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財產關系的起源、表現及其社會后果

——馬克思“巴黎時期”思想再探討

作者:劉秀萍    發布時間:2013-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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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馬克思思想的發展來說,從184310月到18451月的“巴黎時期”是非常關鍵和重要的。剛剛由對現代社會的“副本”批判轉入“原本”批判的馬克思,與恩格斯等深入到實際中去了解“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不同,他是從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出發開始自己新的思想征程的。現代社會錯綜復雜,現象與本質難辨,歷史與現實糾結,促使馬克思對各經濟要素的分析不得不展開宏觀背景的考察、結構化的剖析和大跨度的思考,這在作為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思想產物和建構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可見一斑。我們看到,馬克思在這部著作中所涉及到的問題,包括工資、資本的利潤、地租、勞動、需要、貨幣、分工、競爭、交換等等,乃至對異化的思考、對共產主義的論証,都是在以私有財產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個大背景下進行的﹔而在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和討論中,也展示了馬克思對私有財產關系的充分理解。然而,這一點在過去的研究中被明顯地忽略了。

一、私有財產的起源及普遍本質

“巴黎時期”馬克思對私有財產的理解的獨特性,首先就反映在他對私有財產起源問題的探討上。馬克思不認同國民經濟學家的觀點,即把私有財產看作一個無需說明的必然性的事實,並以此來作為整個經濟學的基礎﹔他也不贊成從私有財產的事實出發,把私有財產在現實中所經歷的物質過程放進一般的、抽象的經濟學公式裡,並把這些當作規律。如在《讓·巴蒂斯特·薩伊〈論政治經濟學〉一書摘要》中,他就寫了如下的評注:“私有財產是一個事實,國民經濟學對此沒有說明理由,但是,這個事實是國民經濟學的基礎”﹔“沒有私有財產的財富是不存在的,國民經濟學按其本質來說是發財致富的科學。因此,沒有私有財產的政治經濟學是不存在的。這樣,整個國民經濟學便建立在一個沒有必然性的事實的基礎上。”

顯然,在馬克思看來,私有財產並不是一個可以當作前提的事實,而是應當加以闡明的東西,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再從國民經濟學的各個前提出發,而必須從現實社會生活出發,去探討私有財產關系是如何發生的、它具有什麼樣的本質、它的發展又有著怎樣的規律等問題,否則我們的經濟學研究就像神學家用原罪來說明惡的起源一樣,把應當加以說明的東西假定為一種具有歷史形式的事實。

當然,馬克思並沒有對國民經濟學理論持絕對的全盤否定的態度。他對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各個方面問題的剖析,都是在對與他同時代的其他經濟學家的理論進行了充分解讀和嚴密論証的基礎上進行的。他在《手稿》序言中就曾說過:“我的結論是通過完全經驗的、以對國民經濟學進行認真的批判研究為基礎的分析得出的。”在對私有財產起源的探討上也是如此,他研讀了讓·巴·薩伊的《論政治經濟學》、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和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等著作並作了摘要,在這些著作裡,他看到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自覺或不自覺地著眼於資本家的福利,把勞動和資本的統一、工人和資本家的統一視為經濟學的前提和基礎,隻認識到勞動是價值的源泉,卻不考察處在勞動過程中的人——工人同勞動的直接關系,因而掩蓋了異化勞動的事實。於是他從現實的經濟事實出發,用長篇論述詳細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的異化勞動。在這之后,他又進一步分析得出,異化的勞動過程不僅使工人自己的活動同自身相異化,同時也使與他相異的人佔有非自身的活動。換言之,工人的異化勞動不僅生產出他對作為異己的、敵對的力量的生產對象和生產行為的關系,而且還生產出一個對勞動生疏的、站在勞動之外的他人對他的生產和他的產品的關系,以及他對這個他人的關系。也就是說,透過異化勞動得以看到兩種關系:“工人對勞動、對自己的勞動產品和對非工人的關系,以及非工人對工人和工人的勞動產品的關系。”這就是私有財產關系。

因此,僅僅作為維持人本身生存的手段、而不再是作為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本質的人的、被非自身的人佔有的勞動——異化勞動是私有財產關系產生的直接原因,私有財產是“工人對自然界和對自身的外在關系的產物、結果和必然后果”。它作為異化勞動的物質的、概括的表現,是異化勞動、異化的生命、異化的人這些概念的自然推論。在現實實踐中,它們是資本主義社會一切經濟行為的基礎﹔在理論上,它們又共同構成國民經濟學一切范疇(買賣、競爭、資本、貨幣等)與規律的理論前提。

