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在中國

1917年，陳獨秀被蔡元培聘為北京大學教授，《新青年》編輯部從上海搬遷北京，由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等共同主編。1918年為馬克思誕生一百周年，世界各地舉行了紀念活動。1919年五四運動高漲，激起革命知識分子的熱情，使他們更加向往馬克思主義。1919上半年，按《新青年》編輯部預先排定的順序，剛好輪到李大釗主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由於《新青年》雜志出版脫期，該號實際上到這年9月才出版。李大釗雖不是《新青年》的主要負責者，但作為輪值主編，他有權選擇該期的內容，於是，他刊發了具有重要意義的專號——“馬克思研究專號”，以追念馬克思誕生一百周年。

該專號共刊載了7篇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顧兆熊的《馬克思學說》、凌霜的《馬克思學說批判》、劉秉麟的《馬克思傳略》、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淵泉的《馬克思的奮斗生涯》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以及陳啟修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貞操問題》。由於當時的《新青年》只是一個進步力量佔主要地位的雜志，形形色色的新思潮都有機會在這裡出現。不難看出，在這7篇文章中，既有進步的、宣揚馬克思的文章，也有反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文章。這種兼容並包的辦刊方針，不僅有助於自由討論，還加快了新思想的傳播。

在“馬克思號”上發表的7篇文章中，李大釗、淵泉、陳啟修的文章主要是褒揚馬克思及其學說的，顧兆熊的文章主要是批評性的，而凌霜的文章是毀譽參半。褒揚馬克思學說的，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而那些詆毀、歪曲馬克思主義的，終將湮沒於歷史塵埃之中。事實証明，用積極地、進步的觀點傳播馬克思主義，不僅大大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的傳播，而且也喚醒了沉睡的中國，使得一大批進步青年紛紛轉向馬克思主義信仰，投身於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中來。毛澤東同志說過：“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廣大傳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注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604頁。）

李大釗長期對馬克思主義的歡迎態度，較好的政治經濟學基礎和長期以來對歷史的興趣，同時也作用於藍本（注釋：經日本學者后藤延子考察，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有關唯物史觀和經濟論的部分是以河上肇的文章為藍本寫成的。見《李大釗史事綜錄》，第461頁。）的河上肇文章的幫助，使《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明顯地表現出同時發表其他文章所不及的思想深度。在該文章中，李大釗較多地介紹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階級斗爭和剩余價值學說等內容。剩余價值學說是《資本論》的核心內容，是了解資本主義的鑰匙，也是作者在該文中重點論述的內容。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分為上、下兩篇，分別載於《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和第六卷第六號，下篇著重介紹了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他把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歸結為兩個要點：“余工余值說”和“資本集中說”。李大釗在文章中較為准確地，並且較為通俗地向那些對資本主義生產有一些了解，而對馬克思《資本論》近乎一無所知的中國知識分子敘述了馬克思的商品價值、資本的增值，平均利潤、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等概念，雖然其表述與現今有所差別，但其思想和核心部分，是科學的，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觀點的。

一、關於商品的價值

文章認為“效用”是商品價值不可缺少的條件，但這不是惟一的，進行交換的商品，還必須“含著共同的元素”，這種共同的元素，乃“人類勞工結晶的全量”，每種商品價值的大小和分量“全依勞工的分量而異”，這種凝結在商品中的人類勞工，就是“生產這些物品有社會的必要的東西。”雖然李大釗將“商品”和“物品”混為一談了，不過，我們可以這樣認為，這裡的“物品”實際上就是馬克思《資本論》中的“商品”。由於當時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並不發達，“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在很多人腦海裡更是一頭霧水，因此出現這樣混淆概念的事情並不為奇。

二、關於勞動力價值

文章說“工人的工力”一經買賣，便成為了資本家掌握的資本，工人就失去了自由，任由資本家擺布，與工人自身“斷絕關系”。勞動力價值的大小，與其他商品一樣，也是由“那於他的生產所必需的勞工時間數目決定。”

三、關於剩余價值

文章說，“維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價值，永不能與那工力的生產的價值相等。”“在模范狀態下的人類工力，常足以生產比他所單純消費的物品的價值多。”隻有這樣，資本家才有足夠的動力去追逐足夠多的剩余價值。所以，李大釗在接下來的論述中，不失時機地指出“工人所生產的價值，全部移入資本家的手中，完全歸他處分。而以其一小部分用工銀的名目還給工人，其量僅足以支應他在生產此項物品的期間所消用食品，余則盡數歸入資本家的囊中。”關於“余值”，指產品售出去后，扣除工力成本后，剩下的部分為“余值”﹔如生產一瓶酒售價8元，所需人工、原料及其他成本費為6元，其差額2元即資本所得，這2元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余值”。李大釗以通俗的語言和簡單的例子，向那個時代的讀者介紹了剩余價值產生的過程。

