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創作史系列講座之一

——從《克羅茨納赫筆記》到《倫敦筆記》

作者:張鐘朴    發布時間:2012-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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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本論》創作史為什麼要講《克羅茨納赫筆記》?一般講《資本論》創作史都是從《巴黎筆記》講起的。馬克思自己說,他研究政治經濟學,是因為在《萊茵報》的時候遇到了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后來《萊茵報》被封了,馬克思就從報紙退回書齋研究問題去了。要研究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怎麼制定的,《克羅茨納赫筆記》還是很有關系的。

馬克思當時是黑格爾俱樂部的成員,對黑格爾的理論很熟悉。黑格爾認為所有客觀事物都是絕對理念的外化,絕對理念是現實的基礎,他的邏輯學當時在德國哲學界是開創性的。但是費爾巴哈的唯物論把黑格爾學說顛覆了,費爾巴哈認為存在是主體,思維是第二位的,甚至神都是人創造的。馬克思受費爾巴哈的影響,對黑格爾主觀唯心論進行了清算。1842年初,馬克思研究黑格爾法哲學,寫了很有名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得出了一個重要的結論,那就是解決現實世界問題的方法要到經濟學當中去尋找。《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前半部分沒寫完,馬克思中間寫了《克羅茨納赫筆記》,之后接著寫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后半部分。《克羅茨納赫筆記》內容是什麼?就是關於唯物主義國家觀、市民社會、國家政治制度,等等。從表面上看,《克羅茨納赫筆記》不僅是經濟學筆記,還是政治學的。比如,裡面有施密特的德國史、杜加爾特的英國史、蓋爾的瑞典史,還有德國史、美國史,等等,這些內容都是國家政治體系。《克羅茨納赫筆記》主要研究了以下這些問題:公有制如何轉變為私有制,封建所有制怎麼轉變為資本主義所有制,封建所有制對政治制度的影響,資本主義所有制對政治制度的影響,等等。這5本筆記隻用了兩個月,可見馬克思當時非常勤奮。

通過這段研究,馬克思認識到,政治斗爭、階級斗爭歸根到底跟經濟利益有關。所有政治制度、政治制度變革都跟所有制有關,他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政治制度是受市民社會決定的。什麼叫市民社會?實際上就是我們現在講的經濟關系的總和。這個結論跟黑格爾完全不一樣,黑格爾認為國家是絕對精神的外化。這樣,《克羅茨納赫筆記》對馬克思制定他的唯物史觀打下了一個基礎。后來馬克思寫《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后半部分,就反映了他在《克羅茨納赫筆記》當中的成果。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當中得出社會變革的原因要到市民社會當中去尋找:到政治經濟學當中去尋找的結論,跟《克羅茨納赫筆記》時期的學習有決定性的關系。

在《巴黎筆記》中,馬克思得出結論,世界變革的原因要到經濟學中去尋找。他第一次研究經濟學的成果就是《巴黎筆記》。《巴黎筆記》包括9個筆記本,時間是在1844年和1845年。當時馬克思在法國跟盧格一方面出版《德法年鑒》,一方面研究經濟學。《巴黎筆記》的內容MEGA2已經發表了,大家可以去研究。《巴黎筆記》裡面有一部分關於詹姆斯·穆勒的筆記,馬克思下了功夫,把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從頭到尾的重要內容都抄了,一邊抄一邊做評論。