顯然,私有財產的秘密就存在於人的身上,存在於人的異化勞動之中,存在於異化勞動與人的關系之中。因此,異化勞動將給人和社會帶來怎樣的財產,這樣的財產與真正人的財產和社會的財產有著怎樣的關系,或者說,處於異化勞動狀態中的人與真正的人有著怎樣的關系,這個關系就將構成私有財產的本質。

人是對象性存在物,他隻有憑借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才能表現自己的生命。因此,勞動——對自然界的現實的、感性的佔有,就是他表現和確証自己的本質力量的基本途徑,勞動的過程即是外化的過程。在勞動中,人將自己的本質力量外化於勞動對象,在對象中創造出他的作品、表現著他的生命現實。一方面,這個外化的過程,是人佔有自然界、佔有勞動對象、佔有勞動產品從而凸顯人的感性存在、自然存在、對象性存在、現實存在的過程,同時由於這些作品被別人佔有而獲得了別人的本質力量的認同,這個過程又是人凸顯自己的類存在與社會性的過程。另一方面,“人越是通過自己的勞動使自然界受自己支配”,“人就越是會為了討好這些力量而放棄生產的樂趣和對產品的享受”。為了提高社會的勞動生產力、增進社會的財富、促使社會日益精致,勞動者之間形成了分工。這意味著勞動對象越來越局限於某一個小的范圍、勞動方式越來越單一、勞動者的勞動能力也越來越弱直至變為依附於資本家的機器,因此勞動者的勞動就不再是將自身的本質力量外化於自然物的過程,它的目的僅僅在於增加財富,因而是“有害的、造孽的”,此時的勞動產品也就不再是他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而必然作為一種異己的力量同他相對立。同時人對自身的這種異化的關系又必然對象化、現實化為他對他人的關系:他的勞動給別人帶來享受和生活樂趣,他的產品屬於別人。這時,“佔有表現為異化,自主活動表現為替他人活動和表現為他人的活動,生命的活躍表現為生命的犧牲,對象的生產表現為對象的喪失,轉歸異己力量、異己的人所有”。總之,外化轉化為異化。

在這裡我們看到,作為人的對象化、外化活動的勞動可以分解為兩個相互制約的組成部分:外化和異化。而且,實際上“它們只是同一種關系的不同表現,佔有表現為異化、外化,而外化表現為佔有,異化表現為真正得到公民權”。作為對象性存在物,人需要通過勞動將自己的本質外化,通過佔有自己的勞動產品來實現自己的本質﹔而隨著本質力量的不斷強大,勞動產品的不斷增多,特別是當勞動的社會性質顯現出來而分工和交換成為必須的時候,這樣的外化過程又必然演變為異化的過程。這個異化的過程即是一個人不斷把自己的勞動、自己的產品從自己本身讓渡於社會的過程,他失去的是自己作為人的本質,得到的則是公民權。在這個意義上講,私有財產是人類發展進程中的必然產物,它並不是游離於人之外的東西,它就是人與人的關系。

這樣的關系所導致的首先是人的活動的異化、人自己的勞動產品同自己的異化、人的本質的喪失﹔同時,在這種異化關系對象化、現實化於人與他人的關系中的時候,人同他人在本質意義上的相互聯系也隨之消失殆盡﹔而對於他人來講,雖然擁有了別人的勞動、產品以及由這些產品帶來的享受和樂趣,但在異化過程中,每個事物本身都成了不同於它本身的另一個東西,活動也成為另一個東西,因此,它所帶來的就不僅僅是工人的包括生命、能力、熱情在內的人的財產的喪失,而且對於非工人來講,他的人的、社會的財產也同時喪失掉了,總之,異化的結果是“一種非人的力量統治一切”。

因此,作為異化勞動的必然產物和結果的私有財產,它的普遍本質也就在異化勞動帶來的財產與真正人的財產和社會的財產的關系中、在處於異化勞動狀態中的人與真正的人的關系中顯示出來了,那便是:顛覆產品與人的關系、顛覆人與人的關系,從而顛覆屬於人的真正意義。

