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列經典著作的學習經驗與理論創新

作者:韓慈    發布時間:2013-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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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對馬列經典著作的學習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前提和基礎。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黨的領導人歷來都相當重視馬列經典著作的學習。系統總結和歸納黨的領導人關於學習馬列經典著作的相關闡述,無論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還是對黨的自身建設都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學習維度:堅持制度化學習與自主化學習的有機統一

黨在學習和研究馬列經典著作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學習制度,養成了良好的學習習慣,把制度化學習與自主化學習有機統一起來。

(一)成立專門的學習、培訓和研究機構,推動馬列經典著作學習的制度化和自主化

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以來,為提高黨的馬列主義水平,我們黨在全黨主要是高級干部中開展了學習運動,黨中央設立了干部教育部,專門負責領導全黨的學習工作。1939年5月,中央干部教育部在陝北公學禮堂召開干部學習動員大會。毛澤東同志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明確指出建立學習制度的重要性。他說:“全國各級黨部,邊區各級政府,各個人民團體,各類學校,都須設立這樣的機關,建立這樣的制度,來領導並進行學習。在軍隊裡也是這樣,要設立教育部,建立起學習制度。這樣的學習制度,中央要在全國推廣,隻要共產黨力所能及,就要把它推動起來,造成一個學習的高潮。”[1]他要求干部用“擠”和“鑽”精神對待學問。他號召全黨研究學問,把全黨變成一個大學校。1938年5月5日,黨成立了馬列學院,這是一所專門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理論的學校,主要任務是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教學。1941年7月,黨中央將馬列學院改組為馬列研究院,作為專門研究馬列主義理論以及應用馬列主義的方法研究中國歷史與現實問題的公開學術機構。1941年9月8日,黨中央又將馬列研究院改名為中央研究院,作為培養黨的理論干部的高級研究機構,直屬中央宣傳部。各種學習、培訓和研究機構的創立和發展,把黨領導干部的馬列經典著作學習逐漸納入制度化軌道。領導干部在各種專門機構中,在制度的規約下,在濃厚的學習氛圍下,不斷提升學習的自主性,對馬列經典著作的學習更加主動和更加積極。

(二)制定相關政策,推動馬列經典著作學習的制度化和自主化

延安時期,為提高全黨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黨中央下發了一系列專門文件,比較有代表性的有:《關於干部學習的指示》、《關於高級學習組的決定》、《關於在職干部教育的指示》、《關於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中共中央關於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為更好地推動馬列經典著作的學習,還專門規定了“學習節”。1940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把每年5月5日馬克思誕辰日作為“學習節”,以推動黨員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並且,將干部學習馬列經典著作納入干部教育制度。如1949年1月,毛澤東同志在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起草的決議中就規劃了1949年的干部教育計劃,即在干部訓練學校和在職干部中進行馬恩列斯的理論及中國革命各項具體政策的學習計劃。

(三)領導人帶頭學習,推動馬列經典著作學習的制度化和自主化

領導人的示范作用為領導干部學習馬列經典著作樹立了榜樣典范。毛澤東同志特別重視領導干部對馬列經典著作的學習,他身體力行帶頭學馬列用馬列。1939年,毛澤東同志對一位進馬列學院學習的同志說:“馬列主義的書要經常讀。《共產黨宣言》,我看了不下100遍。遇到問題,我就翻閱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有時隻閱讀一兩段,有時全篇都讀,每讀一次,我都有新的啟發。我寫《新民主主義論》時,《共產黨宣言》就翻閱過多次。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於應用,要應用就要經常讀、重點讀。”[2]他還經常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場合向黨的領導干部講解馬列著作的某些觀點。結合中國的國情,毛澤東同志還不斷創造出新的理論來引導干部學習馬列經典著作。同時,毛澤東同志還反復要求其他領導干部也要加強馬列著作的學習。比如,1933年,毛澤東同志將《兩個策略》一書寄給彭德懷,他在書中用鉛筆寫到(大意):此書在大革命期間讀,就不會犯錯誤。不久,毛澤東同志又給彭德懷寄去《左派幼稚病》一書。他在書上面寫著:“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3]

(四)規定領導干部必讀書目,推動馬列經典著作學習的制度化和自主化

為更好地規范和督促領導干部對馬列經典著作的學習,在不同時期,黨中央特別規定了干部的必讀書目。規定必讀書目避免了領導干部學習馬列經典著作的盲目性。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同志要求高級干部都要學習《“左派”幼稚病》和其他幾本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和經濟學著作。1945年,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上又特別提出干部要讀五本馬列著作,即《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和《聯共黨史》。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規定干部要學習12本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即《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左派”幼稚病》、《論列寧主義基礎》、《聯共黨史》、《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列寧斯大林論中國》、《思想方法論》。在現存的檔案中,還有當時胡喬木寫的這12本書的目錄,毛澤東同志在這個目錄前面加了“干部必讀”四個字。[4]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后,1953年,黨中央要求全黨干部學習《聯共黨史》,並特別規定學習第九至十二章。1963年,毛澤東同志提出高級干部要讀30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其中,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11本,列寧的著作11本,斯大林的著作5本,普列漢諾夫的著作3本。

