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與建構：《聯共(布)黨史》的編著及推介
——以斯大林、聯共(布)和共產國際為中心的考察
1938年《聯共(布)黨史》的編著、出版和推介，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域的“重大事件”。若要切實發揮該文本“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的‘百科全書’”的政治功能和社會功能，客觀上需要借助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的組織權威(包括斯大林的領袖權威)，以政治領袖的詮釋評價、黨內學者的解讀發揮、大眾媒介的宣傳鼓動、組織會議的規范設計，以及典型經驗的推廣傳播等組織化傳播方式，推動其社會化傳播。本文試從組織傳播視閾考察斯大林、聯共(布)以及共產國際在《教程》編著、出版與推介過程中的歷史地位，並就其之於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歷史啟示和鏡鑒意義加以簡要剖析。
一、“歷史”沖突的消解：斯大林與《教程》編著出版
1938年之前的“聯共(布)黨史”和蘇聯歷史學界總是那麼“不盡如人意”，在對民族與國家、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政黨與領袖等問題的歷史敘述中，充滿了一系列亟待“消解”的“沖突”。[1]尤其是經過1931年對斯盧茨基的批判，據1932年《階級斗爭》雜志提供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蘇聯國內凡是編撰過歷(黨)史的人都成了“偽歷史學家”，其著作也自然就是“偽史”。因為，在史實、觀點、體例、邏輯等諸多方面，聯共黨史教科書的編寫都不盡如人意，這從隨后的編著歷程可以証明。1932年，斯大林和聯共(布)中央決議成立“編輯聯共(布)黨史”小組，由克諾林、波波夫、布勃諾夫、雅羅斯拉夫斯基、斯克雷普尼克、貝斯特良斯基、托夫斯圖哈、阿多拉茨基等人組成多卷本“聯共(布)黨史”編寫委員會，但最后卻無果而終。1935年10月，以聯共(布)中央書記日丹諾夫為首的教科書籌備委員會成立，編寫聯共(布)黨史新教科書的工作再次展開。其成員主要包括克諾林、波斯佩洛夫、雅羅斯拉夫斯基。由於克諾林等人堅持自己的史學觀點，兩年內教科書數易其稿，但仍未得到斯大林認同。
1937年初，斯大林致信聯共(布)黨史寫作集體，指出了當前歷史教科書不能令人滿意的原因：“或者是因為它們在敘述聯共(布)歷史時沒有同國家的歷史聯系起來﹔或者是因為它們僅限於敘述和簡單地描寫各種流派的斗爭的事件和事實，而沒有作必要的馬克思主義的說明﹔或者是因為它們在結構方面和事件分期方面都有不正確的地方。”[2]176-177那麼，解決之道何在呢？不僅需要對聯共(布)的實際做“簡要的歷史的說明”，還需要對“事實作馬克思主義的說明”。在整體寫作思路和框架上，斯大林則親自捉刀，擬定了12條寫作提綱作為聯共(布)歷史教科書的基礎。主要包括：[3]
Ⅰ為在俄國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而斗爭(從普列漢諾夫的‘勞動解放小組’——1883年到《火星報》最初幾期的問世——1900-1901年)
Ⅱ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成立和黨內布爾什維克派與孟什維克派的出現(1901-1904年)
Ⅲ日俄戰爭和第一次俄國革命時期的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1904-1907年)
Ⅳ斯托雷平反動時期的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以及布爾什維克形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民主工黨(1908-1912年)
Ⅴ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前工人階級興起時期的布爾什維克黨(1912-1914年)
Ⅵ帝國主義戰爭和第二次俄國革命，即二月革命時期的布爾什維克黨(1914-1917年2、3月)
Ⅶ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准備和發動時期的布爾什維克黨(1917年4月-1918年)
Ⅷ國內戰爭時期的布爾什維克黨(1918-1920年)
Ⅸ轉向恢復國民經濟和平工作時期的布爾什維克黨(1921-1925年)
Ⅹ為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而斗爭時期的布爾什維克黨(1926-1929年)
Ⅺ為農業集體化而斗爭時期的布爾什維克黨(1930-1934年)
Ⅻ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和實施新憲法時期的布爾什維克黨(1935-1937年)
約·斯大林