二、私有財產關系的三種表現形式

馬克思認為,“私有財產的關系是勞動、資本以及二者的關系”,即它“潛在地包含著作為勞動的私有財產的關系和作為資本的私有財產的關系,以及這兩種表現的相互關系”。具體來講,私有財產關系可以分解為工人與他的財產——勞動的關系、資本家與他的財產——資本的關系以及工人與自己的勞動、與產品、與資本家之間的關系、資本家與工人、工人的勞動、工人的產品的關系。

私有財產關系的表現形式之一是工人與他的勞動的關系。馬克思指出:“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作為自為地存在著的活動、作為主體、作為個人的私有財產,就是勞動。”

在經濟思想發展史上,對財富、財產的主體本質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貨幣主義和重商主義僅僅把獲得貨幣和積累貨幣當作目的本身,因此他們不去關注生產,而是不惜任何代價去追逐貨幣,由貨幣的積累構成的財產是在人之外的一種狀態,隻具有對人來說的對象性的本質﹔重農主義又把全部財產歸結為土地和耕作,把耕種這種農業勞動當作是唯一的生產勞動,隻有通過耕種,土地才作為財產對人而存在,所以現實的財富來源於勞動,在這裡實際上可以隱見到財富的主體本質。但一來重農主義對勞動的狹隘認識否定了工業,二來它把土地看作不依賴於人的自然存在,把農業這種特殊的勞動看作全部財富的來源,這裡的勞動就並不是一般意義的財富的主體本質,而只是地產的主體本質,因此對財富的主體本質的認識是不徹底的﹔現代工業的發展使得包含著地產的工業資本成為了完成了的私有財產的客觀形式,勞動和財富隨之都具有了一般的含義,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啟蒙國民經濟學”把生產的發展視作社會財富的基礎,把勞動視作人自己的主要原則,財富的主體本質才被真正地揭示出來。馬克思恩格斯都認為,亞當·斯密揚棄了財富的外在的、無思想的對象性,把人本身設定為私有財產的規定,從而揭示了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

然而,馬克思同時也指出,以勞動為原則的國民經濟學雖然表面上承認人、承認人的獨立性、人的自主活動等,事實上不過是徹底實現了對人的否定而已。因為,如果說貨幣主義和重商主義使得人同私有財產的外在本質處於緊張關系之中的話,那麼這種關系還僅限於人與自身之外的存在的東西之間,也即這種關系是人與他的外化了的對象的關系﹔而經過重農主義到國民經濟學,則把人與私有財產的緊張關系移入了人本身,這樣的一種關系就成為了人的本質,換句話講,人本身成為了這種關系的本質。這樣做的結果是,當他們把勞動和財富等同、混同起來,十分片面地,也更加明確和徹底地發揮了關於勞動是財富的唯一本質的論點的時候,將無法解釋這個論點與現實經濟現象之間的矛盾,比如,地租——一種個別的、自然的、不依賴於勞動的私有財產和財富的存在形式的存在。不僅如此,工業的發展也將証明,讓私有財產代替人本身作為主體,從而“既使人成為本質,又同時使作為某種非存在物的人成為本質”。其后果必然是對人的本質的誤讀,人的需要、人的特性都會因此而被模糊與消解。共產主義就是要揚棄私有財產,也就是要揚棄作為某種非存在物的人,從而達到對人的本質的真正佔有,向合乎人性的人復歸。

在私有制條件下,工人不是作為人,而只是作為單純的勞動人的抽象存在。他擁有的唯一的資本就是勞動,工資是他的勞動作為資本的利息。不幸的是,工人是一種“活的、因而是貧困的資本”,其特點在於:隻要他哪怕是一瞬間不勞動,他便會失去自己的利息,失去自己的生存條件,這便是勞動作為資本的條件。因此,工人的勞動,作為對自身、對人和自然界因而也是對意識和生命表現來說的人的活動的生產,成了完全異己的活動。對作為工人的人來說,他的人的特性隻有在這些特性對異己的資本來說是存在的時候才存在,也就是說,工人隻有在向資本家提供勞動的時候,即他的存在、他的生命成為商品的時候,他作為人才存在。概言之,人只是勞動人。“這種勞動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實的無淪為絕對的無,淪為他的社會的從而也是現實的非存在。”

私有財產關系的另一個表現是資本家與他的資本的關系。資本是私有財產的客體屬性。“工人隻有當他對自己作為資本存在的時候,才作為工人存在﹔而他隻有當某種資本對他存在的時候,才作為資本存在。”當工人完全失去自身、勞動成為他唯一的資本的時候,同時也意味著資本家用自己的資本把他的勞動據為己有,工人的勞動成了資本家活的、能動的、自由的資本。

