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法國的編譯出版史簡述
馬克思一向與法國結有不解之緣。無論是法國對於馬克思，或是馬克思對於法國，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一方面，馬克思密切關注和思考當時的法國局勢，用法語寫作，與法國人論戰﹔另一方面，馬克思長期深刻地影響法國思想界，為法國的政治運動提供概念工具和思想武器。考慮到這種相互作用，研究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在法國的發展將是十分有趣和富有啟發意義的，而對於這一研究必不可少的環節是回顧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法國傳播的歷程，了解馬克思思想不同時期在法國被接受的狀況。本文試圖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法國的編譯出版歷史作一個簡略的梳理，指出其中的系統化、學術化和科學化趨勢，同時大致勾繪出政黨出版活動與民間出版活動這兩條線索時而交織、時而相背、蜿蜒前進的畫卷。
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法國編譯出版的進展很不均衡，根據版本數量和質量、各家出版社的參與程度、政黨發揮的作用等因素，不同時期呈現出各自特有的面貌，據此這段歷史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世紀70年代到一戰結束
第一部正式在法國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大概要上溯到馬克思用法語寫作的《哲學的貧困》，1847年由巴黎的弗蘭克（Franck）出版社出版。不過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法國的編譯出版史應當始於19世紀70年代，其標志是約瑟夫·羅伊（Joseph Roy）翻譯的《資本論》第1卷，由馬克思親自審閱，於1872—1875年間由莫裡斯·拉沙特（Maurice Lachatre）出版。[1]
時值巴黎公社引起的動蕩局勢，物資匱乏，人心渙散，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傳播進展緩慢，第二次出版要等到1891年裡爾的工人印刷社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93年卡雷（Carré）出版社出版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95年賈爾和布裡埃（Giard et Brière）出版社出版了愛德華·福廷（édouard Fortin）翻譯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第二年出版了由恩格斯作序的《哲學的貧困》，1899年出版《工資、價格和利潤》，1900年出版《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1899—1900年施萊歇兄弟（Schleicher frères）出版社出版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和《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於1900年和1901—1902年由賈爾和布裡埃出版社出版。1901年《巴黎公社》由查理·隆蓋（Charles Longuet）翻譯並作序和注釋，在巴黎出版。《共產黨宣言》在1895—1912年分別由幾家不同出版社出版，大部分以恩格斯審閱過的勞拉·拉法格（Laura Lafargue）譯本為依據。恩格斯的《反杜林論》部分章節於1880年開始陸續出版，完整版則在1911年由賈爾和布裡埃出版社出版。[2]
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法國傳播的最初階段，雖然受到時局和物質條件的制約，人們對馬克思理論也不夠重視，但是仍有不少重要著作被譯成法語，此外還出版了一些宣傳小冊子，報刊上也登載不少譯文。這個時期畢竟與思想發生的時刻最為接近，某些譯本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在世時審閱過的，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參與翻譯出版的力量起初是熱衷於社會活動的積極分子，例如莫裡斯·拉沙特（Maurice Lachatre）、萊昂·德爾沃（Léon Derveaux）、亨利·奧裡奧爾（Henri Oriol）這樣的出版者，其意圖主要是宣傳社會主義，后來有一些專業出版社加入進來，例如賈爾和布裡埃出版社，使得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譯出版開始進入嚴肅的社會科學領域。[3]
第二階段：兩次世界大戰之間
20年代法國共產黨成立后，領導編纂局（Bureau d’édition）和國際社會出版社（les Editions sociales internationales）進行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譯工作。前者在1938—1939年出版了《資本論》第1卷，而后者在1933年出版了《法蘭西內戰》、1935年出版《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和文集《哲學研究》、1936年出版文集《論宗教》和《馬克思恩格斯論文學和藝術》。這種努力一直持續到二戰法國的抵抗運動時期，法共還重新出版了《共產黨宣言》和《工資、價格和利潤》等著作。
