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証法發展的歷史邏輯
——恩格斯《〈反杜林論〉舊序·論辯証法》解讀
恩格斯《〈反杜林論〉舊序·論辯証法》這篇論文既是恩格斯寫作《反杜林論》一書的序言，同時也是一篇從歷史辯証法的視域鳥瞰辯証法發展形態理論邏輯的哲學敘事論文。其中蘊涵了恩格斯關於辯証法內涵的闡釋、對辯証法發展形態理論邏輯及其作用的哲學透視，蘊涵了豐富的歷史辯証法思想。盡管這篇論文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但是對我們認識辯証法及其發展形態的歷史邏輯，應用辯証法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理論價值。
一、研究辯証法何以必要？
恩格斯一開始就說明寫作《反杜林論》一書，實際上也是他研究辯証法決不是由於“內心沖動”，而是現實的需要———批判杜林先生的最新的社會主義理論。為此，就要研究杜林的相關理論及其體系本身。那麼，為什麼恩格斯要關注這一問題，批判這個“極不足道的體系”？一方面，它使恩格斯在不同領域中有可能正面地發揮其對爭論問題的見解，因為這些問題在當時具有普遍科學的或實踐的意義﹔另一方面，“創造體系”的現象在當時的德國不是杜林個別的偏好，而是一個普遍現象。恩格斯指出，“近來在德國，哲學體系，特別是自然哲學體系，雨后春筍般地生長起來，至於政治學、經濟學等等的無數新體系，就更不必說了。”[1]380而人們憑借著“科學自由”似乎什麼都能寫，即使是他們沒有學過的東西，並且以此冒充唯一嚴格的科學的方法。而杜林正是“這種放肆的假科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1]381，由於這種假科學在當時的德國很流行，並把一切淹沒在這種高超的胡說的喧嚷聲中。如詩歌、哲學、經濟學、歷史科學中有這種高超的胡說﹔教研室和講台上有這種高超的胡說﹔到處都有這種高超的胡說，妄想出人頭地的人想通過這種高超的胡說成為深刻的思想，“除了自然科學，其余的一切差不多都害了這種病症”[1]381。對此，恩格斯不無諷刺性地說道，“當耐格裡在他向自然科學家慕尼黑代表大會所作的演說中講到人的認識無論如何不能具有全知的性質時，他顯然還不知道杜林先生的貢獻。”[1]381因為“這種高超的胡說是德國智力工業最標本和最大量的產品，它們價廉質劣，完全和德國其他的制造品一樣，可惜它們沒有和這些制造品一起在費拉得爾菲亞的博覽會上陳列出來”[1]381。在杜林之后，甚至連當時的德國的社會主義，也熱衷於大量高超的胡說﹔隻有實際的社會民主運動才很少被這種高超的胡說所迷惑。
恩格斯認為，上述高超胡說的假科學應該批判，並加以否定，然而當時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之間的相互借鑒與相互補充在所難免。他強調，盡管對於自然科學各個部門而言，科學家們常常認為，一個“門外漢”企圖發表意見總是不太虛心的事情，但是，“正如今天的自然科學家，不論自己願意與否，都不可抗拒地被迫考察理論的一般結論一樣，每個研究理論問題的人，也同樣不可抗拒地被迫研究近代自然科學的成果。”[1]382事實上，如果理論家在自然科學領域中是“半通”，那麼今天的自然科學家在理論領域中，在直到現在被稱為哲學的領域中，事實上也同樣是“半通”。恩格斯也謙虛地稱自己為“半通”，即“門外漢”。在其理論研究中須引用了某些自然過程和自然規律來作為其一般理論觀點的例証，並且期待科學家的諒解。
當時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之間之所以須相互借鑒與相互補充，是因為經驗自然科學積累了如此龐大數量的實証的知識材料，以致在每一個研究領域中有系統地和依據材料的內在聯系把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已無可避免﹔建立各個知識領域互相間的正確聯系，也同樣無可避免。這樣，“自然科學便走進了理論的領域，而在這裡經驗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這裡隻有理論思維才能有所幫助”[1]382。但理論思維[1]僅僅是一種天賦的能力，或者說是一種先天的稟賦，是一種有待於開發的能力。這種能力隻有通過后天發展和鍛煉，才能成為一種真正的思維能力。恩格斯指出，發展和鍛煉這種理論思維的能力，“除了學習以往的哲學，直到現在還沒有別的手段”[1]382。因為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並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因此，關於思維的科學，和其他任何科學一樣，是一種歷史的科學，關於人的思維的歷史發展的科學。而這對於思維的實際應用於經驗領域也是非常重要的”[1]382。
