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申府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的有益探索

作者:劉霞    發布時間:2013-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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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互相結合相互作用的過程。這個過程既是中國具體實踐接受馬克思主義指導的過程,也是在中國具體實踐基礎上推進馬克思主義不斷豐富和發展的過程。自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直伴隨著中國革命和建設始終,在這個過程中,張申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做出了重要貢獻。

張申府是中國20世紀前半葉赫赫有名的學者和政治活動的先驅。建國以前,張申府的身影幾乎活躍在中國近現代史的歷次社會變革中。[1] 作為政治活動的先驅,張申府無疑是中國最早具有馬克思主義信仰的知識分子之一,曾與陳獨秀、李大釗一起為黨的創立奔走,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並先后成為周恩來和朱德的入黨介紹人。他是新文化運動積極倡導者、是當時參與籌建黃埔軍校的任職最高的中共代表﹔他組織參加“一二·九”運動、發起成立“北平救國聯合會”、發起新啟蒙運動、成立中國民主同盟和為和平解放北平而奔走呼號。作為知名學者,張申府是中國的羅素研究專家﹔他首先獨辟蹊徑提出了中、西、馬“三流合一”的文化綜合創新思想﹔他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的看法見解獨到﹔他是新青年雜志編委,《每周評論》的創辦人之一。張申府不斷譯介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著作,比如:1932年翻譯《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1933年翻譯《馬克思致恩格斯》,1941年翻譯《論辯証法》等等,積極研究和傳播唯物辯証法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理論養料。不僅如此,張申府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出、論証、宣揚及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途徑的開拓,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張申府較早提出了“中國化”的有關問題

抗日戰爭時期,整個中華民族在民族淪亡的危急關頭,強烈要求樹立和增強民族自信,全國彌漫的是一種“中國化”的濃厚氛圍。可以說,“中國化”成為抗戰時期居於支配地位的社會思潮。[2]知識分子以其特有的敏感性和愛國熱情首先展開了一場“學術中國化”的討論。教育學、社會學和哲學等領域都有“中國化”思潮的興起。

作為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張申府很早就注意在中國傳播和宣傳馬克思主義。19329月,張申府為《大公報》編好了一個專輯,名為“世界思潮”,給全國讀者介紹西方最新和最精彩的哲學以及馬克思主義,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貢獻。19369月,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一群愛國知識分子(包括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中共北方局的領導和推動下,掀起了一場關於“文化救國”的大討論,以啟蒙大眾,同仇敵愾。在此背景下,張申府作為新啟蒙運動的發起人提出了“科學中國化”的問題。他強調在國家生死危亡的關頭,最關鍵的就是要重塑民族的自覺與自信,特別應該使科學中國化。[3]中國人當時依靠“全民抗戰”抵擋住了日軍的凌厲攻勢,激發了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而且,正如張申府所說“變敵人的后方為前線,不僅在軍事上,也應在文化上”[4],張申府在文章中屢次闡發這個觀點,他意識到必須把西方的科學真正適用於中國,中國才有希望。在這種背景下,張申府的言論促進了中國特色、弘揚民族傳統的“中國化”思潮的產生和發展。

隨后,艾思奇和陳伯達等也開始闡述“中國化”問題。20世紀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加劇侵華,國民政府日益加強文化專制主義政策,正是在這種外患內憂亡國滅種的催化下,中國知識界先進分子的民族和民主意識被喚醒了。新啟蒙運動的理論訴求,就是以馬克思主義通俗化、大眾化為基礎,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的有機結合,追求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在我黨早期的革命斗爭中,常常犯“左傾”和右傾的思想錯誤,尤其是三次大的“左傾”錯誤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巨大的危害,其根源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脫離了中國的實際,教條主義思想作祟。針對教條主義的問題,在19305月毛澤東就提出反對“本本主義”,並且一直與此做斗爭,這正與張申府、陳伯達等提出的“中國化”思想不謀而合。正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193810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正式而完整地向全黨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張。[5]