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是提高馬克思主義修養和素質的最佳途徑之一。堅持制度化學習與自主化學習有機統一,可以使領導干部在切實的制度保障下,提高自身的自我學習能力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切實用馬列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來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堅定政治信仰和政治立場。領導干部在制度化學習與自主化學習的學習實踐中,堅持自主學習為主,把自我教育放在首位,在學習經典著作中加強了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和理論素養。

  二、學習路徑:堅持文本學習與實踐學習的有機統一

中國共產黨在學習馬列經典著作的過程中,探索出一條行之有效的學習路徑,即堅持文本學習與實踐學習有機統一。

(一)吃透文本

堅持文本學習和實踐學習的有機統一,首先必須吃透文本。要深刻理解馬列主義精神實質和思想精髓,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就必須要研讀文本,精心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原著。讀書百遍,其義自見。馬列經典本身理論性較強,必須反復讀,才有可能參透其中的深意。黨的領導人歷來重視馬列經典原著的學習和研讀。為便於干部學習,黨在不同時期特別規定了馬列著作的研讀書目。毛澤東同志還進一步強調必須要反復讀,不厭其煩地讀,真正讀出味道來,真正掌握經典著作本身的精神實質。比如,1945年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上要求干部讀五本馬列著作時,還特別強調了讀書的方法。他指出要反復讀,吃透文本。他說:“可以把這五本書裝在干糧袋裡,打完仗后,就讀它一遍或者看它一兩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來了。一年看不通看兩年,如果兩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記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這個方法可以在各個地方介紹一下,我們不多搞了,隻搞五本試試。”[5]

經典常讀常新。隻有反復研讀文本,才有可能不斷挖掘出馬列著作中的新意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對《資本論》及相關著作的學習中,認識到社會主義也必須充分發展和利用商品經濟。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對《資本論》及相關著作的反復研讀,深入挖掘出新內涵: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從而進一步發展出社會主義本質理論。鄧小平同志說:“馬克思寫《資本論》是干什麼的?馬克思講,共產主義是按需分配,要有物質基礎。怎樣才能體現列寧講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什麼叫優越性?不勞動、不讀書叫優越性嗎?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優越性嗎?如果這叫社會主義優越性,這樣的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不要。”要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就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在此基礎上,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論。

(二)反對兩種傾向

堅持文本學習與實踐學習的有機統一,就必須反對兩種傾向。梳理我們黨研讀馬列經典著作的歷史,可以清晰地發現,我們黨在學習中一直在與兩種傾向作斗爭。一種傾向是教條主義。黨在學習馬列經典著作中,始終警惕教條式地研讀文本。早在1930年,毛澤東同志就提出不能教條地學習馬列經典著作。他說:“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6]一種傾向是經驗主義。黨的領導干部雖然承擔著繁重的黨內事務和國家事務,但黨始終堅持黨員干部必須加強馬列主義修養,無論何時,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學習不能懈怠。經驗固然重要,但如果黨員干部僅憑經驗而不注意自身理論修養的提高,不注重理學習,其危害是相當大的。1962年,鄧小平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們忙於事務,不注意學習,容易陷入到庸俗的事務主義中去。不注意學習,忙於事務,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說要變質,那麼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個危險的起點。我們還是要造成一種學習的空氣,學習理論的空氣……學習實際的空氣,這也是我們的一個黨風,我們黨的一個好的傳統作風。”[7]

(三)帶著實際問題學文本

堅持文本學習與實踐學習的有機統一,就必須帶著實際問題研讀和學習文本。毛澤東同志指出:“研究方法,必須是為了我們的工作需要而去研究,即為了解決中國問題和國際問題的需要而去請教馬、恩、列、斯,而不是為研究而研究,不是讀死書,而是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實質。”[8]毛澤東同志在1958年11月9日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信,建議讀兩本書: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他特別提到讀書的方法,強調必須帶著問題有針對性地讀。他要求大家“每人每本用心讀三遍,隨讀隨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確的(我以為這是主要的)﹔哪些說得不正確,或者不大正確,或者模棱兩可,作者對於所要說的問題,在某些點上,自己並不甚清楚。”他還強調:“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9]在新時期,鄧小平同志再次特別強調,要學馬列必須立足於解決實際問題。他指出,學馬列要精,要管用。1992年,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說:“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長篇的東西是少數搞專業的人讀的,群眾怎麼讀?要求都讀大本子,那是形式主義的,辦不到。