理論思維對於實際應用於經驗領域的重要性，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思維規律的理論決不象庸人的頭腦關於‘邏輯’一詞所想象的那樣，是一成不變的‘永恆真理’。形式邏輯本身從亞裡士多德直到今天都是一個激烈爭論的場所。而辯証法直到現在還隻被亞裡士多德和黑格爾這兩個思想家比較精密地研究過。”[1]382-383就辯証法即理論思維而言，是自然科學的最重要的思維形式，因為“隻有它才能為自然界中所發生的發展過程，為自然界中的普遍聯系，為從一個研究領域到另一個研究領域的過渡提供類比，並從而提供說明方法”[1]383。第二，恩格斯認為，熟知人的思維的歷史發展過程，熟知各個不同的時代所出現的關於外在世界的普遍聯系的見解，這對理論自然科學來說是必要的。因為“這為理論自然科學本身所建立起來的理論提供了一個准則”[1]383。然而，在自然科學家那裡常常明顯地表現出他們對哲學史不熟悉。恩格斯風趣指出，“在哲學中幾百年前就已經提出了的、早已在哲學上被廢棄了的命題，常常在研究理論的自然科學家那裡作為全新的智慧出現，而且在一個時候甚至成為時髦的東西。”[1]383他還以古希臘的原子論哲學、笛卡兒提出相關原理等加以說明。比如，熱之唯動說曾經以新的例証支持能量守恆原理，並把這一原理重新置於最前列，這是它的巨大成果，但是，如果笛卡兒早就提出了這一原理，那麼它還能作為某種絕對新的東西出現嗎？又如，自從物理學和化學又幾乎專門從事於分子和原子的研究以來，古希臘的原子論哲學是否須排在最前列？原子論哲學的創始者不是留基伯而是德謨克利特，而只是到了近代道爾頓最先承認在質上不同的元素原子的存在，並最先認為這些元素原子具有不同的、為不同的元素所特有的重量。
二、復歸辯証法何以可能？
當時在德國的公眾中流行著兩種思想：一是叔本華的、后來甚至是哈特曼的適合於庸人的淺薄思想﹔二是福格特和畢希納等的庸俗的巡回傳教士的唯物主義。大學裡有各式各樣的折衷主義互相競爭，它們隻在一點上是一致的，即它們都只是由已經過時的哲學的殘渣雜湊而成，而且全都同樣是形而上學的。就從古典哲學的殘余中保留下來的新康德主義而言，其最高成就是那永遠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在恩格斯看來這是康德哲學中最不值得保存的那一部分。其最終的結果是理論思維的紛擾和混亂盛行。就連自然科學家自己都感覺到，這種紛擾和混亂如何厲害地統治著他們。恩格斯針對當時德國的哲學與自然科學以及大工業發展的現狀指出，“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1]384然而，正當自然過程的辯証性質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們不得不承認它，隻有辯証法能夠幫助自然科學戰勝理論困難的時候，人們卻把辯証法和黑格爾派一起拋到大海裡去了，因而又無可奈何地沉溺於舊的形而上學。
恩格斯深諳，當時流行的所謂哲學無論如何不能給人們以出路。因而除了“從形而上學的思維復歸到辯証的思維，在這裡沒有其他任何出路，沒有達到思想清晰的任何可能”[1]384-385。接著他指出了這種復歸辯証思維兩種不同的途徑：一是它可以僅僅由於自然科學的發現本身所具有的力量而自然地實現，這些發現使得人們再也不會讓自己束縛在舊形而上學的普羅克拉斯提斯的床[1]上。但這是一個比較長期、比較緩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許多的阻礙需要克服。這個過程大部分已經在進行，特別是在生物學中。恩格斯在《自然辯証法·導言》中指出，近代生物學的最新發展，迫使最頑固的人也不得不承認“整個有機界的發展史和個別機體的發展史之間存在著令人驚異的類似，承認那條可以把人們從植物學和動物學似乎愈來愈深地陷進去的迷宮中引導出來的阿莉阿德尼線[2]”[2]370。二是“如果理論自然科學家願意從歷史地存在的形態中仔細研究辯証哲學，那末這一過程就可以大大地縮短。”[1]383在此，恩格斯闡釋了對近代自然科學特別能收到效果的兩種辯証思維或曰辯証哲學形態：一是希臘哲學。恩格斯稱其為辯証的思維的“天然的純朴的形式”[1]383，因為它沒有被那些迷人的障礙所困擾，即沒有17和18世紀的形而上學———英國的培根和洛克、德國的沃爾弗———造成的堵塞了自己從了解部分到了解整體，到洞察普遍聯系的道路。在希臘人那裡，由於他們還沒有對自然界進行解剖、分析，因而自然界還被當作一個整體來觀察。恩格斯對希臘哲學的辯証思維形態進行了辯証的評價，他認為，盡管自然現象的總聯系還沒有在細節方面得到証明，但是這種聯系是希臘人直接的直觀結果。這也是希臘哲學的缺陷，由於這些缺陷，它在以后就必須屈服於另一種觀點。“但是在這裡，也存在著它勝過它以后的一切形而上學敵手的優點。如果說，在細節上形而上學比希臘人要正確些，那末，總的說來希臘人就比形而上學要正確些。”[1]385
為什麼在哲學中，以及在其他許多領域中常常不得不返回到希臘哲學？恩格斯分析其中蘊涵的兩種原因：一是古希臘哲學家的無所不包的才能與活動，保証了他們在人類發展史上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及的地位。二是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種觀點的胚胎、萌芽。因此，他認為，“如果理論自然科學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發生和發展的歷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臘人那裡去。而這種見解愈來愈為自己開拓道路。”[1]386然而，在當時有些自然科學家一方面把希臘哲學的殘渣，例如原子論，當作永恆真理，另一方面卻以培根式的傲慢去看希臘人，理由是他們沒有經驗自然科學。好在隨著近代自然科學的長足進步，打破了這種僵化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整個自然界，從最小的東西到最大的東西，從沙粒到太陽，從原生生物到人，都處於永恆的產生和消滅中，處於不斷的流動中，處於無休止的運動和變化中。”[2]370因而持有這種僵化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自然科學家愈來愈少了，這樣，有望達到對希臘哲學的真正的認識。