二、張申府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行論証與宣揚

毛澤東發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號召后,張申府迅速做出積極響應,對“中國化”問題進行了集中論述。張申府於1939210發表了《論中國化》一文,文章開頭就用很大篇幅引用了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中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字,並且在認為重要的文字下面特意加了著重點,緊接著很明確地表示自己完全贊同毛澤東的說法,並為之歡喜贊嘆,認為這是中國思想上的一大進步。同時,張申府強調新啟蒙運動要反對奴化,要加強科學的通俗化和學問的大眾化。提出新知識新思想首先要中國化、本土化。張申府認為實現我們民族的自覺和自信需要“中國化”。“如果啟蒙的藥用之於中國但不能使它適合病人的需要、不考慮病人吸收藥的能力,治病是不會有效的。”“解說社會的理論,用在中國上便也應該中國化。”“但令把用在中國的東西都斟酌著中國化,使它切合中國的國情。”張申府斷言,啟蒙運動要普及,國家要統一,必須以西方思想尤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目標。在文章末尾,張申府熱切“希望現在正在自覺地建立著的新中國一定更是如此的!”[6]張申府的文章為毛澤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論題進行了比較充分的論証與熱情宣揚。

19394月,張申府撰文《新啟蒙運動的再開展》,提出:“大眾教育應真深入於大眾。知識學問在通俗化與大眾化之前,更應中國化。”[7]他更加強調了知識中國化的重要性。1940年,張申府發表《論青年思想》,提出中國當前不但講外來的主義學說,特別是與社會有關系的,要使它產生實效,必須要中國化。為什麼呢?因為“有力量的主義學說思想理論必是活的,必是能夠在此時此地扎根生長的,必是能夠抓住此時此地的群眾的。換言之,也就是適於此時此地的實際需要的”[8]。他闡釋了理論必須掌握群眾、理論必須適應實際需要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19407月,張申府在《科學運動與新啟蒙運動》一文中進一步提出了理論具體化的重要性,認為:“具體化,現在不論在學問上,在生活中,都太要緊了。時來流行的所謂中國化,其實是不夠的,更不夠根本。根本怎樣?根本乃在具體化,否則必也隻一句空話而已。”這有助於使毛澤東提出的馬克思主義具體化的觀念進一步鞏固和深入人心。在1942年為《新華日報》創刊4周年所寫的紀念祝辭《新華,新華,我看著你生長,長大》中,張申府不僅繼續廣泛宣傳“中國化”,而且進而提出“具體化”的重要性。他強調大眾化要以中國化為前提,通俗化也要以中國化為前提,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因此具體化比中國化更根本。難能可貴的是,194311,張申府撰文《一九四三年應有與能有的文化》,適時指出了在抗戰勝利在望之時,在文化工作方面,特別要做的是深入與提高思想學術和開展、擴大國際文化交流。他認為“所謂的學術中國化,也不僅僅是通俗的問題,而且是深入高化,趨前發展的問題”[9],繼續深化了“中國化”的含義。因為張申府在國民黨統治區政學兩界頗有名望,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論証和贊揚,擴大了毛澤東這一主張的影響力。

1957427,張申府在《光明日報》發表了重頭文章《發揚五四的精神,放!》,繼續關注當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他再次強調要用自然科學的新成就和數理邏輯的新方法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提出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際和歷史的特殊條件緊密適當相結合的思想,值得稱道。[10]

直到晚年,張申府都堅決主張必須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踐有機結合起來,反對刻意走蘇聯的老路。19791217,張申府在接受美國學者舒衡哲的訪談中,把中國模仿蘇維埃思想和經濟發展方式比之為“一個不懂游泳而要涉水過河的人:‘除了溺死之外,沒有其他方法’”。由此可見,張申府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必須中國化的寶貴主張。

