪麗安娜·韋伯（Marianne Weber）發表了大量關於婦女為人妻母的法學—歷史學研究后，埃米爾·涂爾干（Emile Durkheim）批評她“常常沉迷於批判恩格斯的著名論題”，他抗議道，“我們可以說，這種沉迷太過分了”。

盡管涂爾干這樣說，時至今日，恩格斯的書仍然保持著其吸引和批駁的力量。在最近幾十年中，一種活躍的女性主義的興起給了這種趨勢新的推動力。結果是，就在恩格斯發表其劃時代研究一個多世紀后，許多學者繼續探索他在這一領域的遺產的意義和局限性。無數當代學者研究了恩格斯提出的關於氏族、階級、父權制和財產的問題，莉薩·沃格爾（Lise Vogel）、米歇爾·巴雷特（Michele Barrett）、愛琳娜·李科克（Eleanor Leacock）、佩特·亨德森（Peta Henderson）、卡倫·薩克斯（Karen Sacks）和莫裡斯·古德利爾（Maurice Godelier）只是其中的少數幾個。

1972年，馬克思關於摩爾根的原始手稿以《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的標題第一次出現，一起出現的還有關於梅恩（Maine）、菲爾（Phear）和拉伯克（Lubbock）等人的文本的筆記。這標志著關於馬克思在非西方和前現代社會方面觀點的爭論的新時代的開始。馬克思的文本混合著德文和英文，還有少量的希臘文、拉丁文、法文、蓋爾文、北印度文和其他文字，對於那些能夠閱讀馬克思的晦澀文本的讀者來說，現在可以直接研究馬克思的人類學觀點了，不必依賴作為中介的恩格斯了。對於許多學者來說，這開辟了全新的景象。例如，當拉亞·杜納耶夫斯卡婭（Raya Dunayevskaya）寫道，這一“歷史記錄”提供了“把馬克思的著作視為一個整體的新的有利的起點”，她說出了很多人的心裡話。然而，關於這些筆記的真正意義仍然存在不確定性，為何馬克思恰恰在這一時刻轉向人類學？他的動機是什麼？對於馬克思來說，這種對氏族社會的興趣是一個新的計劃還是長期存在興趣的表現？

有些作者說，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標志著他思想中的決定性斷裂。例如，歷史學家唐納德·凱利（Donald Kelly）說，“非常年老的馬克思”似乎正在從《資本論》轉向“一個可能甚至更為宏大的工程。……他最后的筆記暗示……渴望打開更大的領域的大門，特別是關於部落、血緣關系、性別的領域﹔結果就是，不僅從資產階級財產轉向更為長期的家庭問題，而且從階級斗爭轉向最終的婚姻和家庭的辯証法”。事實上，在凱利看來，人類學筆記使得我們可能“推論出對相對狹隘和眼界狹窄的中年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的超越”。換句話說，老年馬克思的注意力被認為是從“狹隘的”財產和階級沖突問題轉向更大的人類處境問題。“受到這一興趣的吸引，他不能——可能他從未試圖——完成他的《資本論》”。

凱利贊揚的東西，別人卻在惋惜。因此就有了達維德·梁贊諾夫（David Ryazanov）的對等的但卻是相反的對他稱為“老年馬克思”的批評。梁贊諾夫是蘇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創立者，他於1923年在對社會主義學院的一次報告中第一次宣布了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的存在。但對於梁贊諾夫來說，這不是高興的時候。他高調質疑，本來馬克思能夠完成《資本論》的，他為何要“浪費這麼多時間”在一個枝節問題上？“在他生命的第63個年頭——這是不可原諒的迂腐行為”，梁贊諾夫指責道。^[1]

梁贊諾夫和凱利認為，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是在低潮期寫的，當時馬克思已經不再關注《資本論》。顯然，半成品的《資本論》各卷被冷落在馬克思的工作台上，等待這位魔法師的徒弟（恩格斯）的充滿活力的編輯之手來復活它。這也是艾倫·奧克利（Allen Oakley）提出的觀點，奧克利發現，整個“馬克思人生的最后八年，他的讀書摘要寫滿了50個筆記本，並且編輯了大量的俄國統計資料。……從他的工作可以看到，他對《資本論》出版的熱心消失了”。后來，他推論說，馬克思對《資本論》研究的相關性“下降了。……最終他似乎完全無視這一計劃了”。

