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恩格斯政治辯証法的要義

作為哲學術語的“社會主義”是在19世紀30年代初被廣泛使用的^[1]，但社會主義思想的產生卻可追溯至遙遠的古代社會，這些關於未來社會的純粹理念構想在19世紀初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的著述中達至頂峰。馬克思重視這些思想家的理論遺產，同時指出他們的思想缺乏現實的承載者，並在實踐層面指出實現並超越這些理想的可能路徑。晚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確認了社會主義的現代形態，闡釋了作為“科學”的社會主義是否可能與如何可能，而他在《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中對社會主義實現路徑的論述則引來多種爭論。堅持革命，還是選擇議會道路，是這場爭論的關鍵。其實，在堅持政治原則的前提下靈活運用政治實踐策略，是實現社會主義的進程中應有的政治辯証法。讀懂晚年恩格斯的政治辯証法，應首先理解他對現代社會主義的“科學”規定，了解他批判歐根·杜林的哲學理路。

一、《反杜林論》與社會主義的“科學”規定

早年失明的歐根·杜林在柏林大學擔任私人講師期間提出了“新的社會主義理論”和“新哲學體系”，以“革新科學”姿態出場的他因稱贊馬拉、巴貝夫和巴黎公社而獲得不少工人追隨者，被視為“社會主義的行家兼改革家”。由於杜林的觀點富含對馬克思的批判且有將社會主義庸俗化的危險，李卜克內西致信馬克思，談及回應杜林的必要，而馬克思認為批判杜林的意義“過於次要”。他和恩格斯都沒打算分散寶貴的時間來面對這個“蹩腳的大學講師”。直至杜林指責一個“粗野、遲鈍的猶太人理論家”的《資本論》“一無是處”，恩格斯才下決心暫時中斷《自然辯証法》的寫作，批判杜林“價廉質劣”的“偽科學”，從思想上治療因迷信這種偽科學而染上“幼稚病”的人們。由於杜林的學說內容繁雜，而恩格斯也想借此機會批評相關的社會思潮，所以批判篇幅就不免成為加長版，盡管《反杜林論》的結構是對應批判內容本身的，但各部分之間的聯系超越了批判的內容，構成縝密的內在邏輯。

這篇從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三方面批判杜林理論體系的長文影響甚廣，不僅多次再版，而且引論第三章和第三編的第一、二章被拉法格編成小冊子出版了，此后依據該文本的意大利文版、波蘭文版、德文版、俄文版、丹麥文版等先后出版，這部幾乎擁有人類各種語言的文本名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實際上是《反杜林論》的一部分。馬克思贊同恩格斯的寫作，並實際上參與撰寫了一小部分內容，他在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法文版撰寫的序言中指出，“弗裡德裡希·恩格斯是當代社會主義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2]687。可以說，《反杜林論》不僅是一篇哲學經典文獻，而且是論述社會主義的思想力作，其中關於社會主義的“科學”規定具有強勁的實踐力量。

恩格斯在該文本開篇指出，“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對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有財產者和無財產者之間、資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以及生產中普遍存在的無政府狀態這兩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但是，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18世紀法國偉大的啟蒙學者們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一步的、似乎更徹底的發展”，而在該段的草稿中還有這句話———“它的最初代表摩萊裡和馬布利也是屬於啟蒙學者之列的”，因而“在當時已經有了直接的共產主義理論”。恩格斯贊賞法國啟蒙學者，因為在他們反權威的頭腦中，“思維著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2]355。但恩格斯深知，按照這些啟蒙學者的理念建立的資產階級社會在當時存在著很多嚴重的甚至是棘手的問題，他堅信“科學”的現代社會主義必然超越資產階級社會，而這種超越必須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

