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重新研究“巴黎手稿”的一個路線圖

作者:聶錦芳    發布時間:2013-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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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和《資本論》手稿寫作的時間長達40余年,而其旅居“巴黎時期”(從184310月到18451月)的著述是在這一漫長的思想之旅中豎立的第一塊界碑。根據寫作方式的不同、思想表述的差異,可以將這些著述分為兩類:一類是馬克思對同時代人以及前人政治經濟學著作的摘錄和抄寫,其中沒有他個人觀點的詳盡闡發,隻有寥寥數語評論或批注,我們稱之為“巴黎筆記”﹔另一類是大量的正面闡述和思想論証,或者即便由他人的議題引發,但馬克思個人的議論卻佔了相當大的篇幅,我們稱之為“巴黎手稿”。根據上述劃分,“巴黎手稿”應該包括通常被稱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三個筆記本”和《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簡稱《穆勒評注》)。這與多年來學界流行的或者把《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同於“巴黎手稿”,或者把《穆勒評注》歸入“巴黎筆記”的做法是有差別的。我認為,厘清上述關系,將有助於我們更加客觀地把握當時剛剛由對“副本”的批判轉向對“正本”的批判的馬克思的原始思想狀況、進展和走向。

當然,上述說法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無視過去研究所取得的成就﹔然而,同樣應該指出的是,1932年由於《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首次發表所引發的把馬克思思想單純做“人本主義化”的解釋進而形成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1983年馬克思誕辰100周年之際在中國出現的“異化和人道主義”論爭等重大理論事件,現在看來是具有雙重的效應的:一方面它們確實吸引了更多的論者關注這一文本,從而擴大了它的社會影響﹔但另一方面,由於過於功利的“現實”考量,再加上原始文獻資料的欠缺,使當時對馬克思復雜思想的理解在全面性、客觀性等方面又不同程度地打了折扣,很多地方有待完善和提高,從“文本學”角度考慮甚至仍有一些工作尚未展開。因此,重新把“巴黎手稿”作為一個文本個案進行深度研究,仍是非常必要的﹔這裡隻對這項工作做一個簡單的勾勒。

一、文獻疏証

要全面而客觀地解讀“巴黎手稿”,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弄清楚馬克思當時理論活動的實際情形和這一文本寫作的原始狀況,這至少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1.“巴黎時期”馬克思的著述和活動情況

“到巴黎去,到這座古老的哲學大學去吧……到新世界的新首府去吧!”這是18439月馬克思在給朋友的信中所發出的呼吁,其實也是他自己的期盼和計劃。果然,一個月之后他就到了巴黎。與原屬同一陣營的青年黑格爾派的成員試圖在觀念領域尋求社會變革的思辨方式不同,馬克思已經轉向了對“市民社會”的現實觀照。但由於近代以來資本世界的復雜性,他這時實際上並不知道從何著手來理解社會、尋找出路﹔與恩格斯那樣進入工廠、實際了解“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途徑也不同,他是從研讀政治經濟學著述開始的。從184310月起,馬克思先后仔細閱讀了布阿吉爾貝爾的《德國詳情,它的財富減少的原因和補救辦法之無效。論財富、金錢和租稅的性質。論自然、文化、商業和谷物之利益》、麥克庫洛赫的《論政治經濟學的產生、成就、個別問題和意義》、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讓·巴蒂斯特·薩伊的《政治經濟學概論》、舒耳茨的《生產的運動》、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大綱》、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弗雷德裡克·斯卡爾培克的《社會財富的理論》、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等15位作者的19部經濟學著作,寫下了他關於政治經濟學的第一批筆記。

當然,這期間馬克思閱讀和思考的范圍並不僅僅局限於政治經濟學,實際上更為寬泛。當時除德文以外他已經掌握了法文,於是他閱讀了孔西得朗、列魯、蒲魯東、卡貝、德薩米、邦納羅蒂、傅立葉、勞蒂埃爾、維爾加爾德爾和其他作者的法文著作。此外,他還通過德譯本或法譯本來利用英國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例如,對於歐文的作品,他就是通過法譯本和論述歐文觀點的法國作家的著作來了解的。對這些社會主義文獻的研讀,再加上有零星機會接觸現實的工人運動,促使馬克思產生了一個“編纂一套社會主義史的資料匯編,或者勿寧說是一部用史料編成的社會主義史”的計劃。這是他在巴黎時期第二方面的工作。