在我看來，這些主張都是根本錯誤的。在下文我將試圖解釋原因，事實上，我認為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提供了對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以及氏族和階級社會辯証法的持久洞察的前景。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經過十幾年的工作，將很快以全英文版本發表，然后在MEGA版的一卷中發表，MEGA版的這一卷還包括馬克思關於索姆（Sohm）、柯瓦列夫斯基（Kovalevsky）、朗格（Lange）、伊林（Ihring）、布赫爾（Bucher）和其他人的筆記，我仍然堅信，我們從這些筆記中可以學到很多東西。然而，為了正確理解馬克思的筆記，我們應把它們放在歷史背景中。我下文將談到，從1864年第一國際成立到1871年巴黎公社，蓄勢以待的工人運動仍非常年輕。馬克思試圖在兩個方面影響這一運動：政治上，以公社徹底民主的名義強加一個中央集權制﹔經濟上，捍衛並傳播他在《資本論》第1卷中提出的對資本主義的分析。

我認為，對於理解馬克思的人類學，這兩種動機都關系重大。但或許更為關系重大的是要看到，馬克思仍在積極寫作《資本論》，事實上，第2卷的一個關鍵章節正是在他轉向人類學的時候寫的。這一時期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最終動力——全球資本積累——也並非無關緊要，這和他的人類學研究的主題有密切關系。

考慮到篇幅限制，我在這裡隻能相對很少地談論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的復雜細致內容。那以后再說。^[2]但在某種意義上，語境總是潛伏在內容中的。因此，為了闡述方便，我這裡主要關注的是語境問題。

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相對於資本、國家和民族國家

人們很容易忘記，在19世紀70年代初，馬克思是個新出名的人，當然，在許多人看來是聲名狼藉。雖然自國際工人協會1864年誕生以來，馬克思就在其中發揮領導作用，但只是在第一國際公開站到巴黎公社的前排后，馬克思才受到國際公眾的關注。人們廣泛地諷刺他是“紅色恐怖博士”，馬克思是為公社辯護的國際宣言的主要作者，他說自己為成為“倫敦受到最多中傷和恐嚇的人”而感到榮幸。自從《資本論》於1867年產生，馬克思就成為工人運動的主要理論家。硝煙散去之后，人們看到，馬克思和他的盟友為初生的社會主義政黨打造了獨特的徹底而全面的觀點，在巴黎公社的血腥失敗和接下來的第一國際解散之后，這些社會主義政黨開始出現在法國、德國和別的國家。這些觀點的支柱是在第一國際的章程中最先發表的原則，“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 ^[3]。從這點來說，工人階級要把自己從難纏的資本主義、政府和國家的邪惡下解放出來。

作為反對資本主義而運用的“理論武器”，馬克思提供了《資本論》。作為中央集權制的矯正手段，馬克思給出的是公社的例子。為了代替國家，把“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馬克思借助於第一國際的模式。最后，這一獨特的觀點發揮了巨大影響﹔即使在馬克思自己活著的時候，他就常常被當作“無產階級最可信賴的領袖和思想家”。但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俾斯麥時代，馬克思被迫與許多對手進行艱難的戰斗，這些對手包括許多拒絕馬克思主義原則的自稱的社會主義者。拉薩爾在早期德國工人運動中甚至比馬克思還要引人注目，他認為，由於“鐵的工資規律”，無產階級無力使自己擺脫貧困。因此，對於拉薩爾和他的許多擁躉來說，工人永久性悲慘化的唯一出路是政府支持和引導。考慮到這一前提，也考慮到拉薩爾對民主制的鄙棄，拉薩爾在背地裡試圖與俾斯麥聯合就並不奇怪了。^[4]

