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論中國

作者:李成勛    發布時間:2013-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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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和研究《資本論》的人都認同:《資本論》的基本內容是“論資本”。全部《資本論》數百萬言都是圍繞“資本”這一經濟范疇展開分析的。馬克思以當時資本主義經濟最發達的英國為背景,首先闡明了貨幣如何轉化為資本,繼而分析了資本的生產過程、流通過程和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並系統地揭示了包含其中的剩余價值規律,深刻地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對抗性矛盾,歷史性地得出了“剝奪者被剝奪”的科學結論,從而使《資本論》成為全世界工人階級的聖經,工人階級則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掘墓人。

在馬克思創作《資本論》的時期,即1840∼1880年代,中國正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封建主義的經濟關系還根深蒂固。那麼,《資本論》和中國能有什麼關聯呢?馬克思在撰寫《資本論》時關注到中國了嗎?並有所論及嗎?為此,作者重溫《資本論》雄文四卷,可以認真地講:中國雖然不是馬克思創作《資本論》的主要研究對象,也未在《資本論》中系統地闡述中國的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但中國一直在馬克思《資本論》研究的視野之中,他把中國作為研究典型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參照物。在馬克思看來,關注中國在《資本論》研究中是不可缺少的。

經作者仔細核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及中國的地方有33處之多。這是以論題為單位統計的,如果以出現中國字樣為單位來統計那將更多。33處中,第一卷中有14處;第二卷中有5處;第三卷中有12處;第四卷(《剰余價值理論》)中有2處。在《資本論》全部33處論到中國的地方,其中在正文中論及的有8處;在引文中論及的有15處;在馬克思寫的注釋中論及的有10處。

此外,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卷中還有3處不是正面論及中國,而是在假設推論中提到中國的。例如,馬克思在第四卷第一冊分析勞動性質時,寫道:“還有這樣的產業勞動部門,在那裡,勞動的目的決不是改變物的形式,而僅僅是改變物的位置。例如,把商品從中國運到英國等等。”[1]在這裡,馬克思雖不是確切指認“中國”,而只是假設例舉“中國”,但也証明馬克思在撰寫《資本論》時想到了“中國”。所以,也可以把諸如此類的3處列入統計范圍。這3處中有2處是在正文中出現的;有1處是在引文中出現的。如果將這3處列入統計范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和論述到中國的地方就有36處。

那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及到了中國的哪些問題,我們又應該如何分析認識這些問題,本文將作出概略的表達。

一、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穩固了中國傳統的生產方式

在中國,個體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緊密結合,使農村傳統的生產方式得以持續穩固。這種生產方式以個體私有制為基礎,以家庭經營為特征,以自給自足為目標。它抵御了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以雇佣勞動制度為特征,以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為運營軌道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沖擊。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第20章“關於商人資本的歷史考察”中說:“資本主義以前的、民族的生產方式具有的內部的堅固性和結構,對於商業的解體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礙,這從英國同印度和中國的通商上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在印度和中國,小農業和家庭工業的統一形成了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2]372,373馬克思還指出,英國人靠他們在印度擁有的直接的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通過他們的低廉的商品價格破壞了印度的經濟公社,但是這種解體工作進行得是極其緩慢的。“在中國,那就更緩慢了,因為在這裡直接的政治權力沒有給予幫助。因農業和手工業制造業的直接結合而造成的巨大的節約和時間的節省,在這裡對大工業產品進行了最頑強的抵抗;因為在大工業產品的價格中,會加進大工業產品到處都要經歷的流通過程的各種非生產費用。”[2]373中國的個體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生產成本特別是流通成本則是非常低微的。

中國傳統的小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生產方式為什麼能頑強地抵御資本主義商業的沖擊?除了別的原因以外,同廣大手工業者迫於生存而形成的吃苦耐勞的韌性和主動服務的工作方式是分不開的。馬克思通過在中國的傳教士提供的考察資料掌握了最具體的第一手信息。他在《資本論》第四卷第三冊中引述道:“最早的傳教士在中國看到過這樣的情況:‘那裡的手工業者從早到晚在城裡到處奔走,尋找主顧。大部分中國工人都是在私人家裡勞動。例如,你需要衣服嗎?裁縫便從早上到你家裡來,到晚上才回家。其他一切手工業者的情況也是這樣。他們經常為了尋找工作而走街串巷,甚至鐵匠也擔著他的錘子和爐子沿街尋找普通的零活。理發匠也是……肩上扛著靠椅,手裡提著盆子和燒熱水的小爐子走街串巷。’這種情況至今在整個東方仍然是常見的現象,在西方世界也有一部分是這樣。”[3]

