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以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我國的研究回顧

作者:湯志華    發布時間:2013-12-27   
分享到 :

1938年9月,《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以下簡稱《簡明教程》)出版后自蘇聯傳入中國,圍繞著《簡明教程》的學習、宣傳和研究,大致經歷了延安整風和建國初期至50年代末為學習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掀起的兩次學習、宣傳和研究高潮時期。由於受斯大林模式的影響,這兩個時期的特點是比較注重《簡明教程》的理論學習和宣傳介紹,缺少學術性的研究。80年代后,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在對傳統社會主義模式進行改革同時也開始對斯大林模式的理論總結——《簡明教程》進行批判和反思。從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直到2005年,由於受蘇東劇變影響,我國對《簡明教程》的研究進入了一個長達十五年的冷淡期。2004年7月,俄羅斯教育部再版發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並將其作為歷史教學參考書發到了俄羅斯各高等院校,這一事件引起了中國學術界對《簡明教程》的再次關注。從2005年底至2006年初,《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紅旗文稿》、《百年潮》、《中華魂》以及《世界社會主義跟蹤報告:2005》先后發文介紹。再次掀起了對《簡明教程》的研究熱潮。簡要回顧20世紀80年代初到現在30多年,我國學者對於《簡明教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關於《簡明教程》的編撰緣起和在中國的翻譯、出版情況研究

1.關於為什麼編寫《簡明教程》的問題

傳統的觀點認為,是斯大林為了樹立個人理論權威的產物。而有的學者則提出,分析和總結其編著緣起,不能簡單從某一方面進行概括,必須從領袖批判、歷史傳統、經驗教育、統一理論、解釋實踐、樹立權威等蘇共的各種“需要”出發加以考察。《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編著是民族與國家、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政黨與領袖等各種因素共同交織作用的結果,而非基於單一目的和需求。也正是由於創作緣起的復雜性,才造成了人們對該編著內容、風格、作用等理解的多義性。[1]

有的學者從《論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背景和寫作動機的角度分析了《簡明教程》編撰的原因是,“一方面,首先是為了闡明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基礎,為了遵循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遺願,為了從哲學的高度對蘇聯共產黨歷史、對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歷史經驗作總結。另一方面,也為適應黨的政治路線的轉變,鞏固完善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的需要,為解決學術問題,樹立斯大林個人理論權威的需要。”[2]

2.關於《簡明教程》在中國的翻譯、出版情況

有學者提出了“三種版本說”。張靜如、唐曼珍指出,1938年11月,該書剛出版兩個月,其中第七章和結束語就被翻譯成中文,發表在延安的刊物《解放》周刊上。不久就有了三個中譯本流行。重慶譯本分上下兩冊,多流行於大后方各省﹔上海譯本多流行於上海和新四軍活動區域﹔莫斯科外國工人出版社的譯本是三個譯本中質量較好的,多流行於華北抗日根據地和陝甘寧邊區﹔大后方和華中各地也常常見到這個譯本。在華北某些抗日根據地還有大量的翻印本。據粗略統計,到1941年3月,《聯共黨史》在中國已經發行了10萬冊。[3]

還有學者提出了《簡明教程》在新民主主義時期的四種版本觀點。朱寶強指出,1939年初《簡明教程》從蘇聯傳入中國,當年即在國內出現了4個頗具影響的中譯本:第一本是蘇聯外文局版《教程》中譯本,這一譯本多流行於陝甘寧邊區和華北各抗日根據地,大后方和華中各地亦常見這一譯本﹔其次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以重慶中國出版社版、延安解放社版和上海啟明社版為代表的《簡明教程》的三種不同中文本,並且指出了這幾種版本的不同特點。認為《簡明教程》的莫斯科版、中國出版社版和解放社版,是由“官方”組織翻譯的“正本”,體現著蘇共和中共的黨派意識和價值訴求,也得到了組織化力量的大力支持和黨的宣傳機構的大力推介,因此這三種譯本在黨內外影響很大、發行傳播很廣。而上海啟明社版《簡明教程》中譯本,由於是民國時期對蘇聯政治歷史有相當研究造詣的著名學者吳清友翻譯的,體現出作者對蘇聯黨史的研究水平,不具有官方色彩,因此在書名、體例、語言等方面與前述三個譯本有所不同。[4]

