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研究的若干思考

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前提和起點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的選擇與接受。因此，研究和總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源和經驗，首先要搞清楚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問題。^[1]

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研究中的兩個薄弱環節

作為一項重大課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涉及一系列問題，如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內外語境、具體路徑、基本內容，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帶給中國的影響等等。在關於這一課題的諸多問題中，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主體^[2]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到底經由哪些人的介紹和傳播，並最終為中國人所深知和廣泛接受，是我們深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研究理應深入思考的問題。應該說，這不是一個新鮮話題。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眾多高質量的研究成果相繼問世，初步厘清了這個問題。當然，研究中也存在不少薄弱環節，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就個體研究來說，對上層精英研究得多，對中下層人士研究得較少。 當前，大部分學者在描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主體及傳播內容的時候，都不約而同地將注意的焦點對准了少數精英及其經典，如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論述了李大釗、陳獨秀、李達、李漢俊、楊匏安、瞿秋白等個體人物與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問題。^[3]客觀地說，馬克思主義確實是主要經由這些精英開始在中國介紹、傳播的，其經典著述也確實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重要內容。

然而眾所周知，任何思想的廣泛傳播和任何思潮的形成，都必須經過一個由少數人到多數人參與的過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及中國化、大眾化、社會化的深入進行，並成為五四以后對中國社會產生深遠影響的社會思潮，單憑少數幾個精英的個體作用是不可能實現的，而必須通過眾多精英與中下層人士的合力作用方能實現。總結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歷史，也應堅持精英史觀與民眾史觀相結合，體現出中下層民眾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從根本上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具有普遍的科學真理性﹔加上其所“代表的是有史以來最進步的階級即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同時也代表了有史以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本身蘊含的“大眾性具有史無前例的深刻內容和廣闊空間”^[4]。作為一種先進的科學理論，馬克思主義在災難深重的近代中國，不僅為那些以天下為己任的上層精英和政治領袖所宣揚，而且吸引了為數眾多的普通知識分子和中下層民眾。

因此，無論是從“精英史觀和民眾史觀兩個都講全”^[5]的史學方法論要求來說，還是從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所具有的科學真理性和人民大眾性來說，深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研究，都需要我們加大對中下層人士的探討。關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既有研究過分突出少數精英及其經典的不足，有個事例很能說明問題。如有學者指出，在黨的“一大”召開前夕，武漢地區曾出版了一本署名田誠的《共產主義與知識階級》的小冊子。像這樣一篇“代表了當時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最高水平”的文章，在“國內有影響的中共創建史和‘傳播’史的專著中卻沒有它的蹤跡”。究其原因，“恐怕隻有一個，因田誠的身份目前人們還不了解，如果作者是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或者是蔡和森，那麼可以想象，該文將引起高度重視，成為中共創建史和‘傳播’史大寫特寫的內容”^[6]。應該說，這還是一個有名可查的案例，我們的傳播史研究就給出如此“禮遇”，至於那些為數眾多、無名可考的人物在傳播馬克思主義過程中的作用評價，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二，就群體研究來說，根據傳播者階級立場的不同進行研究得多，而根據其他屬性的不同進行研究得較少。 如有學者研究了資產階級改良派、革命派、無政府主義者等群體^[7]與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問題，也有學者從整體上考察了中國早期知識精英，包括清政府駐外人員，資產階級改良派、革命派，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選擇和傳播。^[8]階級分析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方法。從傳播者的階級立場出發，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主體劃分為若干群體進行研究，確實十分必要。為最大程度地反映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全貌，筆者認為，除階級立場外，我們還可以根據身份、職業的不同將傳播者劃分為若干群體，進而探討這些不同身份、職業群體在馬克思主義傳播中的特殊貢獻。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