4月16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再次建議，聯共(布)歷史教科書編寫組的克諾林、雅羅斯拉夫斯基、波斯佩洛夫等人，應以斯大林的方案及其建議的聯共(布)歷史分期提要作為編寫組工作的基礎，並限定在4個月的期限內完成寫作。隨后，《教程》最后一個稿本完成，並分發給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的成員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進行審閱和修訂。考察新版《教程》可以發現，從內容到框架，幾乎完全按照斯大林信件的指示精神和12條提綱寫就。不僅如此，斯大林還親自編寫了《教程》第四章第二節——《論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成為該稿本最具哲學理論色彩的部分，並於1938年9月12日在《真理報》上率先發表。
羅伊·麥德維杰夫曾指出，《教程》的組織、編撰、審定、出版和宣傳工作，都是在斯大林和聯共(布)中央的領導下進行的。教科書初定名為《聯共(布)黨史通俗教程》，由雅羅斯拉夫斯基和波斯別洛夫主編，日丹諾夫在編者中居第一位。出版之際，斯大林把所有作者的名字和“通俗”一詞都勾掉了，親筆寫上了“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主編，聯共(布)中央批准的黨校和團校、講習班和學習小組用書”。在最終方案的審定中，斯大林又將適用“講習班和小組”的提法也刪去。在《教程》的第一版中，編者被表述為“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下面的一個委員會在斯大林同志的領導及親自積極參加下編寫了《教程》。”[4]116后來，斯大林又將上述表述改為“1938年，由斯大林同志執筆並經過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審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書出版了”[5]163。如此改動，意味深遠。
因此，《教程》最終以正式名稱《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歷史簡明教程》出版，非正式名稱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有時還簡稱《簡明教程》。在此之前，從1938年9月9日至19日，《教程》書稿逐章刊登在《真理報》上。后來又刊發在《布爾什維克》雜志上。同年10月1日，《教程》單行本第一次發行。在蘇聯國內，《教程》有普通版、豪華版和禮品版三個不同的版本。11月，共產國際領導人曼努意斯基要求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在年底之前將《教程》翻譯為各大語種，中文譯本也包括其中，最終出版於1939年1月。其翻譯工作由出版局中文部主任謝唯真負責，具體承擔翻譯工作的還有張錫籌等人。從1938年到1953年(蘇聯時期最后一次印刷)，《教程》先后用67種文字出版301次，印數達42.816萬冊，[6]與《聖經》、《毛主席語錄》並列世界出版史上發行量之三甲。
二、組織化的“歷史”建構：聯共(布)對《教程》的宣傳
《教程》的出版不僅是聯共(布)黨史學界的大事，更是全黨的重大事件。鑒於其獨特的寫作背景、創作主體和政治意圖，在《教程》出版前后蘇聯各界聞“史”起舞，紛紛以宣傳、闡釋和學習研究《教程》作為最重要的政治任務。
一是通過《真理報》等報刊進行理論宣傳和政治鼓動。黨報黨刊是政黨的喉舌和武器，是進行理論動員和理論詮釋的重要媒介。1938年9月9日，《真理報》率先發表社論並指出，“認真地、仔細地、堅持不懈地研究《教程》是每個布爾什維克、黨員和非黨人士的職責”，[7]並且強調一定要重視對《教程》的宣傳鼓動工作，所有的報刊都必須服從這一“超級任務”。9月15日，聯共(布)中央機關報《布爾什維克》撰文系統肯定《教程》的出版意義：一則它是黨的思想生活的一件大事，使“黨獲得了一部與它相當的真實的歷史，一部淵博的科學的著作”﹔二則它使得蘇聯布爾什維克黨、蘇聯人民以及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獲得一個具有巨大理論力量的思想上的武器”。所以，《教程》不是一般普通黨史課本，而是“集中了並以一般化了的形式表述了布爾什維克黨全部偉大的歷史經驗”。文章肯定了列寧和斯大林對於聯共(布)歷史的貢獻，認為前者增加了“馬克思主義寶庫中的新貢獻之理論基礎”﹔后者不僅積極參與，而且賦予《教程》“斯大林的作風和斯大林的辯証的邏輯”，同時也“說明了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即辯証法的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基礎。”為此，必須“徹底地、耐心地、縝密地”研究和把握《教程》，而關鍵因素就是要做好宣傳員工作。9月17日、20日，《真理報》兩次發表社論，強調要為學習《教程》培養宣傳員，也就是培養“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家”。唯有如此，才能“將列寧斯大林的革命理論的全部財富，給予共產黨員……教導全黨同志怎樣最擅長地來運用這個強有力的思想上的武器。”[8]聯共(布)黨報黨刊不遺余力的詮釋和宣傳，成為推動《教程》社會化的重要路徑，有助於增進全黨認知能力和理論水平的提升。