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這種“普魯士政府社會主義”，不僅是在第一國際中反對，而且在1875年拉薩爾派與馬克思的信徒在德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歷史性政黨——德國社會民主黨（或者SPD）中聯合起來之后仍然反對。^[5]同時，另一種國家社會主義流派也形成了，支持著是阿道夫·瓦格納這樣的右翼學者，他試圖通過承諾有限的改良來謀求工人支持德國皇帝的國家。這種獨裁主義的“社會主義”証明在德國公眾輿論的許多領域流行，也包括工人中的一些部分。阿爾伯特·謝夫萊的斷言揭露了這種社會主義的核心前提：“集體主義原則……實際上是國家原則。……無論什麼，隻要能把群眾訓練為一個整體，隻要能集中化，隻要能以最大的規模把個人力量公開聯合起來，都與社會主義有著密切的聯合。”奧古斯特·倍倍爾是社會民主黨的主要領導人，在1877年“無保留地”為謝夫萊的書背書，而且鼓勵所有的國會代表來閱讀。卡爾·赫希伯格是一家社會民主黨雜志的富有的編輯，送出了10萬冊書。愛德華·伯恩施坦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另一位主要領導人，他后來回憶說，在這一時期，很少有社會民主黨人能夠批判性地閱讀謝夫萊的書。

1878年初，發言最多也最為著名的國家社會主義者，柏林大學的阿道夫·瓦格納教授，與德國皇帝的宮廷牧師阿道夫·施多克聯合起來組建一個新政黨，即基督教社會主義工人黨，試圖誘惑工人進入“權威和虔敬”、“國王和祖國”的陣營，離開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國際主義階級斗爭路線。^[6]1878年10月，俾斯麥政府取締德國社會民主黨，瓦格納的政黨是留在舞台上的唯一獲法律承認的“工人”政黨。瓦格納的政黨是侵略性的中央集權主義、沙文主義和（不祥地、日益加劇地）反猶太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混合體。瓦格納的政黨在1881年獲得了令人驚訝的選舉成功。1882年，斯多克和瓦格納獲得了“皇帝陛下”本人的祝賀性接見。

換句話說，在政治上，馬克思的工人階級自我解放原則在這一時期很少得到捍衛。他的資本主義理論受到的懷疑也不少。拉薩爾的“鐵的工資規律”雖然並不公開脫離馬克思主義，卻與馬克思的理論尖銳沖突。對於馬克思來說，工資水平是具有彈性的，很大程度上是階級斗爭的結果。當階級力量的天平有利於雇主時，工資降低﹔當工人佔據上風時，工資上升﹔國家可以加入任何一方的行列，但是往往——馬克思說——有利於雇主。相反，在拉薩爾看來，國家是一種解圍之神，國家能夠也應當制服不同情況下的資本主義“鐵的”規律，把工人置於慈悲的國家引導下。與此類似，謝夫萊說，社會主義的基本常識是讓國家作為“聯合起來的集體的”資本家，編組“聯合體按照特定目的來管理生產過程等”。謝夫萊設想價值、貨幣和資本將在社會主義時代繼續存在，他從根本上拒斥馬克思的理論，否認馬克思的價值和使用價值之間的根本區別的合理性。^[7]阿道夫·瓦格納是個經濟學家，他在1879年發表了一個影響很大的研究著作，在該著作中，他主張相同的觀點。瓦格納喜歡“國家資本”勝於金融資本和他的同事斯多克稱之為“股票交易所中的唯利是圖精神”，這種唯利是圖精神是一種個人主義的貪婪精神，瓦格納和斯多克都把這種精神等同於猶太人，在認為馬克思的價值理論錯誤和誤導方面，瓦格納與謝夫萊意見相同。^[8]他說，真正社會主義的德國國家將會採取預防性措施“來削弱其內部的敵人”，最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敵人”包括“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9]

因此，在70年代，即使是在“社會主義者”之間，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常常感到孤獨，因此，為了澄清、捍衛和傳播他們的世界觀，他們在幾個層面上工作。他們直接與中央集權主義戰斗，他們抵御對《資本論》的批判，而且馬克思繼續寫作《資本論》。