從哲學層面看，科學社會主義具有國際性格，而辯証法是實現這種國際性格的關鍵。“科學社會主義的產生，一方面必須有德國的辯証法，同樣也必須有英國和法國的發達的經濟關系和政治關系。……隻有在英國和法國所產生的經濟和政治狀況受到德國辯証法的批判以后，才能產生真正的結果”^[2]691。這種辯証法並非折衷主義，而是以生成的方式面對人類社會的未來走向。正如他在1890年8月致奧·伯尼克的信中指出的：“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它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3]693他后來還曾在《德國農民戰爭》第2版序言的“補充”中說：“社會主義自從成為科學以來，就要求人們把它當做科學看待，就是說，要求人們去研究它。”^[4]636這種研究是在實踐中展開的，在批判杜林的過程中，恩格斯形成了“對馬克思和我所主張的辯証方法和共產主義世界觀的比較連貫的闡述”^[2]347。

杜林的影響通過出版《自然的辯証法》（1865）、《國民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批判史》（1872）和《哲學教程》（1875）這三部著作體現出來，這些著作的優點在於適應工人的認知水平。伯恩斯坦從這個角度肯定杜林的價值：“杜林在他論述社會主義的著作中對於馬克思與拉薩爾的辛辣的批評，並沒有削弱我們對他的信仰。一位果斷的科學家挺身而出做社會主義的見証人，而從力求用比馬克思的著作易懂得多的語言與形式來敘述社會主義，———和這件事實比起來，我們認為，他同《資本論》的作者之間的理論分歧是不重要的。”^[5]恩格斯顯然不這樣認為，因為這種分歧涉及德國社會民主黨以杜林體系取代馬克思理論形象的可能，進而關系到共產主義運動的走向。他對杜林的學說做出全景式批判，其意義絕非僅限於恢復了馬克思的名譽，更在於確認了馬克思學派。正如考茨基所言：“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出版以后，我們才開始比較深入地探究了馬克思主義的思維方式，開始系統地按馬克思主義來思考和工作了。從那時起才開始出現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學派。”^[6]因而，關於社會主義的論述首先是一個實踐命題，通過研究社會主義思想史以及19世紀歐洲共產主義運動，恩格斯確認了杜林理論的舊形而上學特征，他認為杜林的一般世界模式論、關於自然原則的學說和關於人的學說缺乏現實性。以這種缺乏現實性的哲學作為社會主義的思想基礎，隻能是一廂情願的無用之舉。他對杜林哲學的批判以揚棄哲學的方式展開，並指出實現社會主義的途徑要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找，歷史唯物主義和《資本論》的主要觀點以簡約的方式構成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由於這些論述“實際構成了后來科學社會主義體系建構的標准”，“《反杜林論》以及與其所論哲學相關的‘自然辯証法’計劃、由其第三篇獨立出來的《發展》構成全部‘恩格斯問題’的中心，產生了極大的爭論”^[7]269。換言之，對“恩格斯問題”的爭論蘊含著很多現實要素。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哲學闡釋和政治經濟學論述當然重要，但這兩個步驟實則論述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鋪墊，這大概也就是拉法格將其簡寫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原因之一。而關於社會主義應該怎樣的問題，恩格斯與馬克思的看法相同，那是一個隻能描述遠景的未來社會。共產主義的產生基於對資本主義的實踐批判，認識二者的關系需要具有辯証的眼界。正如美國學者奧爾曼在《辯証法的舞蹈》中講述的“兩座城市的故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可謂現代社會的“雙城記”。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的冀望基於對資本主義的強烈不滿，實則體現了批判和超越當下的哲學精神。晚年恩格斯使這種精神具有更多的實際因素。正如他在《論住宅問題》中所指出的：“實際的社會主義是在於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各個方面的正確認識。”^[8]由於缺乏對資本主義的正確認識，杜林的“新的社會主義理論”實際上仍然是舊的形而上學的雜碎湯，而這種實際的思維使辯証法進入實踐領域，在堅持原則的同時靈活運用策略，是共產主義運動應有的政治智慧。可是，這種論述引起不少爭論，我們可以在略覽國際學界對恩格斯的《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的解讀中把握這些爭論的焦點。