三、張申府哲學思想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開辟新徑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國、西方、馬克思主義三種文化、三大哲學流派激烈碰撞、論戰不斷、互不相容的時期。面對著中、西、馬三大文化哲學流派的紛爭,30年代至40年代,張申府另辟蹊徑,最先提出了中、西、馬“三流合一”的主張,從而建立起新的哲學本體論和新的科學方法論,開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新路徑。作為贊成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張申府、張岱年兄弟力主把邏輯主義分析哲學、中國哲學優秀傳統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三者合而為一,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進程中自成一家,獨樹一幟,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價值。“張對發展馬克思主義和現代哲學思想的貢獻,亦普遍受現代學者例如梁漱溟、錢鐘書、錢穆、馮友蘭、朱自清、周揚等許多人所認定。”

早在1926年,張申府就在《文明與文化》一文中提出,要正確對待西洋近代文明。他認為雖然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許多糟粕,是應該反對的,但並不表明西洋近代文明就完全正確,達到了文明的頂點,應全面吸收,其中仍然存在要反對的方面。一方面,我們不能囫圇吞棗地頌揚或維護西方文明,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完全反對和拒絕。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應該秉持一種革命的相對的態度。1934年,張申府進而認為辯証唯物和邏輯解析是現代世界的兩個主要潮流。二者不僅相同,而且互補。所以,這兩個主潮是可以合二為一的﹔合一乃兩益,合一乃合辯証之理。解析的辯証唯物論才是將來理想的世界哲學。19385月,張申府進一步論証了唯物辯証法思想,認為唯物辯証法教人腳踏實地、實事求是﹔教人全面地看問題,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教人善於順勢變革,不要固執己見﹔教人善於認識矛盾,利用矛盾。因此,唯物辯証法不但是普通哲學的方法,也是實踐的方法。它還適合指導與補充別的方法。現在當務之急就是恢復而光大唯物辯証法。張申府深刻闡述了唯物辯証法在認識論中的重要性。1942827,張申府在《新華日報》第15期發表《唯物論的重要》,重點駁斥了對唯物論的誤解和歪曲,從不同角度論証了唯物論的重要性。張申府指出,唯物論是方法,是實踐的,並且大大有助於實踐,是大有用處的方法,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效的思想武器。

1941年到1942年,張申府生活艱難,在窮居的日子裡,他思考社會人生哲學,寫過300則《家常話》,對文化辯証綜合的思想進行了具體而明確的闡述。張申府認為西方傳統最好的代表是羅素,中國傳統最好的代表是孔子,而開拓世界新方向的代表是列寧。他一直希望和相信,列寧、孔子、羅素能夠三者合一。隻有這樣,新中國哲學和新世界的學統才可以獲得。新世界中的新中國的新指標、新象征就是綜合了羅素、孔子、列寧的新體系。在中西文化觀上,張申府提出,西方現代最先進思想的代表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文化精華的代表是孔子,西方科學發展最新成就的代表是羅素。

張申府既不主張全盤西化,也不認同崇古復古的保守主義文化觀,而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西方的民主與科學思想和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全新的闡發,力圖形成凝聚民族精神、擺脫文化困境的新的文化觀。1948年,在《論紀念孔誕》一文中,張申府又一次著重論述了這個新文化觀。張申府認為仁是中國文化的最大貢獻,所以大力提倡“仁”的孔子代表中國的好的文化。因為科學是西方近代文化最大的貢獻,幾何與邏輯是西方古代文化最大的貢獻,所以集三個貢獻於一身的羅素則代表了西洋好的文化。辯証唯物論是未來世界文化的中心哲學和方法,其代表就是列寧。辯証唯物論雖然形成於近代的西方,但也是中國古代哲學與方法的真傳統。張申府堅持主張要合孔子、羅素、列寧三種思想為一體。其弟張岱年先生指出,在20世紀30年代,張申府在中國哲學界派別林立、四分五裂之時,勇於提出孔子、羅素、列寧三合一的主張是難能可貴的。