這些任務每一個都是重要的，我認為，每一個對於我們理解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都有重要意義。馬克思沒有離開他先前關注的問題，事實上，他像以往一樣沉浸在工人階級政治和《資本論》中。巴黎公社失敗和德國社會民主黨興起之后，馬克思和恩格斯寫了大量書信、文章和黨內函件來抵制（拉薩爾和俾斯麥的）中央集權主義，並保存對公社的記憶。^[10]他們在許多著作中試圖維護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免受競爭理論的攻擊，其中包括拉薩爾的“鐵的規律”預言和杜林的“受控制經濟體中的國家自足” ^[11]。馬克思雖然因嚴重的健康問題而體弱，仍在深深地致力於《資本論》。

事實上，根據恩格斯的說法，馬克思在這一階段寫作了第2卷的大量內容。雖然最早的手稿是1871年前寫的。“第一部分”（為資本的“流通”貢獻了120頁）主要是在1877—1878年寫的，這就是說，在馬克思開始其人類學筆記之前不久。而且馬克思不久之后進入了一個特別高產的階段。從1879年7月到1880年11月之間，馬克思撰寫了一個重要的未發表的為《資本論》辯護的著作來回應瓦格納的批評（1879）。1879年10月，馬克思開始了一個長達一年的對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的關於資本和殖民主義侵入導致的全球財產關系變化的重要新書（1879）的研究。^[12]兩個月之后，他開始了他的摩爾根筆記，接著是關於菲爾、布赫爾和其他人的筆記。^[13]整個1882年，他的人類學研究持續快速進行。然而，所有這些都與馬克思繼續進行的第2卷的最終結尾章節——“第三部分”——的工作同時進行，盧森堡、保爾和許多人都把這一部分作為帝國主義理論的基礎。總之，馬克思在1878年之后寫了這一部分的120頁，這就是說幾乎是整卷的四分之一。馬克思也從未放棄過《資本論》。^[14]就在他去世前不到兩個月，在他給恩格斯的最后一封信的結尾，馬克思謹慎樂觀地寫道：“我想我很快能帶著耐心和一絲不苟的自我控制回到軌道上來。”

唉，這是無用的希望，但在馬克思生命的最后幾年，他顯然仍深深地集中精神於資本積累的分析。我這樣說不是要否認或者貶低人類學筆記的創新。相反，恩格斯發現馬克思的筆記富有啟發性是正確的。對氏族社會的分析是馬克思的一次探索旅行。他所說的許多話都是新的和出人意料的。但就馬克思而言，這不是一個斷裂或者神秘化的偏離，他轉向資本積累的全球的特別一面，恰恰與他的人類學研究進入非西方文化同時。^[15]

這一點的意義得到了闡述，在《資本論》第1卷中，馬克思的核心目的是用資本主義關系的“簡單再生產”分析資本主義，他的大多數例子取自不列顛島。然而，現在馬克思開始在世界規模上探討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恰在這一關節點上，馬克思需要深入探討資本主義試圖征服的多文化特異性。簡單用《共產黨宣言》中的深入人心的話來重復資本主義將克服其道路上的所有障礙，或者如《大綱》那樣設想貨幣具有不可抵制的“溶解力”，對於馬克思的目的來說不再是足夠好的。現在他需要用准確的文化細節來具體地知道，資本應當如何面對其全球擴張。因此馬克思恰在這一時間點選擇研究非西方社會就不應當奇怪，歐美資本正在加速進入一個充滿文化差異性的世界。未理解這種差別以及它對《資本論》造成的差別，馬克思需要對非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知道得盡可能多。

我主張，這就是《人類學筆記》呈現的東西。這些筆記，以及同一時期的類似的關於柯瓦列夫斯基等人的著作的筆記，提供了一系列的社會形式，從根本的形式（氏族社會）到各種枝杈和分流（首先要包括各種形式的階級社會）。這種形式的許多例子，包括相當原始的氏族文化，在1880年仍能在許多地方找到。在資本時代，各種社會世界相碰撞。這樣，新的全球化社會體系——馬克思稱之為“Warenwelt”或者“商品世界”——在其向外的歷程中不可避免地與許多種非資本主義世界相碰撞。描述這些世界是馬克思人類學研究的固有使命。