　　二、“恩格斯的政治遺囑”及其百年論爭

《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是恩格斯撰寫的最后一篇政論。他寫作這篇文章的起因是：《前進報》出版社經理理查·費舍來信說，《前進報》出版社擬將馬克思1850年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上發表的幾篇論1848~1849年法國事件的文章結集出版。為了讓讀者更好地了解馬克思寫作這組文章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意義，恩格斯在1895年2月14日至3月6日撰寫了一篇導言，並為這組文章起名為“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由於這篇導言言辭激烈，德國社會民主黨請費舍致信恩格斯，要他刪除這些論述。這個意見讓恩格斯反感：“我還必須考慮到，閱讀我的著作的還有外國人———法國人、英國人、瑞士人、奧地利人、意大利人等，我絕不能在他們面前這樣糟踏自己的名譽。”^[9]401同時，他指出，“我不能容忍你們立誓絕對忠於憲法”，“我認為，如果你們宣揚絕對放棄暴力行為，是決撈不到一點好處的”。當然，出於多種考慮，除了幾處之外，恩格斯基本上接受了他們“提出的修改意見”，“就這樣我決不會再多走一步”^[10]。

可是，當這篇政論尚未發表時，1895年3月30日的《前進報》發表了該報主編威廉·李卜克內西撰寫的社論《目前革命應怎樣進行》，他未經恩格斯同意就摘錄了這篇文章的幾段話。恩格斯對這種斷章取義的做法感到憤慨，他在4月2日寫給考茨基的信中說：“使我驚訝的是，今天我發現，《前進報》事先不通知我就發表了我的《導言》的摘錄，在這篇經過修飾整理的摘錄中，我是以一個愛好和平的、無論如何都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現的。我特別希望《導言》能全文發表在《新時代》上，以消除這個可恥印象。”^[9]432后來，這篇政論在當年4月出版的《新時代》第13年卷第2冊第27、28期連載，這個文本比《前進報》的摘引當然豐富得多，但仍然不是全文。被刪掉的主要是關於未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武裝斗爭的若干尖銳政治觀點，考茨基將這些內容說成是該書的“結尾”，這個“結尾”直到1930年才在梁贊諾夫主持的該書單行本中面世。

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先后將這篇文章稱為“恩格斯的政治遺囑”，其實這篇“遺囑”中的主要思想在《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給〈薩克森工人報〉編輯部的回復》、《給〈社會民主黨人報〉讀者的告別信》、《〈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德文二版序言》、《德國1890年的選舉》、《德國的社會主義》等文本中得到了類似闡釋。該“遺囑”的主要思想即應審時度勢，利用普選權和合法手段展開斗爭。由於武器技術的發展，街壘戰和簡單突襲的革命時代已經遠去，盡管還存在發生武裝起義的可能性，但為了取得革命最后的勝利，須作好必要的准備。包括爭取多數農業工人即軍隊的多數支持社會主義，積極爭取選票數的增長，重視議會斗爭的舞台。概言之，積極利用合法手段並不等於放棄革命的權利^[11]。由於這些觀點與暴力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等經典論述頗有不同，很快就引起各種爭議^[12]，而教條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的觀點恰是恩格斯要避免的兩個極端。

通常認為，伯恩斯坦是修正主義的鼻祖，而晚年恩格斯的有關論述被他視為“修正”具有合理性的緣由。這些論述散見於多個文本，而《導言》最有代表性。根據時代條件的變化，恩格斯坦率地指出，“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暴露出我們當時的看法只是一個幻想。歷史走得更遠：它不僅打破了我們當時的錯誤看法，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借以進行斗爭的條件。1848年的斗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過時了”^[3]510。而這時德國社會民主黨開展議會斗爭，使工人獲得直接的物質利益。“人們發現，在資產階級用來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東西是工人階級能用來對付這些機構本身作斗爭的”，這就是議會制和普選制———“無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斗爭方式”、“最銳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可以說，恩格斯這句話有充分的根據，一方面，在武器日益發達的時代，工人在巷戰中幾乎沒有取得勝利的可能﹔另一方面，德國、法國、比利時、意大利、瑞士、奧地利、丹麥甚至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社會主義者都已成功進入議會，“普選權”已“由歷來是欺騙的手段變為解放的手段”^[3]516-517。何去何從？不難選擇。