可以看出,張申府堅持以辯証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認為辯証唯物論是新文化的核心,同時在此基礎上吸收西洋文化中先進的科學法和中國文化的仁學。因此,在辯証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實現“孔子、羅素、列寧”三者思想的結合,主張博採眾長,吸收人類文化的優秀成果,“辯証綜合”地建設中國新文化,走一條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文化綜合創新之路。張申府關於文化辯証綜合的思想的創立和闡發,標志著他的思想摒棄了教條主義思想和排外思想,不僅超越了頑固保守的守舊派,也超越了當時包括“全盤西化”派在內的激進派。張申府文化辯証綜合的思想在客觀上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文化思想進行了大膽的嘗試和踐行,對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很大的啟示作用。

在中國新文化建設方面,張申府亦有獨到的見解。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張申府主張文化建設不能脫離本國的國情。他認為所謂的中國本位的含義是以中國為主,不是以中國文化為本位,就算要全盤西化,也要中國自己做主宰。19375月,張申府在《什麼是新啟蒙運動》一文中指出,五四時代的兩大口號,“打倒孔家店”與“德賽兩先生”應改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與“科學與民主”、“第一要自主”。這其中大有深意,體現了文化建設要和本國國情和歷史緊密結合的思想。在《五四紀念與新啟蒙運動》中,他再次強調文化綜合的觀點,指出新文化運動形成的文化,應是現有的各種文化的一種有機的或辯証的綜合,不應該完全照搬外來文化,而毀棄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更不應排斥西方文化,而死守中國文化。移植一種異文化,一定要適合本地的土壤,否則是不會生長的。因此,新文化不只是大眾的,還應帶些民族性。現今的中國需要民族的自覺與自信。我們切不能因為民族而忽略國際,也不能因國際而忽略民族。

綜上所述,鑒於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思想狀況,張申府的思想雖然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對中國傳統哲學的理解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而且他對許多思想並未進行更深入系統的研究論証以形成嚴密科學的理論體系。19816月,張申府在接受舒衡哲的訪談中,在回顧自己的學術成就時,“批評自己過於博雜,犯上古人所雲的雜而不純的毛病”。盡管如此,張申府的許多思想對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出、宣揚以及推動無疑都具有重要意義,其哲學思想尤其是文化辯証綜合思想在新時期仍然具有參考價值,對於我們當前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繼續推向前進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注釋:

[1] 參見李揚:《張申府:中共黃埔第一人》,載《中國社會導刊》2006年第3期。

[2]馮崇義是這樣給當時的“中國化”思潮下定義的:從學術角度說,當時的“中國化”思潮包含兩個層次:一是將西方的思想與學術進行改造,使之變為中國特有的形式,或者使之能夠適用於中國的特殊環境﹔一是發揚光大中國傳統的思想與學術,以便與西學抗衡。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中國化”思潮指的是當時彌漫於中國社會的那種熱切追求“中國特色”的心理傾向和思想共鳴。參見馮崇義:《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化思潮》,載《開放時代》1998年第2期。

[3]張申府指出:“應使科學成為中國的。不但要中國科學化,同時也要科學中國化。使中國對科學有其極特殊的貢獻,使科學在中國有其特殊的特色。”參見張申府:《什麼是新啟蒙運動》,上海生活書店1939年版第1791989頁。

[4]張申府:《什麼是新啟蒙運動》,第113頁。

[5]參見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地位》,載《解放周刊》第57期。

[6]以上引文均見張申府:《論中國化》,載《戰時文化》第2卷第2期。

[7]張申府:《新啟蒙運動的再開展》,載《戰時文化》第2卷第3(1939410)

[8]張申府:《論青年思想》,載《張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頁。

[9]張申府:《一九四三年應有與能有的文化》,載《張申府文集》第1卷,第460頁。

[10]參見張申府:《發揚五四的精神,放!》,載《張申府文集》第1卷,第727頁。

(作者簡介:劉 霞,北華航天工業學院副教授,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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