如果僅就給私有財產的所有者帶來利益而言,土地所有者所擁有的土地連帶資本家所擁有的不動產也可以稱為資本。但如果這樣,工業和農業、資本和土地、利潤和地租、這二者和工資、私有的不動產和動產之間的差別,就不是基於事物本質的差別,而只是歷史的差別。地產是私有財產的第一個形式,工業在歷史上最初僅僅作為財產的一個特殊種類與地產相對立。這時,無論是農業勞動,還是工業勞動,都還具有表面上的社會意義以及現實的共同體的意義,勞動的意義更多地體現在勞動的內容方面,因此還沒有抽象為一般勞動﹔更多地存在於各自的生產方式當中,而沒有達到完全自為的存在的地步,沒有成為獲得自由的資本。所以,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還沒有真正形成,資本的本質在這裡也就不能真正體現出來。隨著租地農場主的出現,過去那種把主要工作交給土地和耕種這塊土地的奴隸去做的農業被它們之間通過競爭以產業形式牟利的“一種真正工業的農業”所取代,耕作土地的奴隸轉化為雇佣工人,土地所有者經由租地農場主實際上轉化為工廠主、資本家,隻有這時,他的經濟上的存在,他的作為私有者的存在,才具有了實質性的意義。同時,這個過程也必然促成“獲得自由的、本身自為地構成的工業和獲得自由的資本”。“一切財富都成了工業的財富,成了勞動的財富,而工業是完成了的勞動,正像工廠制度是工業的即勞動的發達的本質,而工業資本是私有財產的完成了的客觀形式一樣。——我們看到,隻有這時私有財產才能完成它對人的統治,並以最普遍的形式成為世界歷史性的力量。”

我們看到,馬克思在科學地理解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理解勞動的同時,也著意去揭示資本——具有客體屬性的私有財產的主體意蘊。他認為,財富的本質就在於財富的主體存在,它的客觀內容僅具有形式上的意義。“沒有資本,地產是死的、無價值的物質”,盡管“土地所有者炫耀他的財產的貴族淵源、封建往昔的紀念(懷舊)、他的回憶的詩意、他的耽於幻想的氣質、他的政治上的重要性等等”,而且頗為自豪地說:“隻有農業才是生產的。”然而在歷史的進程中他終於發現,最初從農業中被釋放出來的奴隸——工業及其運動所孕育的自由資本,已經站在自己的對立面,並且變成了目空一切的、獲得自由的、發了財的勝利者,而正是這個勝利者才“發現並促進人的勞動代替死的物而成為財富的源泉”。可見,資本的以往形式——土地和不動產,隻見物不見人,無法顯現資本的貪婪、老於世故、孜孜不息與精明機敏的魅力,隻有動產——人的勞動與物的有機結合,才是符合資本本性的“現代的合法的嫡子”,才是資本家獲得的自由的、完成了的資本。

在這裡,資本作為私有財產的客觀物質形態,它的真正有意義的內容只是工人的勞動。作為勞動者的工人是失去自身特性的抽象的勞動人,勞動對象也失去了一切自然屬性和社會特征,勞動本身也被抽象為一般勞動。所以,作為資本的人的活動的對象的生產,就完全失去了它的現實內容,同一個資本在各種極不相同的自然的和社會的存在中達到了同一。這樣的私有財產就喪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會的特質,因而也喪失了一切政治的和社會的幻象,就連即使是表面上的與人的關系也消失殆盡了。

私有財產關系的第三種表現為勞動和資本二者的關系。

無論是作為工人私有財產的失去自身的人之勞動,還是作為資本家私有財產的一般勞動之資本,都是馬克思對私有財產的表現所作的理論分析,它們分別從人的活動的生產和人的活動對象的生產兩個方面顯示出私有財產關系的主體特征和客體屬性及其在本質上的主體統一性。而在現實實踐中,勞動和資本二者的關系又總是不可分割的。工人與自己的勞動、與產品、與資本家之間的關系和資本家與工人、工人的勞動、工人的產品的關系是二者關系的具體而豐富的展現。從歷時時態來看,這種關系又經歷了統一、對立,又到二者各自同自身相對立的過程。