在觀察現實和研讀他人著述的基礎上,馬克思逐步產生了表述自己獨立觀點的想法。這特別體現在原來大段摘錄他人著述的筆記本上,評論性的意見漸趨增多,到后來甚至發展為其個人思想的長篇闡釋、系統論証和發揮。這樣,馬克思就形成了寫作2卷本《政治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計劃。《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就是馬克思曾經打算撰寫的這部書的草稿,當然這一計劃后來沒有完成。

上述梳理告訴我們,研究巴黎時期馬克思的思想必須考慮到當時的各種情況及馬克思著述的總體情形,如果隻把《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從眾多材料中單獨擷取出來,進而對其內容進行抽象地解讀和發揮,是不可能完整地把握馬克思當時的理論視域和思想變遷的,由此所進行概括和評論也必然是有片面性的。

2.“巴黎筆記”與“巴黎手稿”的關系

“巴黎筆記”與“巴黎手稿”是穿插寫作的。當時馬克思思考的議題很多來自他閱讀的書籍和文獻,隻有把這些書籍和文獻中所涉及到的思想作通盤的考察,才能厘清馬克思當時思想的實際狀況,從而避免“解釋缺失”或“過度詮釋”。通常以《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稱謂其中的“三個筆記本”,其實這是在1932年編入MEGA11部分第3卷時編者為了命名方便而加上的。所謂“經濟學”、“哲學”的提法實際上割裂了馬克思當時理論活動的整體狀況。在馬克思的研究活動中事實上是沒有我們后來習慣了的、作為現代學科分類的諸如“經濟學”或“哲學”等的分野的。第一個筆記本中所論述的“工資”、“資本的利潤”和“地租”,是經濟學議題嗎?其實馬克思把它們看作是當時的工人、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個階層不同的收入形式,由此映現出他們懸殊的社會境遇,並以此來透視當時森嚴的等級結構、相互關系及其未來命運,這分明是哲學和社會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尤其是固守於馬克思巴黎時期研究的所謂“經濟學”領域,而把它們與他當時正在為甄別和了斷與青年黑格爾派思想淵源關系而寫作的《神聖家族》和隨后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分開,這根本不能完整地勾勒出當時馬克思思想的全貌。

當然,從另一方面說,“巴黎手稿”與“巴黎筆記”又是可以相對區別的。這種區別就在於,雖然同時代或以前的思想家提供了關於現代社會的種種言說,羅列了眾多的現象,提出了多樣的分析思路和構架,但廣泛的閱讀、認真的對照和深入的思考,逐漸使馬克思在諸多問題產生了自己獨立的判斷和選擇,堅定了他超越先賢的意向和構架。在傳承、批判和重構中,他正在實現著思想的嬗變。這就是同樣屬於巴黎時期的著述,“巴黎手稿”較之“巴黎筆記”闡發自己正面觀點的篇幅逐步增大的原由。

3.“三個筆記本”與《穆勒評注》的次序

在馬克思巴黎時期的著述中,《穆勒評注》是最為特殊的:其中有對穆勒原書的摘錄,這或許符合本文開始設定的有關“巴黎筆記”的標准,但問題在於,其中馬克思個人的議論又佔了相當大的篇幅——整部《穆勒評注》翻譯成中文約3.1萬余字,而馬克思本人的論述近1.3萬字,這在“巴黎筆記”的其他部分是絕對沒有的,這是我把它歸入“巴黎手稿”的主要依據。

而如果把《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三個筆記本”與《穆勒評注》所闡發和論証的觀點貫通起來考慮,馬克思“異化”思想的連續性、漸進性和層次性就顯得更為突出了。這昭示我們,研究這一時期的思想無論如何不能撇開《穆勒評注》而隻關注那“三個筆記本”中的內容,從而看不到“社會關系異化論”對“勞動異化論”的拓展和深化。

更進一步的文獻甄別和思想推斷,有助於厘清《穆勒評注》與“三個筆記本”之間寫作順序,這就形成了“陶伯特說”與“羅揚說”兩派觀點。前者通過實証材料表明,《穆勒評注》寫作於“三個筆記本”全部完成之后,但留存下來的手稿頁碼的不連續和筆跡無法明顯地區分出時間的前后,使極端強調文獻材料的完全“靠實”的陶伯特在這裡隻能做到“弱實証”。而基於思想進程的把握和邏輯推理,使羅揚等人設想,“三個筆記本”不可能是連續寫作的,而《穆勒評注》應該是在第一個筆記本撰寫之后進行的,時間在第二個筆記本寫作之前﹔當然他的這一推斷因缺乏實証材料的支撐而不被“權威”的MEGA編輯所採納。