商品的整個秘密消失了

在純粹形式的基礎上，並非沒有理由假設，人類學筆記不大可能構成對馬克思思想的新理解的豐富或者可靠的來源。它們畢竟只是筆記。“理論家們不發表他們寫的所有東西”，布倫丹·歐力爾利（Brendan O'leary）說，“並且有很好的理由。他們可能認為自己的材料不成熟、重復、不原始或者甚至……不好或錯誤”。基於這些初步的理由，因此歐力爾利稱，設想人類學筆記被賦予特殊意義“完全難以置信”。

然而，馬克思筆記的情況不同，這裡隻能概述一下，但即便是概述也能顯示出馬克思思想的傾向。我將在討論的過程中給出這個概述，首先依次探索馬克思對《資本論》的捍衛，他對中央集權主義的駁斥，以及他在《資本論》上的后續工作。^[16]

捍衛《資本論》

1879年7月，在馬克思轉向人類學之前不久，他給阿道夫·瓦格納在當年早些時候發表的對《資本論》的批評寫了一個詳細的回復。瓦格納主張，馬克思“武斷地”把商品成本歸為勞動消耗，而且資本家也對價值做出貢獻。換句話說，如馬克思所做的那樣需要一個“証明”，瓦格納說，“生產過程可能完全不要私人資本家組成和使用資本的中介活動”。他說馬克思並沒有給出這個証明。馬克思在他的回復中變得具有諷刺性：“瓦格納先生不應讓我負擔未來的証明，相反，他需要証明社會生產過程……在許多社會中不存在，那些社會事實上在私人資本家出現之前就存在了（印度古代社會，南斯拉夫家庭社會等）。”從這種方式看，描述非資本主義社會的整個計劃就顯示出新的意義，即作為澄清資本主義歷史偶然性的方法。

這當然不是對馬克思的新理解。20年前，為了《大綱》，馬克思曾經研究過非資本主義社會的文獻。在《資本論》中，他建議了類似的研究原則：“因此，一旦我們逃到其他的生產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籠罩著勞動產品的一切魔法妖術，就立刻消失了。”^[17]但隻有現在，在他后來的人類學研究中，馬克思才完全運用了這一原則，那麼這就是他的証明，即生產確實能夠在沒有資產階級先生們的情況下進行。

反對中央集權主義

但生產沒有國家同樣能夠進行嗎？對於瓦格納、謝夫萊和許多社會民主黨人來說，這是不可想象的。^[18]馬克思推論說，德國社會民主黨文人的精英主義已經變得極為嚴重，以至於需要做一個回應。9月19日，他和恩格斯一起給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發了一封通告信，批評“蘇黎世三人團”的獨裁家長作風（赫希伯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他們掌握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主要刊物。蘇黎世三人團在他們的“宣言”中，鼓動德國社會民主黨與巴黎公社和“暴力的、流血的革命道路”劃清界限。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警告，如果在蘇黎世或者柏林爆發一場公社式的起義，這個三人團將“和英勇的軍隊一起向片面的、粗野的和沒有教養的群眾進軍”^[19]。這太過分了：“我們不能”，他們得出結論說，“和那些公開說什麼工人太沒有教養，不能自己解放自己……的人一道走”^[20]。與此類似，馬克思在他對瓦格納的批判中，否認自己對“謝夫萊先生足夠禮貌地給他‘加上’的社會國家”的概念，瓦格納錯誤地把這一概念看作馬克思政治學的關鍵。

馬克思在他的人類學研究中，除了評述完全無階級和無國家的氏族社會外，還對我們有理由稱之為權威崇拜主義的東西，提供了持續和多方面的反駁。馬克思常常停下來批判某些學者和殖民主義者，這些人幻想著他們看到在社會關系中的族長或者封建地主的權力在本質上是非族長的和非封建的。他研究君權神授的証明，並研究一般意義上的“個人崇拜”（他把這與格萊斯頓和維多利亞以及阿善堤人和塔西提人的君主聯系起來）。而且他對霍布斯和奧斯丁的國家政權理論核心的權威崇拜做了大量的批判性評注。奧斯丁和霍布斯，就像瓦格納和謝夫萊一樣，賦予了國家以勞動群眾不能控制的權力。馬克思不贊同他們的觀點，並解釋了原因。

