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資本論》與古典政治經濟學
在馬克思哲學研究的思想史路徑中，學術界往往側重於從笛卡爾—康德—黑格爾這樣的歐洲近代哲學史尤其是德國古典哲學的傳統中來闡釋馬克思的哲學思想，相對忽視了馬克思哲學研究的配第—斯密—李嘉圖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傳統。即使對后一傳統進行研究，也往往局限於政治經濟學領域。無論是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第5卷說明，還是通行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都認為：馬克思的《資本論》是一部經濟學巨著，在批判和吸收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實現了政治經濟學領域的革命性變革。但頗為吊詭的是，后世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們經常把《資本論》看做一部不是十分嚴謹的經濟學著作，認為其並沒有超越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尤其是大衛·李嘉圖的理論視域。熊彼特指出，李嘉圖是馬克思的老師，馬克思的價值論就是李嘉圖式的價值理論，並且“馬克思在貨幣領域明顯微弱的成就，在這方面他沒有成功地達到李嘉圖的水平”。[1]這兩種悖論性的觀點促使我們去認真地思考《資本論》的理論性質，去思考《資本論》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關系。如果說馬克思的《資本論》超越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那麼究竟是在何種意義上超越了呢?
一、《資本論》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界限
在《資本論》第2版跋中，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經濟學存在著“不可逾越的界限”：“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屬於階級斗爭不發展的時期的。它的最后的偉大的代表李嘉圖，終於有意識地把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當做他的研究的出發點，因為他天真地把這種對立看做社會的自然規律。這樣，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也就達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2]馬克思認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把階級對立看做是社會的自然規律，“階級關系”構成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不可逾越的界限。
在《國富論》序言中，斯密為自己的理論起點設定了一個理想狀態的世界。他認為：“由於整個社會的勞動產出如此巨大，以至每個人都得到豐富的供應。而且任何一個工人，即使是最貧窮低下的，隻要勤儉，就會比任何野蠻人享有更多的生活必需品與便利品。”[3]在斯密看來，分工使財富增長，社會更加富裕﹔交換互通有無，使普遍富裕成為可能。“在一個施政完善的社會裡，分工之后，各行各業的產出大增，因此可以達到全面富裕的狀況，將財富普及到最下層人民。每個工人的產出，除了滿足自己的需要之外，還有大量的產品可以自由處理﹔其他每個工人的處境也都一樣，因此能以自己的大量產品，交換大量的產品，或者說，交換其他工人的大量產品。自己大量供應別人所需的物品，而別人也同樣大量供應自己所需的物品，於是普遍富裕的狀況自然而然地擴散至每個社會階層。”[4]普遍富裕世界的設定構成了斯密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出發點。
斯密還提出了第二個假設：經濟主體假設。斯密指出，與動物不同，“人類的情況正好相反，極不相似的才能可以彼此幫忙﹔他們個別生產出來的不同物品，好像都被人類這種相互交換的傾向，集結在一起，讓每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隨時在那裡買到利用他人的才能生產的物品”。[5]這是作為商品交換主體的人的情況。此外，雇主和工人之間也是一種單純的買賣關系。雇主和工人之間的供求關系同樣遵循市場價值規律，勞動工資隨著市場而上下波動。然而，“即使是在工商業比較發達的斯密的故鄉格拉斯科，客觀現實中也不可能出現像斯密所說的那種自主的商品交換主體，隻要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存在，現實的主體就必然負載有當下的社會關系角色，他就不可能是斯密式的自主和自由的”。[6]
可見，斯密以普遍豐裕的世界為假設前提，並且在此基礎上還假設了自主和自由的經濟主體的存在。實際上，這種假設的理想狀態就是古典自然主義所講的那種自然狀態。當斯密假設一個財富普遍豐裕的世界存在的時候，這也就意味著他放棄了對現實生活本質的理解﹔當斯密假設一個自主和自由的經濟主體存在的時候，他也就用單純的經濟關系掩蓋了人與人之間最真實的社會關系。所以，斯密的缺點“並不是總體上的事實、細節的缺乏，而是在處理那些有關階級斗爭的微妙問題時，對有關事實、細節避而不談”。[7]理想狀態的假設抹殺了資本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現實。從斯密所設定的理想狀態出發，由此而論及的人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必然隻能是一種“形而上”的東西，即斯密的人是一種假設出的自主的因而抽象的人，他的社會關系也是一種理性化的形而上學的關系。斯密在《國富論》中雖然論及了工人、資本家、地主這些理論對象，但他把他們之間的關系隻看成一種“討價還價”的經濟關系，而沒有看出其中的內在利益對立關系。