為什麼特別重視穆勒呢?穆勒是李嘉圖的門徒,當時經濟學界都讀穆勒的書。它相當於一個教材,它把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和斯密的《國富論》整理得非常規范。馬克思《巴黎筆記》的成果就是寫成《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當時馬克思打算寫一本政治和政治經濟學批判,並且還跟出版商訂了合同。這本書后來沒寫成,但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保留了下來。研究者都認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就是這本書的一部分。馬克思后來又寫了《布魯塞爾筆記》(18451847年),在布魯塞爾期間又跟恩格斯到曼徹斯特去旅行,寫了《曼徹斯特筆記》(184578月)。《巴黎筆記》緊接著的就是《布魯塞爾筆記》和《曼徹斯特筆記》。這三種筆記代表了馬克思在1844年革命以前這一階段的理論成果,《布魯塞爾筆記》、《曼徹斯特筆記》都發表了,《布魯塞爾筆記》是1845年寫的6個筆記本,在MEGA24部分第3卷。《曼徹斯特筆記》馬克思有9本,MEGA24部分第4卷發表了5本,第5卷還有4本沒發表。1847年以前的筆記,MEGA24部分第6卷還有一本,是關於居利希·古斯塔夫著作的筆記,古斯塔夫的書是非常重要的一本德國的經濟、貿易、手工業、農業史,5卷本。學德國經濟學的人都必須看這本書,馬克思在18469月—184712月期間,寫了古斯塔夫這本書的詳細摘要,這些已經在MEGA2發表了。

我翻譯過一篇東西,是德國人寫的關於《曼徹斯特筆記》的概況,其中說《曼徹斯特筆記》表現的是馬克思從異化理論轉向勞動價值論的非常重要的中間環節,馬克思最初不承認勞動價值論。《巴黎筆記》中的《穆勒筆記》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2卷裡有,大家可以去研究。《曼徹斯特筆記》和《布魯塞爾筆記》,現在MEGA2版外文隻差一卷未出版,但人們研究得很少,因為它是新發表的。這個時期,從馬克思1843年開始研究經濟學到1847年以前這段時間,馬克思的經濟學研究成果、思想發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他逐步制定了唯物史觀,一方面是從不承認勞動價值論轉向了勞動價值論。一是方法論,二是思想內容。這個期間的成果,如果沒有讀到《布魯塞爾筆記》、《曼徹斯特筆記》、《巴黎筆記》,我們有一個間接的研究辦法,馬克思在這個時期寫了《神聖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雇佣勞動與資本》。這4本重要著作中反映的思想就是他這個時期的研究成果,從這四部著作當中你可以發現他思想發展的軌跡。

我下面講講思想發展的軌跡:唯物史觀是怎麼形成的。馬克思研究經濟學從《巴黎筆記》開始,如果從唯物史觀來講的話,是從《克羅茨納赫筆記》開始。他研究經濟學開頭從研究方法論解決問題,從唯心論變成唯物論,從實際當中提出問題來反駁經濟學中的教條,因此他突破了經濟學中的很多問題。所以唯物史觀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沒有唯物史觀打下基礎,給他的經濟學研究以一個方法論的原則,后來的很多成果很難取得。馬克思在《克羅茨納赫筆記》以后得出一個結論: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什麼叫市民社會?市民社會是18世紀的哲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常用的一個概念。馬克思在18461228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裡面是這樣闡述的:“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相應的社會制度、相應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相應的市民社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相應的政治國家。”恩格斯在《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當中也說:“國家、政治制度是從屬的東西,而市民社會、經濟關系的領域是決定性的因素。”這說明什麼呢?這實際上解決了唯物史觀一個重要觀點,就是認識到了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了國家和法等上層建筑的現實基礎。生產關系決定上層建筑、社會意識各個方面。到《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當中,馬克思就闡述得更清楚了:“私有財產的運動——生產和消費——是迄今為止全部生產的運動的感性展現,就是說,是人的實現或人的現實。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並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到這個時候,馬克思認識到,不是國家決定下面的經濟基礎,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還沒有論及生產力、生產關系之間的辯証關系,但已經初步具有了這一思想,他提出了生產在社會結構中的決定性作用,為以后揭示生產力、生產關系之間的辯証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在《神聖家族》一書中,馬克思對物質生產決定性作用有了進一步明確的闡述,他在批判鮑威爾主觀唯心論的時候第一次提出了生產方式的科學概念,指出歷史發展的根源和基礎在物質生產中。《神聖家族》中第一次明確提出生產是第一性的,歷史是上層建筑,是第二性的。到《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明確提出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証法。馬克思說:“人們永遠不會放棄他們已經獲得的東西,然而這並不是說,他們永遠不會放棄他們在其中獲得一定生產力的那種社會形式。恰恰相反。為了不致喪失已經取得的成果,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實,人們在他們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適合於既得的生產力時,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一切社會形式。”這個交往方式就是生產關系,馬克思明確提出交往方式不再適應生產力的時候就產生了變革的要求。另外,馬克思明確提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他說:“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裡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但這裡所說的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自己的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交往的一定發展——直到交往的最遙遠的形態——所制約。”因此,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論述已經很全面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歸根結底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斗爭。當社會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時,便與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的交往方式產生矛盾,這種交往方式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生產力發展的障礙,這時已成為桎梏的舊的交往方式,被適用於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用於更加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類型的新的交往方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會成為桎梏,然后又為別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於這些條件在歷史發展的每一階段都是與同一時期的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所以它們的歷史同時也是發展著的、由每一個新的一代承受下來的生產力的歷史,從而也是個人本身力量發展的歷史。”到這個時候,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已經非常全面了。