或許僅憑留存下來的手稿,我們最終也不可能弄清楚二者的真實關系﹔但無論怎樣,我們對上述討論仍持高度肯定的態度,因為這不是在搞“煩瑣哲學”,不是在“掉書袋”,而是不同思路的溝通和交鋒,這有助於我們對馬克思思想復雜性、深刻性的體悟和對多元的闡釋和評論思路的理解、尊重。

4.“三個筆記本”的“邏輯編排版”和“原始順序版”

迄今為止,縱觀國內外學術界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解讀,無一例外,所依據的版本都是根據德文或俄文的“邏輯編排版”翻譯而成的(英文本亦是如此)。但實際上,1982年出版的MEGA21部分第2卷刊出了兩個版本,除“邏輯編排版”外,還有一個“原始順序版”。后者是根據“三個筆記本”的原始手稿排版的,可以說是馬克思當時寫作的真實面貌的直接呈現,但可惜的是,國外隻有極個別的研究者在其論著中對此稍加提及,而詳盡的研究基本上沒有進行過﹔在國內也沒有對“原始順序版”進行過全面系統的介紹,更不用說翻譯和編排了,這無疑對我們客觀地理解文本的思想帶來了一定的影響。

二、內容釋讀

文獻疏証誠然是必要的,但對於文本研究來說,這還只是基礎性、前提性的工作,下一步更最重要的任務是對文本內容的釋讀。

“巴黎手稿”內容釋讀的困難在於,由於它尚處於草稿狀態,無論是在思想觀點的明確性、論述思路的層次性和論証邏輯的一致性等諸多方面都與那些成形和定稿的文本有很大差別,這逼迫我們不得不在別人提出的議題與屬於馬克思的卓見之間、在思想的深刻與表達的欠缺之間、在重要觀點的語焉不詳與同義反復之間、在闡釋思路的中斷與邏輯上尚屬自洽之間做出甄別、離析、接續和抽象。可以說,在馬克思眾多的文本中,“巴黎手稿”的思想是最難復述和概括的,這也可能是它引起人們反復討論的原因之一。我認為,內容釋讀不僅要闡明其思想和觀點,更要把握馬克思論証這些思想和觀點的前后思路和一貫邏輯。僅就“三個筆記本”來說,以下幾個層次的理解是很重要的。

1.異化問題的引入

對於當時復雜的社會結構,馬克思是從人們的“收入形式”入手進行討論的。這種思路來自古典政治經濟學,但又不同於古典政治經濟學。馬克思借此展開的論証和得出的結論卻實現了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突破和超越。

在資本主宰的社會,人數最多的群體是工人,但工人不是人,而是商品。他們首要的屬性就是其商品屬性,他們作為商品的存在“被歸結為其他任何商品的存在條件”。工人存在的理由隻能是被資本家購買去從事其他商品的生產。生存著的工人的收入形式是工資,“最低的和唯一必要的工資額就是工人在勞動期間的生活費用,再加上使工人能夠養家糊口並使工人種族不致死絕的費用”。“工資決定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敵對的斗爭”,而“勝利必定屬於資本家”。工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就不是以人的屬性而是以物的屬性出現的,他們生存的唯一狀態就是為了資本的需要而付出自己的勞動,通過勞動從資本家那裡得到工資,淪為資本的奴隸,永遠掙扎在貧困線上。

工人的上述狀況是由追求“資本的利潤”的資本家造成的。馬克思把“資本”看作是“對勞動及其產品的支配權力”,認為資本家利用資本來行使這種權力的過程,同時也是資本家本身生存狀況的展現過程。我們通常把資本與資金等同看待,但二者實際上是有差別的,隻有當資本家手中的資金能夠給他帶來收入或利潤的時候,才能稱之為資本。資本家的“生命就是資本”,“而產品則是一切”,國家與社會的利益在他們的眼裡是微不足道的,從而他們自己作為人,也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說工人是通過出賣自己及其勞動來獲得工資,資本家通過對工人勞動及其產品的支配來獲得利潤,那麼“土地所有者是這樣一個階級,他們的收入既不花勞力也不用勞心,可以說是自然而然地落到他們手中的,而且用不著任何洞察力和計劃”。從根本上講,“土地所有者的權利來源於掠奪”。土地所有者在擁有了土地之后,就想方設法更多地獲取地租。這是現代化初期的情形,隨著城市向鄉村的擴張和吞並,大的土地所有者漸趨向資本家轉換。

