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的風險思想及其時代價值

北京時間2011年3月11日由大地震引發的日本核危機給某些忽視風險問題的人當頭一棒。核危機由核風險轉化而來，正是由於日本政府忽視了發展核電工業背后的核風險，才導致了危機的發生。由於風險問題的重要性，《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共提及“風險”一詞12次，並指出：“要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脹預期的關系，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增強針對性和靈活性，提高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預見性，防范各類潛在風險，避免經濟大的起落^”﹝1﹞。目前，馬克思主義風險思想研究主要有三個視角：

一是風險社會的馬克思主義審視。庄友剛認為，從馬克思主義的視野批判和審視當代風險社會，一方面要立足於實踐存在論，形成對風險社會深層理論的把握，另一方面應指向對全球資本關系的批判^﹝2﹞。二是中國具體風險問題的應對。辛向陽認為，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面臨著一些風險，如自然災害和疫情風險、社會群體事件風險、邪教事件風險、國家統一風險。要化解這些風險，必須科學認識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不斷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3﹞。三是研究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風險觀。如陶玉泉認為，樹立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風險觀，必須探索和遵循社會發展規律，深刻認識風險存在的客觀性，借鑒各國學者“風險社會”研究的有益成果，繼續深化當代中國風險研究^﹝4﹞。

由研究現狀可知，目前學界對馬克思主義風險思想的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尤其缺乏風險范疇的馬克思主義文本解讀。因此，本文以《資本論》及其手稿為根據，結合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風險防范問題，對馬克思主義風險思想的經典論述作若干探討，以期推進該領域的研究。

一、“風險”成為時代課題

（一）風險問題的實踐突顯

“風險”受到人們重視，主要歸功於烏爾裡希·貝克及其《風險社會》一書，他認為：“風險可以被界定為系統地處理現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險和不安全感的方式”^﹝5﹞。在西方學者看來，風險意味著一種不確定性，或是未來可能遭遇的危險。由於市場經濟模式的全球擴張，“風險”已成為一個世界性問題，當今時代的每一個人或是每一個群體，都難以逃脫“風險”的追逐。在貝克之后，斯科特·拉什提出了一種“更有效的社會批判的解讀風險的方法”，那就是“風險文化”。他認為，傳統的社會文化以功利性利益為標准，對個體成員作出了一種決定性、制度化、標准化和規則制約性的等級排序。而與之相對，“風險文化”並沒有假定一種決定性的秩序，而是假定了一種反思性和非決定性的無序狀態，它存在於“非制度”和“反制度”的社會相互作用當中^﹝6﹞。

“風險”擴張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因而它不僅存在於資本主義國家，也存在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式當中。就當代中國而言，高速發展的經濟現象背后，潛伏著的正是難以預知的經濟風險。近年來，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持續走高，以2010年11月11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10月份統計數據為例，CPI創出25個月以來的新高：同比上漲4.4%，漲幅比9月份擴大0.8個百分點﹔環比上漲0.7%，漲幅比9月份擴大了0.1個百分點。在新漲價因素中，最主要的是食品類價格和居住類價格，食品類價格上漲10.1%，為CPI貢獻了74%，居住類價格上漲4.9%，為CPI貢獻了16.6%^﹝7﹞。與CPI類似，人民幣升值、環境污染、特大安全事故等風險因素也潛藏在社會發展的步伐當中。正因為這樣，《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對風險問題才有著高度的重視。