在整個這一時期(1847年以前),從《巴黎筆記》到《布魯塞爾筆記》、《曼徹斯特筆記》時期,用馬克思自己的一段經典表述來說,他的唯物史觀的成果就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序言裡面的那段話。在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那段話是關於唯物史觀的經典表述。他說:“我所得到的、並且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絕不會出現的。”這就是馬克思這個時期的唯物史觀。而正是這一思想,即國家政治的變革要到經濟基礎中去尋找,給馬克思打下了研究經濟學的牢固基礎。

馬克思得出這些基本方法、原則以后,就把它們應用於經濟學研究,最初的成果體現在《哲學的貧困》中。蒲魯東自稱是黑格爾的學生,研究貧窮是怎麼來的,他認為思維是絕對精神外化造成的種種社會現象,他用的完全是黑格爾那一套方法,認為跟11世紀相適應的是權威原理,跟18世紀相適應的是個人主義,等等。另外,他說所有的經濟范疇都有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好的方面發展到一定程度,壞的方面就露出來了,就有一個新的代替它。馬克思認為生產關系是第一性的,經濟范疇是生產關系的某一個片斷,經濟范疇就是生產關系。經濟范疇代表一定的生產關系,因此經濟范疇是現實社會的反映,而現實的經濟關系、生產關系是一個有機整體。生產關系是歷史產物,是客觀存在的。這后來就發展成馬克思后來在《大綱》裡面寫的:經濟范疇應當“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從哪兒抽象?怎麼抽象?這要從現實關系當中去找。你把簡單的范疇放在前頭,簡單的范疇講清楚了,然后再講復雜一點的,再講更復雜的,這樣的話這個體系就是合理的,這個體系必須以現實為基礎,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批判了蒲魯東那個隨便臆造的體系。馬克思這個時候制定的方法論為將來《資本論》的理論體系打下了基礎。

《哲學的貧困》是馬克思用唯物史觀研究經濟學、考慮經濟學問題的開始,一開始他就發現現有的經濟學,特別是蒲魯東的經濟學是不對的。相反的,在馬克思看來,亞當·斯密、李嘉圖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確的,為什麼?亞當·斯密講勞動價值論,認為價值是勞動創造的。但他又認為,到了交換發達了以后,價值就不是勞動創造的了,是什麼創造的呢?地租、利息、利潤、工資,加在一起就是價值,那當然是不對的。但從某一方面說,他反映了現實。當現實當中交換問題變復雜了,他就用另外一個辦法解釋,他放棄了原來的勞動價值論。這倒說明亞當·斯密很有現實感。李嘉圖也是這樣,李嘉圖的很多東西也是批判亞當·斯密。我個人認為,亞當·斯密對經濟學的原則堅持不徹底,但是他能反映現實,他一看現實跟他那個理論不符合了,就改變理論。李嘉圖倒過來,李嘉圖批判亞當·斯密不徹底,他堅持原則,從頭到尾都堅持勞動價值論,他讓所有的現象都跟勞動價值論來對質,符合的就對,不符合的就例外。無論如何,這兩個古典經濟學家雖然不徹底,但比蒲魯東這些所謂的哲學家用黑格爾經濟學原則來寫經濟學著作強得多。