首先，如前所述，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先進理論，不僅為那些代表不同階級利益和政治立場的領袖群體出於政治目的而進行傳播，而且已經成為近代中國眾多關心中國命運、探求救國救民真理的知識分子的普遍共識和選擇。馬克思主義傳播主體研究的職業群體視角，不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僅從傳播者階級立場不同研究馬克思主義傳播群體的不足，而且更能體現出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先進社會思潮對中國社會影響的深刻性。

其次，重要的是，從歷史上來看，這些不同的職業群體，由於身份和使命的特殊性，各自發生著與社會不同的聯系，其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確實在其所聯系和影響的對象群體中產生了重要作用。比如說，近代中國大、中、小學裡那些選擇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眾多教師對於青年學生了解、認識和形成馬克思主義信仰，從而走上革命道路，就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考察不同職業群體對馬克思主義傳播的獨特作用對於展現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全貌，無疑有著重要價值。

因此，回溯近代以來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的艱難歷程，感悟前賢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和努力，並對其作客觀的歷史梳理和學理分析，為當下中國探索馬克思主義的有效傳播，順利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提供有益借鑒，也就顯得十分必要了。

二、深化精英個體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研究

筆者認為，隻要是那些確確實實傳播了馬克思主義，並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各界人士，無論其成分、黨派歸屬，也不論其身份、地位如何，都應納入我們研究的視野，一方面厘清其傳播的內容，另一方面客觀評價其歷史作用。

首先，深化中共中層和基層黨員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研究。 眾所周知，五四運動后，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及受中國共產黨影響的進步知識分子逐漸成為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力軍。那麼，這些中共黨員是如何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他們究竟選擇和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的哪些內容？產生了何種影響？從現有研究成果來看，學界對此還基本上局限於南陳北李等少數中共高層領導人的研究上，而對於那些為數眾多的黨的中層、基層領導，特別是普通黨員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的研究，還十分薄弱。

比如說，1922年初入黨^[9]的董亦湘，曾擔任中共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國民運動委員會委員、中共上海商務印書館第一任黨支部書記。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期間，董亦湘積極從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工作。1922年他翻譯了考茨基的《倫理與唯物史觀》，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連載了20多期^[10]，1924年在上海大學夏令講學會發表了題為《唯物史觀》的演講，演講稿分3期刊登在《覺悟》上，1926年1月新文化書社出版了《倫理與唯物史觀》單行本，1927年3月教育研究社進行了再次出版。董亦湘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努力對當時中國的進步青年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陳雲對董亦湘的文章興趣極濃，不僅經常閱讀，而且一有機會，就與董亦湘探討文章中的一些問題，並流露了要參加他們活動的想法”。與此同時，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董亦湘發現和培養了許多黨的積極分子，先后發展惲雨棠、陳雲、張聞天、楊賢江、薛兆聖、徐新之、孫冶方、黃祥賓等加入中國共產黨，介紹當時在無錫師范讀書的管文蔚加入改組后的國民黨，引導他走上革命道路。

再如，1920年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蔣光赤，入黨前后也積極從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工作，發表了諸如《經濟形式與社會關系之變遷》、《無產階級革命與文化》、《唯物史觀對於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解釋》、《現代中國社會與革命文學》、《列寧年譜》等文章。此外，蔣光赤還翻譯了多篇列寧主義經典文獻，如斯大林的《列寧主義之民族問題的原理》、列寧的《民族與殖民地問題》以及《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議案》等。尤其值得強調的是，這一時期蔣光赤寫作了大量的革命文學作品，是我國較早以文學形式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先驅。如《十月革命紀念》、《勞工歌》、《莫斯科吟》、《臨列寧墓》、《十月革命的嬰兒》、《我們是些無產者》等。蔣光赤闡述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尤其是那些飽含革命激情的詩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進步青年加入到革命隊伍中來。建國后曾任國家出版總署圖書館副館長的孟超就曾將蔣光赤的作品比喻成“革命的暴風雨將要到來的時候，最初飛來的幾隻海燕，掠過了烏雲彌漫的太空，歌唱出斗爭的曲子”，“沖破黑暗，發出了號召的號角，鼓舞了來者”，並深情地回憶說，在沒認識蔣光赤之前，“我是早已被他的《新夢》等詩歌觸發了革命的熱情的，而且在當時不止我一個人受到他的激勵，不少的青年也因為他昂揚的歌唱而得到鼓舞，邁上了革命的第一步”。