（二）風險問題亟需理論解答

風險是潛在的危機，危機是實現了的風險。因此，必須對當前的各種風險問題採取防范措施，遏制其深化和蔓延。關於風險的防范問題，盡管西方學界已有研究，但放在中國社會的現實語境中，西方的研究至少存在兩點不足：一方面，從哲學基礎來說，西方理論不是建立在唯物史觀之上，因而某些觀點有失偏頗。例如，美國學者戴維·施韋卡特在《反對資本主義》中就描述了西方學界分析風險問題的一個觀點：“如果‘貢獻’和‘犧牲’都不能作為資本家收入的正當理由，那麼，風險呢？一般認為，風險或許是所有理由中最普遍認可的。資本家把他的錢拿去冒險，他當然應該得到獎勵”^﹝8﹞。對於這種觀點，馬克思早已借工人之口進行了批駁：“得了!如果我不用你的棉花和紗錠紡紗，棉花就會爛掉，紗錠就會生鏽”^﹝9﹞335。的確，所謂“風險費”仍然是由工人勞動創造出來的價值，理應歸工人所有，如果資本家要強行佔有這一價值，那麼工人也可以向資本家索要保存不變資本的價值。另一方面，從社會實踐來說，中國的國情與西方畢竟存在眾多差異，在防范風險時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論顯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特別是《資本論》及其手稿為根據研究馬克思主義風險思想，並同中國具體情況有機結合，才能有效指導當代中國的風險防范問題。

具體而言，應著重解決兩個問題：

第一，風險的當代根源是什麼？要解決一個實踐問題，首先應尋找導致這一問題的真正誘因。這種誘因往往不是一個而是多個，因而我們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找到誘發風險的本質根源。

第二，應當如何防范風險？在找准風險問題的本質誘因之后，應當立即採取一系列針對性措施，從根源上防范風險，從而避免各種危機的發生。

二、馬克思主義風險概念

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以“資本”為視角，探討了資本主義生產中的風險問題。在這裡，風險是指資本在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危險。由此，根據發生風險的不同環節，可將其劃分為生產風險和流通風險兩類。

其一，生產風險。商品的生產過程有可能經歷設備損壞、人員傷亡、罷工等導致進程中斷的危險。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第一稿《第二冊資本的流通過程》中對此進行了闡釋，他以括號的形式將生產資料可能遭遇的危險注釋為生產風險：“必須建立准備金以防現有生產資料遭到危險、意外等情況（生產風險），生產資料不能自己補償自己，而必須由追加的生產來補償”^﹝10﹞503。在他看來，防范生產風險的准備金由剩余生產及其產品提供，並且這筆費用的數量相當龐大。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採用了巨大的自然力，並將其建立在與世界市場的聯系基礎上，從而導致現有資本覆滅的危險性大大增加。由此可見，生產風險不單單是經濟領域的問題，在情況惡化的時候，它還會導致社會風險。從今天的視角來看，像核泄漏風險這樣的核電生產風險，它影響的就不僅僅是經濟領域，而且是整個社會的安全。由日本核泄漏風險轉化而來的核泄漏危機就已經轉化成為了對世界造成一定影響的社會危機。

其二，流通風險。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資本章第二篇“資本的流通過程”中把流通風險定義為資本不能通過各個流通階段或停滯在其中某一階段的危險，他說：“經濟學家們認為在決定利潤方面起作用的風險，——這種風險顯然在決定剩余收益方面不起任何作用，因為剩余價值的創造，不會由於資本在實現這種剩余價值時遇到風險而有所增加和成為可能，——就是資本不能通過各個流通階段或停滯在其中某一階段的那種危險”^﹝11﹞。在這裡，如果流通過程中斷或停滯，資本就有貶值的風險，因為在這些風險中原有的價值本身可能會喪失。為了補償資本在流通過程中遇到的貶值風險，資本本身要給自己支付平均的保險費。對資本來說，這些保險費是剩余生產所獲得的一部分剩余收益。但是，在貶值得不到補償的時候，風險就要轉化為危機了，防范流通風險對於資本家的重要性也在於此。

三、馬克思主義風險思想的基本內容

（一）資本在形態轉化中會遭受風險

在馬克思的視野中，“風險”主要是經濟風險，體現於《資本論》及其手稿的相關論述當中。馬克思認為，資本風險源於物質生產，它是物質生產所固有的屬性。他一方面強調在任何社會形式的生產中都存在風險，另一方面又以資本主義生產作為典型展開分析。