這是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第一次在方法論上的轉變。另外一個很大的轉變,就是從否認勞動價值論過渡到承認勞動價值論。馬克思開頭研究經濟學時不承認勞動價值論,這最初受恩格斯的影響,恩格斯比馬克思更早寫了《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恩格斯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說李嘉圖主張勞動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價值由生產費用決定,這是不實際的。恩格斯說價值是生產費用和效用的關系,換句話說,成本加上競爭而形成的那個價格,就是商品的價值,這是恩格斯當時的主張。市場上這麼多紛繁的商品互相交換,商品價值就是成本加上現在的市場競爭結果形成了價格,這是表面現象,沒有深入到實質中去。李嘉圖有個說法,價值是勞動創造的,怎樣找到這個本質呢?他說市場當中價格上下波動,你把所有價格加在一起平均一下,得出來的那個數就接近於價值。恩格斯說那個平均數是偶然的,實際上現在看起來,恩格斯當時只是抓住了現象。馬克思最初也不承認勞動價值論,馬克思在《巴黎筆記》當中,或者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當中也是這樣認識的,即成本加競爭的結果就是價值。

但是,為什麼研究《巴黎筆記》的人特別重視《穆勒筆記》呢?因為在《穆勒筆記》裡,馬克思已經開始轉向勞動價值論了。對於勞動價值論,馬克思從不承認向承認的轉變的萌芽就在《穆勒筆記》裡面。馬克思提出,抽象規律是通過價格波動來實現的,這跟李嘉圖已經差不多了。這表明他已經不完全否定勞動創造價值了,而是指出它是怎麼實現的。他還說價值是私有財產對私有財產的抽象關系,雖然沒講清楚,但已經是從社會關系、生產關系上來考慮價值了。最初恩格斯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是從市場現象來說的,而馬克思漸漸深入到本質中去,穆勒是李嘉圖派,力圖維護勞動價值論,但陷入了庸俗。馬克思在這時逐步認識到價值是一個私有財產對另一個私有財產的抽象關系,也就是說價值是一種社會關系,就是商品跟商品之間的互相交換,兩個商品當中有一個共同的東西,這已經從現象漸漸深入到本質。

到了《神聖家族》,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轉變又進了一步。馬克思指出在直接的物質生產領域中某種物品是否應當生產的問題,即物品的價值問題,本質上取決於該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是生產這個物品花費的勞動時間。因為社會是否有時間來實現真正的人類發展,就是以這種時間的多寡為轉移的,生產某個物品所必需花費的勞動時間屬於這個物品的生產費用。某個物品所花費的勞動時間是這個物品的生產費用,決定了它賣多少錢。列寧在《哲學筆記》中對這句話進行了評論,認為馬克思到這個時候已經接近勞動價值論了。為什麼馬克思有這個進展呢?馬克思跟恩格斯一樣,否定勞動價值論的時候是隻看市場表面現象,他現在研究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慢慢地從市場現象深入到了本質,因為兩個商品能夠交換必須具備一個共同的東西,這個共同的東西就是勞動。

到了《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提出,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給我們指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現實運動,李嘉圖的價值是對現代經濟生活的科學解釋。馬克思從否定勞動價值論到承認勞動價值論,原因在於他的唯物史觀的制定。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使用的是異化概念,為什麼他用異化概念而不用剩余價值概念呢?就是因為他不承認勞動價值論,后來在逐步的論戰和學習中,借助於唯物史觀的制定,他從現象深入到本質,認識到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是對的。但是這時他還沒看出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的缺點。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完全套用了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不但套用了勞動價值論,他還套用了李嘉圖的貨幣數量論,認為貨幣沒有價值,貨幣的價值是由貨幣數量決定的。

《哲學的貧困》從兩個方面証實了馬克思1847年以前在經濟學研究上的初步成果,一是把唯物史觀應用到經濟學研究上,確定了方法論的基本原則,二是從不承認勞動價值論轉向承認勞動價值論,在商品貨幣的研究上給經濟學研究打下了牢固的基礎。因此《哲學的貧困》是《資本論》的萌芽,馬克思自己說:“該書包含了經過20年的研究之后,在《資本論》中闡發的理論的萌芽。”在《哲學的貧困》中處於萌芽狀態的東西,經過了20年的研究之后,變成了理論,在《資本論》中得到了發揮。在這一基礎上,馬克思又初步弄清了剩余價值是怎麼產生的。