起初,資本和勞動是統一的。勞動作為人的外化活動,也是他作為人的能動的資本,勞動產品是他的人的特性的對象化。隨著產品的增多、分工的出現,人的勞動不再完全是他自身的外化活動,他的勞動產品也不再完全是其特性的對象化,而是作為以自然物形式存在的資本歸其所有,用來交換以滿足其另外的需要。在這樣的情況下,人的勞動呈現出異化的狀態,勞動產品作為資本和勞動分離開來,但增多的產品給人所帶來的更多的資本會增進勞動者的勞動能力、改善勞動條件,擴大勞動對象的范圍,從而促進和推動人的勞動的發展﹔同樣,人的勞動的發展又將帶來更多更好的勞動產品,促進資本的增加。

二者的對立歸因於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工人的勞動是被資本家隨意支配的,隻有當資本家必然或者任意地想到把他的勞動作為資本的時候,資本對於他才存在,“資本的存在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並且“資本的存在以一種對他來說無所謂的方式規定他的生活的內容”,即使在勞動過程中,他的“佔有表現為異化,自主活動表現為替他人活動和表現為他人的活動,生命的活躍表現為生命的犧牲,對象的生產表現為對象的喪失,轉歸異己力量、異己的人所有”。而對於資本家來講,工人的勞動作為資本的意義僅在於帶來利息,資本進行生產的真正目的不是一筆資本養活多少工人,而是它帶來多少利息,鑒於工人的工資是資本和資本家的必要費用之一,而且工資和資本利息之間成反比例關系,因此,資本家通常隻有通過降低工人的工資才能增加收益,以至於付給工人的工資與其他任何生產工具的保養和維修,比如為了保持車輪運轉而加的潤滑油具有完全相同的意義。顯然,在工人那裡表現為外化、異化的活動的東西,在資本家那裡也都表現為外化、異化的狀態。不僅工人把資本家看作自己的非存在,資本家也把工人當作自己的非存在,每一方都力圖剝奪另一方的存在。資本來購買工人的勞動,工人的勞動成為資本家的財富的活的源泉,成為完成了的資本。

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到它的頂點和最高階段的時候,勞動和資本的對立關系也就達到了極端。勞動與資本二者不僅完全敵對起來,而且各自又走向了同自身的對立。資本家的資本,擁有著對勞動及其產品的支配權力,這個權力除了要保証資本自身的完全收回以外,還要保証它的付出獲得一定的利息,這其中便包括貨幣的利息和與利息成比例的利潤,追逐最大利潤率是資本的使命。由於資本的利潤同資本的量成正比,因此,競爭並且將分散的資本積聚在少數資本家手中就成為獲得更大的利潤率的唯一途徑。在這個過程中,較小資本的資本家完全成為了犧牲品,甚至會淪為工人階級。另外,作為資本的要素的勞動,是利潤的源泉,資本家必須為此支付費用,而即便是最低限度的支付也會使資本的總收入減少,所以,工資也被資本家看作是資本的犧牲。因此,資本作為私有財產的客觀物質形態,其真正有意義的內容——勞動,卻被看作是對資本本身的損害,資本由此走向了與自身的對立。

工人的勞動,連同工人完全被資本所支配,工人本身成為資本,他的存在完全依賴於勞動,依賴於資本的運用和富人的興致。在勞動過程中,工人又生產出了和工人、資本家都相互異化的產品,還生產出精神上和肉體上非人化的存在物——不道德的、退化的、愚鈍的工人和資本家。勞動這種生命活動、這種生產生活本身對工人說來不再是作為人的需要,而隻不過是用來換取工資以維持肉體生存的手段。因此,作為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的勞動,在現實生活中失去了它對於真正人的意義而只是與工資相對應,在這個意義上,工人又是商品——能生產其他商品的商品,作為商品的人與真正人的對立同時意味著勞動與自身的對立。

三、私有財產關系發展的社會后果

從馬克思關於私有財產關系的三種表現形式的分析可以看出,私有財產關系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產物,是異化勞動發展的結果。並且,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充分發展,私有財產與異化勞動的關系又變成了相互作用的關系:“私有財產一方面是外化勞動的產物,另一方面又是勞動借以外化的手段,是這一外化的實現。”正如作為人類理智迷失的結果的神在后來轉而成為人類理智迷失的原因一樣。特別是當私有財產發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階段”的時候,這種相互作用的關系更是充分地暴露出來,並導致以下幾個方面的結果。