產業資本的運動可劃分為購買、生產和售賣三個階段，即首先用貨幣在市場上購買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然后用買來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進行商品生產，最后回到市場把商品出售出去。在此過程中，隨著資本運動由一個階段轉化為另外一個階段，它的形態也同時發生著轉變，其間會遇到不同的風險，隻有順利度過這些風險，資本才能實現價值增值。資本一旦停止了這樣的運動，它的生命也就終結了。馬克思以其中的兩個“轉化”環節為重點論述了風險的生成：

其一，資本在由貨幣轉化為生產條件時會遭受風險。馬克思說：“資本在由貨幣轉化為生產條件並從處於靜止狀態中的資本的形式轉入生產過程時，會遭受生產過程的風險，遭受自己的失敗，——這是任何生產過程都會遭受的風險，而不管這個過程具有何種社會形式”^﹝10﹞305。換句話說，無論是自然經濟、商品經濟，還是計劃經濟，都存在生產過程的風險﹔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中，這種風險尤為突出。日本核危機就是由於在生產核電的過程中沒有及時排除核風險，從而最終導致了災難性的核泄漏。

其二，商品轉化為貨幣，也會遭遇風險。馬克思說：“它現在要遭受商品第二次轉化為貨幣的風險，遭受包含在商品使用價值中的價值轉化為這同一價值的貨幣形式的風險，這是任何商品生產都會遭受的風險，而不管它是不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這種任何商品生產所固有的風險，——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任何生產所固有的風險”^﹝10﹞305。簡言之，無論是在原始社會末期、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還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隻要這個社會存在商品生產，它就存在著流通過程的風險。

（二）金融投機的意圖是以最小風險換取最大利潤

在馬克思的時代，金融投機盡管還處於萌芽階段，但它的某些屬性已初見端倪，具有代表性的莫過於以最小風險換取最大利潤的投機意圖。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分析“生息資本”時曾描述過早期信用銀行的狀況，他說：“該銀行以寄托的商品為擔保，把商品價值的四分之三以匯票形式貸給產業家和商人”，為了讓這種匯票便於流通，每個營業部門都有一些人結成公司，每一個持有這種匯票的人都可以很容易地從公司換取商品，如同用現金支付一樣，“這個銀行的營業並不興隆。機構太復雜，商品跌價時風險太大”^﹝12﹞683。

在1857－1858年經濟危機爆發之后，馬克思寫了一系列文章分析此次經濟危機，其中包括分析當時著名的法國股份銀行“Crédit Mobilier”的若干篇論文，該銀行的投機行為極大地加劇了金融風險。此時的馬克思，已經對金融投機有了一定認識，在他看來，金融投機的意圖就是“用最小的風險換取最大的利潤”。馬克思說：“我們從伊薩克·貝列拉那裡聽說，Crédit Mobilier的秘密之一就是這樣一個原則：增加自己的業務和減少自己的風險，辦法是參與各種各樣的企業和盡快地退出這些企業”。但是，就其本質而言，這種做法也就是“廣泛地收買股票，用它們進行大量的投機活動，在賺取貼水以后，盡快地把這些股票拋售出去”。這樣，“一切工業活動隻應當是証券投機活動的借口”^﹝13﹞36。在這裡，Crédit Mobilier為了自身的利潤，不顧加劇金融風險的后果，將“工業活動”作為借口，進行了大量的投機活動。此后，馬克思在分析Crédit Mobilier的債券時說：“鐵路本票至少有比它大一倍的資本擔保，而Crédit Mobilier的債券隻有票面額同它相等的資本擔保，但是每逢証券交易所的行市下降時，這種資本也必定縮小。由此看來，這些債券的持有者要分擔股東的全部風險，卻不能分享他們的利潤”^﹝13﹞39。在此處，Crédit Mobilier以犧牲“債券持有者”利潤的方式謀取私利，充分暴露了金融投機的消極影響。