事實上，這一時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基層黨員在數量上是非常多的，董亦湘、蔣光赤僅僅是其中的兩個代表，其他諸如袁振英、安體誠、熊得山、柯柏年、袁玉冰、王尚德，以及“號稱西北三大青年理論家”的席石生、劉天章和魏野疇等都曾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的大量內容。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有學者指出，1920年席石生撰寫了一篇《布爾塞維克主義論》，旗幟鮮明地宣傳介紹了馬列主義和俄國蘇維埃政權，凡1萬余字，連載在1920年11月2日至8日的《鼓昕日報》上。“盡管由於時代和研究條件的限制，席石生對有些問題還講得不夠全面、透徹，甚至有誤解，但在當時能寫出這種文章的人，不要說在偏僻荒涼的西北地區，就是在全國也屈指可數。”然而直到目前為止，深入研究這些“在全國也屈指可數”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的成果寥寥無幾，甚至於這些曾在全國各個地區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的姓名，對於多數專業研究者來說，還不十分熟悉。因此，加大對中國共產黨的中層和基層黨員在不同地區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是深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研究的一個重要努力方向。

其次，加大對黨外人士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研究。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先進的社會思潮，在20世紀的中國，不僅為中國共產黨人所青睞，也吸引了眾多關心民族命運的黨外人士。在五四運動前，至少有清政府派赴國外的一些外交人員、資產階級改良派、革命派以及一些無政府主義者介紹並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的部分內容。五四運動之后，仍有為數眾多的先進分子在中國繼續傳播馬克思主義。不管其立場、動機如何，也不論他們是否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真諦，僅從傳播馬克思主義這一客觀事實上來說，他們確實加深了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並在一定程度上可與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互為補充。令人遺憾的是，由於歷史、政治等各方面因素的困擾，學界關於黨外人士與馬克思主義傳播問題的研究一直無法打開局面，一方面專題研究較少，另一方面，深入探討的力作不多。因此，加大黨外人士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問題的研究，也就顯得十分必要而緊迫了。

一是加大對黨外人士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傳播內容的研究。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早期傳播為例，眾所周知，五四時期李大釗、楊匏安分別在北京和廣東較早並較為系統地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事實上這一時期除李大釗、楊匏安外，還有許多黨外人士也介紹了馬克思的經濟學說，鄺摩漢即為典型代表。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從1920年到1925年，鄺摩漢專門介紹馬克思經濟學說，特別是其剩余價值學說的文章就有6篇，它們是：《馬克斯剩余價值論》、《絕對的剩余價值研究》、《相對的剩余價值研究》、《絕對的相對剩余價值研究》、《各取所需與各取所值》、《馬克斯經濟學說》。此外，鄺摩漢還翻譯了日本著名社會主義者河上肇博士的《社會主義之進化》、列寧的《俄國現實經濟的地位》以及譯自《日本改造》的《階級斗爭與勞動組合之形勢變化》，發表了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解釋中國歷史和中國思想變遷的文章，如《唯物的中國史觀》、《用唯物史觀解釋中國各種思想之變遷》等。盡管有些解釋還十分粗略、不是很成熟，甚至有不少錯誤，但畢竟是中國人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觀察中國問題的較早嘗試。