1927年開始，在梁贊諾夫的努力下，最初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現在通常稱為MEGA1）編輯工作在蘇聯展開，俄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開始翻譯出版，而法國在同期出現了類似的舉措——在法共的工作之外，科斯特（Costes）出版社開始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進行較為系統的編譯工作，主要譯者是雅克·莫裡托（Jacques Molitor），在1924年到1954年間系統出版了一套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這部著作集分為兩部分：“馬克思全集”和“恩格斯全集”，其中“馬克思全集”包括：《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集》9卷，《資本論》3卷（14冊），《經濟學說史》3卷（8冊），《哲學著作集》8卷，《共產黨宣言》，《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政治著作集》8卷，《福格特先生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3卷﹔“恩格斯全集”包括：《反杜林論》3卷，《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英國工人階級狀況》2卷，《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和農民戰爭》，《1870—1871年戰爭短評》，《恩格斯書信集（1884—1895）》2卷。這是法國首次系統編譯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共計46卷53冊[4]，其中首次翻譯成法文的有《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以及到1867年為止的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集。
可以看出，這套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體例與俄文版或德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不同，不是按統一編號安排全部著作，而是既有單行本，又有文集，看似一套著作之間彼此無關聯、僅外在形式一致的叢書。這種體例沿用至今，在后來社會出版社的兩次大規模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出版工程中都沒有改變。這一法蘭西風格雖然在出版和發行上有靈活自由的優勢，但是缺乏全局性，給卷冊的統計也造成了困難，也許正因為如此，法國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始終很難被稱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這個時期的翻譯出版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鼓舞和影響，與對俄國領導人（例如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和列寧）著作的譯介密不可分。其負面影響是，馬克思在一種列寧主義、甚至是斯大林主義的思想背景下得到理解，這種思想承繼關系的顛倒造成了對馬克思的嚴重誤解，在法國人心目中塑造了一個同情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人的馬克思形象。另一方面，莫裡托的翻譯差強人意，編纂的分類理念也由於其任意性而受到后人指責，更遑論考証、注釋和索引等工作的欠缺。因此，雖然在這個階段，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傳播得到政黨力量的有力支持，而且開始了系統的編譯工作，但是時代局限性和編纂上的種種缺陷，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馬克思在法國長期遭受誤解的主要根源。
第三階段：二戰后到20世紀末
二戰結束時，法國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總體出版狀況呈一盤散沙的局面，一些著作在不同出版社重復出版或再版，而另一些著作卻難得一見。[5]此時，法共領導下的社會出版社（les Editions sociales）繼承了原先編纂局和國際社會出版社編譯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任務，旗下人才濟濟，包括埃米爾·博蒂蓋利（Emile Bottigelli）、吉爾貝·巴迪亞（Gilbert Badia）、讓·莫爾捷（Jean Mortier）、讓-皮埃爾·列菲弗爾（Jean-Pierre Lefebvre）等著名譯者。社會出版社於1950—1960年出版了《資本論》3卷本[6]，1952年出版《自然辯証法》，1954年出版《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957年出版《〈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962年出版《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963—1971出版了《〈新萊茵報〉文集》。呂西安·塞夫（Lucien Sève）於1970—1982年期間擔任社會出版社社長，在他的發動下，社會出版社開始全面系統地出版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從1971年開始在巴迪亞和莫爾捷主持下編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集》[7]，1974—1978年出版了巴迪亞主持翻譯的《剩余價值理論》，編為《資本論》第4卷，1975年出版《黑格爾法哲學批判》，1979年出版《1861—1863年手稿》，1980年出版由列菲弗爾翻譯的《1857—1858年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等等。