擴充《資本論》

似乎有這樣的可能，馬克思轉向人類學不僅是要質疑權威或者捍衛《資本論》，而更是為了進一步擴充《資本論》。這實際上是馬克思曾經追求的唯一的包羅萬象的學術計劃﹔這樣顯然是他生平的工作。1881年，卡爾·考茨基告訴馬克思，一代年輕社會主義者期待著《資本論》的剩余卷冊，馬克思簡單地回答道：“我也一樣。”當問到他是否計劃出版他的完成著作時，馬克思回答道：“這些著作要先寫完。”

這聽起來不像是一個注意力已經偏離到新的領域的人的放棄了的回應。馬克思向來主張，資本主義是一個本質上動態的體系，這一體系以非資本主義世界為代價而成長。這種與外在世界的“新陳代謝”的最終趨勢是推倒阻止資本主義的障礙。最后，馬克思說，貨幣往往是“一般等價”商品，同樣商品往往體現一般的“社會勞動”——不僅是在理論上，而且是在經驗上。馬克思在《剩余價值理論》中解釋道：“隻有對外貿易，隻有市場發展為世界市場，才使貨幣發展為世界貨幣，抽象勞動發展為社會勞動。抽象財富、價值、貨幣、從而抽象勞動的發展程度怎樣，要看具體勞動發展為包括世界市場的各種不同勞動方式的總體的程度怎樣。”^[21]當然，在馬克思看來，抽象勞動就是價值的實質。因此，根據這種邏輯，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內在地同樣是一種全球化理論。

那麼，資本在其外向的螺旋中會遇到什麼呢？就是馬克思說的其共同起點在氏族社會的全球的各種社會結構。關於氏族社會，馬克思的筆記提供了豐富的見識和信息，這些見識和信息不僅來自摩爾根，而且來自尼布爾（Niebuhr）和其他研究羅馬和希臘古代史的人。另外，馬克思分析了從氏族社會到階級社會的一系列路徑。這種分類法不僅在歷史上是有益的——從恩格斯的關注起源的立場來看，而且更為直接，因為在1880年的世界舞台上，幾乎所有以這種方式確認的社會形態至少在某種程度上當時還存在。換句話說，馬克思的社會結構類型分析學來自於他的人類學閱讀，描述的不僅是過去，而且是馬克思那時候資本主義實際上面對的世界的許多地方。當馬克思同時進行全球文化的人類學和全球積累的政治經濟學工作時，難以設想馬克思完全忘了這一點。而且，在這兩方面的工作中，馬克思學到的東西在細節和意義上的豐富性都是令人驚訝的。

注釋：
[1] 梁贊諾夫明確因馬克思關於《古代社會》的筆記而責備他：“這兒有另一個例子，1878年他收到一本摩爾根的書。在他非常小的手寫體的98頁紙上（你要知道，他的1頁等於印刷的2.2頁），他對摩爾根做了詳細的摘要。老年馬克思就是以這種態度工作的。”

[2] 在即將出版的全英文版的筆記（2004）的前言中，我將深入探討馬克思關於權威的論述和能夠稱之為“權威崇拜”的含義﹔根據某種價值邏輯產生於氏族社會（原先實際上是沒有階級的）內部的新娘價格和代理價格的最初的階級關系﹔“母權制”和父權制的產生﹔從氏族到階級社會的幾條不同路徑﹔資本在其擴大的全球再生產階段必然而且現在仍產生影響的最終遇到的幾種不同的社會形態。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26頁。

[4] 關於馬克思反對拉薩爾中央集權制的豐富資料，參見H.Draper，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NY,1990，pp.50-58。

[5] 恩格斯在1872年給加澤提諾·羅莎的一封信中稱拉薩爾主義是“普魯士政府社會主義”。他寫道：“在德國，眾所周知，拉薩爾派的《新社會民主報》是由俾斯麥資助的報紙，是普魯士政府社會主義的喉舌。”（見IWA1974）。

[6] 這些詞句來自瓦格納政黨的綱要，該黨也公然抨擊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名字。