鄺摩漢只是黨外人士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代表，這一時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黨外人士在數量上同樣也是非常多的。如張小曼就對當前的中共黨史和國民黨黨史中都很少涉及的“邊緣人物”張西曼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情況進行了考察。她指出，張西曼早在1918年就開始節譯《俄國共產黨黨綱》，1922年1月由廣州人民出版社印行3000冊，從1922年到1927年的6年間連續印了6版，共發行數萬冊。《俄國共產黨黨綱》中譯本在上世紀20年代的翻譯解決了當時《中國共產黨黨綱》不能公開出版的困難，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總之，黨外人士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同樣功不可沒，除鄺摩漢、張西曼外，到底還有多少黨外人士參與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背后還有哪些鮮為人知的故事，所有這些疑問都需要我們作進一步挖掘、梳理。

二是加大對黨外人士與馬克思主義傳播其他問題的研究。除在客觀上厘清黨外人士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的哪些內容外，還要從學理上解釋清楚為什麼這些黨外人士如此樂於傳播馬克思主義，卻沒有最終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甚至於有些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標兵”一度成為反共、反馬克思主義的“健將”，“戴季陶現象”該如何解釋，等等。我們都知道，戴季陶是五四時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最積極分子之一，其負責的《星期評論》從1919年6月到1920年6月一年的時間，刊登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就有50余篇，他本人也撰寫和翻譯過大量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並將自己的寓所漁陽裡6號提供給中共，成為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所在地。為什麼這樣一個“名聲頗大的社會主義宣傳家”在短短的5年之后，就成為“反共最早，決心最大，辦法最徹底”的人物？他是如何在馬克思主義、三民主義等各種主義中進行比較、選擇的，又是如何走上反馬克思主義之路的？這是我們深化黨外人士與馬克思主義傳播問題研究，始終不能回避而又必須在學理上予以解答的問題。

三、進一步深化民眾群體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研究

“人有個體和群體之分。個體既在自己所屬的群體中與大家一同起作用，又單獨起到別人不能起到的作用。群體作用是在相互協調的、相互支撐的、相互補充的過程中合力而成的。在歷史研究中，既要研究個體的獨特貢獻，又要研究群體的作用。”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也不例外，不僅要加大對精英個體與馬克思主義傳播內容與作用的研究，更要突出民眾群體在傳播馬克思主義中的合力作用。“正是有了社會各領域中不同群體默默無聞工作著，才形成群體作用，才推動社會向前發展。人們往往忽視這種群體作用，隻有到缺少時，才意識到這種作用是不可缺少的。”

那麼，到底有哪些群體參與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的哪些內容，不同群體間傳播的馬克思主義在內容上又有何差異，這些差異對於后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產生了何種影響等等，都需要我們作進一步思考。除根據傳播者階級立場的不同，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主體劃分為清政府駐外人員群體、資產階級改良派群體、無政府主義者群體、資產階級革命派群體，以及具有初步共產主義理想的知識分子（共產黨）群體等進行研究外，根據傳播者身份和職業的不同，以下6大群體也應引起學界的關注。

（一）來華外國人群體。 無論是考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最早傳入，還是探討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抑或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其早期活動，來華外國人都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群體。眾所周知，目前可以查到的在中文書刊中最早提到馬克思、恩格斯名字的幾段文字即出自一個名叫李提摩太的英國人翻譯的題為《大同學》的文章中。“其以百工領袖著名者，英人馬克思也”，“試稽近世學派，有講求安民新學之一派，如德國之馬客偲，主於資本者也。”“德國講求養民學者有名人焉，一曰馬克思，一曰恩格斯。”再如1921年前后，以維經斯基、馬林、尼克爾斯基等為代表的共產國際成員更是直接參與了“蘇式”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活動。除較早介紹馬克思的李提摩太，建黨時期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共產國際成員外，還有哪些外國人，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的哪些內容，他們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目的何在，這些外國人群體對馬克思主義的選擇、解讀與傳播給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產生了哪些影響等等，都需要我們作深入研究。

