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經濟思想的“歷史路標”
——讀馬克思《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
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馬克思認為，他對經濟思想所作的“歷史的評論”，主要為了說明：“一方面，政治經濟學家們以怎樣的形式自行批判，另一方面，政治經濟學規律最先以怎樣的歷史路標的形式被揭示出來並得到進一步發展。”[1]“歷史路標”，指的是經濟思想發展中具有標識性的理論成果和成就。在這一意義上，《手稿》在馬克思經濟學體系結構演進、思想歷史研究和理論原理創新上取得的顯著成果和成就，無疑就是高聳於馬克思經濟思想發展中的“歷史路標”，是對馬克思經濟學作出“歷史的評論”的經典文本。
一、《手稿》在馬克思經濟思想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馬克思185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是他計劃寫作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著作的開頭部分。第一分冊包括論述第一冊《資本》第一篇“資本一般”的第1章“商品”和第2章“貨幣”。1861年8月，馬克思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續”為標題，繼續寫作內容為第一篇“資本一般”第3章“資本”的第二分冊。在寫作過程中，馬克思不斷地接觸和發現新的理論問題，以至認為：“要是隔一個月重看自己所寫的一些東西，就會感到不滿意，於是又得全部改寫。”[2]這樣，到1863年7月，馬克思實際完成的是一部包括23個筆記本的近1400頁的卷帙浩繁的手稿，其內容大大超出原先計劃的第二分冊的內容。這部手稿后來按馬克思的寫作時間，被稱為《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
按照馬克思給《手稿》各筆記本的編號，《手稿》的內容大致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含第Ⅰ到第Ⅴ這5個筆記本。這部分手稿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版第47卷。在這部分手稿中，馬克思論述了“資本的生產過程”中的第1章“貨幣轉化為資本”、第2章“絕對剩余價值”和第3章“相對剩余價值”的開頭部分。大約在1862年1月，馬克思在寫作第Ⅵ筆記本時，中斷了對“相對剩余價值”的論述，開始寫作“剩余價值理論”這一章。這一章是對之前闡述的剩余價值理論原理所作的理論史的考察。這是手稿的第二部分，它包括第Ⅵ到第ⅩⅤ共10個筆記本。這部分手稿后來被編輯為《剩余價值理論》(也稱作“《資本論》第四卷”)，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6卷。第三部分包括第ⅩⅥ到第ⅩⅩⅢ共8個筆記本。在第ⅩⅥ和第ⅩⅦ筆記本上，馬克思論述了原先計劃中的“資本和利潤”的內容。從第ⅩⅤⅢ筆記本開始，馬克思除了對商人資本和貨幣資本的某些問題作了補充論述外，回過來續寫了由於寫作“剩余價值理論”而中斷的“相對剩余價值”章及以下各章。《手稿》的最后幾個筆記本，包括馬克思打算繼續深入研究的有關理論問題的引文摘要。這部分手稿被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版第48卷。
把《手稿》稱作馬克思經濟思想的“歷史路標”，是由《手稿》的重要理論地位和意義所決定的。
第一，《手稿》是馬克思對經濟思想史探索的“歷史路標”。在《手稿》中，馬克思以對剩余價值理論為主線的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成為馬克思經濟學遺產中最輝煌的部分。在《手稿》中，《剩余價值理論》最初僅僅是作為剩余價值的理論史部分來寫的。但是，在對剩余價值理論史的深入研究中，馬克思越來越多地，而且必然越來越多地對剩余價值理論以外的理論史內容作出詳盡的考察。因為馬克思已經十分清楚地認識到：“所有經濟學家都犯了一個錯誤：他們不是就剩余價值的純粹形式，不是就剩余價值本身，而是就利潤和地租這些特殊形式來考察剩余價值。”[3]《手稿》涉及從17世紀60年代威廉·配第到19世紀中葉大衛·李嘉圖學派及各種經濟學流派的主要的經濟思想的“歷史的評論”，對這200年間經濟學發展的主要理論，特別是關於剩余價值和利潤理論史、生產價格理論史、地租理論史等作了深入的研究。
第二，《手稿》是馬克思經濟學體系演進的“歷史路標”。在《手稿》中，馬克思經濟學體系實現了從《政治經濟學批判》“六冊結構計劃”向《資本論》“四卷結構”的過渡，成為馬克思經濟學體系演進的重要轉折點。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一開始就提出“六冊結構計劃”的設想。他指出：“我考察資產階級經濟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順序：資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在前三項下，我研究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分成的三大階級的經濟生活條件﹔其他三項的相互聯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冊論述資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組成：(1)商品﹔(2)貨幣或簡單流通﹔(3)資本一般。前兩章構成本分冊的內容。”[4]
在《手稿》中，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六冊結構計劃”作了重要的變動：一是決定將自己的經濟學著作“以《資本論》為標題單獨出版，而《政治經濟學批判》這個名稱隻作為副標題”[5]。二是提出《資本論》的基本結構。起先，馬克思認為《資本論》隻構成“六冊結構計劃”中《資本》冊第一篇“資本一般”第3章“資本”的內容。這部分內容，“就是英國人稱為‘政治經濟學原理’的東西。這是精髓(同第一部分合起來)”。[6]但是，馬克思很快就改變了這一想法。1863年1月初，馬克思提出了《資本論》理論部分的三篇結構，並重新擬定了第一篇“資本的生產過程”和第三篇“資本和利潤”的結構計劃。這時，馬克思把第一篇“資本的生產過程”細分為9章，把第三篇“資本和利潤”細分為12章。[7]原來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單獨闡述的“商品，貨幣”，現在作為第一篇“資本的生產過程”第1章的“導言”，成為《資本論》開篇的內容。1863年1月的這一計劃，是馬克思對他經濟學體系結構的新的構思，成為《資本論》理論敘述部分的最初的相對完整的結構。
第三，《手稿》是馬克思在經濟學中的重大發現和科學革命的“歷史路標”。在《手稿》中，馬克思在資本和剩余價值本質、剩余價值生產形式、勞動對資本的從屬關系、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剩余價值轉化為平均利潤和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社會資本再生產等一系列理論上都取得了重要進展，深化了馬克思經濟學理論及其體系。本文著重對這些理論進展作出概述。
二、對資本和剩余價值本質及其關系的探索