其一是人的對象異化為非人的對象。人是對象性的存在物,因而也是肉體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現實的、感性的、社會的存在物。他的全部的本質力量要通過現實的、感性的對象表現出來。這就等於說,人有作為自己的本質即自己的生命表現的對象﹔確切地說,人隻有憑借人之外的對象、自然界、感覺等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才能表現自己的生命。而為了追求自己的對象的本質力量,人又要以自己的激情、熱情,通過自己的對象性關系,即通過自己同對象的關系——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思維、直觀、感覺、願望、活動、愛——來佔有對象,從而佔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

私有財產關系的發展首先使得工人被剝奪了最必要的對象——不僅是生活的必要對象,而且是勞動的必要對象。自然界、感性的外部世界是工人的勞動得以實現、工人的勞動在其中活動、工人的勞動從中生產出和借以生產出自己的產品的材料。在狹義上,則提供維持工人本身的肉體生存的生活資料。但工人越是通過自己的勞動佔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這個世界就越不成為他的勞動的對象,也越不給他提供直接意義的生活資料。因此,他首先作為工人,其次作為肉體的主體,才能夠生存。工人成了自己對象的奴隸。工人在勞動對象中耗費的力量越多,他親手創造出來反對自身的、異己的對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強大,他本身、他的內部世界就越貧乏,歸他所有的東西就越少﹔凡是成為他的勞動產品的東西,就不再是他本身的東西。在這個過程中,他自己越來越成為自然界的奴隸。

與工人不同的是,資本家是依靠對資本權力的運用來表現自己的生命的。毋庸置疑,基於對資本利潤的無限貪婪,資本家會無視國家和社會的普遍利益,欺騙和壓迫公眾。這樣,他所創造的利潤越高,即他的對象的力量越大,他的非人化的特性——不道德、退化和愚鈍越是增長﹔另外,資本以競爭的方式積聚在大資本家手裡,中小資本家會由食利者變為企業家或者陷於破產。小資本家很可能破產而成為工人階級中的一員,從而開始和工人一樣的奴隸生活,也開始和工人一樣地失去自己作為人的對象﹔而在競爭中由於掌握大量的資本佔盡積累優勢的大資本家,則成了“消費和生產的機器”,他的生命就是資本,“產品則是一切”,資本越是壯大,他自己作為人的本質力量,越是微不足道。

其二是人的勞動轉化成異化勞動。私有財產和異化的結果不僅表現在人的對象上,還表現在人的勞動上,勞動的目的與指向、過程與意義以及結果與價值都發生了極大的轉化,顛覆了人的勞動的意義。鑒於這個方面的問題以前都有過表述,在這裡我們隻用下圖(見下頁)進行簡單的說明與比較:

其三是人的需要幻化出多重矛盾。在私有制條件下,由於勞動的異化、人的對象的異化,使得人的需要也發生異化,呈現出諸多虛幻的矛盾。.

1)別人的需要與自己的需要的矛盾。作為對象性存在物,人的本質力量要通過人的對象化活動及其產品展現出來,這是他作為人本身的需要。因此,新的活動方式、新的產品就必然是他的由本質力量產生的新的需要。在私有制下,工人的勞動過程成為最抽象的機械運動,同時被剝奪了必要的生活對象和勞動對象,因此,除了維持最必要、最悲慘的肉體生活以外,工人無論在活動方面還是在享受方面就再也沒有別的需要了。資本家也不例外,在他把工人的需要歸結為維持最必需的、最可憐的肉體生活的時候,他同時也用禁欲主義圈牢了自己,自我克制成為他的基本教條:“你越少吃,少喝,少買書,少去劇院,少赴舞會,少上餐館,越少想,少愛,少談理論,少唱,少畫,少擊劍,等等,你積攢的就越多,你的既不會被虫蛀也不會被賊偷的財寶,即你的資本,也就會越大。”顯然,資本家的一切激情和一切活動都湮沒在發財欲之中了,對資本利潤的無限追逐是資本家僅有的全部的需要。

然而,極力限制工人的需要和克制自己的需要的資本家,卻不斷地擴大產品的數量,不斷地把新的產品當作欺騙人和掠奪人的新的潛在力量,並且指望著別人產生越來越多的需要,期盼著別人由於新的需要、追求一種新的享受而處於一種新的依賴地位,作出新的犧牲,甚至是陷於新的經濟破產。這樣他才能不斷地滿足自己對資本利潤的無止境的需要。