（二）海外華人華僑群體。 隨著近代以來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與世界的聯系日益加深。到20世紀初，約有六七百萬華人華僑分布在世界各地，如陳獨秀所言，“無論太陽走到何處，都照著中國人作工”。這些僑居世界各地的華人華僑同樣參與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如旅俄華工群體就曾向國內大量傳播了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勝利后，旅俄華工先后建立“旅俄華工聯合會”，創辦《華工》和《旅俄華工大同報》，積極從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活動。如《華工》周報就以宣傳共產主義思想為宗旨，“不僅在俄國，而且在中國，開展宣傳活動，並與工農政府攜手合作”。其編輯張玉川被稱為“中國鼓吹廣義派主義（即布爾什維克主義）之首領”。不但如此，“旅俄華工聯合會”還陸續派人回國宣傳十月革命。據資料記載：“近日由俄國返國的華工開始在中國居民甚至在軍隊中進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宣傳”。除東北地區外，在河北開灤煤礦等地也發現了華工傳播馬列主義活動的記錄。從既有的論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史及相關成果來看，內容上涉及海外華人華僑群體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活動情況及其作用的成果尚且不多，探討有哪些華人華僑群體參與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活動，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的哪些內容，各群體間傳播的馬克思主義有何差異等問題，也是深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研究的重要內容。

（三）中國留學生群體。1840年以來，每次目睹中國落后挨打的屈辱現實后都會產生一些有覺悟的先覺者。甲午的慘敗，再次發動了“潛藏在中國人心底裡的民族思想”，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走上了出國探尋救國救民真理的路，馬克思主義成為留學生們選擇和向國內傳播的重要內容。從20世紀初到五四時期，中國的海外留學生一直是向國內輸入馬克思主義的主力軍，他們從世界各地源源不斷地向國內輸入各式各樣的馬克思主義。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客觀進程來看，中國的留學生們至少從日本、西歐、美國、蘇俄等國家和地區向國內輸入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通過不同路徑傳播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都是經過不同語境場過濾后的馬克思主義，即被來源地的馬克思主義者解釋過了的馬克思主義，這必然會打上來源地的語境烙印，從而使傳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與原生態的馬克思主義存在一定的差異，加上留學生的個體因素，不同留學生群體選擇和傳播的馬克思主義的內容差別也是很大的。因此，探討留學生群體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不僅要深入研究留學生們從不同國家向中國傳播的馬克思主義的具體內容，更重要的是要從學理上探討不同語境（西歐、日本、美國、蘇俄等）下傳播的馬克思主義間的差別及其影響。與此同時，身居馬克思主義原產地的德國和英國的留學生群體為什麼沒有成為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力量，也是需要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

（四）教師群體。 一方面數以萬計的留學生回國后，教書成為他們選擇的最重要職業之一﹔另一方面，一般來說，相較於其他群體，傳道授業解惑的特殊使命，使得教師對於社會上出現和流行的新思想更為敏感，知識的擁有也使得他們有能力對新思想作出判斷。而那些對於馬克思主義表示認可和贊同的大、中、小學和職業學校的教師們，則成為在課堂裡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力量。“正是他們這個群體所起的傳播新思想的作用，才使他們的學生在后來的歷史時期中，或者直接參加革命，或者支持和同情革命，或者以新思想為指導在自己從事的職業中做出貢獻。無論何種情況，都能對社會發展起促進作用。”如陝北榆林中學和綏德第四師范學校的教師群體就對馬克思主義在陝北的傳播、陝西黨團組織的建立和革命骨干的教育培養做出了突出貢獻。魏野疇、李子洲、呼震東、王森然、朱橫秋等教師在榆林中學，大膽改革教學內容，選用《新青年》、《獨秀文選》、《向導》等刊物上的文章做教材，開設社會發展史等課程，為學生講授《馬克思主義淺說》、《共產黨宣言》等著作。結合教學，這些教師還領導學生成立學生自治會、“青年學社”等學生組織，創辦《榆中旬刊》、《塞聲》、《榆林之花》等刊物，明確地號召學生要“講民主，反封建﹔講科學，反迷信﹔宣傳新思想，反對舊思想”。李子洲、王復生、王懋廷、楊明軒、常漢三、田伯蔭、韓叔勛等教師在綏德四師，同樣“一方面教書，一方面給學生們宣傳馬列主義。王懋廷、李子洲並發展黨、團員，建立黨、團組織”。在魏野疇和其他革命教師的努力下，榆林中學和綏德四師成為馬克思主義在陝北傳播的陣地、共產黨和共青團的實際“黨校”，培養了包括劉志丹在內的一批進步的、信仰馬列主義的學生骨干。當然，這只是該時期教師群體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事例，其他如北京大學、上海大學、廣州大學等其他學校的教師群體參與馬克思主義傳播的生動案例還有許多。因此，加大對教師群體與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個案研究和整體考察是深化民眾群體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