此外，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論述了另一種金融投機方式——公債，他在闡釋“原始積累”時說：“公債成了原始積累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它象揮動魔杖一樣，使不生產的貨幣具有了生殖力，這樣就使它轉化為資本，而又用不著承擔投資於工業，甚至投資於高利貸時所不可避免的勞苦和風險”^﹝14﹞823。國家債權人實際上並沒有付出什麼，因為他們貸出的金額變成了容易轉讓的公債券，這些公債券在他們手裡所起的作用與等量現金完全一樣。於是，社會中就出現了有閑的食利者階級，他們通過充當政府與國民之間的中介人而大發橫財。

同時，貸放資本也是重要的金融投機手段。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分析“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時認為，土地所有者沒有對土地改良做一點事情，他還把租地農民通過勞動投入土地的小額資本剝奪回去，“這和高利貸者在類似情況下的做法完全一樣。不過，高利貸者在這樣做的時候，至少要用他自己的資本來冒一點風險”^{﹝12﹞705－706}。之后，他在分析“各種收入及其源泉”時認為，生息資本可以得到一些道義上寬慰自己的理由，比如，“貸放資本要冒風險和作出犧牲”^﹝12﹞938。

（三）風險落到資本家頭上，隻因為他篡奪了生產資料所有權

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分析了風險的承擔主體問題，他認為，資本家是風險的承擔主體，但是，風險並不是天然地由資本家來承擔，風險落到資本家頭上，隻因為他篡奪了生產資料所有權。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草稿《第六章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中認為：“舊價值的保存，即不變部分的價值的保存，這種保存取決於……生產過程不被破壞，不被中斷，在由勞動過程及其物質條件的性質所決定的時間（期間）內實際地不斷提供產品”，這部分取決於伴隨資本主義生產出現的勞動連續性，但“部分地也取決於外部的、不能控制的偶然情況。就這一點而言，加入生產過程的價值會隨著每一生產過程而遇到風險，但是（1）這些價值在生產過程之外也會遭受風險，（2）這種風險不僅資本的生產過程有，而且每一種生產過程都有”，資本家隻要進行商品生產，就會遇到這樣的風險。誠然，風險不是資本家的專利，“用自己所有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的直接生產者，也會受到同樣的風險”，“這並不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所特有的東西”。但是，“如果說在資本主義生產中這種風險落到資本家頭上，那只是因為他篡奪了生產資料所有權”^{﹝10﹞44－45}。由此可見，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生產資料歸資本家所有造成了資本家必須承擔風險。我們由此可以推論，資本風險的承擔者就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資料所有制對於風險防范具有重大影響。

有人疑惑：既然資本家在經濟活動中要冒風險，那麼作為其對立物的工人是否也要承擔一部分風險呢？在馬克思那裡，回答是否定的，他說，風險“在這裡實質上表現為資本的風險，因而表現為資本家的風險，因為工人自己的產品（及生產條件）作為資本和他相對立，從而工人所遭遇的偶然性必定表現為與他相異化的財產的偶然性，而且隻表現為與他相異化的並不以他為轉移的運動”^﹝10﹞305。換句話說，工人所冒的風險並不以工人為轉移，工人在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是作為資本出現的，因而他們所冒的風險仍然是資本的風險。