2.異化的表現

上述分析使馬克思產生了“勞動異化”的思想,並且具體分析了它的四種表現形式。

首先是勞動產品同勞動者的異化。即工人勞動所生產的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於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以至於他生產的產品越多,他自身的東西就越少﹔他創造的價值越多,他就越低賤﹔他的產品越完美,他自己越畸形﹔他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對象,但這個生命已不再屬於他而屬於對象了。其次是勞動活動同勞動者的異化。產品是勞動、生產的總結,勞動產品的異化導致“勞動對工人來說是外在的東西”,“他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這種勞動是“被迫的強制勞動”,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再次是人的類本質同人的異化。勞動產品同勞動者的異化、勞動活動同勞動者異化導致了人的自我異化,即人的類本質同人的異化。類本質是對不同個體之間共同性的抽象,而人的類特性應當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而異化勞動把類生活變成維持個人生活的手段,從而“使人自己的身體同人相異化,同樣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異化,使他的精神本質、他的人的本質同人相異化”。最后是人同人相異化。“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同人相異化。當人同自身相對立的時候,他也同他人相對立。凡是適用於人對自己的勞動、對自己的勞動產品和對自身的關系的東西,也都適用於人對他人、對他人的勞動和勞動對象的關系。”

3.異化的根源

不僅如此,馬克思在上述描述和分析的基礎上,還更進一步探討了異化的根源問題。他指出,在具體的現實的社會中,勞動異化的根源起初在於私有制,后來它們又發展為互為因果、交互作用和強化的關系。通過異化勞動,人生產出與他對立的、異己的生產產品,生產出他同生產行為本身的敵對關系,同時也生產出人同自己的類本質的相悖關系以及人同他人的關系。在這個意義上,上述四種異化形式又是同一的。如果工人不是他的勞動產品的主人,就一定有另一個異己的、敵對的、強有力的、不依賴於他的人是這一對象的主人﹔如果人自身的活動是一種不自由的活動,那麼,這種活動就必須看作是替他人服務的、受他人支配的、處於他人的強迫和壓制之下的活動﹔如果人的生命活動被迫成為他維持生存的手段,而不是他自主意識選擇的產物,那麼,必然有另外的人的意識迫使他作出了這種選擇。

因此,在異化的勞動過程中,工人不僅喪失掉自己的產品並使它變成與他對立的存在,同時他也生產出不生產的人對產品的支配﹔他使自己的活動同自身相異化,同時也使與他相異的人佔有非自身的活動。換言之,透過異化勞動過程我們得以窺見一個對勞動生疏的、站在勞動之外的人對這個勞動的關系——資本家對這個勞動的關系。而私有財產不僅是這種關系的產物、結果和必然后果,而且在私有制發展的最高階段它又成為這種關系得以實現的手段、途徑和根本原因。

正是私有財產和異化勞動之間的這種因果關系致使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矛盾得以被闡釋清楚了。

4.異化的揚棄

私有制和異化勞動的關系,共同促成了資本主義社會各種矛盾的尖銳對立。要解決社會矛盾,讓工人脫離異化的困境,使社會跳出普遍奴役的藩籬,就必須揚棄私有財產。這樣,馬克思在闡明了異化和私有財產之間的關系之后,又為私有制社會尋找到一條現實的變革之路。他認為,“共產主義是對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

馬克思從歷史的視角出發,分析了不同類型的共產主義。指出過去的共產主義“沒有理解私有財產的積極的本質”,也就不可能達到真正揚棄異化的現代共產主義的水准。那麼,如何才能找到真正揚棄異化的合理而又現實的途徑呢?馬克思認為,我們應該從建立在私有制上的社會的客觀矛盾的發展中得出共產主義必然性的結論。即在私有財產的運動中,在經濟中,為自己既找到經驗的基礎,也找到理論的基礎。隻有這樣才能提供“歷史之謎的解答”。因為,“歷史的全部運動,既是這種共產主義的現實的產生活動,即它的經驗存在的誕生活動,同時,對它的思維著的意識來說,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認識到的生成運動”。在這樣的基礎上,馬克思表達了對共產主義的期許:它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佔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復歸,是自覺實現並在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范圍內實現的復歸”。共產主義是人的一切感覺和特性的徹底解放,是每個人的需要的極大豐富和最大限度的滿足,是人的社會存在的復歸。