資本和剩余價值理論是《手稿》的主要內容。在《手稿》中，馬克思以“資本最初的表現形式”，也是“資本的最一般形式”G—W—G為基礎，分析了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借貸資本的產生、作用過程及相互轉化關系。馬克思認為，商業資本和生息資本盡管是歷史上最古老的資本形式，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它們都表現為產業資本的“派生的、第二級的形式”。這是因為，“產業資本是在資產階級社會佔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關系的基本形式，其他一切形式都不過是從這個基本形式派生的，或者與它相比是次要的，——派生的，如生息資本﹔次要的，也就是執行某種特殊職能(屬於資本的流通過程)的資本，如商業資本。所以，產業資本在它的產生過程中還必須使這些形式從屬於自己，並把它們轉化為它自己的派生的或特殊的職能”。[8]對資本的“基本形式”和資本“派生形式”關系的離析，是理解資本一般與資本特殊關系的關鍵，也是揭示剩余價值一般到剩余價值特殊(產業利潤、商業利潤、利息)轉化的基礎。
在資本形式的轉化過程中，產業資本轉化為商業資本，是資本的主要形式(生產過程)向資本的次要形式(流通過程)的轉化﹔產業資本轉化為借貸資本，則是職能資本(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向非職能資本的轉化。在借貸資本G—G的運動形式上，資本的一般形式G—W—G取得了最外在化的表現，成了一種“毫無內容的形式，不可理解的、神秘的形式”[9]。在這一過程中，資本的形式越來越和它的內在本質相異化，越來越與資本的本質失去聯系。在借貸資本運動中，資本“取得了它的純粹的拜物教形式”。[10]《手稿》對資本形式轉化及其過程的理解，深刻揭示了資本的本質及其轉化的、衍生的各種資本形式的關系與本質。
馬克思在揭示資本外在化形式的同時，對資本的內在結構也作了探討。《手稿》對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結構的分析，在經濟思想史上首次揭示了資本兩種不同有機構成的理論。馬克思認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構成是從資本的直接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它是“生產過程內部的資本有機構成”﹔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雖然也是對生產資本的結構劃分，但是，它們借以劃分的依據卻是資本流通中價值的不同的轉移方式，因而是流通過程產生的資本有機構成。因此，從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來看，“當我們說到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時，指的是資本最初的劃分為活勞動和物化勞動，而不是流通過程中或流通過程對再生產的影響所引起的這種比例的變化”。[11]嚴格區分兩種不同的資本構成，是馬克思對資本理論探索的重大貢獻。在馬克思以前，古典經濟學家在許多理論上失誤的原因之一，就在於把由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構成造成的價值創造和價值增殖的經濟后果，同由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構成造成的價值轉移和價值補償的經濟后果混為一談。
在《手稿》中，馬克思還深入區分了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有機構成內部的兩重形式：由活勞動量同所使用的生產資料量的對比關系決定的“資本的技術構成”﹔由資本各要素之間的價值比例關系決定的“資本的價值構成”。這是深入理解資本有機構成的兩個“著眼點”。在這兩重構成形式中，資本技術構成的變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馬克思常常把僅僅是資本價值構成變化而資本技術構成沒有變化的情況，稱作資本有機構成沒有發生變動。在這兩重構成形式中，資本技術構成是資本有機構成的內在規定，資本價值構成則是資本有機構成的外在表現形式。資本有機構成的這一嚴格界定，對理解馬克思資本有機構成理論及其現實意義是極為重要的。
在《手稿》中，馬克思對資本結構的探討同對剩余價值生產形式的研究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提出了剩余價值范疇，揭示了剩余價值的本質以及剩余價值的兩種生產形式。在《手稿》中，馬克思引入超額剩余價值范疇，第一次闡明了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兩種形式之間的邏輯的和歷史的轉化“中介”。馬克思認為，超額剩余價值實質就在於：“用超過該生產階段平均水平的更有生產效率的勞動方法作為例外生產出來的那個商品的個別價值，低於這個商品的一般的或社會的價值。”[12]如剩余價值、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范疇一樣，超額剩余價值范疇也是由馬克思首先提出來的。超額剩余價值范疇不僅揭示了絕對剩余價值到相對剩余價值的邏輯的和歷史的轉化關系，而且還凸顯了資本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直接目的和最終結果之間、追求個別價值增殖的內在動機和社會價值普遍降低外在結果之間、個別資本積累增長的沖動和全部資本價值貶損之間的內在矛盾和沖突。
三、勞動對資本的形式從屬和實際從屬關系的研究
勞動從屬於資本的理論是《手稿》提出的重要的理論。馬克思一直關注勞動對資本從屬性質和形式的研究。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從勞動異化的角度，考察過“分工使工人越來越片面化和從屬化”的事實。在《雇佣勞動與資本》中，馬克思已經把“雇佣勞動對資本的關系，工人遭受奴役的地位，資本家的統治”作為首位重要的問題提出來了。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階段的研究，得出了資本是工人的對立面，所以文明的進步隻會增大支配勞動的客觀權力的結論。在《手稿》中，馬克思系統地提出了勞動對資本的形式從屬和實際從屬的理論。
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和發展的一般形式，勞動對資本的形式從屬和絕對剩余價值生產有著同等的意義。這時，那種舊有的宗法的或以其他人身依附為基礎的強制形式已經消除，勞動者和資本所有者在形式上都是“自由人”。在這一從屬形式中，資本接受的只是從封建社會沿襲下來的現存的“生產方式”。這裡所謂的“生產方式”，是指勞動過程中的勞動方式、工藝過程、勞動者的結合形式及生產資料運用的程度等方面的內容，也就是生產力的活動方式。但是，在這種從屬形式中，勞動過程是在資本的監督和管理下進行，勞動的更大的連續性也發展起來了，勞動過程的性質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
勞動對資本形式從屬的典型形式，發生在與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相適應的社會化大生產還沒有建立起來的階段，即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階段。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實際發展，勞動對資本的形式從屬也以相同的程度逐漸轉化為勞動對資本的實際從屬。勞動對資本的實際從屬是直接生產過程中更大規模應用自然力、科學和機器的結果，是科學技術的力量轉化為資本力量的結果，是在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得到充分發展的基礎上形成的。這時，雇佣勞動者的勞動，不僅在生產過程中完全從屬於資本，成為發展起來的機器和機器的附屬品﹔而且在消費過程中，他們的消費也從屬於資本，成為資本再生產的必要要素。馬克思認為，在勞動對資本的實際從屬階段，資本家必須是某一社會規模的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或佔有者，這種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對勞動來說就是“勞動的異己的所有制”。勞動對資本的實際從屬，潛藏著資本主義經濟關系自我揚棄的因素。因此，勞動對資本從屬的理論，不僅揭示了雇佣勞動從屬於資本的經濟實質，而且還揭示了資本私有制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所有制”的思想，揭示了資本私有制最終將被揚棄的歷史必然性。