二是和德國自然科學家特別接近的辯証法形態，即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古典哲學。盡管康德提出了星雲假說太陽系產生的理論和地球自轉由於潮汐而受到阻礙的理論，進而在自然科學家中獲得了應有的榮譽，但是，在恩格斯看來，“要從康德那裡學習辯証法，這是一個白費力氣的和不值得做的工作，而在黑格爾的著作中卻有一個廣博的辯証法綱要，雖然它是從完全錯誤的出發點發展起來的。”[1]386恩格斯強調指出，在黑格爾那裡，其出發點即本原的東西是精神、思想、觀念，而現實世界只是觀念的摹寫。這一點已經被費爾巴哈擯棄了。現在我們大家都同意：“不論在自然科學或歷史科學的領域中，都必須從既有的事實出發，因而在自然科學中必須從物質的各種實在形式和運動形式出發﹔因此，在理論自然科學中也不能虛構一些聯系放到事實中去，而是要從事實中發現這些聯系，並且在發現了之后，要盡可能地用經驗去証明。”[1]387因此，這裡提及黑格爾既不是要“保衛”其錯誤的出發點，同樣，也談不上要保存柏林老年黑格爾派和青年黑格爾派所鼓吹的黑格爾體系的獨斷內容。隨著唯心主義出發點的沒落，在這個出發點上構成的體系，從而特別是黑格爾的自然哲學，也就沒落了。但是必須記住：“自然科學的反對黑格爾的論戰，就它對黑格爾的正確理解而言，它反對的目標隻有兩點，即唯心主義的出發點和不顧事實任意地構造體系。把這一切除開之后，還剩下黑格爾的辯証法。”[1]387
除了上述兩種形態之外，馬克思創立了辯証法的第三個形態，即基於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辯証法[1]。馬克思指出：“我的辯証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証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稱為觀念而甚至把它變成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3]23恩格斯認為，馬克思的功績就在於，他和“憤懣的、自負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國知識界發號施令的模仿者們”[3]23相反，“第一個把已經被遺忘的辯証方法、它和黑格爾辯証法的聯系以及它和黑格爾辯証法的差別重新提到顯著的地位，並且同時在《資本論》中把這個方法應用到一種經驗科學的事實，即政治經濟學的事實上去”[1]387。盡管在黑格爾的辯証法中，一切真實的聯系都被顛倒和神秘化了，但是，正如馬克思所說的，“辯証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這決不妨礙我們說，他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証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在他那裡，辯証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由此，恩格斯運用了類比方法闡釋了當時自然科學發展類似情形。他指出，在自然科學中，我們也常常遇到一些常常在一個長時期中佔統治地位的理論，“在這些理論中真實的關系被顛倒了，映象被當作了原形，因而必須把這些理論同樣地倒過來。”[1]388比如，就熱而言，它在近兩個世紀內都被看做特殊的神秘的物質，而不是被看做普通物質的運動形式時，熱學的情況就是這樣，熱之唯動說才完成了這個倒過來的工作。然而被熱素說所統治的物理學卻發現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熱學定律，在這裡，不過是把它的前驅所發現的定律倒過來，翻譯成自己的語言而已（卡諾函數ｃ的倒數1ｃ＝絕對溫度。而如果不這樣倒過來，那末它是毫無用處的[1]388）。又如，在化學中，拉瓦錫正是借助於燃素說經過百年的實驗工作所提供的相關材料，才能在普利斯特列制出的氧中發現了幻想的燃素的真實對立物，因而推翻了全部的燃素說。但是燃素說者的實驗結果並不因此而完全被排除。相反地，這些實驗結果仍然存在，只是它們的公式被倒過來了，從燃素說的語言翻譯成了現今通用的化學的語言，因此它們還保持著自己的有效性。因此，恩格斯認為，黑格爾的辯証法同馬克思的辯証法的關系，正如熱素說同熱之唯動說的關系，燃素說同拉瓦錫理論的關系一樣[1]388。
三、關於恩格斯辯証法思想的幾點辨識