正是在此意義上，斯密被馬克思稱為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家。《國富論》成為了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斯密“篡改”了歷史。斯密“建構了一本結構巧妙的政治經濟學和歷史‘修訂本’。其中，他竭力美化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殘酷現實。在他的這一工程中，他依賴的大多是被他的學生斯圖亞特稱為‘臆測歷史’的那些東西。斯圖亞特為這種做法作了辯護。他聲稱：‘在缺乏直接証據的情況下，我們隻能用推測的事實來代替’”。[8]即使當時的社會對歷史並不太看重，即使早期的蘇格蘭曾被人稱為是“一個滿是神話和臆想的地區，應該被歷史學家完全拋棄”。但是，斯密對歷史採取的隨意態度並不是一種不嚴謹的體現，而是因為社會現實和他的思想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斯密對推測和奇聞逸事的依賴，是可以理解的。在他對政治經濟學的修訂中，許多事實，尤其是那些有關現存的經濟現實的事實，會給斯密帶來很多不便。這些事實可能會和他所要表述的思想相矛盾。”[9]
相對於斯密，也許李嘉圖更加深刻，馬克思將其稱之為古典政治經濟學“最后的偉大的代表”，但也依然沒有逾越這一界限。斯密的經濟世界是一個普遍豐裕的世界，這一點跟李嘉圖正好相反，李嘉圖的經濟世界是一個稀少性的世界。這使得李嘉圖的經濟理論更加注重生產，馬克思說他是“為生產而生產”。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全部圍繞“生產”展開。他在經濟理論上隻關心商品價值的生產。“在他的眼裡，沒有作為人的工人，隻有生產工人這種商品所需的勞動量。也沒有作為人的資本家，隻有生產作為資本的商品所需的勞動量。”[10]所以，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以“論價值”開篇，詳細地論述了商品的價值由內含的勞動量所決定的觀點。馬克思高度評價了李嘉圖，“同這個科學功績緊密聯系著的是，李嘉圖揭示並說明了階級之間的經濟對立——正如內在聯系所表明的那樣，——這樣一來，在政治經濟學中，歷史斗爭和歷史發展過程的根源被抓住了，並且被揭示出來了”。[11]雖然李嘉圖“有意識地把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當做他的研究的出發點”，但這並不意味著李嘉圖突破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界限。“因為他天真地把這種對立看做社會的自然規律。”[12]與斯密維護整個資產階級利益不同，李嘉圖的理論事實上達到了維護工業資產階級利益的目的，因為工業資產階級發展更符合他的“生產”主題。
古典政治經濟學不僅掩蓋了階級關系，並且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推波助瀾，促進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形成。佩羅曼指出，“為了確保人們接受雇佣勞動，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積極地鼓吹一些措施，以剝奪人們傳統意義上的謀生手段。表面看來，剝奪絕大多數自給自足者生產資料過程的野蠻行為，跟古典政治經濟學‘自由放任’的名聲似乎毫無關系。但實際上，剝奪絕大多數小生產者的生產資料，與‘自由放任政策’的確立過程結合得特別緊密，以至於馬克思——或者至少他的解釋者們——將這種對大眾的剝奪貼上了‘原始積累’的標簽”。[13]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古典政治經濟學有著迥然不同的目的。古典經濟學共同的目的都想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框架下發現經濟運行的規律，從而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長。而馬克思關心的則是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人類的生存狀況，致力於實現人類的自由解放。因此，階級問題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構成了古典經濟學的禁區。在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視為禁區或者說被其遮蔽的地方，正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大顯身手的舞台。馬克思的《資本論》所要揭示的正是資本主義條件下人的生存狀況：物的掩蓋下所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階級關系)，這就突破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不可逾越的界限”。
二、《資本論》科學術語的革命
《資本論》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界限的突破，使得《資本論》中的任何一個術語或范疇不僅獲得了全新的內涵，並且上升到了存在論的層面。恩格斯在《資本論》英文版序言中明確指出：“某些術語的應用，不僅同它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含義不同，而且和它們在普通政治經濟學中的含義也不同。但這是不可避免的。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政治經濟學通常滿足於照搬工商業生活上的術語並運用這些術語。”[14]馬克思從來沒有在日常或者政治經濟學的意義上去看待商品、貨幣、資本、價值等一系列概念。馬克思對這些經濟范疇的分析都是為了揭示其背后所隱藏的社會關系。《資本論》科學術語的革命，簡而言之，就是把單純的經濟范疇上升為哲學范疇或存在論范疇。