四、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理論的探索
在《手稿》中，馬克思對資本的生產性和非生產性的探討，是同批判斯密的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理論聯系在一起的。斯密對生產勞動的理解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斯密把生產勞動看作是“把自己的生活費的價值和他的主人的利潤，加到他所加工的材料的價值上”[13]的勞動，斯密對生產勞動的這一理解是正確的，因為“他下了生產勞動是直接同資本交換的勞動這樣一個定義”，“觸及了問題的本質，抓住了要領”。[14]另一方面，斯密又把生產勞動同那種“固定和物化在一個特定的對象或可以出賣的商品中，而這個對象或商品在勞動結束后，至少還存在若干時候”的勞動聯系在一起，只是從勞動的物質規定性、具體勞動形式及其結果上來定義生產勞動，“這裡就超越了和社會形式有關的那個定義的范圍，越出了用勞動者對資本主義生產的關系來給生產勞動者和非生產勞動者下定義的范圍”[15]，從而在根本上混淆了從資本主義特殊生產方式來看的生產勞動同一般的生產勞動的區別。
在對斯密理論的批判中，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理論。首先，馬克思強調：勞動作為生產勞動的特性隻表現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勞動的這種規定性，不是從勞動的內容或勞動的結果產生的，而是從勞動的一定的社會形式產生的。如馬克思后來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所概括的：“生產工人的概念決不隻包含活動和效果之間的關系，工人和勞動產品之間的關系，而且還包含一種特殊社會的、歷史地產生的生產關系。”[16]《手稿》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的限界內，從兩個主要方面論述了資本主義生產勞動的性質：其一，從資本主義生產實質來看，生產勞動是給使用勞動的人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或者說，是把客觀勞動條件轉化為資本，把客觀勞動條件的所有者轉化為資本家的勞動﹔其二，從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特征來看，生產勞動可以說是直接同作為資本的貨幣交換的勞動，或者說，是直接同資本交換的勞動。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勞動性質的說明，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理論的核心問題。
其次，《手稿》在論述資本主義生產勞動性質時多次強調，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既同勞動獨有的特殊性毫無關系，也同勞動的這種特殊性借以體現的特殊使用價值毫無關系。這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一定使用價值的物質產品，可以是生產勞動的結果，隻要這一勞動是同資本相交換的﹔也可以是非生產勞動的結果，如果這一勞動只是同收入相交換。資本主義生產勞動的結果，可以表現為一定的物質產品形式，如雇佣工人為資本家生產的機床產品﹔也可以表現為一定的非物質產品形式，如被開設劇院的資本家雇佣的歌劇演員，他的演唱使劇院資本家獲得利潤，但這種生產勞動的結果並不表現為有形的物質產品。這是馬克思闡述資本主義生產勞動理論時一直堅持的思想。但是，在馬克思時代，資本主義生產中表現為非物質產品的生產勞動的比重還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
再次，《手稿》對資本主義總體工人的生產勞動性質作了探討。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由於商品是由許多工人共同生產的，商品往往表現為勞動者總體進行生產的結果。這時，隻要這些總體工人的勞動都是同資本交換的，他們就都是雇佣勞動者，就都是在這一特定意義上的生產工人。在《資本論》第一卷手稿中，馬克思進一步認為，隨著特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總勞動過程的實際執行者不再是單個工人，而是日益以社會規模結合起來的勞動能力，這裡既包括體力勞動也包括腦力勞動。“於是勞動能力的越來越多的職能被列在生產勞動的直接概念下，這種勞動能力的承擔者也被列在生產工人的概念之下，即直接被資本剝削的和從屬於資本價值增殖過程與生產過程本身的工人的概念下。”在這裡，“單個工人作為這個總體工人的單純成員的職能距直接體力勞動是遠還是近，那都完全沒有關系”。[17]馬克思的這些論述表明，資本主義總體工人的勞動是否屬於生產勞動，完全是由這一總體勞動本身是否為資本生產剩余價值、是否與資本相交換確定的﹔總體工人中單個工人勞動是否屬於生產勞動，完全取決於總體工人勞動的性質。
五、對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研究
在《手稿》中，馬克思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的創立，同對“斯密教條”和魁奈《經濟表》的批判密切相關。
通過對“斯密教條”的批判，馬克思提出了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的兩個基本前提。所謂“斯密教條”，就是斯密所提出的商品價值由工資、利潤和地租三種收入構成的理論，對斯密以后的經濟學家所產生的思想禁錮。與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發展相聯系，《手稿》對“斯密教條”的批判集中在兩個方面：
第一，“斯密教條”混淆了產品的價值和產品生產中勞動者新創造價值之間的區別。在《手稿》中，馬克思對產品價值和產品價值中新創造價值部分作了嚴格區分，提出了社會總產品中價值構成的基本原理：年產品中所有作為可變資本構成工人收入的部分和作為剩余產品構成資本家的消費基金的部分都歸結為新加勞動，而產品中其余所有代表不變資本的部分則歸結為被保存的過去勞動，僅僅補償不變資本。馬克思依據勞動二重性原理，把商品價值區分為c、v、m三部分，說明了c和(v+m)之間的關系，從而科學地解決了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的一個基本前提。
第二，斯密不理解社會資本再生產中生產消費和生活消費的區別與聯系，不理解與此相適應的生產資料實現和消費資料實現各自所具有的特殊規定性。馬克思在《手稿》中認為，社會總產品實際上可以分作兩部分，一部分是用於個人消費的生活消費品，另一部分是用於生產消費的生產資料。因此，按其最終用途，社會總產品可以分為用於生活消費的消費資料部分和用於生產消費的生產資料兩大部分。與此相適應，社會生產部門也應該區分兩大部類：生產消費資料的“A部類”和生產生產資料的“B部類”。“A部類”的產品按其使用價值來說，代表全部年產品中每年加入個人消費的整個部分。按其交換價值來說，它代表生產者在一年內新加的勞動總量。“B部類”提供的是隻加入生產消費、作為生產資料加入生產過程的產品。《手稿》指出，“除了這兩個部類之外，再也沒有別的部類了”。[18]這樣，馬克思科學地解決了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的另一個基本前提。