二是通過聯共(布)會議進行學習制度規范和學理闡釋。組織傳播是政治理論社會化的重要方式，聯共(布)中央在其重要的組織會議中，一是肯定《教程》的理論意義，二是規范其學習方式。1938年9月27至29日，在《教程》出版之際，斯大林便親自主持了與《教程》出版有關的宣傳員會議。10月1日，日丹諾夫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宣傳員會議上強調，“不僅宣傳干部，而且蘇維埃干部、經濟干部、合作社干部都要掌握”《教程》中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會上斯大林指出，《教程》是“唯一一部”教會我們“如何表達黨的思想、觀點和方針”，是“統一的、有固定形式的、經過中央審定、得到中央批准的教科書，是統一的教科書、統一的指南”[9]。斯大林講話的主導思想，就是強調《教程》是為黨員和積極分子提供的一本統一的經過中央審定的教科書，是消除近年來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之間產生的脫節現象，介紹聯共(布)歷史上活生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且，《教程》具有展示馬克思理論和社會發展規律知識的威力和作用，是為擺脫對理論問題簡單化和庸俗化的做法而出版的一本將馬列主義所有原理基本收齊的統一的教程。[10]506同年11月14日，聯共(布)中央作出《關於〈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后怎樣進行黨的宣傳》的決議，認為《教程》的出版是“布爾什維克黨的思想生活中的最大的事件”，使全黨“得到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新的強有力的武器，得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知識的百科全書”[11]270。該決議分析了黨的宣傳工作存在的缺點，及其由此造成的黨的理論教育的薄弱性，強調必須把《教程》“當作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那麼，解決方法則包括：在組織形式上，要根據黨的干部修養不同，分為下級、中級和上級三類干部，分別採用分階段、分章、和分節研究的方式。改變隻注重數量而忽視質量的“教育小組”及其“手工業方式”的學習模式，在加強對宣傳工作集中和領導的同時，“獨立研究法應當成為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要方法”。在學習方法上，應該“以活潑談話和同志辯論”作為小組教育學習的重要方式，研究《教程》要根據黨的同志修養不同，採取相應形式。還要將作講演、作報告作為黨的宣傳員進行宣傳工作的重要方式之一，並要重視理論雜志、中央報紙等傳播媒介的作用。在組織領導上，“為根本改善黨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的領導”，有必要“將聯共(布)中央、各民族共產黨中央、聯共(布)各邊委、各州委的宣傳鼓動部和報刊出版部合並起來，而成立統一的宣傳鼓動部”，進一步改進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的工作。[11]270-294
1939年3月10日至21日，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召開。在政治報告中，斯大林再次肯定了《教程》的出版對“黨的宣傳工作的任務，對干部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的任務”的重要意義，肯定了《關於〈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后怎樣進行黨的宣傳》的決議制定及其實施的現實作用。斯大林認為，統一黨的宣傳鼓動工作，並集中在一個部門，實行由黨員個人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的方法，以及確立一年制的進修班、兩年制的列寧主義學校、三年制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高等學校、一年制的宣傳員和報紙工作人員進修班，和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高等學校下面為各高等學校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員設立的半年制進修班等舉措，“一經貫徹就會立即產生良好的結果”，[12]462-463必將對《教程》的宣傳學習起到積極作用。3月20日，日丹諾夫在會上作《關於聯共(布)黨章修改的報告》，認為宣傳工作中消滅干部理論上政治上的落后性，改造第一步就是研讀《教程》，它“對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到新的水准給了有力的推動。”[13]可見，聯共(布)黨的領導人不僅成為黨史的書寫者，而且成為《教程》的詮釋者和普及者。
三是通過聯共(布)黨內的學者進行文本解讀和發揮。知識精英是理論的創立者、詮釋者和普及者，他們的理論解讀和詮釋，是理論大眾化的重要條件。《教程》的出版，引起了政治理論和史學界知識精英的興趣，紛紛撰文展開詮釋。1939年1月，加克率先著文指出，《教程》是“在行動中，在三個革命的經驗中，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勝利的斗爭的經驗中說明了布爾什維克的政策”。此種經驗是經歷無數次革命斗爭的錘煉，“不僅對於俄國工人運動的范圍內，而且在國際舞台上，反對國際機會主義、國際社會叛徒。因此，它有全世界的意義，是對於各國工人的政策和策略的模范，是全世界勞動者為著跟隨的模范”。[14]