《資本論》中最為核心的范疇就是“資本”。在馬克思之前提出和關注資本的主要就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亞當·斯密的資本理論。在《國富論》中斯密對資本的理解是：資本是為了生產獲利而積蓄起來的物質資產，是用於繼續生產的“預蓄財富”。在斯密看來，資本的產生是需要前提的，即物品的積蓄也就是資財必須富余。斯密指出：“當某個人擁有的物品積蓄僅僅足夠維持幾天或幾個禮拜的生活時，他不太會想到利用這項積蓄來衍生任何收入。他會盡可能省吃儉用地消費它，並且在全部吃光用盡之前，努力憑自己的勞動，獲取一些可以替補的物品。在這種情況下，他的收入完全來自勞動。”[15]斯密認為各國從事生產勞動的窮人，大部分的情況都是如此。“可是當他擁有的物品積蓄足夠維持幾個月或幾年的生活時，他便自然會盡力利用大部分的積蓄來衍生收入，而隻保留一小部分的積蓄，在前項收入開始進賬之前足夠供應他消費。所以，他的全部積蓄可區分成兩部分。其中他期望衍生收入的部分，可以說是他的資本。另外一部分則是直接供應他消費使用的積蓄。”[16]由此可見，斯密將個人的財富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用於目前消費﹔另一部分則用於繼續生產，以期從中取得收入或利潤，這部分就是“資本”。“一個人不管運用了自己的哪一部分積蓄當作資本，他都會渴望連本帶利地把它收回來。所以，他會將當作資本的那一部分積蓄，完全花在維持生產性人員上面。這一部分積蓄對他發揮了資本的功用之后，便構成了生產性人員的收入。一旦他准備把任何一部分積蓄用來維持某種非生產性人員，這一部分積蓄立刻就不算是他的資本，而變成是供應他直接消費使用的積蓄了。”[17]斯密實際上便把資本歸結為用於繼續生產並提供收入或利潤的作為“預蓄財富”的“物質資料”。而李嘉圖則直接接受了斯密對資本的理解，並由個人擴展到了國家的層面，表達得更為理論化和具體化。“資本是國家財富中用於生產的部分，包括實現勞動所必需的食物、衣服、工具、原料、機器等等。”[18]
可見，斯密認為資本產生的前提是物品積蓄或資財的富余。而馬克思則認為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獲得增殖是因為勞動力這一特殊商品的出現。“貨幣佔有者要把貨幣轉化為資本，就必須在商品市場上找到自由的工人。這裡所說的自由，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夠把自己的勞動力當做自己的商品來支配，另一方面，他沒有別的商品可以出賣，自由得一無所有，沒有任何實現自己的勞動力所必需的東西。”[19]在斯密那裡，資本本質上體現的還只是一種“物”，好像與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無關。而在馬克思關於資本的論述裡，資本增殖的實現是基於工人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貨幣佔有者——資本家。資本的形成是在工人與資本家的雇佣勞動關系中實現的。因為，作為資本的貨幣價值的變化，不可能發生在這個貨幣本身上，貨幣作為購買手段和價值手段，只是實現它所購買或所支付的商品價格。資本的增殖來源於工人在生產過程中的剩余勞動。
針對古典經濟學家尤其是斯密對資本本質的物化理解，馬克思在《大綱》中指出，在古典經濟學家那裡，“資本被理解為物，而沒有被理解為關系”，[20]他們“隻看到了資本的物質，而忽視了使資本成為資本的形式規定”。[21]“使資本成為資本的形式規定”就是指“社會關系性質”，確切地講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古典經濟學家眼中資本的“社會關系性質”是以歪曲的形式表現為物的“屬性”，從而遮蔽和掩蓋了資本的社會關系內涵。馬克思指出，“經濟學家們把人們的社會生產關系和受這些關系支配的物所獲得的規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屬性，這種粗俗的唯物主義，是一種同樣粗俗的唯心主義，甚至是一種拜物教，它把社會關系作為物的內在規定歸之於物，從而使物神秘化”。[22]所以，將資本物質化，確立資本和雇佣勞動關系的自然性、永恆性和絕對性，完成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意識形態遮蔽，這是所有自覺不自覺地充當資產階級利益代言人的古典經濟學家們共同的理論取向。也正因如此，馬克思將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們稱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
馬克思在分析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對資本的理解之后，明確指出：“單純從資本的物質方面來理解資本，把資本看成生產工具，完全拋開使生產工具變為資本的經濟形式，這就使經濟學家們陷入種種困難之中”。[23]因此，馬克思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批判和消解古典經濟學家對資本本質的“物化”理解，揭露和澄清“資本”的真實本質。馬克思通過對物化現象的剝離，逐步揭示出了資本的更為真實的本質：資本絕不僅僅是一種“物”，資本還是一種“社會關系”。
在《雇佣勞動與資本》中，馬克思指出，關於資本古典經濟學家是這樣說的：“資本是由用於生產新的原料，新的勞動工具和新的生活資料的各種原料、勞動工具和生活資料組成的。資本的所有這些組成部分都是勞動的創造物，勞動的產品，積累起來的勞動。作為進行新生產的手段的積累起來的勞動就是資本。”[24]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資本等同於“積累起來的勞動”物化理解不同，馬克思強調資本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認為生產資料隻有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下，它才成為資本。馬克思用形象的類比說明了這一問題：“黑人就是黑人。隻有在一定的關系下，他才成為奴隸。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隻有在一定的關系下，它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系，它也就不是資本了，就像黃金本身並不是貨幣，砂糖並不是砂糖的價格一樣”。[25]正是基於對資本的這一理解，馬克思明確指出，“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這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26]