在《手稿》中，馬克思對社會資本再生產的實現過程作了初步考察。《手稿》對“全部收入都作為收入花掉”即社會資本簡單再生產的三個主要的交換過程作了考察：第一，“收入同收入的交換”，這一交換使“A部類”內部歸於工人和資本家的“收入”(v+m)得到實現﹔第二，“收入同資本的交換”，即由“B部類”歸於工人和資本家的“收入”(v+m)同“A部類”作為不變資本的c相交換﹔第三，“資本同資本的交換”，這是“B部類”內部各資本家之間實現各自不變資本c的過程。這表明，馬克思已經搞清了社會資本簡單再生產實現的基本過程和條件。[19]
在《手稿》中，馬克思對社會資本再生產實現過程的總體理解，是在批判魁奈《經濟表》的基礎上完成的。魁奈在18世紀50年代末制定的《經濟表》中，就已嘗試著對社會資本再生產過程作出概要的描述。馬克思認為，盡管魁奈的《經濟表》還存在著一些錯誤前提，但《經濟表》所作的“嘗試”，是“一個極有天才的思想，毫無疑問是政治經濟學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20]。在馬克思看來，《經濟表》有意義的“嘗試”就在於，它把資本的整個生產過程表現為再生產過程，把流通表現為僅僅是這個再生產過程的形式﹔把貨幣流通表現為僅僅是資本流通的一個要素﹔同時，把收入的起源、資本和收入之間的交換、再生產消費對最終消費的關系等等，都包括到這個再生產過程中，把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實際上是資本和收入之間)的流通表現為這個再生產過程的要素。這一切都被概括在一張表上，而這張表實際上隻有五條線，聯結著六個出發點或歸宿點。馬克思對《經濟表》的高度評價超過了那一時代所有的經濟學家，同時，馬克思由此在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上的創新也超過了那一時代所有的經濟學家。
在對魁奈《經濟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馬克思在1863年7月6日給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他設計了一個“包括全部再生產過程”的“經濟表”，用以“代替”魁奈的《經濟表》。[21]馬克思在這封信中和在《手稿》中對“經濟表”的解釋，除了一些細節之外，實際上對社會資本簡單再生產理論已經有了總體性的理解。首先，馬克思已確定了理解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的兩個基本前提﹔即社會總產品在價值上劃分為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剩余價值三部分，在實物形式上劃分為第Ⅰ部類(生活資料)和第Ⅱ部類(生產資料)兩大部類。其次，馬克思已准確地概述了社會資本簡單再生產的三個主要的交換過程，即第Ⅰ部類內部的交換、第Ⅱ部類內部的交換和兩大部類之間的交換。馬克思還在“社會總產品”形式上，表述了第Ⅰ部類總產品等於兩大部類中可變資本和剩余價值之和、第Ⅱ部類總產品等於兩大部類中不變資本之和的重要思路。最后，馬克思還簡要地闡明了社會資本再生產過程中貨幣回流運動的實質，進一步証明了他在對魁奈《經濟表》分析中得到的那個重要的結論：“貨幣流通在這裡表現為完全是由商品流通和商品再生產決定的，實際上是由資本的流通過程決定的。”[22]馬克思對自己的“經濟表”的解釋，是馬克思經濟思想發展的“歷史路標”。
六、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理論的研究
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理論的形成，是《手稿》最顯著的理論創新成果之一。在馬克思經濟學中，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的理論是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發展的綜合成果。一方面，生產價格作為價值的轉化形式，對其形成機制和形成過程的理解，是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不理解價值實體、價值實現及其轉化機制，就不可能搞清抽象層次上的價值向具體層次上的生產價格轉化的邏輯過程﹔另一方面，生產價格中的平均利潤是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離開了剩余價值理論就不可能搞清剩余價值到利潤、利潤到平均利潤的內在轉化關系。《手稿》在從資本一般轉化為資本特殊的論述中，探討了剩余價值一般向剩余價值的分支——利潤、利息等等的轉化過程﹔在對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的論述中，探討了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的序列過程。
在《手稿》中，馬克思分析了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和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的“兩種轉化”關系。第一種是剩余價值到利潤、剩余價值率到利潤率的轉化，表現為剩余價值對產生剩余價值的所有單個資本的關系，而不管這些單個資本的各組成部分與剩余價值生產保持怎樣的有機關系。第二種是利潤到平均利潤的轉化，“這第二種轉化所涉及的不再只是形式，而是除形式外還涉及實體本身，也就是說，改變利潤的絕對量，從而改變在利潤形式上表現出來的剩余價值的絕對量。第一種轉化並沒有觸及這個絕對量”。[23]經過這兩種轉化，剩余價值的內在規定性逐步地轉化為利潤、平均利潤的外在規定性。這兩種轉化的結果就是，剩余價值和平均利潤的內在聯系在其外在化的形式上完成消逝了。
1862年6月，在寫作《手稿》第Ⅹ筆記本時，馬克思第一次通過例証系統地闡述了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的整體過程，揭示了“平均價格規律”(即生產價格規律)的本質。馬克思假定，在資本Ⅰ到資本Ⅴ這五個部門，預付的資本相等，剩余價值率相同，但各自的資本的有機構成不同。這時，如果“這些商品按它們的價值交換”，剩余價值率同各部門內的個別利潤率之間已不相等，但是剩余價值量和利潤量之間還是一致的。如果從所有這五個部門全部預付資本來考察，就形成平均利潤率，平均利潤率是以個別利潤率為基礎的。平均利潤率的實質在於，“全部剩余價值必須不是按各個生產領域生產多少剩余價值的比例，而是按預付資本的大小的比例在它們之間進行分配”。[24]這時，利潤和剩余價值的內在聯系完全消失。其間，“競爭的作用是把利潤平均化，也就是使商品的價值轉化為平均價格”。[25]在1862年8月2日給恩格斯的信中，馬克思對“詳細敘述起來非常浩繁的問題用幾句話”再次作了概述。[26]這些都表明，在《手稿》中，馬克思的生產價格理論已經形成。
馬克思生產價格理論的形成，順利地解決了李嘉圖理論體系的根本矛盾。《手稿》提到，由於“李嘉圖把不依各個生產領域使用的勞動量為轉移的費用價格的平均化看作是價值本身的變形，從而把整個原理推翻了”[27]。對於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這一經濟現象，“如果想不經過任何中介過程就直接根據價值規律去理解這一現象……就是一個比用代數方法或許能求出的化圓為方問題更困難得多的問題”。[28]通過對一系列中介環節的分析，通過對價值本身的質的轉化關系的分析，馬克思已經科學地証明：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是在生產價格規律作用形式的基礎上形成的。在生產價格規律中，各部門資本家都依據統一的平均利潤率，獲得與各自預付資本量大小成比例的平均利潤。各部門中商品的價值和生產價格的差額，主要是由各部門創造的剩余價值和獲得的平均利潤的差額引起的，歸根到底是由剩余價值在各生產部門之間重新分配引起的。因此，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的現實，並不是對勞動價值論的否定，相反是勞動價值論在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一定發展階段的具體表現。同樣，生產價格理論的創立也絕不是勞動價值論的“終結”，相反是勞動價值論內在生命力的體現。