當然,馬克思並不認為單純依靠手工業者和個體農民的吃苦耐勞精神就可以抵御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浪潮,特別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在科學與技術不斷進步的條件下所具有的那種強勁競爭力。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分析“價值產品”和“產品價值”的區別和聯系時,曾經說過:“雖然同量的勞動始終只是給自已的產品增加同量的新價值,但是,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同時由勞動轉移到產品上的舊資本的價值仍會增加。例如,一個英國的紡紗工人和一個中國的紡紗工人以同樣的強度勞動同樣多的小時,那末在一周當中他們會創造出相等的價值。但是,盡管有這種相等,使用一架強有力的自動機勞動的英國人一周的產品的價值和隻使用一架手搖紡車的中國人一周的產品的價值,仍有大得驚人的差別。在同一個時間內,中國人紡一磅棉花,英國人可以紡好幾百磅。一個幾百倍大的舊價值總額使英國人的產品的價值膨脹了,這些舊價值以新的有用形式保存在產品中,因而又可以重新執行資本的職能。”[4]665由上可知,中英兩國工人盡管在相同的時間內,投入同樣多的活勞動,可以創造出同樣多的價值或者說價值產品;而在同樣多的時間內,中英兩國工人花費同樣多的勞動所能獲得的產品價值卻大不相同,因為產品價值中除包括工人新創造的價值外,還包括工人在創造新價值的同時,通過具體勞動從生產設備和原材料中轉移到新產品中的舊價22013年第8期值,而轉移過去的舊價值能有多少,要看工人使用什麼樣的裝備和工具。裝備和工具先進,能夠轉移的舊價值就多,裝備和工具落后,能夠轉移的舊價值就少。但裝備和工具是否先進以及先進的程度如何,是由科學技術水平決定的。所以,在市場競爭中,科學技術具有重大的作用。中國近代以來由於科學技術落后,所以,在世界市場競爭中就要受制於人,長期被人盤剝。

  二、鴉片戰爭打開了進入中國的門戶,中國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商品銷售的市場

資本家為了佔有更多的剩余價值就必須讓工人生產更多的商品,而要生產更多的商品,就必須不斷地把已經生產的商品銷售出去,但要銷售出去,就必須有市場。所以,開發商品銷售市場就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生活消費和生產消費的潛力都十分巨大。所以,開發中國市場就成為19世紀以來以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夢想。馬克思在《資本論》笫三卷分析對信用的需求時,指出:“1842年的鴉片戰爭,為英國商業打開了中國的門戶。新開辟的市場,給予當時已經存在的蓬勃發展、特別是棉紡織業的發展以新的推動。”[2]458馬克思還引用當時曼徹斯特一位工廠主的話,說:“我們怎麼會有生產過多的時候呢?我們要為三億人提供衣服。”[2]458也就是說,他們要滿足中國市場的巨大需求,不可能出現生產過剩。馬克思接著說:“但是,一切新建的廠房、蒸汽機、紡織機,都不足以吸納從朗卡郡大量涌來的剩余價值。人們懷著擴充生產時具有的那種熱情,投身於鐵路的建筑;在這裡,工廠主和商人的投機欲望第一次得到滿足,並且從1844年夏季以來已經如此。人們盡可能多地認股,這就是說,隻要有錢足夠應付第一次交款,就把股份認下來;至於以后各期股款的交付,總會有辦法可想!當以后付款的期限來到時,———人們不得不求助於信用。”[2]458,459也就是說,信用的出現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或者說,信用是資本主義制度下貨幣流通和資本流通的客觀需要。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還引用了名叫羅·加德納的工廠主的話,說:“中國條約(指1842年鴉片戰爭后清政府被迫簽訂的南京條約———引者)簽訂后,國內立即出現竭力擴大對華貿易的廣闊前景,因此,除了現有的全部工廠外,又有許多大工廠專門為了做這種生意而建立起來,以便制造那種主要是銷往中國市場的棉織品。”[2]551據統計,鴉片戰爭以后,英國的棉紡織品充斥中國市場。1867年,中國從英國進口的棉紗為360萬磅,比1855年的290萬磅增加了70萬磅;1867年,中國從英國進口的棉布為420萬匹,比1855年的200萬匹增加了220萬匹,它們分別增長了20%和110%。[5]與此同時,中國的大量白銀或直接或換成茶葉不斷地流往英國。