這種與時俱進的觀念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方法。當時代條件變化之后，適時變換政治策略，恰是實現根本政治目的的捷徑。這時離馬克思逝世已10多年了，“我們現在就已經能指望擁有225萬選民。如果這樣繼續下去，我們在本世紀就能奪得社會中等階層的大部分，小資產階級和小農，發展成為國內的一個決定性力量，其他一切勢力不管願意與否，都得向它低頭”^[3]523。這時在有憲政和民主傳統的國家，工人參與議會選舉，“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裡、隻要取得大多數人民支持就能夠按照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裡，舊社會有可能和平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3]411。基於此，恩格斯得出這樣的結論：“世界歷史的諷刺把一切都顛倒了過來。我們是‘革命者’、‘顛覆者’，但是我們用合法手段卻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顛覆的辦法獲得的成就要多得多。那些自稱為秩序黨的黨派，卻在他們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狀態下走向崩潰。”^[3]524當無產階級避免在現代戰爭中作無謂的犧牲，可能通過合法的和平的方式獲得勝利的時候，恩格斯樂見其成。

類似的看法在晚年恩格斯的其他文本中也很常見，比如他在1893年10月18日和21日致信倍倍爾：“比利時—奧地利的選舉勝利証明，我們是效力很大的酵母，足以使已經開始的發酵過程徹底完成。”^[9]154又如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德文二版“序言”中指出：“工人們從令人信服的實例中看到：當他們提出要求而且了解到他們的要求是什麼的時候，他們在英國就成為一種決定性的力量﹔1892年的選舉已經在這方面開了一個頭。其余的事情，大陸上的工人運動是會去關心的﹔那些在議會和市鎮參議會中已經有那麼多代表的德國人和法國人，將以自己的進一步的成績來鼓舞英國人的競賽精神。……那時英國的工人政黨就會組織得足以一下子永遠結束為使資產階級永存而輪班執政的兩個舊政黨的蹺蹺板游戲。”^[3]432-434盡管晚年恩格斯這些觀點顯得過於樂觀，卻也不乏遠見。

這些觀點引發的爭論是激烈而持久的，為了討論代議制和普選權等經典社會主義理論中沒有的內容，第二國際於1893年8月在蘇黎世召開第三次大會。恩格斯參加了這次會議，這是他唯一一次參加第二國際的會議，並為會議發表了閉幕詞，肯定了社會主義探索中遇到的新現象。這種態度並非表明恩格斯陷入了“修正主義”的泥潭，而表明他對社會主義實現途徑的重審。不研究時代條件的變化，不認識行動的條件和性質，教條式地理解社會主義有害無益。有一個歷史細節或許可以幫助我們讀懂晚年恩格斯：他在遺囑中將一千英鎊贈給倍倍爾和辛格爾，希望他們“或他們的繼承人應作為在他們或他們的繼承人確切肯定適合的時間和地點選舉他們或他認為合適的人選進入德意志帝國國會時的經費”^[9]483。

當然，如果因為這些論述和行為，誤以為恩格斯的思想立場發生重大偏移，那就實在是缺乏辯証思維了。從他1892年對意大利學者卓·博維奧的駁斥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政治原則：“我根本沒有說過什麼‘社會黨將取得多數，然后就將取得政權。相反，我強調過，十之八九我們的統治者早在這個時候到來以前，就會使用暴力來對付我們了。而這將使我們從議會斗爭的舞台轉到革命的舞台。”^[13]327爭取“普選權”，積極參與議會選舉，是一個策略而不是原則。更何況，“這個策略僅僅是針對今天的德國，而且還有重大的附帶條件。對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奧地利來說，這個策略就不能整個採用。就是對德國，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適用了”^[9]403。似乎不必指出更多的例証，我們再對照恩格斯1891年為《法蘭西內戰》單行本撰寫的導言，就可以看到他所堅持的基本政治原則。