[7] 謝夫萊主張，產品的使用價值是商品價值的必要因素，因為（他認為）商品的價值大小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消費者對這一產品的需求，反過來，這依賴於消費者如何設想產品的用途。當然，馬克思認為謝夫萊把價值誤認為是價格。馬克思說，價值大小由平均社會必要勞動決定，價格圍繞著價值浮動，因為價格既反映需求影響也反映勞動時間。在馬克思看來，這種混淆是教授經濟學家的通病，他們充滿愛心地寫作“關於使用價值的東西。”這是標准的“對德國‘思想家的迷信’，那些德國思想家主張‘物質’和六個其他的不重要的東西是價值的要素”（1859﹔馬克思特別引用了施泰因的話）。

[8] 瓦格納像謝夫萊一樣，也認為價值依賴於使用價值。科尼（Knie）在一本1873年的書中說過同樣的話，馬克思在引用這本書時，挖苦它是“脫離實際的社會主義者的‘偉大洞察力’的‘樣本’”。（1977）。馬克思在他對瓦格納教科書的筆記中答復了這種反對意見（1879—1880）。一代人后，馬克思的一個最著名的批評者認為科尼的這本書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最薄弱點”的典范批判。參見Böhm-Bawerk，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London，[1896] 1975。

[9] 實際上，瓦格納認為，國家隻有在拒斥民主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情況下才是社會主義的。（這裡引用的詞句來自克拉克（Clark）1940年對瓦格納的闡釋）。

[10] 關於馬克思與拉薩爾、謝夫萊和其他人的中央集權主義對立的嚴格民主立場的細節，見德雷珀（1990）。也要注意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用盡努力來捍衛公社作為社會主義的典范﹔例如，馬克思不僅熱情鼓勵裡撒加雷（Lissagaray）寫作他的公社史，而且盡力校正裡撒加雷的文本。

[11] 這是對杜林所作的闡釋﹔參見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在恩格斯的這本書中，馬克思寫作了經濟史一章。杜林是批判自由貿易經濟學的保護主義經濟學家亨利·凱裡（Henry Carey）的信徒。追隨凱裡的人還有瓦格納、威爾斯、科尼、施默勒和羅舍。工業家協會也為同一立場辯護。

[12] 盧森堡（Luxemburg）顯然不知道馬克思的筆記，她在《資本積累》的最后章節中探討帝國主義時，把柯瓦列夫斯基的書作為核心參考資料。

[13] 柯瓦列夫斯基讓馬克思注意到了摩爾根，關於馬克思的柯瓦列夫斯基筆記，參見Krader，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Assen，1975。

[14] 批評者很少注意到，第2卷被耽擱，不僅是由於馬克思希望繼續進行他的研究，而且是因為俾斯麥的反社會主義政策。1879年4月馬克思告訴丹尼爾遜（Danielson），“隻要那裡現行的制度仍然像現在這樣嚴格，我的第2卷就不可能出版”（1879）。數月之后馬克思開始了其人類學研究，這可能不是巧合。

[15] 在1885年第一次出現的第2卷中，馬克思非常清楚地標明了文本的時間（1885），他引用的一篇《國家》文章顯示“去年10月，1879”。

[16] 關於馬克思對摩爾根以及其他人的評論的實質和意義更加全面的闡述，見我為即將出版的人類學筆記所作的英文版前言。

[1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3頁。

[18] 謝夫萊向自由市場陣營做了讓步，在未來的“聯合起來的、封閉的、國家的經濟體”中，“社會主義的首領”和“經濟管理機關”需要市場機制來代替國家決策，因為他認為，整個社會的勞動時間的計算將會是社會主義簿記的太大而不能完成的任務（1874）。但這是一種不情願的讓步，這最多是用少量的資產階級傳統來給謝夫萊的原本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權主義調味而已。

[1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80頁。

[2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84頁。在同日寫給左爾格的一封信中，馬克思談到，除了他們的“可悲的調和”之外，蘇黎世三人團還發表了“評論蹩腳作家謝夫萊的獻媚逢迎的文章。還從來沒有出版過比這更使黨丟臉的東西”。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4卷第389頁。

[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6卷第3冊第278頁。

（本文原載美刊《反思馬克思主義》2002年第4期，經授權發表。作者David N.Smith系美國堪薩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譯者系中央編譯局馬列部副譯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