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宣言》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決定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方向。要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學習教育，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凝聚社會共識。”[1]31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相應的核心價值體系，以此來引領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凝聚共識，形成強大的精神力量，推動社會的發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體現。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黨在思想文化建設上一個重大的理論創新和重大戰略任務，其主要內涵是“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堅持不懈地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武裝全黨、教育人民，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會主義榮辱觀引領風尚，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2]，根本目的是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思想保証。《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是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之一。馬克思恩格斯運用唯物史觀，對人類社會的歷史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深刻剖析，全面闡述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其中闡述的“兩個絕大多數”、“兩個決裂”和“兩個群體”重要思想，對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兩個絕大多數”思想揭示了利益的重要性，指明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現實基礎
《宣言》作為馬克思主義公開問世的宣言書，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作了系統而精辟的闡述。在這篇重要文獻中，馬克思恩格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明確揭示了思想與利益的關系。《宣言》深刻批判了資產階級社會意識的虛假性和欺騙性，揭示了隱藏在資產階級法律、道德和宗教背后的利益實質。“法律、道德、宗教在他們看來全都是資產階級偏見，隱藏在這些偏見后面的全都是資產階級利益。”[3]283“正像你們的法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你們這個階級的意志一樣，而這種意志的內容是由你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3]289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恩格斯提出“兩個絕大多數”思想，指明無產階級運動中利益的重要性。“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3]283革命導師從運動的主體力量和價值目標兩個方面界定無產階級運動和過去一切運動的本質區別，提出無產階級運動是絕大多數人參與的並且是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而過去的一切運動或者是少數人參與的，或者是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過去一切階級在爭得統治之后，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於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它們已經獲得的生活地位。”[3]283馬克思恩格斯鮮明地提出“為誰謀利益”是無產階級運動中帶有根本性的問題。
革命導師對思想和利益兩者關系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利益問題是馬克思認識社會現實的切入點，是他通向歷史唯物主義的橋梁。當馬克思還是青年黑格爾派成員的時候，利益問題並沒有進入他的視野。相反，由於受到德國古典哲學理論派的影響，馬克思認為自由是事物的本質，自由精神是崇高的，物質利益是粗鄙的。“難道自由不是全部精神存在的類本質，因而也就是新聞出版的類本質嗎?為了消除產生惡的可能性，他消除了產生善的可能性而實現了惡，因為對人說來，隻有是自由的實現的東西，才是好的。”[4]171“不是理性自由的實現的國家就是壞的國家。”[4]226馬克思把是否體現人類理性自由作為衡量現實事物好壞的主要標准，認為實現人類自由理性的法律是好法律，實現人類的自由理性的國家是好國家，反之則是壞法律、壞國家。正因為如此，當馬克思第一次面對利益問題的時候便認為這是個“難題”。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回憶說:“1842∼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編輯，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5]在社會現實面前，自由和理性遭到莫大的嘲諷，馬克思逐步認識到隱藏在精神背后的不是自由和理性，而是現實的私人利益。恩格斯曾說:“我曾不止一次地聽馬克思說過，正是他對林木盜竊法和摩澤爾河沿岸地區農民狀況的研究，推動他由純政治轉向經濟關系，並從而走向社會主義。”[6]確實如此，1844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合著的《神聖家族》中，開始批判鮑威爾割裂思想和利益聯系的言論。他們批評鮑威爾把思想和觀念當作思辨的自我意識的自我創造，因為在鮑威爾看來，“‘真理’和歷史一樣，是超凡脫俗的、脫離物質群眾的主體，所以，它不是面向經驗的人，而是面向‘心靈的深處’，為了‘真正被認識’，真理不去接觸住在英國地下室深層或法國高高的屋頂閣樓裡的人的粗糙的軀體，而是‘完完全全’在唯心主義腸道中‘蠕動’”。[7]285鮑威爾還認為，“到現在為止，歷史上的一切偉大的活動之所以一開始就是不合時宜的和沒有取得富有影響的成效，正是因為群眾對這些活動表示關注和懷有熱情。換句話說，這些活動之所以必然落得個悲慘的結局，是因為在這些活動中，重要的是這樣一種思想，這種思想必須滿足於對自己的膚淺理解，因而也就是指望博得群眾的喝彩”。[7]286也就是說，歷史上的一切偉大活動是否成功，是否有實際成效，就在於這種活動是不是“滿足思想”，是否達到了“符合思想的那種理解”。馬克思恩格斯批判這種論調說，那種把活動的成敗歸結為這種活動是否滿足思想的認識是膚淺的，群眾的利益才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它決定群眾對活動的參與程度。