80年代，社會出版社繼續經營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出版，尤其是出版了一系列便於攜帶且價格低廉的普及版“口袋本”叢書。[8]直至1993年社會出版社破產為止，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共計45卷52冊[9]，其中馬克思著作有15卷22冊：《資本論》4卷（11冊），《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法蘭西內戰》，《1844年手稿》，《1857—1858年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2卷，《1861—1863年手稿》，《哲學的貧困》，《雇佣勞動與資本，工資、價格和利潤》﹔恩格斯的著作有7卷：《反杜林論》，《自然辯証法》，《德國的農民戰爭》，《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有23卷，《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集》12卷，《哥達綱領批判和愛爾福特綱領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給庫格曼的信》，《關於〈資本論〉的信》，《關於自然科學和數學的信》，《哲學研究》，《論宗教》，《馬克思、恩格斯與第三共和國》，《〈新萊茵報〉文集》3卷。
20世紀60、70年代是馬克思思想在法國傳播的黃金時代，許多出版社都進入這一領域，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譯出版呈井噴狀態。其中社會出版社的工作從數量和質量上都最為顯著，取得了公認的成就。據統計，1958年到1969年這10年間出版的100多種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社會出版社的出版物大約佔據三分之二。一方面，社會出版社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收文相對完整，除了未收入1874年10月以后的馬克思恩格斯書信之外，其完整程度基本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MEW）相當。[10]另一方面，社會出版社的翻譯力求客觀且精益求精，例如，《資本論》第1卷盡管有馬克思親自審閱過的羅伊法譯本，他們還是根據恩格斯1890年修訂過的德文第4版推出了新譯本，由列菲弗爾領導的研究小組負責翻譯，1983年出版，這一譯本得到普遍認可，1993年還被著名的法國大學出版社（PUF）重新出版。此外，社會出版社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在實用性和工具性上也有所加強，與科斯特版本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相比，不但有人名索引，還新增了出版物和主題索引。
除此之外，在這個領域頗有影響的是馬克思學家馬克西米利安·呂貝爾（Maximilien Rubel）和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譯家羅歇·當熱維爾（Roger Dangeville）的貢獻。
呂貝爾被譽為“最著名的馬克思著作法文版編纂者”[11]，他主持編譯了4卷本的《馬克思文集》，分別於1963年、1968年、1982年和1994年在加利馬爾（Gallimard）出版社“昴星團藏書”系列出版。這套文集不是按照時間或著作順序編排，而是按照內容分為經濟學、哲學和政治三大類，經濟學類分兩卷，哲學和政治類各一卷，原計劃出版的政治第2卷和書信卷由於呂貝爾1996年的去世而終未實現。這套文集流傳甚廣，在某些方面填補了社會出版社工作的空白，而且首次將阿姆斯特丹和莫斯科收藏的一些未發表檔案資料公之於眾。但是這套文集卻一直飽受爭議。首先是編纂理念的問題：其分類有悖常理，例如《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被收入經濟學卷﹔同時刪節比較嚴重，所收入的《資本論》3卷，卷卷均遭刪節，《德意志意識形態》也被有意刪節。第二，編纂問題的背景事實上正是呂貝爾強烈的個人色彩，這套文集體現了他在馬克思學方面的研究，或者不如說成為他傳達個人見解的工具，這在他所撰寫的長篇導論中更是顯露無遺。他堅持馬克思思想的純粹性，力圖清除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影響，這種努力在某種意義上帶給人們一種新穎的視角，但是過猶不及，他甚至將恩格斯思想從馬克思思想中分離出來[12]，完全脫離了恩格斯的馬克思學是否能夠還原出真正的馬克思，這是相當令人懷疑的。他所塑造的一個幾近無政府主義、具有倫理學傾向的社會學家馬克思的形象也難免偏頗，無法令人信服。[13]
在社會出版社和加利馬爾出版社之外，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譯家當熱維爾在人類（Anthropos）出版社、馬斯佩羅（Maspéro）出版社和10/18出版社等其他地方也出版了他的眾多譯著。他以獨特的視角進行選擇，他所編譯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大多是以前從未在法國出版過的：《1857—1858年手稿》於1967—1968年在法國的首次出版就是他的譯本﹔他翻譯了《〈資本論〉未發表的一章》﹔將馬克思恩格斯在報刊上發表的一些政論文章按照國別編成文集，例如《俄國》、《中國》、《美國內戰》等等﹔還按照一些從未被涉及過的主題選編文集，例如《軍事著作》、《德國的社會民主》等。[14]他十分高產，從1967年至1978年這10年間共出版馬克思恩格斯譯著15部，還不計算他所翻譯的其他作者的著作，然而也由於翻譯得過於倉促而遭受批評。此外，他有很明確的政治傾向，屬於國際共產主義左翼，信奉列寧主義，是個博爾迪加主義者，他在所譯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導論和注釋中從不掩飾自己的政治立場，這很容易將讀者帶入歧途，使他的譯本如同呂貝爾的譯本一樣缺乏科學性和客觀性。