朱寶強還指出建國后《簡明教程》又在國內出現了4種的不同版本:人民出版社版、大字版、中央編譯局版、少數民族語版,介紹了這四個版本的翻譯出版與傳播的情況。其中人民出版社版是建國后全國發行量最多、傳播最廣、影響最大。1980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哈薩克文版和藏文版的《簡明教程》,是已出版的2種少數民族文字版,具有重要的意義。[5]

二、關於《簡明教程》對中共黨史和蘇聯歷史學科的影響研究

由於《簡明教程》被冠以黨史教科書的名義,對於中共黨史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因此,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學者主要是從黨史學科的角度關注《簡明教程》。

1988年10月全國中央黨史研究會等六單位,聯合召開了“《聯共黨史》對中共黨史研究的影響”座談會。學者們承認簡明教程對我國中共黨史的研究和教學起過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是,學者們一致認為簡明教程對中共黨史的負面影響更大。

首先是深深地影響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撰寫。在“文革”中,一部中共黨史被寫成為10次路線斗爭史,便是突出的例子。再如對高校黨史教材編寫的影響。1961年由北京市高校協作組編寫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就是以它為范本的。全書不適當地夸大領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突出毛澤東的活動。因此,要改革黨史教學,提高中共黨史的研究水平,必須否定以《簡明教程》為范本的中共黨史體系,按照歷史學科的要求編出高質量的中共黨史著作來。[6]

王漁認為,《簡明教程》對我國最大的消極影響,就是我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把它當成理論聯系實際的最完整的典型,對它抱著一種教條主義的態度,錯誤地把蘇聯一國甚至是一時的經驗都當成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從而照搬蘇聯的經驗,特別是在有關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向題上更是如此。[7]

廖蓋隆認為對《簡明教程》及其對中共黨史的影響的評價,都要採取分析的態度。這本書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上都曾經廣為流傳和備受贊譽。這是因為它從形式到內容有一些優點,有一些吸引人和有益於人的東西。在語言文字和敘述方法上,它非常簡明流暢,敘事生動,而且大部分是史論結合的,它使人容易了解和接受,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同時也肯定了這本書對中共黨史的研究和教學好的影響。如以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從而形成以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毛澤東思想)為主要線索來研究和講授中共黨史。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共中央也還是遵循這個根本的思想原則的。同時也指出,《簡明教程》就總體來講是有很大的錯誤,歪曲了歷史,神化了列寧,特別是神化了斯大林﹔階級斗爭擴大化理論曾經造成了中國各個蘇區的肅反擴大化和大量枉殺無辜的干部和群眾的嚴重錯誤﹔它對毛澤東晚期把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左”傾錯誤,也有重大的直接影響。[8]

張靜如提出,在中共黨史學的初建期,中共黨史學的研究就已開始受到這本書的影響,這主要是過於強調理論的和批判的內容,強調政治意義,而把史實當作陪襯。《簡明教程》對中共黨史教學和研究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它不是按照歷史學科而是按照理論學科的要求來撰寫蘇聯共產黨歷史的,弄錯了學科性質和研究對象。長期弄不清楚學科性質和研究對象,是阻礙中共黨史學正常發展的內在因素。[9]

龔育之分析了《聯共黨史》對中共黨史教科書審定模式的影響。提出“黨史教科書怎樣審定?過去有一種模式,就是1938年《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模式。這種模式,顯示出它的極大權威,就是公開宣布此書由“聯共布中央審定”印在封面上。而且幾乎收入《斯大林全集》[10],而中共黨史教科書的審定深受這一模式的影響,但是又不完全是蘇聯的這種模式。龔育之認為,中共黨史教科書的審定經歷了幾個模式:首先是延安模式。以中央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形式,但是沒有像蘇聯那樣編寫和出版中共中央審定的黨史教科書。第二種是建國初期的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模式。這一模式是經過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審閱批示,由黨內權威理論家胡喬木署名在《人民日報》發表,隨后出版單行本大量發行的形式﹔第三種是199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和《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是經中央黨史領導小組批准,以“中央黨史研究室著”和權威理論家的名義出版的形式。