首先，我們通過恩格斯對研究辯証法的必要性的闡釋中體悟到，理論（包括方法論）研究具有三重邏輯，即本然邏輯、實然邏輯與應然邏輯。其一，理論研究不是一種主觀“內心沖動”，而是基於現實需要———理論研究的本然邏輯。這是理論研究也是理論具有生命力的客觀辯証法。其二，理論研究須遵循其研究對象的內在屬性與規律———理論研究的實然邏輯，這是理論研究自身的辯証法，否則將蛻變為一種“高超的胡說”。其三，由於“今天的自然科學家，不論自己願意與否，都不可抗拒地被迫考察理論的一般結論一樣，每個研究理論問題的人，也同樣不可抗拒地被迫研究近代自然科學的成果”[1]382，因而我們必須發展和鍛煉理論思維即辯証思維的能力———理論研究的應然邏輯，這是理論研究的歷史辯証法，否則將會沉溺於舊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如何才能發展和鍛煉我們理論思維即辯証思維的能力呢？恩格斯認為，“除了學習以往的哲學，直到現在還沒有別的手段。”[1]382因為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並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不僅如此，“哲學中幾百年前就已經提出了的、早已在哲學上被廢棄了的命題，常常在研究理論的自然科學家那裡作為全新的智慧出現”[1]383。因而我們隻有通過學習以往的哲學，才能從中汲取不同的時代理論思維的不同內容和不同形式，進而不斷提高我們理論思維，即辯証思維的能力。
其次，通過解讀恩格斯關於復歸辯証法何以可能的思想可以體悟到以下幾點：一是盡管近代在細節上形而上學思維方式比希臘人朴素的自然觀要正確些，但是希臘人把自然界當作一個整體而從總的方面來觀察比形而上學思維方式要正確些。這就說明，從辯証法的視域看問題，不能僅僅關注細節，更應該從總體上去把握，並且要注重兩者的統一。這樣，才能避免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片面性，又能超越古希臘素朴直觀的辯証思維方式。二是如何理解恩格斯所說的“要從康德那裡學習辯証法，這是一個白費力氣的和不值得做的工作”[1]386？以筆者之管見，恩格斯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基於康德二律背反的二元悖論式批判思維模式。在康德看來，正題與反題相互對峙無法合一。比如，正題：世界在時間上有一個開始，就空間而言，也受界線的包圍﹔反題：世界沒有開始，沒有空間的界線，世界無論是就時間而言或者就空間而言，都是無限的。這就是一對無法調和的悖論。康德的批判哲學十分重視揭示事物矛盾，而不是闡釋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而辯証法不僅要揭示矛盾，而且揭示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因為辯証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証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証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24。正因為如此，恩格斯才說“從康德那裡學習辯証法，這是一個白費力氣的和不值得做的工作”。三是對黑格爾的辯証法須有正確的理解，一方面要看到，在黑格爾那裡“感性、宗教、國家權力等等是精神的本質，因為隻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質，而精神的真正的形式則是能思維的精神，邏輯的、思辨的精神”[4]162，因而“一切真實的聯系都被顛倒和神秘化了”[1]388，他把觀念即絕對精神作為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絕對精神的外部表現﹔另一方面，黑格爾不僅“常常在思辨的敘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的、真實的敘述”[5]76，而且“他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証法的一般運動形式”[3]23。四是馬克思的功績就在於，他把黑格爾倒立著的辯証法顛倒過來，揭示了“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3]23，與此同時，馬克思和青年、老年黑格爾派及其黑格爾的其他模仿者們相反，“第一個把已經被遺忘的辯証方法、它和黑格爾辯証法的聯系以及它和黑格爾辯証法的差別重新提到顯著的地位，並且同時在《資本論》中把這個方法應用到一種經驗科學的事實，即政治經濟學的事實上去”[1]387，進而引發了辯証法形態的根本變革，創立了基於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辯証法，成為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探索科學規律，發展科學，創造美麗家園和美好生活的方法論，也是我們建設美麗中國的方法論。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恩格斯.自然辯証法·導言[A].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馬克思.《資本論》第二版跋[A].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作者單位：東南大學哲學與科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