晚年恩格斯在這篇導言中簡要梳理了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特別是巴黎公社的歷史，並指出“馬克思派”對無產階級政治組織前途的看法。他高度肯定了巴黎公社的旗幟是世界共和國的旗幟，指出盡管工人對共和國的意義缺乏足夠的理解，但他們進行的階級斗爭推動了歷史的腳步。他還在這篇導言中批判美國兩黨輪流剝削工人的利益，同時提醒人們注意，“這樣的例子不僅在世襲君主國內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國內同樣可以看到”^[2]12。類似的觀點在《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中也可以看到，恩格斯所謂“法國在1789年以來的全部歐洲歷史中起了主導作用，……我們關於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會’革命即無產階級革命或步驟的觀念，帶有回憶1789-1830年榜樣的濃厚色彩”^[3]509。並非論述議會合理性的鋪墊，而是對政治原則的強調。理解晚年恩格斯關於議會制的觀點，不能忽略上述闡釋。

伯恩斯坦顯然忽略或者不願意強調上述闡釋，他認為恩格斯“隻說了社會主義是從什麼起源的，它表現為什麼，但並沒有說明他實際上是什麼，……把社會主義作為體系來加以說明的解釋現在在恩格斯或馬克思的任何著作中事實上是找不著的。……不是方案，不是圖樣，而是以今天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為基礎的一種運動，這就是他們所說的社會主義”^[14]453。由於《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的手稿保存在他的手裡，考茨基要他公布“結尾”部分，但伯恩斯坦借口手稿不在他手上而拒絕了，並指出不必再強調“革命權”，那是“一種給假花澆水的做法”^[14]373。關於這個問題，盧森堡明確指出，“把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雞窩當作負有完成偉大歷史意義的革命變革使命的機關”是荒謬的，恩格斯這篇文章“論述的不是最后奪取政權的問題，而是當前日常斗爭的問題”^[15]。透過這些爭鳴把握恩格斯原意，需要解讀晚年恩格斯對社會主義原則和策略的論述，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理解晚年恩格斯的政治辯証法。

　　三、社會主義的實現道路與晚年恩格斯的政治辯証法

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學派的思想精要，以實踐的歷史視野構建了一種政治的辯証法，從而開啟了理解政治問題的新視域。從這個角度看，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馬克思主義在場的明証。晚年恩格斯多次強調並靈活運用辯証法審視變遷中的現實社會，他關注的重大命題是：如何“實現大多數人本身的真正利益”？這涉及社會革命道路的選擇問題。為了更好地實現大多數人的利益，革命道路的選擇需要政治辯証法。在這個意義上，是否讀懂晚年恩格斯政治辯証法的要義，是理解國際學界圍繞晚年恩格斯社會主義理論展開多次爭論的關鍵。

在恩格斯看來，以往的革命有一個共同特征：少數人的革命在多數人參與下成功了，而多數人獲勝后並不知道選擇哪條道路，因而造成了革命后社會發展的不持續性。革命是人類獲得個性自由與全面發展的手段，但並非人類生活的目的，后革命時代的社會建設與人類發展乃是更重要的主題。正如他在1893年5月11日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發表談話時指出：“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當我們把生產資料轉交到整個社會的手裡時，我們就會心滿意足了。”^[13]628-629如何將生產資料轉交到整個社會的手裡呢？社會革命是一種直接的可能性，通過議會斗爭同樣可以實現多數人的利益。偏執其一都是缺乏辯証思維的結果。

晚年恩格斯這個理路是在歷史中形成的。他曾批評英國社會主義失去了無產階級本質，儼然融入資產階級的生活世界了。但當“最近幾十年”資本主義暫時擺脫了危機，壟斷和資本輸出成為常態，1866年和1870年的革命掃除了最嚴重的政治障礙，以往潛在著的世界市場“才充分發展了起來”^[16]378-379，體現新教倫理的“資本主義精神”越來越普遍化，恩格斯意識到，在歐洲民主制的國家，無產階級政黨通過議會斗爭的方式實現大多數人的利益，恰是一種開創性的選擇﹔而同樣不能忘記的是，“革命權是唯一的真正‘歷史權利’———是所有現代國家無一例外都以它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唯一的權利”^[13]608。無產階級具有革命的歷史權利，同時也應審時度勢，在民主制國家積累議會斗爭的豐富經驗，以多種方式將生產資料轉交給社會，實現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