在《手稿》中，馬克思最初也不打算論述地租問題。1862年6月，馬克思在對生產價格理論研究中涉及洛貝爾圖斯的地租理論時，才順便對地租理論作了一些探討，但仍然不打算作展開論述。但是，在1862年7月到8月間寫作《手稿》第Ⅺ和第Ⅻ筆記本時，馬克思在進一步搞清了生產價格理論之后，才一改初衷，打算把地租問題放在生產價格理論之后，作為價值和生產價格的區別的“例解”加以研究。
在《手稿》中，馬克思批判了李嘉圖等人的地租理論，科學地說明了絕對地租產生的原因、條件及其實現形式。首先，馬克思認為，李嘉圖之所以否認存在絕對地租，同他對資本主義土地所有權性質的理解有關。事實上，因為存在著土地所有權，資本才不得不把價值超過生產價格的余額讓給土地所有者，絕對地租的存在是土地所有權造成的結果。其次，馬克思指出，李嘉圖否認存在絕對地租，還和他不理解生產價格理論有關。他認為，如果存在絕對地租(即與各類土地的肥沃程度無關的地租)，那麼農產品等等的出售價格就會由於高於生產價格而經常高於價值，這就會推翻價值規律。再次，馬克思還依據資本有機構成理論，揭示了絕對地租形成的條件。馬克思認為，由於農業資本有機構成低於社會平均資本構成，也由於土地私有權的壟斷，使農業部門中高於平均利潤的超額利潤滯留在農業部門內，不能在全社會平均化。因此，農產品和別的產品不同，它不是按照自己的生產價格出賣，而是按照自己的價值出賣。這是資本主義生產下的正常現象，是土地所有權造成的后果。顯然，構成農產品價值和農產品生產價格之間差額的超額利潤，只是農業雇佣工人“無酬勞動量”的轉化形式。
馬克思認為，作為價值和生產價格區別的“例解”，“我必須從理論上証明的唯一的一點，是絕對地租在不違反價值規律的情況下的可能性”。[29]但是，在《手稿》中，馬克思還是對級差地租作了一定程度的論述，如區分了級差地租形成的原因和條件，分析了級差地租的實體及其實現形式。
七、對資本積累和經濟危機理論的探索
在《手稿》中，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趨勢的高度，對資本積累理論作了新的論述。馬克思認為，李嘉圖把資本積累僅僅看作是資本收入轉化為工資的觀點，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資本積累過程中，剩余價值既有轉化為可變資本，也有轉化為不變資本的。馬克思証明，資本積累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資本積累中資本和雇佣工人之間對立關系存在著三種主要的趨勢：一是勞動條件在作為資本的財產而“永恆化”的同時，也使“雇佣工人的地位永恆化”，使工人的剩余勞動時間“白白為他人勞動的命運永恆化”﹔二是資本積累通過使資本家及其同伙的相對財富增多而使工人的狀況相對惡化﹔三是勞動條件以愈來愈龐大的形式、愈來愈作為社會力量，出現在單個工人面前，“對工人來說，象過去在小生產中那樣，自己佔有勞動條件的可能性已經不存在了”。[30]這三種趨勢就是資本積累比其物質結果更為重要的生產關系的結果。
《手稿》強調，資本積累也是“大資本通過消滅小資本而進行的積累”。因此，“把勞動條件轉化為資本，然后把這種資本和某些資本以更大的規模再生產出來，最后把社會上許多地方形成的資本同它們的所有者分離開來，並把它們集中在大資本家手裡”[31]，就是這一過程的必然趨勢。這種趨勢將以“對立和矛盾的極端形式”、“以異化的形式”表現出來，並將導致資本“變成了純粹是過時的和不適當的特權，從而迅速趨於消滅”[32]。
在《手稿》中，馬克思提出：“要就危機來自作為資本的資本所特有的，而不是僅僅在資本作為商品和貨幣的存在中包含的資本的各種形式規定，來徹底考察潛在的危機的進一步發展。”[33]《手稿》對經濟危機問題雖然沒有能作出“徹底考察”，但還是概述了這一“徹底考察”的基本方法和思路。
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已指出，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在貨幣作為交換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職能中，已經在兩種形式上存在著危機的可能性。在《手稿》中，馬克思進一步強調，經濟危機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但危機的可能性已潛在地存在於簡單商品經濟的兩種形式中。第一種是“商品形態變化本身，即買和賣的分離”形式[34]。在簡單商品流通W—G—W中，W—G和G—W發生著賣和買的兩次形態變化，在時間上和空間上彼此可能分開。一些人可能賣而不買，他們在實現W—G轉換后，並不立即實現G—W的轉換﹔而另一些人就可能無法實現W—G的轉換，他們的商品成了無人購買的過剩商品。這其中“包含著本質上相互補充的因素彼此割裂和分離的可能性”[35]。危機的可能性隻存在於賣和買的分離，“相互聯系和不可分離的因素彼此脫離，因此它們的統一要通過強制的方法實現，它們的相互聯系要通過強加在它們的彼此獨立性上的暴力來完成。危機無非是生產過程中已經彼此獨立的階段強制地實現統一”[36]。第二種形式是“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這裡貨幣在兩個不同的、彼此分開的時刻執行兩種不同的職能”[37]。這裡的“兩種不同的職能”是指貨幣作為支付手段在兩個不同時刻分別起著的價值尺度和價值實現的職能。貨幣在執行支付手段時包含著一個直接的矛盾：在各種支付互相抵消時，貨幣只是觀念地作為價值尺度發生作用﹔而在必須進行實際支付時，貨幣又充當交換價值的獨立存在，需要實在的貨幣進行支付。貨幣在執行支付手段職能過程中，又使債務人和債權人之間形成連鎖關系，一旦這種連鎖關系中的一環斷裂，即其中一部分債務人到期不能向債權人支付實在的貨幣，整個鎖鏈就會斷裂，以支付手段嚴重短缺為主要特征的貨幣危機具有可能性。《手稿》認為，在危機可能性的這兩種形式中，在沒有第二種可能性的情況下，第一種可能性能夠出現，但在沒有第一種可能性的情況下，第二種可能性卻不可能出現。因此，第二種可能性比第一種可能性更具體些、具有更復雜的規定性﹔第二種可能性所發生的貨幣危機的性質，不隻表現為商品賣不出去，而且還表現為以這一定的商品在一定期限內賣出為基礎的一系列支付都不能實現。
《手稿》認為，以上兩種形式變化只是“危機的最抽象的形式，沒有內容，沒有危機的內容豐富的起因”[38]。危機的可能性並不是危機必然發生的起因，危機的起因是由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在其中運動的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所決定的。危機的可能形式也不等同於引起危機的內容，即引起危機的基礎。馬克思認為，重要的是要研究，“為什麼危機的抽象形式，危機的可能性的形式會從可能性變為現實性。”[39]
危機的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的基礎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定發展，在於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充分發展。首先，如果撇開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內容，單從商品經濟運行的形式上來看，全部商品資本和它包含的每一單個商品資本都要經歷W—G—W的過程。“因此，隻要資本也是商品並且只是商品，那末包含在這個形式中的危機的一般可能性，即買和賣的分離，也就包含在資本的運動中。”不同的是，現在這種運動形式的內容不再是單純的商品和貨幣，而是具有資本規定性的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而且，“不同資本的再生產過程或流通過程的這種相互連結和彼此交叉，一方面，由於分工而成為必然的，另一方面，又是偶然的，因此，對危機的內容的規定已經擴大了”。[40]其次，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貨幣作為支付手段所產生的危機的形式上的可能性，獲得了轉化為規定性的實際基礎。