總體上說，這個時期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編譯工作取得了不菲的成就：社會出版社給大眾提供了體例一致、可靠性高、實用性強、且不斷在更新和補全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譯者通常是歷史學家和日耳曼學家等專家學者，對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譯介結合了各自的專業研究，可以說，一個專業化和科學化的編譯階段開始了。另一方面，呂貝爾和當熱維爾的譯介從超越意識形態的視角對社會出版社的工作進行了補充和拓展，在很大程度上擴大了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影響，也促進了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編譯事業的繁榮。不過這兩方面並非總是相互促進，有時甚至是針鋒相對的。類似雅克·格朗容克（Jacques Grandjonc）所指出的“MEGA困境”[15]，可以說，政黨支持下的主流出版活動與民間其他出版活動二者互有得失，前者失於意識形態的獨斷，而后者輸在見地偏頗和翻譯質量的良莠不齊。
第四階段：本世紀開始至今
由於科斯特出版社和社會出版社的消失，上個世紀法國那兩次系統編譯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成果隨著時間的流逝在市面上已經很難看到，更不用說購買閱讀了。這些著作集就覆蓋面而言，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中佔不到三分之二，留下不少空白，有許多文章和重要手稿沒有收錄，1874年后的書信也沒有整理。更重要的是，這些著作集的編譯工作與國際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第1版或第2版 (簡稱MEGA1和MEGA2)的工作幾乎沒有關聯。除了流通問題，法國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在完整性和權威性上，也是頗為欠缺的。尤其考慮到2007年法國官方指定的大學預科課程教綱中所列相關參考書目採用的是呂貝爾的富有爭議的譯本，這種欠缺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將是深遠的。[16]
因此在現階段，對於法國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編譯事業而言，相對重要的，一是再版以前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恢復其流通性，二是根據MEGA2的工作補全、修訂甚至是重譯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前者正在由重建后的社會出版社實現，而后者有可能由GEME工程實現。
社會出版社在1997年得到重建，新的社會出版社繼承了舊版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所有權，將原先書籍重新上架出售，對售罄部分則有計劃再版。目前已經再版的有2011年發行的1980年版列菲弗爾譯《1857—1858年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計劃中再版的有2012年即將發行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和《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新的社會出版社同時進行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重譯和補卷出版工作，於2008年出版由索尼婭·達揚-赫茨布倫（Sonia Dayan-Herzbrun）新譯的《哥達綱領批判》，2010年出版塞夫等人新譯的《第六章：資本論第1卷的1863—1867年手稿》，預計於2013年出版《紐約每日論壇報文章，第1卷（1852—1853）》和《恩格斯青年時期著作選（1837—1844）》。[17]這是在GEME工程的框架下進行的，與之緊密關聯。
GEME工程是馬克思恩格斯著作法文版編譯工程（Grande Edition des oeuvres de Marx et Engels en franais）[18]，由法國共產黨發起的加布裡埃爾·佩裡基金會贊助，最初的倡導者正是70年代啟動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出版工程的原社會出版社社長塞夫，目前主要由伊莎貝爾·加羅（Isabelle Garo）和讓-努馬·迪康熱（Jean-Numa Ducange）等人負責組織翻譯，譯者團隊由來自日耳曼學、共運史學、哲學、政治經濟學等不同學科背景的一些專家學者構成。
GEME工程的目的是為來自各種不同學科的眾多學者及受過良好教育的廣大公眾提供全面可靠、既具有可讀性又方便研究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他們依托德國MEGA小組的工作進行法文版的補卷工作，由於資金和人力所限，不能亦步亦趨地跟從MEGA小組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歷史考証版全部譯出，隻能力所能及地設計自己的藍圖，避免卷帙浩繁。GEME工程與MEGA2的主要差別在於：（1）關於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不同版本，只是以附錄的形式展示各種版本之間的顯著差異，《資本論》第1卷收錄德文第4版和羅伊版法譯本。（2）馬克思恩格斯之外的人寫給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除了特別重要的一些以附錄的形式給出，其余均不收錄。（3）不收錄MEGA2第四部分收錄的馬克思恩格斯筆記，只是選擇重要的文本以附錄形式給出，例如馬克思關於瓦格納的筆記、關於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的筆記等。GEME工程的工作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包括著作、論文和手稿，基本按照時間順序編輯，兼顧文本之間的密切關聯﹔第二部分是作為專門著作的《資本論》，從1857—1858年手稿到第3卷的最后一版﹔第三部分是按時間順序編排的馬克思恩格斯書信。三個部分由不同的編譯小組負責，同時進行整體協調。