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已經認識到勞動價值論是剖析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科學基礎和理論出發點。在《貧困的哲學》中,蒲魯東也承認勞動價值,但他無法回答李嘉圖勞動價值論中的一個問題,這也是馬爾薩斯提出的問題,即商品是由勞動創造的,商品的價值取決於勞動量,勞動的價值也是由勞動創造的,衣食住行的成本就是工人勞動的價值,工人和資本家之間進行等價交換,資本家購買工人的勞動,工人用勞動生產資本家的產品,既然是等價交換,那剩余價值從哪裡來呢?這一問題回答不上來,整個的李嘉圖學派就破產了。蒲魯東出了個主意,說勞動不是商品。馬克思認為這樣靠偷換概念並不能真正解決矛盾。馬克思提出,商品中的勞動跟工人在生產中使用的勞動是有差別的,后者是活勞動。馬克思雖然沒有說清楚兩種勞動之間的區別,但舉了個例子。生產力如果提高了,同一個勞動原來生產一件衣服,現在可以生產兩件衣服,但是商品中的勞動沒有這一特點。所以,商品中體現的勞動和正在進行中的活勞動是不一樣的,活勞動能創造出更多的勞動。

馬克思的這一區分已經快接近矛盾的解決了,幾個月以后,在《雇佣勞動與資本》中,馬克思提出,工人拿自己的勞動交換生活資料,資本家拿生活資料交換勞動,資本家交換的這個勞動是工人的生產活動,是一種創造力量,這跟商品中的勞動完全不一樣,這就為后來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的理論奠定了基礎,馬克思在手稿中把工人出賣的這個勞動叫做勞動能力。因為他如果不提出這是一種創造力量、一種生產活動,就不能進一步得出結論,工人生產活動創造出來的價值比他原來那個價值高,這就是剩余價值的源泉。根據這一點,恩格斯后來把《雇佣勞動與資本》中的勞動都改成了勞動力,恩格斯在前言中講了修改的緣由。勞動二重性問題這時還沒有完全解決,使得李嘉圖學派破產的這個問題真正得到科學解決是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裡。在《雇佣勞動與資本》當中,馬克思已經承認,工人的生產力能夠創造出比工人按等價交換得到的那個勞動更多的勞動,但是馬克思這個時候還沒有使用勞動能力、勞動力這些名詞。

1848年革命后,馬克思僑居倫敦,有了很好的機會來研究經濟學,這就是所謂的《倫敦筆記》時期,《倫敦筆記》是《資本論》的直接准備。當時的倫敦是全世界的經濟中心,貿易非常發達,大英博物館裡關於經濟學的資料非常全,這為馬克思提供了非常好的條件研究經濟學。18509月到18538月,馬克思寫成了24本筆記,被稱為《倫敦筆記》。《倫敦筆記》一共1250頁,100多個印張,收錄了300多部著作和報刊資料,馬克思的經濟學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倫敦筆記》的寫作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850910月間—18513月),馬克思寫了第1至第6筆記本和第7筆記本的前半部分。《倫敦筆記》第一階段著重研究貨幣、信用、流通問題。因為當時經濟危機快要來了,經濟學界吵得一塌糊涂,爭論為什麼會發生經濟危機。英國銀行界圍繞著1844年銀行法爭得不可開交,一邊是通貨學派(貨幣流通學派),李嘉圖的門徒,一邊是銀行學派。爭論的焦點是李嘉圖的貨幣數量論。李嘉圖提出,貨幣是商品,但它是特殊商品,沒有價值,貨幣的價值是由它的數量決定的。例如市場上需要1萬張貨幣,你印了2萬張,那就一張貨幣當原來的一半的錢花。簡單來講,這部分是對的,這是鈔票,銀行券的規律,也就是貨幣的支付手段的規律,貨幣充當流通手段的時候就是這樣一個規律,貨幣充當流通手段的時候不用金銀貨幣親自出現,李嘉圖說的貨幣數量論不是說金銀,他講的是銀行券。