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上，一個接一個的支付鎖鏈和抵消支付信用制度已得到充分發展。這時，一個鎖鏈的斷裂就可能導致整個支付機構的混亂，從而可能出現信用收縮或完全停止的緊迫時期，貨幣則突然作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價值存在，絕對地同商品相對立。再次，簡單商品流通中潛在地存在的兩種矛盾——買和賣的矛盾和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矛盾，在資本主義商品再生產過程中已實際地表現出來了。經濟危機的內在必然性，通過資本主義生產的現實運動和競爭、信用等經濟機制的作用表現出來了。最后，從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過程來看，存在於危機可能性中的賣和買的分離，轉換成資本主義生產階段和流通階段的分離。因此，某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否認危機時，必須強調生產階段和流通階段的統一性，極力否認這兩個階段在運動中的彼此分離。事實上，生產階段和流通階段是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中互相補充、互相對立的兩個方面。“危機就是強制地使已經獨立的因素恢復統一，並且強制地使實質上統一的因素變為獨立的東西。”[41]因此，在理論體系的邏輯結構上，“危機還有許多因素、條件、可能性，隻有在分析更加具體的關系，特別是分析資本的競爭和信用時，才能加以考察”。[42]也就是說，必須在對資本的直接生產過程、資本的流通過程以及資本總過程作了充分闡述的基礎上，才能深入地闡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內在必然性。
八、對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理論的研究
《手稿》關於“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應用”的研究成果，是馬克思對科學技術的經濟學意義理解的顯著証明，也是馬克思對科學技術在社會發展中革命性作用理解的充分體現。《手稿》的這些研究成果，成為那個年代社會科學對科學技術革命意義研究的最高成就。
《手稿》高度關注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發展因素的作用。馬克思認為，科學在社會生產力發展中的直接后果是機器的產生和應用，而“機器勞動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於需求超過了用以前的生產手段來滿足這種需求的可能性而引起的”[43]。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的發展因素，集中地、也是根本地體現在直接生產過程中。馬克思認為，隻有建立在機器應用基礎上的協作，才第一次使自然力——風、蒸汽、電，大規模地從屬於直接的生產過程，使自然力成為社會勞動的因素。同時，自然力的廣泛應用，也使科學成為直接生產過程的一種獨立因素發揮作用。這樣，生產過程成了科學的應用過程，科學則成為生產過程的重要因素。
《手稿》高度評價科學技術對社會經濟關系發展的革命性作用。馬克思認為，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三大發明對封建制度瓦解起著革命作用，“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杆”。[44]科學技術的發展對社會制度變革的巨大作用，表現為對沒落的社會制度的摧毀上，同樣也表現為對上升的社會制度的引領和推進作用上。《手稿》對科學和技術在工廠制度、勞動組織，乃至社會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變革中的作用問題作了深刻的論述。通過對他那個時代的紡織、造紙、制針、機器制造等工業部門工藝過程大量資料的研究，馬克思認為，作為機器生產特點的“自動化”和“聯合化”，將從根本上改變著傳統的工廠制度及其相應的勞動制度，也就是改變著現實的生產關系。即如《手稿》指出的：“隨著一旦已經發生的、表現為工藝革命的生產力革命，還實現著生產關系的革命。”[45]
《手稿》深刻分析了科學技術在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運用的前提和后果。一旦傳統的生產手段無法滿足資本獲取利潤的需要，資本就迫切地追求一種新的效率更高的生產工具的出現，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基本動力。分工的出現和發展與生產技術構成的變化交織在一起，這種交互變化是交換的前提﹔而交換范圍的擴大，直接導致了資本的最初形式——貨幣的出現。蒸汽機的發明及其在工業上的運用，使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得以迅速發展﹔機器的大規模的運用，才真正使資本主義開始成熟，並在機器廣泛應用的基礎上，相對立的兩大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才真正形成。所以，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科學技術的應用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如《手稿》所指出的：“對別人勞動(剩余勞動)的貪欲，並不是機器所有主的獨特本性，它是推動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的動機。”[46]顯然，機器的資本主義利用過程，就是圍繞著對利潤的佔有展開的。
在《手稿》中，馬克思對資本使用機器的基本過程作了如下概述。其一，機器的應用，使暫時還受舊生產方式支配的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延長，也使他們的總工作日延長﹔其二，一旦機器開始被資本主義應用，一旦這些機器作為資本的形式成為同工人對立的獨立力量，絕對勞動時間即總工作日不是縮短，而是延長了﹔其三，一旦競爭把用機器生產的商品價格降低到它的價值水平，機器的應用所以能夠增加剩余價值即資本的利潤，只是由於商品變得便宜而使工資價值或勞動力價值即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時間減少了，其中的另一種情況是機器的使用通過提高勞動強度的所謂“濃縮勞動時間”的辦法增加絕對剩余價值﹔其四，機器體系代替簡單協作﹔其五，為了抵制罷工和抵制提高工資的要求而發明和應用機器﹔其六，工人果敢地要求享有因採用機器而使自己的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一部分果實﹔其七，勞動的更大的連續性，廢料等的利用，如果借助機器能提供更多的原料，在最后階段就可以制造出更多的產品﹔其八，代替勞動。[47]資本主義機器使用的基本過程，是資本的內在動機的現實表現，也是資本主義運用科學技術於生產過程的本質體現。