“群眾對目的究竟‘關注’到什麼程度，群眾對這些目的究竟懷有多大‘熱情’。‘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7]286馬克思恩格斯還以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為例來說明利益的重要性。“資產階級在1789年革命中的利益決不是‘不合時宜的’，它‘贏得了’一切，並且有過‘極有影響的成效’，盡管‘激情’已經煙消雲散，盡管這種利益用來裝飾自己搖籃的‘熱情的’花朵也已經枯萎。這種利益是如此強大有力，以至勝利地征服了馬拉的筆、恐怖主義者的斷頭台、拿破侖的劍，以及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受難像和波旁王朝的純血統。”[7]287說明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取得重大勝利，原因並不在於它提出的革命目標和理想多麼崇高，激起了群眾的熱情，而在於它一開始就反映了資產階級利益。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馬克思指出:“感性的特性和自尊、享樂和正確理解的個人利益，是全部道德的基礎。”[7]333隨著馬克思恩格斯思想日臻成熟，對思想背后的利益因素認識越來越深刻。在《宣言》中，除了提出“兩個絕大多數”思想，馬克思恩格斯還反復從現實利益角度分析無產階級的運動，認為“工業的進步把統治階級的整批成員拋到無產階級隊伍裡去，或者至少也使他們的生活條件受到威脅。他們也給無產階級帶來了大量的教育因素”;[3]282“他們(中間階級———引者注)就不是維護他們目前的利益，而是維護他們將來的利益，他們就離開自己原來的立場，而站到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3]283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屬於思想理論范疇，要讓群眾認同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並不在於理論喚起了群眾多少熱情，而在於這種理論是否切實體現了人們的根本利益。如果離開利益來談思想建設，就必然會事倍功半。《宣言》中提出的“兩個絕大多數”思想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在當代中國，“絕大多數人”應當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社會各階層在內的民眾群體。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迅速，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綜合國力明顯增強。當前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應該看到，在社會轉型時期各種社會問題和矛盾仍然存在，有的還十分突出，正如黨的十八大報告所分析的那樣:“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社會矛盾明顯增多，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住房、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安全、安全生產、社會治安、執法司法等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較多，部分群眾生活比較困難。”[1]5因此，加強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任務十分艱巨，黨和政府要在百姓所關注的住房、上學、醫療和養老等民生方面加大投入，真正做到讓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8]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生命力和活力並不是來自於其理論本身多麼完美，理想多麼崇高，邏輯多麼嚴密，而在於理論背后是否體現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訴求，人們的利益訴求是否在現實生活中得到有效滿足。隻有從解決群眾最迫切、最關注的利益問題入手，不斷改善和保障民生，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就會自覺認同並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從而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
二、“兩個決裂”思想揭示了所有制的決定性，指明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根本途徑
眾所周知，1859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對唯物史觀進行了經典的概括和闡述。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就已經熟練運用唯物史觀來認識和觀察社會，正如恩格斯在1883年《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指出的那樣:“貫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3]252《宣言》提出的“兩個決裂”思想充分體現了這一基本思想。“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3]293“兩個決裂”指明了無產階級運動發展的方向。在這“兩個決裂”中，用“毫不奇怪”來說明第二個“決裂”同第一個“決裂”的聯系，表明二者存在著嚴密的邏輯關系，蘊含著歷史唯物主義原理。也就是說，隻有首先實行同傳統所有制的徹底決裂，才能實行同傳統觀念的徹底決裂。這裡的傳統所有制主要是指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傳統觀念是指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又為私有制辯護的剝削階級觀念，其核心是“利己觀念”。“你們(資產階級———引者注)的利己觀念使你們把自己的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從歷史的、在生產過程中是暫時的關系變成永恆的自然規律和理性規律，這種利己觀念是你們和一切滅亡了的統治階級所共有的。”[3]289《宣言》對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價值觀念進行了無情批判。“它(資產階級———引者注)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3]275要消除這樣的利己觀念，單純依靠理論上、精神上的批判，而不觸及生產資料所有制是不可能達到目的。早在1846年，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通過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不是可以通過把它們消融在‘自我意識’中或化為‘幽靈’、‘怪影’、‘怪想’等等來消滅的，而隻有通過實際地推翻這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系，才能把它們消滅;歷史的動力以及宗教、哲學和任何其他理論的動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3]92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沒有同傳統的社會存在、經濟基礎作徹底的決裂，就不可能有同傳統的社會意識、上層建筑作徹底的決裂。