英國1844年銀行法就是按照李嘉圖的貨幣數量論來制定的,說商品的價值高低是貨幣多少造成的,貨幣越多商品價值越貴。因此,銀行要好好控制不要濫發銀行券,市場需要多少就發多少。經濟危機的時候,商品賣不出去,需要貨幣寬鬆政策,這樣的話,商品才能賣出去。1844年銀行法恰恰相反,使得原來的經濟危機之外又加上了貨幣危機的因素,所以銀行學派堅決反對它。《倫敦筆記》第一階段就研究這一問題,研究很深入,馬克思把銀行學、貨幣理論當中所有著作將近80多部都做了摘錄。

研究的結果是貨幣不只是支付手段,因為銀行學派反對貨幣數量論有很多理由,舉了好多事實,后來証明馬克思說的是正確的,貨幣除了支付手段以外,首要的職能是價值尺度,當貨幣充當價值尺度時,它不能是紙幣,必須是金銀。其次是儲藏手段,當貨幣作為儲藏手段時,也不能是紙幣,必須是金銀。然后是支付手段、國際貨幣職能,除了支付手段可以用紙幣來代替以外,別的都是要真正貨幣出現的。首先,馬克思弄清楚了貨幣承擔多種職能,后來進一步弄清楚了,不是貨幣的價值決定物價高低,而是物價高低決定需要多少貨幣。馬克思研究了好多現象,証明真正的物價的變動絕對不是由於單純貨幣多少引起的,經濟是非常復雜的現象,物價與供求、生產力、勞動生產率都有關系,整個市場上有多少商品才能決定需要多少貨幣。因此,李嘉圖的貨幣數量論是片面的。

馬克思研究的結果把貨幣數量論推翻了,這個成果體現馬克思在185123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這封信至關重要,它代表了馬克思在《倫敦筆記》第一階段的重要研究成果,即推翻了貨幣流通理論。馬克思說,從李嘉圖開始的理論如下:“假定實行純金屬流通。如果這裡貨幣流通過多,物價就會上漲,因此商品出口就會減少。國外的商品進口就會增加。進口就要超過出口。因此,就出現貿易逆差和不利的匯率。就要輸出硬幣,貨幣流通就會減少,商品價格就會下降,進口就會減少,出口就會增加,貨幣就重新流入,總之,重新恢復原來的平衡。”這種看法是完全錯誤的。馬克思在這封信裡頭,列舉了四種可能性,最后得出一個結論,流通的貨幣量是由資本主義生產商業發展決定的,隻有在業務迅速發展需要更多的流通手段來進行這些業務的情況下,貨幣流通才會增加,不是貨幣增加造成物價上漲,而是當你業務發展了,需要更多貨幣的時候,貨幣才會增加。這也就是說,貨幣增加是第二位的,否則流通過程中的貨幣就會以票據等形式作為存款流回銀行。貨幣流通的增加歸根到底是投資增長的結果,而不是相反。馬克思宣布:“除了在實踐中永遠不會出現但理論上完全可以設想的極其特殊的情況,即使在實行純金屬流通的情況下,金屬貨幣的數量和它的增減,也同貴金屬的流入或流出,同貿易的順差或逆差,同匯率的有利或不利,沒有任何關系。” 馬克思的研究結果証明了貨幣數量論不成立。恩格斯接到信以后非常欣賞馬克思的研究成果,他回信說:“你在經濟學上的最新發現,我現在正在認真地反復思考。今天我沒有時間詳談這個問題,不過我認為這個發現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數字不能開玩笑,因此我要仔細地加以研究。”十幾天后,恩格斯回復馬克思說:“依我的看法,這個問題本身是完全正確的,並且對於把混亂的流通理論歸結為簡單明了的基本論據大有幫助。”這是第一個突破,貨幣數量論被推翻了。