在1988年“《聯共黨史》對中共黨史研究的影響”座談會之后不久,張靜如、唐曼珍在《中共黨史學史》一書中進一步分析了《簡明教程》對中共黨史研究的影響,認為其積極影響主要表現在:“在主題上,這部書論述了列寧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較明顯的揭示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俄國革命自覺活動不斷結合的過程,並通過史實告訴人們,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並不是要熟讀它的公式和結論,而是必須學會在本國革命實踐中運用和發展這些理論。這個主題思想對於克服黨史研究中的教條主義、僵化保守的傾向,充實新鮮活潑的本國革命經驗理論,引導人們注重歷史事實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在編撰內容上,《聯共黨史》是以聯共黨戰略與策略的演變和列寧主義的發展作為研究的主要內容,以向黨員和干部進行馬列主義教育為最重要的目的。它對黨的思想理論研究,統一全黨認識起了重要作用。黨史研究必須堅持為制定黨的正確戰略、策略、思想路線直接服務的總方向,能夠把豐富的全黨實踐上升為理論,從歷史的角度源源不斷地產生科學分析和評價黨的理論發展的文章。”[11]其消極影響主要表現為:《簡明教程》史味不濃,以論帶史的現象非常突出,因而缺乏說服力,使人不易接受,且過分渲染了黨內斗爭的殘酷性和夸大列寧、斯大林個人的作用,給初建期的中共黨史研究帶來了不好的影響。[12]

除了探討《簡明教程》對中共黨史學科的影響之外,不少歷史學者也關注了《簡明教程》對蘇聯史學發展的影響,但絕大多數探討的主要是消極方面。“《簡明教程》出版,成為蘇聯史學中以論代史和公式化、簡單化的重要思想來源”,“《教程》中存在一定的對待歷史態度的原則,也就是說存在著方法論觀點,這些方法論觀點已經融入到到蘇聯歷史科學中,對幾代歷史學者們的研究都產生了巨大影響”,“《教程》幾乎決定了此后史學概念體系的所有內容,不僅在40-60年代的蘇聯史學研究佔主導地位,並一直影響到蘇共二十大以后的史學研究。”[13]蘇聯“把《教程》樹立為‘唯一正確’的模本,它本身又僅僅為勝利者進行辯護,這就不僅禁錮了馬克思主義,也禁錮了歷史科學。”[14]

三、關於《簡明教程》與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研究

1.關於《簡明教程》是否是一部馬列主義著作的認識

前蘇聯歷史學家馬斯洛夫認為,《簡明教程》是斯大林主義的產物,它完全違背了馬列主義,通篇就是對個人的崇拜,是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百科全書,而且對蘇聯共產黨歷史進行隨意的篡改,因此應該予以完全的否定。[15]受此觀點的影響,國內有的學者對《簡明教程》持否定的態度,認為《簡明教程》是斯大林的意識形態模式最終確立的標志。50年代以前它一直是集斯大林思想理論之大成、闡述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和意識形態模式的最高范本並流毒於當時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它凝聚了對斯大林的全部個人崇拜。教程中還凝固著教條主義、左傾激進主義和空想主義。[16]

多數中共黨史學研究的學者認為,《簡明教程》雖然不是一本嚴謹的歷史著作,但作為一本宣傳馬列主義理論的“經典”書,它在傳播馬列主義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它在兩代人中傳播了馬列主義基本知識,這是不應抹煞的。”例如,80年代廖蓋隆就結合自己的學習經歷,贊揚了《簡明教程》對他學習列寧的著作的確是有幫助的。同時也指出,此書所包含了相當多的經不住歷史檢驗的非馬克思主義錯誤理論觀點。[17]

而馬哲史研究的學者通過對《簡明教程》中的第四章第二節“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提出斯大林以2萬多字從“馬克思主義的辯証法”、“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証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三大部分敘述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雖然沒有完全弄清楚,有些甚至是有嚴重的理論錯誤,但是作為特定時代的產物,既有存在的價值一面,也有它局限性的一面,既非“每個原理都是專門巨著的指路明燈”,亦非整部著作毫無意義。[18]