（五）近代報人群體。 報刊雜志的繁榮是甲午戰爭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征。伴隨著報刊雜志等現代傳媒的崛起，中國逐漸形成了一個數量龐大的報人群體。而那些有著共同或相似治學旨趣、價值追求的知識分子往往會團結在一個或多個報刊周圍，形成報刊同人群體，通常被稱為“××派”，如《新青年》派、《建設》派等。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客觀歷史來看，這些以報刊為中心的報人群體在傳播馬克思主義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新青年》派、《建設》派自然不用說了，以《今日》派為例，據筆者統計，就目前所見到的10期《今日》發表的100余篇文章中，胡南湖、林可彝、鄺摩漢、熊得山等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就有50余篇，其中還包括多篇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重要著作譯文，如該刊第1卷第4號（馬克斯特號）發表了熊得山翻譯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評》，這是目前所見到的《哥達綱領批判》在我國發表的最早的中譯文。正如該刊所宣稱的那樣，《今日》是個“研究馬克思學說”的刊物，“差不多”每期都有關於馬克思學說的文章，而且每期除了文學方面的東西外，“差不多每篇文章”都是根據馬克思的學說而寫成的。《今日》派大量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事實，即使是那些對《今日》派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動機和作用持否定性評價的學者，也不得不承認“《今日》雜志從頭到尾，確實刊載了不少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當然，《今日》派只是五四時期眾多傳播馬克思主義報人群體中的一個，如時人所言，“近一年來談社會主義的雜志很多，雖其中也有短命的，但是都似乎有不談社會主義，則不足以稱新文化運動的出版物的氣概”。總之，近代中國報人群體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進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理應深化對這一群體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研究。

　　（六）軍隊政工群體。 隨著1924年國共合作的展開，尤其是黃埔軍校的創辦，如何在革命軍隊中傳播馬克思主義、擴大黨的影響成為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面臨的一項緊迫任務。軍事與政治並重、設立黨代表和政治部制度是革命軍區別於舊式軍隊的顯著特征，對“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採取兼收並蓄的方針”是黃埔辦學的鮮明特色。從黃埔軍校的創辦到國民軍的北伐，在列寧主義建軍原則的指引下和孫中山的支持下，中國共產黨逐漸在軍隊中形成了一支人數眾多的政工群體。如周恩來、熊雄、聶榮臻、惲代英、蕭楚女、於樹德、李求實等在黃埔軍校中從事政治工作。北伐開始后，除在南方革命軍中廣泛選派和培養大批共產黨員到國民軍中從事思想政治工作外，中共中央還“先后派到馮部國民軍的共產黨員有二百名之多。其中有：劉伯堅、宣俠父、陳延年、方廷楨、劉志丹、王一飛、鄧希賢等人”。據不完全統計，在北伐軍各軍擔負政治工作的共產黨員，到1926年12月已達到1500人左右。共產黨人實際上領導了北伐軍的全部政治工作。宣傳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這些政工人員的重要工作。比如在黃埔，除在課堂裡直接講授馬克思主義知識外，這些政工人員還廣泛組織社團、創辦刊物，形式多樣地宣傳馬克思主義。如政治教官蕭楚女“主持的《黃埔日刊》上的政治討論專欄，完全成了傳播無產階級思想的園地。蔣介石最頭痛的就是蕭楚女的文章。他拿著報紙對賀衷寒發火道：‘你們吹十天喇叭，也抵不過蕭楚女的一篇文章’”。因此，關於軍隊政工群體傳播馬克思主義內容與作用的研究也是深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重要內容。