著名歷史學家雅羅斯拉夫斯基也撰文指出，《教程》的出版彌補了一個空白，使得聯共(布)獲得了“以扼要的、集中的方式所寫的革命馬列主義的指導思想，先進思想的如此豐富材料。”《教程》從“序言”到“結束語”，“都為巨大的歷史知識的概括所充滿。”而且，《教程》對於蘇聯和各國工人階級的意義在於，“以斯大林的技巧統一了革命理論問題和革命實踐問題。闡明了在全球六分之一的領土上為社會主義而斗爭的全部路程。”[15]1939年10月，雅羅斯拉夫斯基再次撰文指出，《教程》出版的一年，在“黨和全體蘇維埃人民的生活裡引起一個新的強大的思想上的高潮”。並且，《教程》也實現了當初的編撰目的，“以極緊密的形式在一本書內提出黨史內的一切最重要的事實，在深刻確鑿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照耀下闡明他們，把布爾什維克的巨大經驗普遍化”。[16]一年后，在列寧格勒黨組織活動分子會議上，雅羅斯拉夫斯基又一次強調，《教程》的編寫不僅在方法論上、主題上、技巧上為我們提供了“模范”，更是“創造的馬克思主義的最偉大的推動者”。其中，斯大林同志的《關於辯証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尤為典型，它是“簡明而扼要地說明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因此，雅魯斯拉夫斯基認為研究《教程》，目的是要賦予千百萬群眾和群眾運動以“社會主義意識”。為此，必須擴展研究問題的范圍，要研究馬列主義的各種古典著作，汲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偉大學說的精神。[17]
哲學家米丁則認為，《教程》“明白而簡單地把布爾什維克黨所走過的道路，作了一個歷史的總結”。尤為重要的是，在“結束語”部分，《教程》“有力地加以說明了”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涵義、方法，對於各國工人階級認識和掌握“歷史發展的法則”，提高自己的預見能力，增強革命斗爭信心，為共產主義奮斗具有重要意義。[18]此外，在《論辯証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一文中，米丁再次肯定斯大林為《教程》所寫的“有著巨大的思想的意義”的一節，認為它“表示著辯証唯物論發展上的一個新的階段——最高階段。它是馬列主義哲學思想的最高峰”。它是斯大林“在馬列主義科學的發展史上首次以極度的科學的深刻性和明確性，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切組成部分……給了簡明、通俗、而有系統的闡釋”。同時也對黨的“理論的和實踐的經驗，作了一個哲學的概括”。[19]同期，著名國際主義運動活動家曼努伊爾斯基也撰文指出，《教程》“在消滅各國共產黨這種在理論上落后的事業……特別是《教程》之譯成很多文字出版，實有很大的意義……這本書以無可替代的理論武器來武裝他們，這本書幫助他們根據列寧、斯大林黨的經驗來思索本國革命運動的發展，思索這運動的特點，這運動的前途”[20]。並且，《教程》也“剖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穎的方面，不僅推動了蘇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思想的高潮，而且推動了遠出乎蘇聯疆土以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思想的高潮”[21]。尤琴也撰文指出，《教程》一書提出了很多亟待研究的理論問題，因為它是“根據馬列主義的基本思想，根據最偉大的歷史事變的經驗寫成的”。這本書的貢獻是告訴了人們，列寧斯大林等革命領袖如何把馬列主義的理論作為行動的指導，並由此“決定了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斗爭的戰略和策略問題”，若沒有理論和經驗的研究，就無法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獲得真正科學的指導。[22]
通過上述三種方式，《教程》在蘇聯國內的理論影響和社會認知水平得以大幅提升，其所包含的歷史內容和思想理論得以擴張和宣揚，聯共(布)黨的革命歷史和指導理論的現實意義和國際意義得以深入推介和廣泛確認。
三、國際化的社會傳播：共產國際對《教程》的推介
《教程》的出版發行，在共產國際及其各支部產生了極大的反響，主要源於聯共(布)、斯大林在共產國際的顯赫地位。在共產國際的指導和幫助下，宣傳學習《教程》的呼聲高漲，構成了國際共產主義史上一次重要的理論運動。