除了具有補充全集的性質和借助歷史考証版的權威性之外，與之前法國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編譯出版工作相比，GEME工程有三個特點：一是翻譯的統一性。現有的許多法譯本在很大程度上不統一，時常引起爭議，GEME工程試圖系統和深入地解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翻譯中的問題，通過定期舉辦的研討班，建立一套整體一致原則，將已達成共識的翻譯方案在全部著作中進行統一，尤其留意在作者那裡不同年代的語言演變。二是建立索引。之前版本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缺乏整體性的目錄索引，GEME工程要逐章逐卷乃至為全集建立包括人名、概念和出版物在內的目錄索引，以便讀者進行定位和查閱。三是電子化。GEME工程的譯本電子版和紙質版並行。電子版保証了一種開放性，可以隨著研究的加深而接受必要的修訂﹔可以輕易實現索引與各章各卷乃至全集的關聯，同時提供關鍵詞與其詳細解釋的鏈接﹔更重要的是，電子版相對於紙質版的獨立性減輕了對出版社的依賴，突破單一出版社投資的局限，從而向更多出版社敞開合作的可能性。[19]
這些特點反映了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法國編譯出版的趨勢：翻譯活動突破個體行為和單一學科的局限，通過多學科專家學者的共同研討提高翻譯的學術水平，增強翻譯的統一性﹔譯本的工具性和科學性大大加強，便於各種學科的研究者使用，向廣大公眾開放。然而，這項事業也延續了先前的困難，仍然是人力物力上的捉襟見肘，以至於GEME工程實際上並沒有一個長期而具體的工作進程表，將來的發展方向也難以預測。
回顧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法國編譯出版的歷史，從最初積極分子的零星出版活動開始，到法國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的先后介入，這一領域的出版活動逐漸得到政治力量的支持和推動，尤其是共產黨通過社會出版社發揮了顯著的作用，以至於馬克思思格斯著作的出版在60、70年代、尤其是1968年五月風暴前后達到了鼎盛局面。隨著共產黨力量和影響的衰退，這項事業從70年代末開始到80、90年代逐漸走下坡路，1993年社會出版社的破產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出版的影響十分重大，而這種破產本身未嘗不是一個意味深長的信號。直至如今，新社會出版社雖然聯合了高校的專家學者和研究機構，依靠親共的基金會運作，開始重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大計，但是明顯力不從心。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法國100多年來的編譯出版史，不僅記載著馬克思思想得到接受、思考、挑戰和超越的歷程，更是反映了政治局勢的起伏和政黨力量的興衰，出版者的政治觀點和路線對於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譯和闡釋也有很大影響，正如塞夫所說：“馬克思著作的出版史在某種意義上是工人運動的歷史。”[20]
關於這段歷史的研究，還有許多方向可以繼續深入，從而對於我國的相關研究有所啟發：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不同國家的編譯出版史比較研究，尤其是與我國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編譯事業相比較﹔法國共產黨誕生及發展軌跡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編譯出版活動的影響研究﹔政黨支持下的主流出版活動和民間的非主流出版活動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傳播史中作用的比較研究﹔一些關鍵詞在不同語種下的翻譯爭議和演變及其在馬克思恩格斯基本思想理解上引起的差異研究[21]，等等。而這些需要歷史學、政治學、文獻學、翻譯學等不同學科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正如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編譯出版需要多學科專家的合作一樣，這從來也不是個人的事業。
注釋
[1]本文僅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傳播史進行一項國別研究，隻涉及法國的編譯出版事業，暫不考慮其他國家出版的法文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因此，早於羅伊譯《資本論》第1卷、1871年在布魯塞爾出版的《法蘭西內戰》不計在內。同理，下文第三階段也不涉及莫斯科的前進出版社（Les Editions du Progrès）所出版的法文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
[2]以上列舉的出版情況參見Jean-Numa Ducange，“Les traductions et publications de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en fran ais avant 1914”， Cahiers d histoire.Revue d histoire critique ，114/2011，Complément.