在《大綱》中，馬克思繼續強調：“資本顯然是關系，而且隻能是生產關系”，[27]並且是資本主義社會中佔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關於資本生產關系本性的論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得更為明確。在第1卷中，馬克思指出，“資本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中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28]在第3卷中，馬克思指出，“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於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后者體現在一個物上，並賦予這個物以獨特的社會性質。資本不是物質的和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的總和”。[29]可見，資本作為一種社會關系，其實質就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而且隻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下，積累起來的、物化的勞動才能支配直接的、活的勞動，才能變成資本。隻有在“死勞動”(物)支配“活勞動”(人)的顛倒的資產階級社會關系裡，資本才真正存在。在此意義上，資本本質上就是一種“顛倒”的社會關系。資本作為一種顛倒的社會關系，同時又是一種支配一切的“權力”。資本之所以是資本，就在於它能“增殖自身”，而資本為了增殖自身，就必須與雇佣勞動之間處於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所以資本“按其本質來說，它是對無酬勞動的支配權”，[30]即對剩余價值的掠奪權和控制權。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中支配一切的權力，它影響和決定著其他一切社會關系。在此意義上，資本成了萬物的尺度，一切都必須在資本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放棄存在的權利。資本獲得了形而上學中本體的意義。資本搖身變成了現實中萬能的上帝，它決定著它裡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可見，“斯密是直接從生產資本的角度入手，主要在物質生產的過程上來把握資本，而馬克思則主張首先要從價值=剩余價值論的角度來理解資本”。[31]剩余價值理論所揭示的正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的秘密。與其說剩余價值理論是一條經濟學規律，毋寧說它是一種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的理論視域。“隻有當剩余價值規律成為一種視域，而不是一個自足性的理論范疇，它才構成了階級斗爭理論的一部分。”[32]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的任何一個范疇表面上看起來都是一個純粹的經濟范疇，而實際上都是一個存在論范疇。因為馬克思通過對任何一個經濟范疇的分析，所試圖揭示的都是其背后所隱藏的社會關系。馬克思是一個“革命家”，他所有的著作都致力於為人類的自由解放服務，《資本論》也不例外。因此，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社會看做人類歷史發展的過渡階段、一個暫時性的狀態，《資本論》的目的是為了揭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規律。而古典政治經濟學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的完美狀態的實現，是人類歷史的終結，其研究的目的隻不過是為了發現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規律。正是由於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與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有著截然不同的目的，這才決定了《資本論》對每一經濟范疇的分析都上升到了“存在論”的層面上。在《資本論》中，“資本”已經不單單是一個用於擴大再生產的經濟范疇，而是一個體現著社會關系、人的生存狀況的存在論范疇。“不言而喻，把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隻看做是人類經濟史上一個暫時階段的理論所使用的術語，和把這種生產形式看做是永恆的、最終的階段的那些作者所慣用的術語，必然是不同的。”[33]
三、《資本論》的存在論超越
無論是《資本論》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界限的逾越，還是《資本論》科學術語的革命，都無可辯駁地表明：《資本論》超越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但是，這種超越絕非經濟學意義上的超越，而是一種存在論的或者哲學的超越。與其把馬克思的哲學定義為“經濟學語境中的哲學話語”，不如說馬克思的經濟學話語就是他的哲學話語。如果說古典政治經濟學是經濟學，那麼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就是哲學，就是存在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就是哲學批判或存在論批判。因為政治經濟學批判所指向的是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而非一種純粹的經濟學批判。