那麼，資本為什麼一定要冒風險呢？這是由資本追逐利潤的本性決定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分析貨幣如何轉化為資本時說：“很清楚，假如G—W—G這個流通過程只是兜個圈子，是同樣大的貨幣價值相交換，比如說，100鎊和100鎊交換，那末這個流通過程就是荒唐的、毫無內容的了。貨幣貯藏者的辦法倒是無比地簡單，無比地牢靠，他把100鎊貯藏起來，不讓它去冒流通中的風險”^{﹝14﹞168－169}。在這裡，馬克思探尋到了G—W—G和W—G—W這兩種循環公式在形式上和內容上的區別。資本家不是單純的“貨幣貯藏者”，而是將追逐利潤作為自己的目的。他用100鎊買來的棉花可能賣得110鎊，也可能賣得100鎊，甚至只是50鎊。在這種“獨特和新奇的運動”中存在著相當的不確定性，既有利潤的誘惑，也有虧損的風險。

（四）資本通過聯合來使自己免遭風險

既然風險來自“資本形態轉化”和“金融投機”兩個方面，並且資本家是風險的承擔主體，那麼在資本主義社會，風險是如何防范的呢？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草稿中分析“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時說：“資本通過聯合來使自己免遭風險”^﹝10﹞45。對單個資本家而言，經濟風險對資本運動可能造成毀滅性打擊，對此，他們的對策是將資本聯合起來，通過風險的分擔使其平均化。這種資本聯合的具體形式有兩種：“加價”和“保險”。

一方面，“加價”使得資本在冒較大風險時得到較大的補償。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分析“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時認為：“每個特殊資本都隻作為總資本的一部分，每個資本家事實上都作為總企業的一個股東，按照各自資本股份的大小比例來分享總利潤”。於是，“那些要冒較大風險的投資，例如航運業的投資”，“會用加價的辦法來得到補償”^﹝12﹞233。由於特殊資本是總資本的一部分，利潤成為平均利潤，因而如果一種特殊資本所冒的風險較大，它也能夠以加價的方式得到利潤的補償。

另一方面，“保險”是資本聯合的成熟形式，它使得經濟風險平均地分配到每一個特殊資本上。馬克思說：“一旦資本主義生產和與之相連的保險事業發展起來，風險對一切生產部門來說實際上都一樣了﹔風險較大的部門要支付較高的保險費，但會從它們的商品的價格中得到補償”^{﹝12﹞233－234}。馬克思在考察拉姆賽的經濟思想時就曾指出，企業主利潤的第三部分是“超額利潤”，這種“超額利潤”實際上包含著風險費，這種風險只是可能的，只是利潤和資本的可能的損失，具體表現為保險費，它成為特定部門的一定資本在總剩余價值中所取得的份額。馬克思進一步分析了“保險費”的實質：“柯貝特（以及拉姆賽本人）說過，補償風險的保險費，只是把資本家的損失平均分攤，或者說，更普遍地在整個資本家階級中分攤”。但在這種平均分攤的損失當中，“必須扣除保險公司的利潤，即扣除投在保險事業中並擔負這種平均分攤職能的資本的利潤。這些保險公司以和商業資本家或貨幣資本家同樣的方式取得一部分剩余價值，而不直接參加剩余價值的生產”。馬克思認為這是一個如何在不同種類的資本家中間分配剩余價值，以及由此對單個資本進行扣除的問題。它既同剩余價值的性質無關，也同剩余價值量無關。“工人當然不可能提供比他的剩余勞動更多的東西。他不可能再另外付給資本家一筆錢，為資本家佔有這種剩余勞動的果實保險”。因此，即便不談資本主義生產，生產者在這方面也會有一定的支出，這就是說，“他們必須支出自己的一部分勞動或者說一部分勞動產品，以防自己的產品、財富或財富的要素遇到意外等等”。專門的保險業替代了每個資本家的自行保險，它用總資本的一定部分來專門擔負這項業務，這樣“更可靠、更便宜”。這種專門的保險業的一大特點是“保險費以一部分剩余價值支付﹔剩余價值在資本家之間的分配和剩余價值的保險，跟剩余價值的來源和數量無關”^{﹝9﹞393－394}。總之，在馬克思看來，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之后，資本可以通過保險業來實現聯合，從而建立各個資本家共擔風險的長效機制。