[3]Jacqueline Cahen，“Les premiers éditeurs de Marx et Engels en France (1880-1901)”，Cahiers d histoire.Revue d histoire critique，114/2011，pp.20-37.
[4]這套著作集年深日久，難以查証，此處的數據是根據中央編譯局藏書統計得到，不知是否有疏漏。據迪康熱統計是“50多冊”，Jean-Numa Ducange，“Editer Marx et Engels en France：mission impossible?”，La 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Livres et des Idées，06/05/2010。而據塞夫的統計，該出版社從1924年至1939年出版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70冊”，參見Lucien Sève，“Sur la publication de l oeuvre de Marx et d Engels en France”，Georges Labica，1883-1983，l’oeuvre de Marx：un siècle après，PUF，1985，p.160。
[5]例如，1945—1949年間《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有四個版本，而《德意志意識形態》卻隻有科斯特出版社的獨家版本。
[6]后來社會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巴迪亞主持重譯的《資本論》第2、3卷和由列菲弗爾主持重譯的《資本論》第1卷。
[7]預計出版20卷，但到1993年為止隻出版了12卷，1874年10月以后的書信未能出版。
[8]以上社會出版社的出版情況參見Lucien Sève，“Sur la publication de l oeuvre de Marx et d Engels en France”，pp.159-163.
[9]這一數據是根據社會出版社最新提供的書目統計的。
[10]Kolja Lindner：Die Editionsgeschichte der Werke von Marx und Engels in Frankreich und ihr Neubeginn mit der Grande Edition Marx et Engels (GEME)，In：Marx-Engels-Jahrbuch 2008，S.106.
[11]轉引自Kolja Lindner：Die Editionsgeschichte der Werke von Marx und Engels in Frankreich und ihr Neubeginn mit der Grande Edition Marx et Engels (GEME)，S.107。不過作者認為這一評價“有些輕率”，原因見下文論述。
[12]為此，他甚至拒絕恩格斯對《資本論》第2、3卷作出的整理，而採用自己的分類，加利馬爾出版社於2008年出版的《資本論》就採用了他的分類。
[13]關於這套文集存在問題的詳細討論，參見Eustache Kouvélakis，“Marx encore ! Questions d édition de l uvre marxienne”，Futur Antérieur 30-31-32：4/1995。
[14]參見Jean-Numa Ducange，“Editer Marx et Engels en France：mission impossible?”，La 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Livres et des Idées，06/05/2010.
[15]Schttler Peter，“Une troisième MEGA? Entretien avec Jacques Grandjonc”，Genèses，11，1993.p.143.
[16]這誠然與近年來法國右翼政府的思想工作相關，但是缺乏公正客觀的譯本也是不容置疑的原因。
[17]該出版計劃由社會出版社的拉加什提供。
[18]關於GEME工程的詳細內容，引自Isabelle Garo，Jean-Numa Ducange，“Une grande édition des uvres de Marx et Engels en fran ais”，Cahiers d histoire.Revue d histoire critique，105-106/2008，pp.261-264; Isabelle Garo，“Le defi d une grande edition des oeuvres de Marx et d engels en fran ais：Entretien réalisé par Lucien Degoy”，L humanité，16 avril 2008。
[19]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傳播的電子化是近年來這項事業的新進展，其中一項重大的工程是“馬克思恩格斯數字圖書館”（BiNumME），正在由法國“人文科學之家”主席塞爾日·沃利科（Serge Wolikow）在勃艮第大學主持籌建，計劃為二戰以前各種版本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除所有法文版著作外，還包括德、英、意、西等語種的出版物）、國際共運文獻檔案和馬克思主義相關研究資料建立電子數據庫，以便在網上提供查閱和下載，預計2012—2013年開放使用。
[20]Gilbert Badia et Lucien Sève，“Dossier Editer Marx-entretien avec Gilbert Badia et Lucien Sève”，Le magazine littéraire，1973.
[21]例如Mehrwert（剩余價值）是譯作“plus-value”還是“survaleur”，等等。
(作者單位：中央編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