5.異化觀的變革

應該說,上述四個部分的邏輯是緊密銜接和非常順達的,但文本出現的一個特殊的部分,即在第三個筆記本中插入的、被編者標為《對黑格爾的辯証法和整個哲學的批判》的一節,使問題復雜化了。現存《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譯成中文約10萬余字,而這部分就有2萬字。對於這一部分,我們不能等閑視之。但從邏輯上說,至少在表面上這部分與其他部分確實是不關聯的,插在中間是有點突兀﹔鑒於此,曾經有論者主張將其獨立出來視為馬克思另外獨立的著述,且將其命名為《關於黑格爾哲學的提綱》,以與此后不久寫在由馬克思標明“1844—1847”年筆記中、被恩格斯單獨擷取出來命名為《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相銜接和呼應。然而,我認為,“獨立”雲雲不過是研究者的主觀設想,對於撰寫者沒有明確表示而且有先后頁碼連接的文本,最好還是不要分割開,那樣會對本來完整的思想形成割裂。如果隻一部分不是獨立的,需要解釋清楚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談異化勞動為什麼一定要牽扯到黑格爾哲學及其體系呢?

表面上看來,馬克思是受到費爾巴哈“宗教異化觀”的強烈影響而提出“勞動異化論”的﹔而究其實,在其思考和闡釋中插入對黑格爾哲學的分析,卻真正體現出其根本用心。就是說,他的觀點與費爾巴哈之間的不同,絕不僅僅只是將“宗教”易為“勞動”。相反,同樣使用了“異化”一詞,他和費爾巴哈之間已經有了很大差別。其中,黑格爾哲學體系的構成及其各要素之間的過渡和轉換給了馬克思很大的啟發。因此,他才說:“在這一部分,為了便於理解和論証,對黑格爾的整個辯証法,特別是《現象學》和《邏輯學》中有關辯証法的敘述,以及最后對現代批判運動同黑格爾的關系略作說明,也許是適當的。”

馬克思認為,包括費爾巴哈哲學在內的現代德國的批判著意研究舊世界的內容,而且批判的發展完全拘泥於所批判的材料,以致對批判的方法採取完全非批判的態度,同時,對於如何對待黑格爾辯証法這一表面上看來是形式的問題,而實際上是本質的問題,則完全缺乏認識。一方面,費爾巴哈是唯一對黑格爾辯証法採取嚴肅的、批判的態度的人﹔隻有他在這個領域內作出了真正的發現,總之,他真正克服了舊哲學。另一方面,費爾巴哈把否定的否定僅僅看作哲學同自身的矛盾,看作在否定神學(超驗性等等)之后又肯定神學的哲學,即同自身相對立而肯定神學的哲學﹔他還把否定的否定、具體概念看作在思維中超越自身的和作為思維而想直接成為直觀、自然界、現實的思維。馬克思則“既要說明這一運動在黑格爾那裡所採取的抽象形式,也要說明這一運動在黑格爾那裡同現代的批判即同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一書所描述的同一過程的區別﹔或者更正確些說,要說明這一在黑格爾那裡還是非批判的運動所具有的批判形式”。這樣,對異化問題的深入討論就必須“看一看黑格爾的體系”,而這一觀照又“必須從黑格爾的《現象學》即從黑格爾哲學的真正誕生地和秘密開始”。此外,馬克思還考察了“在異化這個規定之內”“黑格爾辯証法的積極的環節”。如此說來,這一部分不僅不是“節外生枝”或者“畫蛇添足”,而是闡發馬克思獨特的異化思想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

三、專題探究

在內容釋讀和思路梳理后,還需從總體上對文本所關涉的重要問題進行提煉、概括和討論,這就是專題研究。在“巴黎手稿”中以下問題值得特別關注。

1.外化、對象性與異化

對手稿內容的辨析表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實際上是深悟黑格爾思想精髓的。黑格爾把任何對象化、對象化的任何形式都當作是一種異化,把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一切現象都看成是“絕對理念”的異化形式,從而使異化具有了普遍性和絕對性。而馬克思則在資本肆虐的時代,賦予異化以更深刻的現實內容和社會歷史意義,從而將其從抽象的哲學范疇、范疇之間在思辨領域內的運動拉回到現實世界和人們生活的真實狀態中、拉回到社會的發展、變遷和人的命運嬗變中,這就徹底厘清了異化與對象化的關系。