馬克思改進了李嘉圖的級差地租理論,李嘉圖的級差地租理論是跟土地肥力遞減規律連在一起的,完全是一種邏輯推論。它的基本理論是這樣的:人到一個新地方先耕種最好的土地,人口越來越多,最后土地生產的糧食不夠了,就耕種次一點的土地。這樣生產出的糧食價格貴了,成本就高了,最初那個耕種肥沃土地的就得到了超額利潤,因為土地是由地主壟斷的,所以資本家無法把超額利潤裝在自己的口袋裡,必須交地租。隨著人口的進一步增加,人們又開墾了第三級土地,成本更高了,物價更高了,糧食價格更高了,第一級好土地的超額利潤更多了,這個超額利潤就形成了級差地租。他的結論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糧食越來越貴,地租越來越高。李嘉圖得出這個結論不是偶然的,在他研究地租理論的這幾十年中,事實就是這樣。谷物價格不斷提高,地租也不斷上漲,但馬克思不相信這一理論。他研究了好多土地問題專家的著作,特別注意研究了多年的物價史,發現17931822年這段時期的物價史不是物價越來越高,地租越來越高。18501214,《經濟學家》雜志發表了一個統計資料,使馬克思受到極大啟發,這個資料表明李嘉圖說的那個物價和地租一道上漲的情況只是發生在歷史的某一段時期。相反,1815年以后,實際情況反過來了,物價下降,而地租提高,這就促使馬克思思考李嘉圖的級差地租理論存在的問題。

19世紀以來30多年的物價史表明,由於技術的進步,糧食單位面積產量提高,谷物的價格降低,與此同時地租卻不斷提高,全國地租總額也在不斷增加,這種情況與李嘉圖論証級差地租的論據是矛盾的,在這裡主要問題仍然是使地租規律和整個農業的生產率提高相符合,隻有這樣才能從理論上說明歷史事實。馬克思在185117給恩格斯的信中指出,李嘉圖提出的地租理論,實質上不過是:在最壞土地產品為補償它的費用所必須的出售價格和最好土地產品所得到的價格之間存在差額。這是對的。級差地租並不是以土地肥力遞減為前提的,而僅僅是以土地肥力各不相同,或者連續使用於土地上的資本所產生的結果各不相同為前提的。隻要是土地肥力不相同,或者投在土地上的資本所產生的結果不同,就會產生級差地租。這樣的話,馬克思就把李嘉圖的級差地租理論改得比較科學了。恩格斯回信說:“你關於地租的新觀點是完全正確的。李嘉圖關於土地肥力隨著人口的增加而遞減的看法,我始終是不信服的,同樣他關於谷物價格不斷上漲的論點,我也從來沒有找到論據。但是,由於我在理論方面的眾所周知的怠惰,我隻滿足於良好的自我在內心的不滿,從來不去深究問題的實質。毫無疑問,你對問題的解決是正確的,這使你有進一步的理由獲得地租問題經濟學家的稱號。”馬克思在《倫敦筆記》第一階段取得了以上兩個重大的突破,原因都是靠在實踐中調查研究,而唯物史觀的方法,調查研究的結果,否定了既定的理論,或者說改正了理論。

馬克思在寫第7筆記本的時候,對第一階段的研究進行了總結,把《巴黎筆記》、《倫敦筆記》以前所有關於貨幣的材料重新整理,系統化。后來1854年又寫了《貨幣危機》對此進行了進一步的整理。除了以上兩個成果以外,馬克思又對亞當·斯密的理論進行了反思,寫成《反思》一篇短文。亞當·斯密把整個社會的交換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實業家與實業家之間的交換,另一部分是實業家和消費者之間的交換,他認為社會上的交換流通就局限於這兩個方面,而實業家和消費者之間的交換是實業家和實業家之間的交換的界限。馬克思認為這一思想非常重要。這表明馬克思考慮經濟危機不是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那樣認為是由流通領域造成的,而是生產領域的問題。由這一思想出發,整個社會生產分兩大部類,生產者和生產者之間的交換,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交換,而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交換是前者的界限。整個社會能不能交換,商品能不能賣出去,最后取決於消費水平。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交換是界限,這非常重要,社會上大多數人即工人階級受剝削,工人階級的消費不可能把它生產的東西全部消費掉,這就必然有東西賣不出去,賣不出去的原因歸根到底是工人的貧困。馬克思這時候已經開始考慮經濟危機要到資產經濟社會的本質中去尋找。