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BC》……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要提倡這個,不要提倡本本。”[10]

  三、學習理念: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

馬克思主義隻有與本國國情相結合、與時代發展同進步、與人民群眾共命運,才能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創造力、感召力。黨堅持不懈地對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學習和研讀過程,也是黨堅持不懈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的過程。我們黨在長期的學習和研讀過程中,立足於中國實際和時代變化的新特征和新要求,不斷深入研讀馬列經典文本,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中國國情和時代特征有機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

(一)堅持與時俱進的理論創新

學習馬列經典著作,必須立足於時代變化的新特征和新要求,進一步研究馬列經典著作中的思想內涵,特別是不斷研究馬列經典著作中以往未被發現的馬列主義的觀點和見解,與時俱進地推動理論創新。

1960年初,毛澤東同志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就特別強調了與時俱進的理論創新的重要性。他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書,必須讀,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人,任何國家的無產階級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任何國家、任何時候,單靠老東西是不行的。單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列寧,不寫出《兩個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決1905年和以后出現的新問題。單有1907年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就不足以應付十月革命前后發生的新問題。適應這個時候的需要,列寧就寫了《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等著作。列寧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寫出《論列寧主義基礎》和《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這樣的著作,來對付反對派,保衛列寧主義。我們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這些都是適合於當時需要不能不寫的。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新的一系列的問題,如果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11]中國共產黨的歷代領導人秉承與時俱進的理論創新的理論傳統,針對所處的時代和身負的歷史使命,不斷深化對馬列經典著作的學習和研究,不斷推動著與時俱進的理論創新,賦予了馬克思主義強大的生命活力。

(二)堅持馬克思主義大眾化

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隻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群眾掌握,也會變成巨大的物質力量。”[12]黨的領導人在學習馬列經典著作過程中深深把握了這句話的真意。理論隻有與作為實踐主體的人民大眾相結合,為人民大眾所掌握,才能變為改造現實的物質力量,才能推動理論自身的創新和發展。

毛澤東同志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要“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表現為“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13]。無論是思想內容還是表達形式,隻有扎根於中國文化的豐厚土壤中,為老百姓所喜聞樂見,馬克思主義才能在中國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毛澤東同志本人更是這一學習理念的實踐者。翻開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可發現大量的“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語言。

(三)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

馬克思主義隻有與本國國情相結合、與時代發展同進步、與人民群眾共命運,才能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創造力、感召力。黨的領導人在學習馬列經典著作中,本著“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的學習理念,“形成了以‘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為特征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傳統。”[14]

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圍繞“什麼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怎樣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什麼是社會主義改造,怎樣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等問題,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和社會主義改造理論,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進行了艱辛的探索,為開創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而進行理論和實踐的探索。《論十大關系》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兩篇著作是黨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先聲。針對“大躍進”引致的問題,毛澤東同志在反復研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等著作的基礎上,緊密結合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認識到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商品生產的必然性。他認為,在社會主義階段,應該充分發展和利用商品生產。中國是商品生產不發達的一個國家。我們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產,為社會主義服務,不要怕資本主義。這就突破了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會產生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必須僅限於個人消費品的觀點。

隨著時代的發展,黨更需要進一步努力探究和挖掘經典著作中未被發現的觀點,結合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推陳出新,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不斷推動社會發展和進步。進入新時期以來,我們黨在繼承馬列主義和毛澤東同志思想的理論成果基礎上,圍繞“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問題,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成功地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黨的十八大上,“三個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提出彰顯了黨的自信、國家的自信、社會的自信和人民的自信。“五位一體”的社會主義布局,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成熟和完善。生態文明建設,已經和物質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政治文明建設、和諧社會建設一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內容。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思想。生態文明建設理論,則在新的時代賦予馬列主義生態思想以新的內涵。“中國夢”的提出,則是黨在學習馬列經典著作過程中,在堅持“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學習理念下,形成的最新理論成果。中國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體現。2013年3月17日,習近平同志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發表講話,詳細闡釋“中國夢”。他指出:“中國夢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生活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中國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中國夢用大眾化的、最通俗易懂、最形象化的語言,向人民大眾解讀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解讀了共同富裕,解讀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就必須進一步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同時,有理由相信,在深化改革開放過程中,面對不斷涌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我們黨還會在繼續研讀馬列經典著作的基礎上,創造出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符合時代特征的新理論來更好地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和發展。

參考文獻:

[1]《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9∼180頁

[2]陳晉:《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2∼243頁

[3][4][11]逄先知:《毛澤東讀馬列經典著作》,《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0年第3期

[5]《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7∼418頁

[6]《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112頁

[7]《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6頁

[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385頁

[9]《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2頁

[10]《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頁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頁

[13]《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頁

[14]顧海良:《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教學與研究》2011年第6期

(作者單位:上海對外經貿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