2.關於《簡明教程》在中國大眾化的原因分析

有學者從黨對馬列主義的理論需求和《簡明教程》的文字特點方面進行分析。蘇雙碧指出,中國共產黨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上是從俄國輸入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中獲得的。盡管中國革命有許多自己的創造,諸如農村包圍城市都是中國共產黨的獨創,但其理論體系是很難完全擺脫蘇聯影響的。中國革命從土地革命到抗日戰爭,形勢迅速發展,共產黨人亟須用馬列主義來武裝自己。而當時,一是在戰爭年代,人們不可能系統地讀那麼多馬克思主義著作﹔二是解放區裡經典著作很缺乏,很難找到適合於干部學習的讀本。《簡明教程》中譯本的出版,為廣大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本現成的教材。同時還指出,《簡明教程》的概括能力和文字水平都是很好的,而且對列寧主要著作進行了系統扼要的介紹,觀點也比較鮮明,讀起來既通俗易懂,又較容易掌握,於是就成了我黨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必讀教科書。[9]

有的學者從反教條主義的現實需要角度進行分析。黃志高以《簡明教程》學習為個案,研究了延安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學習運動,提出反教條主義的現實需要直接決定著中共學習《簡明教程》時的內容選擇。《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文件。它既適應了中共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的需要,又為糾正教條主義錯誤、端正馬克思主義學風提供了理論武器。他還從毛澤東關於學習《簡明教程》的一系列論述中,概括了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學習觀:其一,學習馬克思主義要精﹔其二,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注重思想方法的學習﹔其三,學習馬克思主義要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20]

有的學者則從領袖個人的魅力偏好角度進行分析。朱寶強認為《簡明教程》在中共黨內能得到如此廣泛和持久的傳播,離不開毛澤東的一貫倡導和推崇。毛澤東個人的一貫推崇和倡導是推動《簡明教程》在中共黨內傳播和大眾化的源動力之一,他個人的領袖魅力和思想偏好在推動《簡明教程》在中共黨內持久廣泛地發揮政治傳播作用的過程中起了難以取代的重大作用。[21]

還有學者強調應從社會歷史、時代需求、個人偏好等多因素角度進行分析。婁勝華指出,《簡明教程》所以能在中國產生巨大的影響,是與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等諸多因素分不開的。接受者主體素質和當時馬列著作出版狀況、中國共產黨探索和解決面臨的革命與建設的時代課題客觀需要、領導人的推崇和黨與國家的大力組織宣傳進行了分析。[22]

3.關於《簡明教程》大眾化的歷史過程

有的學者從傳播學的角度探討了《簡明教程》在中國的大眾化過程。婁勝華考察了半個世紀來《簡明教程》在中國傳播和影響的歷史過程,比較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簡明教程》對中國影響在內容和形式上的不同特征,著重從蘇聯和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實踐對比關系角度,研究了《簡明教程》在普及馬列主義基本知識,提高黨員干部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指導黨內斗爭以及開展中共黨史研究等幾個方面的突出影響,客觀全面地評價了《簡明教程》的積極作用和消極意義,分析了《簡明教程》所以在現當代中國產生巨大歷史影響的社會歷史條件等諸方面的動因,從中抽象出應有的歷史反思和須借鑒的經驗教訓。[23]

還有學者從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視角,探討了《簡明教程》在蘇聯和國際社會的大眾化問題。聞一探討了《簡明教程》為什麼成為世界各國共產黨必讀的教材和“惟一的黨史教科書”的原因,指出“《簡明教程》終於成了蘇聯惟一一本布爾什維克黨史教科書,惟一的一本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百科全書。這個過程是和斯大林的個人威信被神話、被崇奉的過程是交織在一起的”,是斯大林和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採取了非常強硬的措施,來保証這一目的的實現。[24]聞一還考察了共產國際與簡明教程學習的關系,簡要提及了簡明教程在德、美等國共產黨中學習的情況。[25]