馬克思的勞動異化理論是從工人同其勞動產品相異化的事實出發建構起來的。在他看來,所謂異化,指的是勞動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對象同勞動者相對立:“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的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於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而所謂對象化,則是指的勞動的實現、勞動物化在對象之中:“勞動的產品是固定在某個對象中的、物化的勞動,這就是勞動的對象化。”這說明,隻有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對象化才會成為異化,而並非一切對象化都是異化。還必須看到,馬克思對勞動產品的分析,既揭示出物的異化,也論述了工人的自我異化,並指出客觀異化是主觀異化的基礎,即“異化不僅表現在結果上,而且表現在生產行為中,表現在生產活動本身中”。這也是他的異化觀與黑格爾的重要差別。

2.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

在“巴黎手稿”中,馬克思通過“對象性活動”的分析,闡明與人的實踐活動相關聯、由人的本質力量所創造並為社會的人所佔有的對象世界即“人化自然”的思想,以此來與“自在自然”相對照。

馬克思認為,實踐活動首先造成了自然界的分化,使自然界一分為二,一部分成為“人造物”,即“人化自然物”,一部分仍然是自然存在物,即“自在自然”。人造物、人化自然物、人化自然界屬於人類世界的組成部分,這是由實踐活動直接創造的。同時也表明,實踐活動還是“人化自然”和“自在自然”相統一的基礎,即通過實踐活動,“自在自然”不斷地轉化為“人化自然”。勞動是人的類本質,其中包含有人與自然的關系。人把自然界作為勞動對象,勞動的根本內容是對象化,即勞動者把自己的本質力量凝聚和體現在作為勞動產品的自然對象身上,使自然界打上人的活動的印記,使人的有效的能力變為自然對象的屬性。在這種關系中,勞動的對象化必然以自然界為前提。因為沒有自然界,沒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麼也不能創造。.但是,異化勞動從人那裡奪去了他們所創造的對象,從而使人同自己的類本質異化。隻有揚棄異化才能有真正的人化的自然界,人才成為實現了自己類本質的人。.

我們看到,馬克思克服了黑格爾把人的自我產生說成是精神的創造的唯心主義,又克服了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直接性,用社會的、實踐的、發展的觀點分析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從歷史、現實和理想的角度看人化自然的生成過程,表述了一種姑且可以稱之為“實踐人道主義”的思想。

3.人的存在:類、社會與個體

很多論者鑒於文本中的明確表述——諸如“人與人的類本質的異化”、共產主義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佔有”等等——認為“巴黎手稿”中的思想受到了費爾巴哈“人本學”的強烈影響,異化勞動學說打上了抽象人本主義深刻的烙印。然而,如果進一步檢視作出這種判斷的依據,就會發現,論者基本上都是從文本中尋章摘句、斷章取義地抽象出一些命題而立論的。如果從總體上把握,就會發現,異化勞動學說不僅蘊涵著而且實現了對抽象“人本學”的超越。“巴黎手稿”中所討論的人,不是超歷史、超社會的人,而是現代社會中的“工人”、“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異化勞動學說”中的“異化”不是抽象的哲學范疇,指的是現實生活中的四種具體的表現形式及其邏輯關系﹔勞動的異化不是超歷史的普遍現象,其根源在於現實的私有制社會﹔揚棄異化勞動的出路和途徑不是理論的演繹和推導,而在於作為“私有財產積極的揚棄”的共產主義,在於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

這樣,馬克思關於人的存在方式,就至少可以分為三種形式:類存在、群體存在和個體存在。作為類的存在物,人具有區別於其他動物的“類特性”,即人的類存在或一般存在,這就是勞動、實踐。作為群體的存在物,人與人之間必然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處於不同社會關系中的人具有不同的規定性,這就是人的群體特性,即社會關系。作為個體的存在物,人與人之間是千差萬別的,有著各自內在的、特殊的規定性,這就是人的個體特質,它是由人的社會物質條件所決定的人的個性。人是類、群體和個體存在的有機結合。簡言之,人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進行自由自覺的勞動的、具有各自獨特個性的社會存在物。