馬克思所謂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不僅不是經濟學理論，而且是一種反經濟學理論。奈格裡在對《大綱》的分析中明確地指出：“正如克裡斯蒂娜·潘那瓦扎(在她為維戈茨基寫的簡介中)所指出的，所有分析都將指向對抗，正是這種對抗，以至於我們決不能將價值理論視為封閉的理論，也不能在此基礎上將再生產理論和流通理論等量齊觀。‘在《大綱》中，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反經濟的理論，這種批判拒絕回到政治經濟學，然而恰恰相反，科學是一種對抗性的運動。’”[34]盡管奈格裡在此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一種激進的政治解讀，從馬克思的《大綱》中解讀出的是“對抗”。但這種解讀把握住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本性，它是一種反經濟的理論。奈格裡解讀到的“對抗性”正是一種作為階級斗爭的社會關系的體現，這遠非一部經濟學著作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奈格裡指出，“我們不知道還有什麼斷言比指認馬克思主義為‘經濟學理論’或把它界定為‘封閉’的斷言更荒唐”。[35]由此看來，馬克思的《大綱》以及《資本論》並非單純的經濟學著作。而它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超越也就絕非是經濟學意義上的超越。“以貨幣分析為中心使得馬克思能夠實現基於古典經濟學的激進創新。這種創新體現在兩個方面：發現價值規律是基於社會平均勞動，發現價值的波動性和對抗性，以及它潛在的對抗性。”[36]可見，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超越就在於發現了這種對抗性，亦即發現了對抗性的社會關系：階級沖突。
馬克思的《資本論》有著與古典政治經濟學迥然相異的理論主題。古典政治經濟學試圖尋求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社會財富增長的機制原理。而《資本論》則要揭示物(經濟范疇)掩蓋下所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剝削關系)，並且試圖尋找一條人類解放的現實道路。馬克思主義首先應該被“看成一種關於人類解放的學說”。[37]“解放何以可能”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旨趣。我們應當從動機和旨趣的視角去閱讀《資本論》，這樣才能把握住其理論真義。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其最終的目的都是在探尋“解放何以可能”的現實道路。“把人從非人的存在中‘解放’出來，這就是馬克思為新哲學提出的使命。”[38]早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就已經明確指出，“對宗教的批判最后歸結為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樣一個學說，從而也歸結為這樣的絕對命令：必須推翻使人成為被侮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系”。[39]在《巴黎手稿》中，馬克思把人的存在方式定義為“異化”的存在方式，而在《資本論》中，則進一步具體化為人受“抽象”即資本的統治。因此，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馬克思哲學，最迫切的要求是要把人從“物”的普遍統治中解放出來，從“資本”的普遍統治中解放出來，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普遍統治中解放出來。總而言之，把人從一切“非人”的或“異化”的狀態中“解放出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才把共產主義解讀為人向人的本性的復歸。這是包括《資本論》在內的整個馬克思學說的理論旨趣所在。
如果我們在馬克思理論動機和旨趣的意義上去看待《資本論》的話，對《資本論》的理解就會發生一個根本性的變化：絕不再會將其看做是一部純粹的經濟學著作，而是看做一部關於人類自由解放，探尋“解放何以可能”的存在論著作。馬克思的存在論革命就在於實現了從傳統哲學的“世界何以可能”到“解放何以可能”的轉變。“解放何以可能”就是馬克思哲學的存在論。馬克思“把本體論對‘何以可能’的追問定位為對‘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尋求，從而變革了傳統本體論對人的存在何以可能的抽象思辨，實現了本體論的理論內容的變革”。[40]因此，《資本論》中的每一個概念都不只是純粹的、孤立的經濟學范疇，而是一個個在經濟學的外表下隱匿地表征著人的存在方式的哲學范疇或存在論范疇。正如科西克所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顯然是一種存在哲學，它隻把經濟范疇看做某一隱蔽本質的信號或符號，看做人的生存狀況的信號或符號。”[41]可見，《資本論》中的經濟學概念及其所構成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體系，實質上是建基於新型存在論之上的哲學批判體系。