“在舊社會內部已經形成了新社會的因素，舊思想的瓦解是同舊生活條件的瓦解步調一致的。”[3]292“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這難道需要經過深思才能了解嗎?”[3]2911869年8月，馬克思在共產國際巴塞爾代表大會上再次運用這一原理同錯誤論調作斗爭。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巴枯寧堅持要代表大會辯論繼承權問題。馬克思分析了繼承權的實質，指出“同其他所有的民法一樣，繼承法不是現存社會經濟組織的原因，而是這種經濟組織的結果，是這種經濟組織的法律結果，這種經濟組織是以生產資料即土地、原料、機器等的私有制為基礎的”。[9]88馬克思提出，“我們應當同原因而不是同結果作斗爭，同經濟基礎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層建筑作斗爭”。[9]88
《宣言》中揭示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決定性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從歷史唯物主義來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本質上屬於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意識。經濟基礎的性質決定社會意識的性質，社會意識能動地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是第一位，社會意識的反作用是第二位。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過程就是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深入人心的過程，就是讓民眾與傳統觀念作徹底決裂的過程。為了有效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不能單純局限於社會意識領域來解決這一問題，要站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高度來審視它。也就是說，要從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的角度來看待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所有制結構發生巨大變化，原來單一的公有制結構已經為公有制主體條件下的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所代替。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其中多種所有制主要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非公有制成分。一方面我們要看到由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不高和發展的不平衡性，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留下了廣闊的空間，因此要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非公有制經濟畢竟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不能推行經濟私有化。當前，有些人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鼓吹經濟私有化，主張通過全盤私有化否定我國當前的所有制結構。他們鼓吹“經濟人”假設，主張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認為公有制與人的本性相矛盾，私有制與人的本性相適應，夸大私營經濟的作用，要求“國退民進”。諸如此類的私有化謬論必須在理論上進行駁斥，在實踐中必須堅決抵制。這種論調也幫助人們看清了推行私有化的重要理論基礎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毫無疑問，在私有制基礎上形成的社會意識必然是以利己觀念為核心。經濟私有化論調是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相悖的，不妨設想，如果我國在經濟領域全盤實行私有化，而在思想文化領域主導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這無異於緣木求魚。因為經濟基礎對社會意識的決定作用始終是第一位的、決定性的。因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必須與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緊密相連，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三、“兩個群體”思想揭示了共產黨人的先進性，指明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引領力量
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的近期目標是要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革命的主力軍是無產階級，隻有無產階級是先進的階級。“隻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余的階級都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而日趨沒落和滅亡，無產階級卻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3]282無產階級與大工業發展緊密相連，現代化的機器生產造就了無產階級先進的特點:嚴密的組織紀律性和徹底的革命性。鑒於當時已經出現了資產階級的政黨政治，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無產階級也要組織起來，成立政黨。“無產者組織成為階級，從而組織成為政黨這件事，不斷地由於工人的自相競爭而受到破壞。但是，這種組織總是重新產生，並且一次比一次更強大，更堅固，更有力。”[3]281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組成政黨的共產黨人隻能是無產階級隊伍中的部分成員，他們把無產階級劃分為“兩個群體”:“共產黨人”和“無產階級群眾”，並且論述兩者的關系。“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3]285“兩個群體”思想揭示了共產黨人的先進性，在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斗爭中，相比其余無產階級群眾，共產黨人在理論上更清醒，對社會發展規律把握更深刻;在實踐上，共產黨人始終沖鋒在前，英勇無畏，不怕犧牲，帶領群眾把無產階級運動不斷推向前進。馬克思恩格斯以是否具有先進性把共產黨人與無產階級群眾區別開來。列寧后來對這一思想進行了闡發，“黨應當只是工人階級廣大群眾的先進部隊和領導者，工人階級全體(或者幾乎全體)在黨組織的‘監督和領導下’進行工作，但工人階級並非全體、也不應當全體都參加黨”。[10]說明了共產黨人的先進性體現在對其余無產階級群眾的監督和指導，啟發群眾的革命覺悟，引導他們前進。