當然，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考察群體的作用，“是很難的”。“它不僅要有大量資料為依據，而且要多角度、多層次進行分析，然后加以綜合。比如，該群體的整體心理狀態、該群體中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系、該群體的社會地位和任務、該群體一般的和突出的貢獻、該群體與其他群體之間的關系，等等，都需要仔細考察。”^[11]此外，不同個體在群體間的交叉也給研究民眾群體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增加了難度。因此，進一步深化民眾群體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研究，必須深入挖掘大量史料，在此基礎上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充分運用分析與綜合、歷史與邏輯的方法進行整體考察和客觀評價。

總之，無論是從思想傳播的艱巨性和馬克思主義的本身特性來說，還是從體現馬克思主義對近代中國影響的深刻性和努力反映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全貌來說，深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研究，都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原理，一方面加大對包括中國共產黨的中基層黨員和黨外人士在內的精英個體與馬克思主義傳播問題的研究，另一方面進一步深化包括來華外國人群體、海外華人華僑群體、中國留學生群體、近代報人群體、教師群體和軍隊政工群體等在內的民眾群體對馬克思主義傳播內容與作用的研究。在精英個體研究與民眾群體研究的良性互動中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課題推向深入。

注釋：

[2]在《現代漢語詞典》中，“主體”有三種含義：一是指事物的主要部分; 二是指有認識和實踐能力的人﹔三是指依法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自然人、法人或國家。參見《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1780頁。本文主要是在第二種意義上使用“主體”一詞，即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包括個體和群體）。

[3]呂明灼：《李大釗對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貢獻》，載《哲學研究》1983年第2期﹔葉尚志：《陳獨秀早期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及其特點》，載《安慶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宋鏡明：《李達同志在建黨時期對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貢獻》，載《武漢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田子渝：《李漢俊在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中的杰出貢獻》，載《甘肅理論學刊》2011年第4期﹔譚軍：《楊匏安對馬克思主義傳播的理論與實踐探析》，載《宜春學院學報》2010年第7期﹔胡為雄：《瞿秋白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載《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0年第6期，等等。

[4]陶德麟：《關於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問題》，載《紅旗文稿》2010年第2期。

[5]張靜如：《精英史觀和民眾史觀兩個都講全》，載《黨史研究與教學》2010年第4期。

[6]田子渝：《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研究的若干啟示》，載《湖北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

[7]孫景峰、孫全友主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9頁﹔陳明吾：《資產階級革命派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歷史作用》，載《湖北社會科學》2010年第8期﹔歐陽躍峰：《20世紀初革命派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載《安徽師范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辛亥革命前無政府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業余宣傳”》，載《安徽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等等。

[8]王剛：《論中國早期知識精英對馬克思主義的選擇性傳播》，載《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8期。

[9]倪興祥主編：《中國共產黨創建史辭典》“董亦湘”詞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45頁。另據張勤龍考証，董亦湘的入黨時間為1921年4月。參見張勤龍：《董亦湘入黨考証及出版紀念文集的意義》，載《上海革命史資料與研究》第6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34—438頁。

[10][德]考茨基：《倫理學與唯物史觀》，載上海《民國日報·覺悟》1922年10月1、2、3、5、6、8、9、10、13、15、16、17、19、20、22、23、24、26、27、29、30、31日，11月2、3、5日。

[11]張靜如：《個體的獨特作用和群體的合力作用》，載《黨史研究與教學》2008年第4期。

　　（作者簡介：王磊，南京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王躍，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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