2)需要的精致化與粗陋化的矛盾。在生產者為了“去愛的鄰人的口袋裡誘取黃金鳥”,總是機敏地幻想著怎樣去刺激別人的享受能力、甚至是病態的欲望,一再地促使人的需要增長的同時,他們還需要使得滿足需要的資料精致化,例如奢侈的酒店、考究的生活,以利於他們對利益的最大需求。但與這種精致化形成對照的則是:工人作為人的需要,比如新鮮的空氣、明亮的居室、甚至動物的最簡單的愛清潔習性等,就不再成其為需要了,他的任何一種感覺不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動物的方式存在。.人又退回到洞穴中,隻吃馬鈴薯,而且只是破爛馬鈴薯,最壞的馬鈴薯,以最粗陋的方式(和工具)去勞動等,這無疑是“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蠻化和最徹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簡單化”。一切超出最抽象的需要的東西——無論是被動的享受或能動的表現,都被認為是奢侈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相對於富人的考究的需要來說,工人的粗陋的需要卻是一個大得多的收入來源,“倫敦的地下室住所給房產主帶來的收入比宮殿帶來的更多,就是說,這種住所對房產主來說是更大的財富,因此,用國民經濟學的語言來說,是更大的社會財富”

3)對貨幣的需要與對產品的需要的矛盾。產品作為人所生產的對象,它所包含的是生產產品的人的本質力量,同時,由於它滿足了另外一個人的需要而又是這個人本質力量的印証。因此,它是人與人關系的紐帶、是人的社會性的載體。但在私有制社會,每個人所創造的產品都是對他自己利己需要的滿足,與自己的本質力量相分離,從而對於他人來講也只是異己的力量,產品的世界就是奴役人的異己的王國,新的產品只是這個王國裡新的潛在力量、對人來講的新的奴役。每一種產品都是人們想用來誘騙他人的本質即他的貨幣的“誘餌”,人對產品的需要只是相互欺騙和相互掠奪的需要,而不是對產品滿足自身某一特性的需要。對於這樣的需要的滿足,貨幣較之產品更加方便與實用。因此,“對貨幣的需要是國民經濟學所產生的真正需要,並且是它所產生的唯一需要”

對於貨幣來講,它是量的存在物,量是它“唯一強有力的屬性”。而人的需求程度會隨著貨幣的量的增加而日益增長,所以無度和無節制是貨幣的真正尺度,也是私有制社會中人的需要的真正尺度。

  四、簡短的結論

我們知道,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和《資本論》手稿寫作的時間長達40余年,而其旅居“巴黎時期”的著述只是在這一漫長的思想之旅中豎立的第一塊界碑。就對私有財產的研究和思考來說,馬克思闡發這一問題的文本不自《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始,更不至此終。早在《萊茵報》時期的政治評論(1842—1843年)、《1843年通信》、《黑格爾法哲學批判》(1843年)、《論猶太人問題》(1843年)所思考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就觸及到這一問題,從《神聖家族》(1844年)、《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1845年)開始包括《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1846年)在內的對唯物史觀體系的建構,在新的哲學高度上更深入地闡述過這一問題,而《共產黨宣言》(1847年)、“倫敦筆記”(1850—1853年)和他中年時期撰寫的一大批時事評論都論及私有財產的發展和變遷,尤其是《資本論》及其手稿[包括其中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1863—1867年經濟學手稿》、《資本論》第1卷(1867年)、《資本論》第1卷法文版(1872—1875年)、《資本論》第2卷(1885年)、《資本論》第3卷(1894年)、《剩余價值學說史》(1905—1910年)]等等對資本過程和邏輯的批判,以及晚年通過俄國社會發展道路問題的文獻(187718811882年)、“歷史學筆記”(70年代末

80年代初)、“人類學筆記”(1879—1882年)等對東方和古代發展道路的思考,從中可以看出,對私有財產的關注貫穿著馬克思一生的思考和理論創作的始終。

據此,我們可以認為,對於馬克思來說,對私有財產的理解是其進行資本批判的基礎與前提﹔他探索私有財產的軌跡,也就構成他思想不斷獲得進展、補充、修正和發展的過程﹔而這又與其在“巴黎時期”所展開的思考和奠定的基礎密切相關。而反省一下會發現,過去我們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研究中,隻把注意力集中在有關異化、異化對人的本質的否定以及如何揚棄異化這些問題上面,而對其中有關私有財產關系的考察鮮有足夠細致的辨析,這顯然是有失偏頗、不到位的。

(作者簡介:劉秀萍,北京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