馬克思的《資本論》不僅是關於“資本”的“資本論”，而且是關於“人的存在方式”的“存在論”。這正是馬克思理論比別的存在論尤其是海德格爾基礎存在論的優越之處。在馬克思看來，從人本身出發而考察人，隻能是從抽象的人出發而形成對人的抽象的理解﹔而馬克思的出發點是“現實的個人”，隻有從關於人的各種規定——首先是最重要的經濟范疇——出發，才能形成對人的具體的理解，才不至於墮入傳統形而上學的抽象當中。隻有展現經濟范疇所構成的“具體”，才能揭示作為“現實的歷史”的“存在”。這是馬克思破解“存在”的秘密的立足點，也是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資本論》所破解的“存在”的秘密。隻有立足於存在論的高度，才能把《資本論》所具有的最真實的哲學意義揭示出來。因此，洞悉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資本論》，並非僅僅是揭示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而且是通過揭示“一個復雜的社會形式”，即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從而實現對全部人類生活形式即歷史過程的揭示。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就是他的存在論批判，馬克思對“現實的描述”就是對人應該“如何存在”的探討。因此，《資本論》不僅破解了“資本”的秘密，而且破解了“存在”的秘密﹔不僅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特殊的發展規律，而且揭示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不僅揭示了人的存在狀況，而且指明了人應當如何存在。《資本論》構成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存在論”。
現在，我們可以來回答熊彼特關於馬克思的評價問題了：馬克思是否超越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既超越了李嘉圖的價值理論，又沒有超越。在經濟學的意義上並沒有超越，超越勞動價值論的是新古典經濟學的邊際效用理論。而在存在論的意義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卻超越了李嘉圖。因為馬克思使勞動價值論從單純的經濟學觀點上升到了哲學—存在論的層面上。在馬克思看來，勞動與資本之間存在著一種“對抗性”關系。勞動是創造價值，從而獲得價值的合法性來源，而現在資本也成為獲得收益的手段。從勞動價值論的角度講，消除剝削就意味著讓資本回歸勞動或者說讓資本等同勞動的。可見，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是用來分析商品價值的來源，而是用來分析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生產關系的。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是經濟學的，而是存在論的，它構成了馬克思用來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的理論視域。正是在此意義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超越了李嘉圖的價值論。
因此，馬克思《資本論》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超越，不是一種經濟學意義上的超越，也不是一種經濟哲學意義上的超越，它是一種哲學的存在論的超越。我們必須把笛卡爾—康德—黑格爾的思想史傳統和配第—斯密—李嘉圖的思想史傳統結合起來，在這種互相詮釋當中，才能真實地把握住馬克思的哲學革命。這是因為“馬克思超越近代形而上學哲學的關鍵在於，他從現實社會生活的內部重新給哲學提供了一種新的生成機制。”[42]也就是說，他將古典政治經濟學所揭示的經濟生活上升到哲學的層面，從而革新了德國古典哲學的抽象的、思辨的唯心主義傳統，使哲學回歸現實生活。如果隻研究第一個傳統便無法理解馬克思哲學革命的真實意義，有可能仍囿於抽象的思辨當中﹔如果隻關注第二個傳統便有可能陷入一種無批判的經驗實証主義。熊彼特正是因為不了解第一個思想史傳統，不了解《資本論》的存在論，所以他也永遠無法了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性質和真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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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5頁。
[24][25][2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3-344、344、345頁。
[2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2頁。
[31]內田弘：《新版〈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研究》，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9頁。
[32][34][35][36]奈格裡：《〈大綱〉：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63、28、36、64頁。
[37]伯爾基：《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7頁。
[38][40]孫正聿：《思想中的時代：當代哲學的理論自覺》，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95、200頁。
[3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頁。
[41]科西克：《具體的辯証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年，第124頁。
(作者簡介:王慶豐，吉林大學哲學基礎理論研究中心、哲學社會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