《手稿》對資本主義利用科學技術的內在動機和外在趨勢作了深刻分析。資本主義生產的動機和唯一目的就是賺錢，實質上就是，“對別人勞動(剩余勞動)的貪欲”[48]，即對剩余價值的追求，使得資本產生了通過發展更有效率的生產工具以壓低工人的工資，直接縮小雇佣工人的人數，以達到最大的競爭力和獲取最大的剩余價值。所以，在資本主義經濟現實中，機器的應用強烈關注的不只是生產效率的提高，更在於減少必要勞動和增加剩余勞動。馬克思強調，資本願意把科學作為重要的投資場所，因為科學在生產中的運用所帶來的收益，是呈幾何級數增長的。不僅如此，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對科學利用程度的不斷增長，對於科學的需求必然超過在自然狀態下的科學的發展，如《手稿》所指出的：“由於自然科學被資本用作致富手段，從而科學本身也成為那些發展科學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學的人為了探索科學的實際應用而互相競爭。另一方面，發明成了一種特殊的職業。”[49]於是，科學從原先與技術相混合的狀態中獨立出來，科學研究和發明成為社會的一種新的專門化分工。這一新的專門化分工，在資本的作用下，並受資本本質的制約，其結果既可能推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可能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隨著一旦已經發生的、表現為工藝革命的生產力革命，還實現著生產關系的革命。”[50]科技革命可能使資本主義對其基本矛盾有了新的調節手段，但卻不能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成為生產力發展桎梏的本質趨勢。
九、對未來社會經濟關系的探索
在《手稿》中，馬克思在對論述資本的形式從屬到實際從屬的歷史過程中，對未來社會經濟關系產生的必然性以及未來社會的“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制”的涵義作了深入闡述。
馬克思認為，勞動形式上從屬於資本向實際上從屬於資本的過渡，與經濟關系的必然的變革是聯系在一起的。勞動對資本的實際從屬，是生產力運動方式發生革命的結果，是直接生產過程中更大規模地應用自然力，科學和機器的結果，是科學技術力量轉化為資本力量的結果。因此，“在這裡不僅是形式方面發生了變化，而且勞動過程本身也發生了變化。一方面，只是現在才表現為特殊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改變了物質生產的形態。另一方面，物質形態的這種變化構成資本主義關系發展的基礎，所以與資本主義關系完全適合的形態只是與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51]
勞動對資本的實際從屬已經潛藏了資本主義私有制自身被揚棄的因素。因為在勞動對資本的實際從屬階段，“資本家必須是某一社會規模的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或佔有者，必須是某一價值量，某一集中起來的財產的所有者或佔有者”。[52]這時，表現為資本家個人集中佔有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而對勞動來說，它就是一種“勞動的異己的所有制”。[53]然而，對勞動的異己的所有制的否定，並不是回復到孤立的單個人的所有制，而是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的所有制。馬克思認為：“資本家對這種勞動的異己的所有制，隻有通過他的所有制改造為非孤立的單個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為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滅。”[54]這就是說，顯然，這裡所說的“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所有制”，同馬克思后來所說的“個人所有制”具有同等的意義。
在《手稿》中，馬克思認為，隨著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中“個別人佔有生產條件不僅表現為一種不必要的事情，而且表現為和這種大規模生產不相容的事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中的這一“對立形式”，必然導致“社會地佔有而不是作為各個私的個人佔有這些生產資料”的結果，由此而得出的結論就是：“資本主義所有制只是生產資料的這種公有制的對立的表現，即單個人對生產條件的所有制(從而對產品的所有制，因為產品不斷轉化為生產條件)遭到否定的對立的表現。”[55]
在對於未來社會的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發展的研究中，馬克思極為關注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過程的根本轉變，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人對自然力的大規模的有效的利用問題。科學的因素獨立了出來，發明成了一種特殊的職業，自然力變成社會勞動的因素，人實現了對自然力的大規模利用。這時，科學作為生產的獨立因素，使生產過程實際上成了科學的應用，科學成了生產過程的職能，“這樣一來，科學作為應用於生產的科學同時就和直接勞動相分離”[56]，最初只是對資本有利的科學的這種分離和獨立，將“成為發展科學和知識的潛力的條件”[57]。科學及其科學研究的獨立有利於科學水平的快速提高，在未來的生產中科學和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將越來越受到重視。未來社會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了生產方式發展的新的空間，實現了人在生產過程中的新的解放。在馬克思看來，“自動工廠是適應機器體系的完善的生產方式，而且它越是成為完備的機械體系，要靠人的勞動來完成的個別過程越少……它也就越完善”。[58]馬克思預言，隻有在“與機器相適應的生產方式”中，“自動工廠”才能“獲得最純粹最典型的表現”。
《手稿》對未來社會經濟關系的這些獨特的探索，對我們理解現代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本質及其運行都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7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17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頁。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8頁。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36頁。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36頁。
[7]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6∼447頁。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Ⅲ冊，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18∼519頁。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Ⅲ冊，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17頁。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Ⅲ冊，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16頁。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Ⅲ冊，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29頁。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頁。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6頁。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8頁。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3頁。
[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6頁。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1頁。
[18]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9、243頁。
[19]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2∼258頁。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6頁。
[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58頁。
[2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4頁。
[2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4∼285頁。
[2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冊，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66∼67頁。
[2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冊，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68頁。
[26]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66∼269頁。
[2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Ⅲ冊，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3頁。
[2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Ⅲ冊，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0頁。
[2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76頁。
[3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Ⅲ冊，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88∼389頁。
[3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Ⅲ冊，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48頁。
[3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Ⅲ冊，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49頁。
[3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冊，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85頁。
[3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冊，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82頁。
[3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冊，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80頁。
[3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冊，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81頁。
[3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冊，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82頁。
[3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冊，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81頁。
[3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冊，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88頁。
[4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冊，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82∼583頁。
[4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冊，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86頁。
[4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冊，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609頁。
[4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2頁。
[4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27頁。
[4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3頁。
[4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74頁。
[47]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72∼390頁。
[4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74頁。
[4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72頁。
[5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3頁。
[5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頁。
[5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頁。
[5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頁。
[5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頁。
[5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21頁。
[5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70頁。
[5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98頁。
[5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18頁。
（作者簡介：顧海良，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