“這樣辦去，資本家獲得工人十小時的工力，而僅以五小時的代價還給工人。其余五小時的工力，在工人毫不值錢。前五小時間工人所生產的，等於他的工值。第五時以后他所做的工，於他什麼也不值了。這生產‘余值’的額外時間，於工人本身一文不值的工力，馬氏叫作‘余工’(Surplus labour)。”

在對“余值”和“余工”進行充分說明后，李大釗更進一步地指出，“余值”就是現代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秘密所在，他說：“余值既全為資本家的，那工人分外的工作，就是余工，便一點報償也沒有。剛是對工人的能力課額外的血汗稅，而為資本家增加利潤，這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秘密，這是資本主義下資本家掠奪勞工生產的方式。”既然“余值”是資本家無償佔有的，因此，“資本家的利益，就在增大余值。”為了達到這種目的，資本家總是想方設法以求利益最大化，其方法有“二要著”：

（1）“盡力延長工作時間，以求增加余工時間的數目。”

（2）“盡力縮短生產工人必要生活費的時間。”

李大釗還特別指出，隻所以存在這種人剝削人的現象，並不是因為個別資本家的貪婪，而在於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說到“馬氏的論旨，不在訴說資本家的貪婪，而在揭破資本主義的不公。因為掠奪工人的，並不是資本家，乃是資本主義。”資本家是在“公平交易”中對工人進行剝削的，工人像機器一樣工作，其收入不及自己所創造價值的一半，既在法律上得不到任何保護，而工人自己又認識不到自己是怎樣受剝削的，“這不是資本家的無情，全是資本主義的罪惡。”早期，李大釗這樣的論斷，對於號召人民起來反抗剝削社會，創造新的制度，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影響。

四、關於生產價格

為了讓讀者對該理論有深刻的認識和理解，作者用了相當篇幅的例解、圖表闡述了剩余價值到利潤，剩余價值率到利潤率，因各個資本有機構成不同造成的不同利潤率到平均利潤率的整個轉化過程，最終說明了價值向生產價格轉化的過程。現在商品不是按價值，而是按生產價格買賣，結果“有的得其價值以上的賣價，有的得其以下的賣價。”

五、關於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

李大釗在文中說，馬克思將資本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資本有兩種作用，其一為“自存”，用於“自存”的資本，即不變資本，是用於購買生產資料的，這部分資本的價值在生產過程中只是改變其物質形態，而不發生量的變化一是增殖﹔其二為“增殖”，即可變資本，是用於購買勞動力的，這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的使用，不僅再生產出勞動力的價值，而且還生產出超過勞動力價值的剩余價值，其價值發生了量的變化。

六、關於“資本集中說”，即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

李大釗在文章中指出，隨著科技的發展，生產力的提高，封建制度的滅亡，近代國家的興起，資本越來越為“少數資本家所壟斷”，同時，工人階級也在不停的發展與壯大。文章指出：“資本主義是這樣發長（展）的，也是這樣滅亡的。”資本主義在創造無數財富的同時，“他的腳下伏下了狠（很）多的敵兵，有加無已，就是那無產階級”。文章認為，無產階級雖為資本主義的產物，但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到后來滅資本主義的也就是他。”

文章還指出了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說，資本主義滅亡，社會主義必然現實是人類發展的規律，隨著資本主義的滅亡，工人創造的財富也從“私有”變為“公有”了，“資本主義趨於自滅，也是自然之勢，也是不可避免之數了。從前個人自有生產工具，所以個人生產的貨品當作私有，現在生產的形式已經變為社會的，這分配的方法，也該隨著改變為公有了。”

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不僅對《資本論》作了相當精要准確的系統介紹，還能聯系中國實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剖析中國的社會現狀，指導工人階級的斗爭。不過，如那個時代大多數先進知識分子一樣，李大釗對《資本論》某些內容體現出來的一知半解是很明顯的，他把自己因理解不夠全面而在思想引起的矛盾，認為是馬克思理論本身的矛盾。如，他認為馬克思的生產價格理論與“一般經濟學者所主張的競爭價格論”沒什麼區別。他還認為，由市場供求關系影響的價格變動這一理論與勞動價值理論是對立的，他說：“物品的實際價格既為競爭所支配，那勞工價值論就有根本動搖的危險。勞工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基礎一有動搖，學說全體為之震撼。這就不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大遺憾。”在那個時代，由於條件的限制，李大釗不可能完全系統地研究《資本論》，甚至閱讀完3卷本的《資本論》也是非常困難的，造成這樣的片面的理解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研究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所包含的《資本論》思想，不是為了揭示該文的缺陷，只是為了真實地向讀者展示早期宣傳、研究《資本論》的艱辛和曲折。也許該文還算不上一份真正的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告白書，但文章中體現出來的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積極探索的態度，為他日后接受馬克思主義，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去觀察和解決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