4.關於《簡明教程》對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影響和作用

有的學者認為由於《簡明教程》自身存在的致命缺陷使得它在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過程中所起的負面作用是主要的。“這本書在思想上是獨斷的,在理論方式上是形而上學的。它在把現成的理論信條灌輸給人們的同時,堵塞了接受融會新的知識、新的思想的途徑。結果僅僅是培養了一大批意識形態的宣傳干部,卻窒息了全黨干部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26]

但總體而言,大多數學者認為對於《簡明教程》要一分為二地分析,既不抹殺它在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中國化所起的作用,也不應該回避《簡明教程》所犯的錯誤。我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將《簡明教程》列為黨校、干部學校、高等院校的必讀教材之一。這本書對於學習和了解蘇聯的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學習和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確實曾經起過積極的作用。《簡明教程》對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宣傳工作和干部教育中發揮過積極的歷史作用,它在兩代人中傳播了馬列主義基本知識,這是不應抹煞的。但是,此書所包含的相當多的經不住歷史檢驗的錯誤理論觀點和虛假史事敘述,也產生了嚴重的不良影響,造成了我黨理論宣傳工作中的許多迷誤。[27]

還有學者從《聯共黨史》對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重大影響角度進行了研究。歐陽軍喜指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對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工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對宣傳工作重要性的認識,促進了干部教育的發展﹔二是改變了黨在宣傳工作中存在的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分離、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與黨史教育分離的做法,把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與黨史教育結合起來﹔三是加強了黨的宣傳工作與抗戰實際的結合。這一切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實現思想上的統一起了積極作用。[28]

總之,《簡明教程》是一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產生過深遠歷史影響的著作。國內學者對於它的學習、宣傳和研究,伴隨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起伏,經歷了由熱變冷,由全面肯定到否定再到辯証分析的理性研究階段。研究的視角也從過去較為單一的黨史學逐步擴展到多個學科,有歷史學的、傳播學的、政治學的、文獻學的等等。而從當前對《簡明教程》的歷史評價的褒貶不一就能夠說明,對於它的研究還有待於進一步深入。

參考文獻:

[1]許沖、孟令蓉:歷史與沖突:《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編著緣起探析,《俄羅斯學刊》2012年第4期。

[2]謝娟:《論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背景及其政治動機,《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

[3]張靜如、唐曼珍:《中共黨史學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63頁。

[4]朱寶強:《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中國的翻譯、出版與傳播,《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4期。

[5]朱寶強:《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中國的翻譯、出版與傳播,《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4期。

[6][7][8][9]《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對中共黨史教學和研究的影響(座談會發言摘登),《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1期。

[10]龔育之:《黨史札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8頁。

[11]張靜如、唐曼珍:《中共黨史學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6頁。

[12]張靜如、唐曼珍:《中共黨史學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65頁。

[13]齊山德:《蘇聯時期史學研究初論》(吉林大學2010年博士論文),第19頁。

[14]柳植:《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一個封閉的體系,原載《書林》1988年第2期,收入《世紀性的實踐》,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15][蘇]馬斯洛夫:《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百科全書》,馬貴凡譯,《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2期。

[16]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第331-332頁。

[17]《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對中共黨史教學和研究的影響(座談會發言摘登),《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1期。

[18]黃楠森等:《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第5卷,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415頁。

[19]《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對中共黨史教學和研究的影響(座談會發言摘登),《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1期。

[20]黃志高:《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與延安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學習運動,《福建黨史月刊》2011年第18期。

[21]朱寶強:毛澤東與《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中共黨內的傳播,《中外企業家》2012年第1期。

[22]婁勝華:論《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中國的影響,《南京社會科學》1997年第6期。

[23]婁勝華:論《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中國的影響,《南京社會科學》1997年第6期。

[24]聞一:為什麼《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會成為“惟一的黨史教科書”?(上、下),《學習時報》2006年12月4、18日。

[25]聞一:為什麼《聯共(布)黨史》會成為各國共產黨的必讀教材?(上、下),《學習時報》2007年1月1日、15日。

[26]張光明:《社會主義由西方到東方的演進》,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頁。

[27]《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對中共黨史教學和研究的影響(座談會發言摘登),《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1期。

[28]歐陽軍喜:論抗戰時期《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對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的影響,《黨史研究與教學》2008年第2期。

(湯志華,廣西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訪問學者,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