4.“現實的人”:本質與現實

很多論者還認為,從“人的本質”的角度來思考問題,是馬克思巴黎時期思想“不成熟”的表現,后來他放棄了這種思路,即完全從現實生活中理解人的存在﹔換言之,“成熟時期”的馬克思認為,人並沒有什麼本質。但我認為,這裡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是相信、堅持還是放棄“人的本質”論,而在於對“什麼是人的本質”的理解。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是巴黎時期還是之后,馬克思都沒有否認“人的本質”的存在,但他與抽象“人本學”和“人道主義”不同的地方在於,認為人的本質在於其社會性,即“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人的本質在於其社會性,意味著:其一,把人和動物區別開來的主要依據隻能是人的社會生活,同時人類自身的區別——如古代人與現代人、資本家與工人的區別——也隻能是人的社會生活,而不是人的自然的生理的特質。其實早在1843年馬克思就已經有了這樣的看法,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他指出:“‘特殊的人格’的本質不是它的胡子、它的血液、它的抽象的肉體,而是它的社會特質。”其二,人的本質是全部社會關系的總和,而不是社會關系的某一方面。社會關系的總和是在人的生產實踐活動中形成的,適應於生產實踐的需要,人們不僅結成了生產關系,而且形成了政治關系、思想關系和其他社會關系。要揭示人的本質,必須抓住人們在生產實踐中所發生的必然聯系,同時在這個基礎上,把人放到各種社會關系中做綜合的考察,才能真正把握人的本質。其三,人的本質具有具體性、歷史性的特征。“社會關系的總和”這一規定,不僅表示它的客觀性,而且表示著它的變動性、歷史性,就是說它不是凝固不變的,而是發展變化的,社會是具體的、歷史的,因此必須對人的社會關系做具體的歷史考察。既然社會關系是變動的,那麼作為社會關系的總和的人的本質也就不是抽象的固定不變的。總之,人的本質不能到現實生活之外去尋找,人的本質就存在於現實的、可感知的、發展變化著的社會關系之中﹔離開了人的實踐活動,離開了社會關系的變化和發展,就抓不住人的本質,也就不能理解現實的人。

上述思想可以說是馬克思哲學最重要的方面,也是馬克思一生思考的主題,在以后漫長的思想創造過程中,對這些問題具體內涵的理解和闡釋可能有反思、變化甚至修正﹔但這些主題被“巴黎手稿”提出、闡發或揭示出來了,這是其不朽的貢獻,昭示著它所達到的思想史高度。

四、歷史定位

馬克思的著述絕大多數都帶有論戰色彩,為了顯現自己思想的獨特性,他常常就相同議題與不同的論者進行辯駁。就“巴黎手稿”而言,至少以下維度是確立其思想歷史地位必要的參照。

1.“巴黎時期”馬克思與其思想先驅、同道的關系

我們在上面的分析中涉及了馬克思與費爾巴哈、與黑格爾的關系。篇幅所限,這裡不再贅述,這裡隻想扼要地指出:費爾巴哈在馬克思思想探索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畢竟他為馬克思的哲學思考展示了唯物主義的方向,而且“巴黎手稿”中也確實帶有費爾巴哈思想的痕跡﹔但我們更應清醒地看到,這時二者之間已經有了相當大的差別,異化勞動學說不僅蘊涵著、而且實現了對抽象“人本學”的超越。至於黑格爾哲學,盡管在求學期間,馬克思就聲稱不喜歡其“離奇古怪的調子”,但還是把它看作思想的“大海”,渴望鑽進去。黑格爾哲學不僅對馬克思思想的起源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而且隨著他進入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和更為復雜的社會狀況的研究,黑格爾那種把握世界的方式和思維展開的路徑還是使他相當受益的,盡管是在批判、改造乃至顛倒的意義上進行的。這種思想糾葛可以說伴隨了他一生思想的建構。

馬克思思想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關系也是需要考慮的。“巴黎手稿”的議題從斯密和李嘉圖的體系中而來,表明這時馬克思在資本主義這個復雜的社會有機體系統中還沒有找到屬於自己分析思路的“普照之光”和“特殊的以太”,還需要進一步厘清這一復雜系統中的要素及其各不相同的作用。然而即便如此,那些習見的社會現象和共同的議題仍然引發出馬克思不同於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思考和論証,顯現了其非凡的見識。馬克思從“當前的經濟事實出發”,透視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視野和思路,借助深邃的哲學思維和共產主義的價值取向一定程度上初步實現了對其的超越。當然,這一時期的著述還不可能涉及古典經濟學的完整體系和發展脈絡,因而也就不可能對其各派思想進行條分縷析的梳理和剖析,這些是隨著勞動二重性學說、剩余價值理論和資本再生產理論的建構而逐步深化和最終完成的,特別體現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