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無產階級政黨。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黨員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是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這從根本上界定了共產黨員的政治身份，共產黨員與一般群眾的區別在於其具有先進性。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無數共產黨員沖鋒在前，不怕犧牲，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譜寫了一曲曲感天動地的壯歌，贏得廣大民眾的信任和敬仰。在抗戰時期，毛澤東對共產黨員的先進性提出了具體的要求。“共產黨員在八路軍和新四軍中，應該成為英勇作戰的模范，執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紀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內部團結統一的模范。……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范。”[11]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說:“你是共產黨員，是整個人民群眾中間比較更覺悟的一部分人，是無產階級裡面比較更覺悟的一部分人。”[12]要求共產黨員繼續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帶領群眾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之初，面對各項艱巨的建設任務，鄧小平強調共產黨員的重要性，“每個黨員都能以身作則，我們的一切事情就都好辦了”。[13]當前，我國共產黨員人數有8000多萬，黨員素質的高低、形象的好壞對群眾有巨大的影響力。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中，黨員要率先垂范，發揮模范帶頭作用，帶動廣大人民群眾學習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抓好道德建設這個基礎，教育引導黨員、干部模范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講黨性、重品行、作表率，做社會主義道德的示范者、誠信風尚的引領者、公平正義的維護者，以實際行動彰顯共產黨人的人格力量。”[1]50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要求“黨員領導干部要做真學、真懂、真信、真用的表率”。“真學”“真懂”就是要求每位黨員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領會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深刻領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大意義、時代背景、實踐基礎和歷史地位，真正把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精髓;“真信”“真用”就是在真懂的基礎上深化認識，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內化為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轉化為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並體現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之中。共產黨員的模范和表率作用對其余群眾的影響是巨大的。相反，少數黨員干部理想信念動搖，不信馬列信鬼神，脫離群眾，在敵人的糖衣炮彈面前打了敗仗，墮落為腐敗分子，在群眾造成十分惡劣的影響。改革開放之初，針對黨內出現的不正之風，鄧小平曾嚴肅地提出批評:“當前，也還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權，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損害黨的威信。”[14]身教勝於言傳，如果一些黨員干部口頭上宣稱信仰馬克思主義和努力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而行動上卻以權謀私、貪污受賄，這將會對群眾產生極大的負面效應，成為群眾認同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重要障礙。因為對多數群眾來說，由於受社會條件和知識水平的局限，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知之不多，他們更多地是通過身邊共產黨員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來認同、接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因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要與加強黨的建設緊密聯系起來，要堅決懲治黨內腐敗，純潔黨員隊伍，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不斷提升黨員干部在群眾心目中的形象，從而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
參考文獻:
[1]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15·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26.
[3]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
[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01.
[7]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67.
[9]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列寧.列寧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70.
[11]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2.
[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2110.
[13]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4.
[14]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2.
（作者簡介：吳日明，南通大學政治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