需要注意的是，晚年恩格斯強調的議會道路並不具有普適性，比如在社會發展滯后的俄國，推翻沙皇的社會革命是必要的選擇。這在他1891年10月、1892年3月、1892年9月以及1893年2月致俄國民粹派思想家丹尼爾遜的信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其中的核心問題是：經濟基礎薄弱的東方國家如何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走向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都認為，隻要有條件，俄國以獨特的方式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可能的。但馬克思更多地看到農村公社的積極因素、內在的生命力及其超越資本主義的可能性﹔恩格斯則更多地看到農村公社的消極方面、內在的缺陷及其跨越資本主義的困難，他更強調先進的物質技術和發達的社會關系是不可或缺的兩個條件。而社會革命乃是俄國解放之必需。一言以蔽之，在英美等民主制已經形成的國家，應通過議會道路爭取大多數人的利益，而與此同時，“歐洲一切有思想、有遠見和觀察敏銳的人們現在都注視著彼得堡”，“俄國是本世紀的法國。新的社會改革的革命首倡僅理所當然地和合情合理地屬於俄國”^[16]540。

從議會斗爭的角度看，恩格斯的思想遺產在歐洲得到實現。在他逝世57年后，英國共產黨在第22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新黨綱明確指出：“英國人民能夠把資本主義民主變為人民民主，把英國爭取民主的歷史斗爭的一種產物———議會轉變為一個代表絕大多數英國人民意志的民主機構。英國人民的前途就是在一個真正代表人民的議會的基礎上建立人民政府。”^[17]后來，摩爾多瓦、塞浦路斯和尼泊爾等國共產主義政黨在議會斗爭中獲勝執政。而從革命的角度看，在恩格斯逝世59年后，英共在翻譯《毛澤東選集》時致信中共中央，希望將《戰爭和戰略問題》中的這段話———“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和外國，一概都是對的”———刪去。中共中央復信表明不同意這種做法。又過了兩年，毛澤東在同越共總書記長征和印尼共產黨總書記艾地談話時說：“恩格斯生前曾經說過，在特定的條件下，英國和美國也可以和平進到社會主義。但到20世紀，到帝國主義時代，美國和英國都成為帝國主義國家，情況就不同了。”^[18]概言之，無論是選擇議會斗爭還是社會革命，都是因時因地制宜的考慮，而革命對東方國家的影響，在20世紀人類文明史中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種種事實証明，晚年恩格斯是一個靈活運用政治辯証法的寬和的智者，在他身上很難看到教條主義的痕跡。晚年恩格斯家中經常高朋滿座，他可以用多種語言和來自不同國家的朋友對話。應當認識到，政治生活是公民自由參與的公共事務，人們需要在政治商談和論辯中達成共識。正是從政治哲學的角度，我們可以充分理解到晚年恩格斯闡釋實現社會主義道路的共時性蘊含的思想深意。超越教條主義的革命思維，從實際出發，探尋社會主義的實現道路，充分利用歐洲民主制國家的議會斗爭，實現大多數人的利益，同時在發展滯后的國家進行社會革命，這些思路幾乎就是20世紀世界左翼政治走向的預言。這種辯証考量凸顯了現代社會主義的“科學”規定，反映了晚年恩格斯政治辯証法的特質，凸顯了以辯証的視野和科學的方法解決現實政治問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如今，我們仍然沒有離開晚年恩格斯的思想地平線。當我們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后，主要的問題就在於“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即如何使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從理論到實踐，從歷史到現實。在這個意義上，晚年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從兩重維度彰顯政治辯証法的要義，具有深遠的啟示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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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臧峰宇，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姚穎，中共中央編譯局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