  三、英國為了壟斷中國市場在中國實施委托銷售制度

為了大量傾銷商品,英國壟斷了同中國的貿易。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分析“所謂原始積累”時,說:“大家知道,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東印度擁有政治統治權外,還擁有茶葉貿易、同中國的貿易和對歐洲往來的貨運的壟斷權。”[4]820東印度公司是存在於1600∼1858年的英國貿易公司,它是英國在印度、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推行殖民主義掠奪政策的工具。從18世紀中葉起,公司擁有軍隊和艦隊,成為巨大的軍事力量。在公司的名義下,英國殖民主義者完成了對印度的佔領。公司長期壟斷了對印度的貿易,並且操縱了這個國家最重要的管理職能。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根據英國工廠視察員的報告,指出:“棉花危機時期機器的迅速改良,使英國工廠主能在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后立即又使商品充斥世界市場。到1866年下半年,布匹幾乎就賣不出去了。於是商品開始運往中國和印度委托銷售,這自然使商品充斥更加嚴重。1867年初,工廠主採取了他們慣用的擺脫困境的手段,把工資降低5%。工人起來反抗,並且宣稱,唯一的出路是縮短勞動時間。”[4]475

英國工廠主為什麼自己不直接在中國出售紗和布,並在英國出售從中國換回的貨物來獲取雙重利益呢?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分析“信用和虛擬資本”時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工廠主“為換取貸款而對印3《資本論》論中國度和中國實行大量委托銷售的制度。這種制度———很快就發展成為一種專門為獲得貸款而實行委托銷售的制度。結果就必然造成市場商品大量過剩和崩潰。”[2]459

所謂委托銷售(consignatio),從字面上講,是簽字、書面証明的意思;從市場營銷的意義上講,就是在國外請相關機構代銷自己商品的一種形式。具體運作是:出口商作為委托人把商品運往國外,交給作為代銷人的外國商行的貨棧,委托后者依照一定的條件代為銷售。這就可以加快商品流通,擴大商品銷售。但是,代銷人為了保証商品持續供應,總是要在貨棧裡存些貨。如果每個貨棧都這樣做,就會造成一種虛假需求,從而加劇了商品供應過剰,使社會再生產發生中斷,導致大批工人失業。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小注[100]中,指出:“1867年3月,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由於英國棉紡織廠主的委托銷售,又已經商品過剩了。1866年棉紡織業工人的工資開始下降5%,1867年由於類似的過程,普雷斯頓發生了2萬工人的罷工。”[4]714恩格斯在這個注中補充道:“這是接踵而來的危機的序幕。”[4]714

四、中國的小商品經濟也加入到資本的循環和周轉中

小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是兩種不同性質、不同檔次、不同歷史進程中的經濟形態。小商品經濟脫胎於封建主義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解體,它是為買而賣,目的在於滿足自身的需求,最終將通過競爭分化而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替代;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源於小商品經濟的分化,它是為賣而買,目的在於攫取更多的剩余價值,其最終結局是走向自我否定,走向滅亡,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所代替。

上述兩種不同性質的商品經濟看來是難以相容的,但是,由於二者又有一些共同之處:一是由於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反映不同時代要求的各種經濟形式可能同時並存,因而兩者有交往的共同空間;二是兩者都要生產商品,甚至是生產同一種商品,因而,在技術上有協作交流的要求;三是兩種商品經濟都要流通,因而商品、貨幣在流通中就會交叉重合。

由上不難理解,中國的小商品經濟會加入到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循環和周轉之中。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闡述“循環過程的三個公式”時,指出:“在產業資本或者作為貨幣或者作為商品執行職能的流通過程內,產業資本不論作為貨幣資本還是作為商品資本的循環,是和各種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錯在一起的,隻要這些生產方式同時是商品生產。不論商品是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生產的產品,還是農民的產品(中國人、印度的農奴),還是公社的產品(荷屬東印度),還是國家生產的產品(如從前在俄羅斯歷史上出現的以農奴制為基礎的國家生產),還是半開化的狩獵民族的產品等等,它們總是作為商品和貨幣,同表現產業資本的貨幣和商品相對立,既進入產業資本的循環,在剩余價值作為收入花掉時,也進入商品資本所包含的剩余價值的循環,也就是說,進入商品資本的兩個流通部門。作為它們來源的生產過程的性質如何是沒有關系的;———因此,商品來源的全面性,市場作為世界市場而存在,是產業資本流通過程的特點。”[6]126,127也就是說,小商品生產者的商品和貨幣想不加入資本的循環和周轉也是不可能的,它的加入是產業資本流通過程的固有特征。