《倫敦筆記》第二階段包括18514月到5月上旬寫的第7筆記本后半部分到第10筆記本(見MEGA2第8卷)。這時馬克思主要研究的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破產的原因。馬克思把李嘉圖學派所有重要的著作都讀了,把反對李嘉圖學派的那些重要著作也讀了,然后找到了導致古典經濟學破產的兩大矛盾。第一,資本和勞動之間的交換如何跟勞動價值論相一致,古典經濟學回答不清楚這個問題。第二,李嘉圖不能回答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問題,說不清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是什麼?同樣的投資、同等數量,不管你投到哪個生產部門,不管你流通快慢,最后獲得的利潤大體一致。這裡面有一個如何解決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的問題,李嘉圖回答不上來,李嘉圖說這個現象是例外,不符合規律。一個例外就把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否定了,馬克思提出,現在整個市面上流行的就是平均利潤生產價格,不是價值。生產價格是價值的變形,這個問題后來才得到解決,但馬克思在這兒就發現了這一問題。馬克思沒有解決古典經濟學破產的兩個問題,但他發現了這兩個問題,這就為他以后解決這些問題打下了基礎。

《倫敦筆記》的第三階段包括18515月中旬到6月中旬寫的第11筆記本到第13筆記本,主要是進一步研究了雇佣勞動和資本的全面關系。馬克思本來打算記到第10筆記本就可以結束轉而寫自己的著作了。結果越研究越深,到了第11筆記本和第13筆記本的時候,研究工人階級全面的狀況,收集大量的原始積累材料,資本怎麼來的?原始積累,工人工會斗爭,爭取正常工作日的斗爭,10小時工作日法案,工人的居住條件,工人受教育的材料,等等。《資本論》當中很多史料就是這時候記載下來的。

《倫敦筆記》的第四個階段包括第12筆記本到第23筆記本。第12筆記本、第13筆記本研究的是農業問題,研究土地肥力遞減規律和農業問題,怎麼用科學方法耕種提高土地肥力。下一階段包括第14筆記本到第24筆記本,第14筆記本研究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生產方式,包括古羅馬社會、中世紀封建社會、殖民地和拉丁美洲各國、秘魯征服史、墨西哥征服史,還有印加人的歷史、亞細亞生產方式、印度的情況、非洲的奴隸貿易,等等。這就把馬克思的研究擴展到全世界,不隻研究資本主義本身,而且還研究資本主義殖民地是怎麼來的,原始積累問題,等等。第15筆記本研究的是科學技術問題。第16筆記本是馬克思對前幾個筆記本關於資本主義跟工人矛盾這些問題的研究的補充,研究補償金問題、商業和技術問題、工廠當中的犯罪、工傷事故、工人居住條件、統計材料、英格蘭銀行史,等等,就是更進一步的細節。

1718筆記本研究的是歐洲資本主義以前的歷史,西歐的封建社會、意大利、法國、中世紀的各種經濟制度、城市史、教會、風俗史、文化史、經濟史、戰爭關系等等。

19筆記本到第20筆記本包括文化通史、婦女史,馬克思試圖總結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史。第21筆記本和第23筆記本專門研究的是印度問題,1853年英國議會辯論東印度公司的條例,爭論得很激烈,馬克思抓住機會,在他這3本筆記本中詳細摘錄了英國在印度經營殖民地的歷史,還包括古印度史、現代印度史、印度的社會、殖民化的歷史、印度土地問題、租稅制度、生產力發展和生產關系的改善、改變、英國對印度的統治情況、東印度公司的演變,等等。第2123筆記本的這些內容反映在馬克思寫的關於論印度的著作中。現在MEGA2第3卷發表到馬克思的第14筆記本,后面還有10個筆記本沒發表。總之,從《倫敦筆記》可以看出,馬克思為寫《資本論》,收集和研究了多麼豐富的資料,為《資本論》打下了既廣且深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