第一，通過共產國際領導人的政治評價放大文本價值。共產國際領導人對《教程》的認同和評價，對於各支部具有重要的影響。1939年初，為紀念共產國際建立20周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書記曼努伊爾斯基發表紀念文章，肯定了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發揮和補充”，認為《教程》“就是創造式的馬克思主義的古典著作的模范，在蘇聯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情形之下，更加充實和加深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學說”[23]。1939年5月1日，季米特洛夫撰文指出，要在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無產階級斗爭中，在組織上、意識上和政治上“加強共產黨的本身”，就必須經常地研究和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教程》。因為，“有系統地研究和真正精通這部燦爛的著作，這本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的‘百科全書’，這部活生生地包含了列寧與斯大林偉大學說的書”，是每一個共產黨員、工人和革命領袖首先必須明確認清的基本歷史任務。[24]12月，季米特洛夫撰文紀念斯大林60壽辰，稱贊斯大林為《教程》所寫關於辯証法及歷史唯物論一章，“成為馬克思哲學科學的最高峰……建立著我們時代的卓越理論的創造——它是馬克思—列寧理論的基本知識的百科全書，它是國際無產階級在其推翻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而斗爭的可靠的指南針”[25]。
第二，通過共產國際執委制定具體指導學習方針。《教程》出版之后，共產國際執委特別提出，要根據學習蘇聯革命和建設的經驗來學習它。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和書記處根據各國傳播和學習的情況，分別發出了相關決議或指示，具體指導各支部的學習和研究活動。1939年10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發布《關於在斯堪的那維亞各國執行政策的建議》，提出“要聯系帝國主義戰爭，充分利用《聯共(布)黨史》，改進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問題的學習。盡可能廣泛和更積極地利用群眾對政治生活的參與，出版和普及馬克思列寧主義讀物”[26]。11月，又建議加拿大共產黨，不要理會政府的各種禁令，在最大程度上最廣泛的學習和宣傳《教程》，並在加拿大共產黨內以及在工人運動中實踐它。共產國際執委為進一步推進《教程》的宣傳及學習，採取了重要舉措。首先，用多種語言翻譯出版學習《教程》輔導資料，主要是將斯大林的《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等翻譯成法文、西班牙文等17國語言文字。其次，通過編輯和刊發專門的“簡明政治詞典”，來幫助外國讀者更好地閱讀和理解《教程》。1940年5月29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再次發布決議，強調在執行書記處1940年3月5日發布的決定的同時，將翻譯和出版“簡明政治詞典”的出版計劃擴展至德文、中文、西班牙文等三種語言文字，以幫助各國共產黨人學習《教程》。1941年2月10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又發布關於幫助各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學習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決定，要求通過編寫《教程》、《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和《斯大林同志傳略》學習方法，以及開列馬列主義參考文獻，提供給學完《教程》之后的同志在學習《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時使用。[26]共產國際通過發揮其組織傳播優勢，不斷幫助和規范各支部的學習活動，為《教程》的普及做出了積極貢獻。
第三，通過發布聯合決議規范《教程》傳播和研究。《教程》的出版發行在共產國際各支部引起了強烈反響，共產國際法、英、美、德、意五國共產黨支部聯合發表了《論共產國際各支部內〈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傳播與研究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傳》的決議。決議認為，《教程》的出版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世界工人運動及資本主義國家勞動者解放斗爭中最偉大的事件之一”，它“是一部簡短的科學的百科全書，它包括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的基礎知識”，不僅在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中“佔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且是“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模范的榜樣……將成為全世界上理論的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一個新高潮的起點”。決議強調，《教程》所敘述的聯共(布)和蘇聯長期斗爭和建設的經驗，對於一切國家的勞動者具有“決定意義”，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者更具有“特殊意義”，尤其體現在建設和鞏固新型政黨、開辟社會主義革命嶄新道路，以及制定布爾什維克黨在行動中的策略等方面的卓越理論貢獻。[27]329