此外,費爾巴哈之外的其他青年黑格爾派成員與馬克思的思想關系也到了關鍵性分界點。仔細區分起來,與親身聆聽過黑格爾教誨的施特勞斯、布魯諾·鮑威爾等人相比,馬克思應當說屬於青年黑格爾派的“晚生代”。這些先賢對他們早期的思想都產生過各不相同的具體的影響,然而,馬克思的思想沒有沿著他們的“主體性”、“思辨性”的思考方向走至極端,對現實問題的觀察和體悟,使馬克思看到,物質利益是如何左右人民的實際生活的,而抽象地闡發的“自由”不過是一種虛幻。這使得馬克思對青年黑格爾派的致思路向產生了懷疑,他由口頭警示、書信泄憤發展到最后文字論戰,“巴黎手稿”之前有通過《論猶太人問題》,此后又通過《神聖家族》、《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他與青年黑格爾派的思想因緣得以終結,而在這過程中,這部手稿正好處於中間環節。

2.“巴黎手稿”與《資本論》的關系

隨著一系列文獻材料的刊布,我們現在知道,《資本論》並不是一部業已完成了的著作,實際上仍然處於一種日益發展的進程中,處於一種沒有完成的、開放的,並且是具有疑惑和困境的發展過程中。馬克思准備、寫作、修改和整理這一著述的曲折過程包括:1843—1856年主要“撰寫筆記”,主要成果是“巴黎筆記”和“巴黎手稿”(184310—18451月)、“布魯塞爾筆記”(1845—1847)、“曼徹斯特筆記”(1845)和“倫敦筆記”(1850—1853)﹔1857—1867年“起草初稿”,主要成就是篇幅浩繁的三部手稿,著名的“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和“1863—1865年手稿”﹔1867—1883年整理、修改《資本論》和進一步深化研究,1867年第1卷付印稿,之后對該卷的其他語言的版本進行修訂,對第23卷的手稿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和整理。遺憾的是,馬克思生前未能看到《資本論》全部出版,於18833月離開了人世。

從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巴黎手稿”可以說是馬克思創作《資本論》最早的基礎性工作。這樣一部旨在再現和剖析資本主義社會復雜的經濟結構的巨著,必然要求系統地研究、批判地繼承前人和同時代思想家的優秀成果,並在分析中逐步形成自己對關涉到的那些重大問題的獨立見解﹔而包括這一文本在內的一大批筆記和著述就成為馬克思日后正式創作《資本論》必不可少的理論准備。

3.“巴黎手稿”與20世紀的資本批判

“巴黎手稿”中所闡發的馬克思的異化觀對其思想的后繼者影響甚巨。這一手稿中的“三個筆記本”於1932年發表以來引發了聲勢浩大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受到20世紀學者們普遍的關注,不論是贊同者還是質疑者都很重視這一文本。盧卡奇率先突出強調了異化在馬克思思想體系中的地位,並作了自己獨特的發揮。他先是把異化等同於物化,進而又把異化等同於對象化﹔后來又矯正了先前的看法,認為“對象化是一種中性現象”。而他的異化觀也漸次影響了存在主義者把異化現象“本體論化”的傾向。馬爾庫塞的看法最為典型,他認為,“異化勞動的可能性在人的本質中有根子”,因為“在關於人的本質的定義中,對象化總是帶來一種物化的趨向,勞動總是帶來一種異化的趨向”,“人的表現首先趨向於異化,他的對象化趨向於物化,他隻有通過‘否定之否定’,即通過對他的異化的廢除和從他的外化的返回,才能達到一個普遍的和自由的實在”。很顯然,他所描繪的是一種超越階級界限的異化現象,而“忽略”了異化對於不同階級來說意味完全不同,因而他們對於異化也就會採取完全不同的態度。弗洛姆則致力於把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心理學化”,從自我異化中抽掉了異化勞動對工人在肉體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摧殘這個物質前提,使自我異化變成抽象的人的自我感覺和主觀體驗。

上述看法或許已經超出了馬克思當年的思想意指,但也不妨視為從另外的視角和方向顯現出“巴黎手稿”的深遠影響。

經典是需要悉心研讀的。“巴黎手稿”——謎一樣的文本,意蘊潛沉,言說不盡。

(作者簡介:聶錦芳,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