但是,小商品生產以及前資本主義的各種社會生產方式,並不會永久地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和平共處、相安無事”。作為相對先進的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總是要排斥甚至摧毀一切落后的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分析“貨幣資本的循環”時,寫道:“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越發展,它對主要是直接滿足自已需要而隻把多余產品轉化為商品的任何一種舊生產形式,就越發生破壞和解體的作用。它使產品的出售成為人們關心的主要事情,它起初並沒有顯著地侵襲到生產方式本身,例如,資本主義的世界貿易對中國、印度、阿拉伯等國人民最初發生的影響就是如此。但是接著,在它已經扎根的地方,它就會把一切以生產者本人勞動為基礎或隻把多余產品當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產形式盡行破壞。它首先是使商品生產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產逐步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6]43,44

但是,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是復雜的,因而歷史前進的道路也是曲折的,中國的小商品經濟並沒有也不可能完全轉化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而是走向並正在走向以公有制經濟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五、外國銀行在中國匯票買賣中的斗爭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分析資本的“流通時間”時引用英國《經濟學家》期刊上的有關文字,並寫道:“1847年的危機,使當時的銀行業和商業能夠把印度和中國的匯兌習慣(這兩國和歐洲之間的匯兌期限)由發票后十個月,減為見票后六個月;二十年來,由於航運的加速和電報的設置,現在有必要再把見票后六個月減為發票后四個月,或者作為第一步先減為見票后四個月。”[6]280

1870年蘇伊士運河的正式通航,使歐洲與中國的航距大為縮短,從而使航運時間也大為減少。與此同時,1871年,由英國倫敦到中國上海的海底電線也鋪設完成。由於海運通訊的改善,使貿易周轉時間大為縮短,從而為外國銀行在中國控制金融市場提供了有利條件。由此,英法等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在中國設立銀行,展開了金融市場的競爭。

1865年4月,英國在香港設立了匯豐銀行,這是在中國建立的第一家外國銀行。同年,除了在上海設立了分行外,還在福州、寧波、漢口、汕頭設立了代理處,繼而又建分行。之前,即1845年,倫敦的麗如銀行在香港和廣州設立了分支機構。1851年,匯隆銀行在廣州設立了分行,接著又在上海等地設立了代理處開展業務,法國的法蘭西銀行想在巴黎和上海之間建立直接的商業和金融聯系,以期改變中法貿易必須通過倫敦的被動局面。但在中國金融市場上,法國銀行實難同在中國擁有星羅棋布的分支機構的英國銀行相抗衡。[7]

馬克思在引用英國《經濟學家》期刊上的有關文字時,還寫道:“1866年7月2日,主要同印度和中國做生意的五家大銀行和巴黎貼現銀行發出通告說,自1867年1月1日起,它們在東方的分行和代辦所隻買賣見票后不超過四個月的票據。”[6]280具體說來,就是包括倡議者麗如銀行和加入者麥加利、有利、匯隆、呵加刺等倫敦五家大銀行和法國巴黎的法蘭西銀行達成共同協議,把中國和印度與歐洲過去習慣沿用的6個月到期的匯票縮短為4個月,它們不再買賣6個月到期的匯票,以減少銀行的風險。但是,英國的匯豐銀行抵制這一協議,它照舊大量收購6個月到期的匯票,同時又高價售出4個月到期的匯票,並由此獲得了巨額利潤,致使其他銀行難以為繼。所以,馬克思說:“這種縮減的辦法失敗了,不得不再取消”[6]280六家銀行原來達成的協議。顯然,設在中國的匯豐銀行在這場圍繞買賣不同期限匯票的斗爭中取得了勝利。

《資本論》論中國的內容是比較豐富的,上邊論及的若干方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此外,對中國工人工資的低下、中國造紙業中的古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市場的營業欺詐、中國為西方國家工業生產提供原料,以及中國清朝官員為貨幣流通問題向皇帝呈送奏折等問題均曾論及。這一切再次証明了中國的商品、貨幣、資本、匯票以及工人和手工業者的狀況為《資本論》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佐証信息和某些思想材料。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決不在馬克思創作《資本論》時的視野之外,因此,學習和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不能不了解中國的社會歷史;也決不能不認真研讀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關中國問題的論述。當然,這決不意味著可以忽視《資本論》的主線是論資本,《資本論》的立論背景是當時的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英國,而只是說我們應該更全面地學習和研究《資本論》,不可忽略《資本論》中的中國因素。

參考文獻:

[1]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第1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4.

[2]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第3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77.

[4]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王志毅.<資本論>中的中國事典[J].黨史文匯,1995,(2).

[6]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王志毅.英法銀行在中國的匯票買賣[J].黨史文匯,1994,(9).

(作者簡介:李成勛,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