四、馬克思主義風險思想的時代價值

（一）馬克思主義風險思想為探尋風險根源提供了基本思路

從《資本論》及其手稿來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中蘊涵了豐富的風險思想，這為我們探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風險根源提供了價值不菲的思想寶藏。第一，從資本形態的轉化過程入手探尋風險根源。馬克思認為，資本形態在其轉化過程中會遭受風險，這種風險並不局限於馬克思所著重探討的兩個轉化過程，而是貫穿於產業資本運動的購買、生產、售賣的整個循環當中。在當代，盡管經濟運行的復雜程度已經大大高於馬克思的時代，但是《資本論》中的兩個“轉化”仍然存在，並且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基礎條件。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探尋風險的根源，必須以兩個“轉化”為切入點，透過資本的復雜運行模式洞察其初始狀況，從而還原引發風險的各種必要條件，為防范風險提供依據。

第二，從金融投機的本質屬性入手探尋風險根源。在馬克思的時代，金融投機剛剛起步，其屬性尚未完全顯露。在有限的金融投機活動中，馬克思觀察到金融投機的重要意圖是以最小風險換取最大利潤。這提示我們，在金融獨立性已經充分顯現的當代社會，應當透過紛繁復雜的金融現象，分析金融投資的本質屬性，從而定位市場經濟的風險根源，防范國際金融危機的侵入。

（二）馬克思主義風險思想為防范風險提供了基本方法

馬克思在思考風險防范問題時，主要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視角，在這種經濟模式中，資本通過聯合來使自己免遭風險。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構建風險防范措施時，我們至少應注意兩點：

首先，必須辯証地看待資本通過聯合來防范風險的措施。盡管馬克思詳盡描繪了資本聯合抵御風險的圖景，但是他並沒有因此對這一防范措施完全認同。一方面，馬克思曾提及風險平均化的例外情況：“在生產和出售之間的間歇期間，或商品的貨幣形式和商品重新轉化為生產要素之間的間歇期間對商品產生影響的這種風險，不可能進入流通費用，即進入在產品價格上得到補償的流通費用”。因此，“由一切生產領域所固有的這種價值變化而造成的平均風險，不可能給予任何特殊生產領域以補償的權利”^﹝15﹞453。在馬克思看來，生產與出售、貨幣資本與其轉化為生產資本之間的間歇期所導致的風險，由於無法進入流通領域，因而無法在商品價格上得到補償，所以風險平均化對此是無效的。另一方面，分擔風險並不等於風險不存在。馬克思說：“說虧損由於靠大家分擔，就不再存在，這是愚蠢的，這正象說，由於可變資本對不變資本的比例減少，或由於固定資本的周轉延長，或由於某幾種流動資本的回流變得緩慢，或由於某些對不同生產領域的利潤平均化起調節作用的情況——不測事故，不同領域中的大小虧損風險，都可算入這些起調節作用的情況——利潤減少了，可是這種減少卻不會使資本總利潤由於上述情況而減少”^{﹝15﹞444－445}。他認為，由於總風險存在，所以單個風險即使由於平攤而變小了，但是仍然存在﹔並且，如果總風險在一定條件下大大增加的話，單個風險也會隨之大大增加，這時，也就是資本主義整體性危機的前夜了。

其次，在防范風險時必須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長處。毫無疑問，市場經濟是現代社會最具活力的經濟，但是，市場不是萬能的，它就像一把“雙刃劍”，完全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催化劑。與此不同，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實現了制度與體制的有機統一，制度為體制的有效運行提供基礎性保障，而體制則把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激發出來，從而鞏固了社會主義制度。我們就是要運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對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各種優勢和長處，構建中國特色的風險防范體系，從而超越資本主義以資本聯合為主體的風險防范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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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作者單位：莫凡，中共中央編譯局馬克思主義研究部﹔譚愛國，桂林旅游高等專科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