盡管聯合決議充分肯定《教程》的出版，但也強調必須樹立正確的態度對待其所述經驗，要有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認識”。因為，當前資本主義國家與俄國革命的具體歷史條件不同，各國共產黨人在解決具體的政治上的、策略上的和組織上的任務時，“不應當盲目的抄襲聯共(布)的經驗，不應當機械地對待聯共(布)的經驗”，而應當利用聯共(布)寶貴經驗，仔細全面研究本國的特殊條件和每一種具體形勢，在參照和適應之后作出決定，即“必須善於把聯共(布)的經驗運用到工人階級斗爭的新的歷史條件上去”。為此，聯合決議強調要以具體辦法和要求指導學習，主要包括：一是“要達到每一個黨員有一本《教程》，並且研究它，使它成為每個黨員的指南”。二是要運用一切方法將《教程》傳播到社會民主主義的各個成員和團體中去。各合法的共產黨應該幫助秘密的和較弱的共產黨，各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應該切實領導《教程》宣傳，並在多種媒介上發表對於本書的意見等。三是要消除宣傳和研究之間的“鴻溝”，以“提高黨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修養的水平的基本目的”。四是要以黨的干部為研究《教程》的核心，要在黨內形成學習的一種“空氣”和“定律”。五是要對研究《教程》的相關人員給予幫助，利用各種報章和黨的刊物進行系統討論、質疑與解答，利用公開的學術演講或口頭上的文字上的質疑，有條件的地方還可以運用無線電和電影，並加強各級黨校作為《教程》教育和學習重要基地的作用。六是要造就大批黨的宣傳干部和職業宣傳家，制定宣傳定期報告和檢查制度，組織研究會，加強宣傳工作經驗總結，重視出版社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作等具體辦法。決議呼吁各國共產黨，要根據上述提綱，按照各國共產黨的具體工作，規定關於《教程》的傳播和研究方針，以及轉變全盤照搬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工作的方針，通過“模仿偉大列寧、斯大林黨的先例……走向共產主義社會光明燦爛的頂點”。[28]
第四，通過推廣《教程》的典型經驗進行引導示范。為宣傳《教程》在歐美各國產生的積極影響，共產國際通過公開刊物《世界新聞與輿論》，具體介紹各國共產黨對《教程》的認識、傳播及其經驗和成績。比如在英國，共產黨領袖哈裡·波立脫高度評價《教程》是“一柄新的有力的武器”，要求每一個黨員必須研究，因為“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我們反對資本主義與改良主義的革命的工兵廠的一個貢獻”。《教程》在其最初出版的11天內就已發售1.3萬本，並郵寄到澳洲、紐西蘭、羅得西亞(隸屬非洲)等英國各殖民地。在學習《教程》的方式上，英國共產黨主要以開設周末學校、研究小組、積極分子研究班的形式，採用質疑與解答、演講等講授方法，並採用電影、廣播等先進技術手段開展學習。[29]
美國共產黨熱烈歡迎《教程》的出版，總書記愛爾·勃洛特認為此書可以“產生出為人類最優秀思想所熏陶的整個一代”。在《教程》的宣傳和研究上，美國共產黨確定了一個“十四行普及計劃”，即開設《聯共(布)黨史對於美國工人的意義》為題的作文競賽、在各級群眾大會上作演講、召集各種黨員們的團體討論推銷的方法、在全國張貼統一的揭示牌、散發動人的通告與宣傳單、利用大眾媒介宣傳等。通過在全美各種形式的報告，學習《教程》的積極意義得以彰顯，美國共產黨內的理論興趣得到提升，獨立研究和應用也成為最重要的學習方法，各種形式的研究班、圓桌討論、工人學校，甚至無線電廣播的採用，都極大地豐富了集體研究《教程》的方式。同時，在黨史教員及相關人員的會議上，還具體探討了“怎樣從黨史研究中得出對於美國的教訓來”、美國共產黨的理論問題、方法問題、組織問題等具體內容，是推進《教程》在美國本土化的重要探索。[30]
在意大利，《教程》被認為在消除法西斯主義影響，克服意大利工人階級“政治與思想的分歧”，糾正庸俗化、歪曲馬克思主義等方面具有現實意義。意大利共產黨研究《教程》的方式方法是開辟晚上研究班，通過集體的研究來彌補個人研究的不足，“並且使工人們可以用討論來從這本書的每一章裡得出有助於意大利勞苦群眾當前斗爭的實際教訓來”。[31]這是意大利國內形勢使然而有別於其他國家的地方。此外，《教程》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以瑞典、挪威和丹麥文出版，被稱為是無產階級得到“對於工人們施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的基本著作”。瑞典共產黨在研究方法上非常注意聯系國際國內實際，不僅制定了研究計劃，還針對性的演講從《教程》到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八次黨大會上的報告及其結論，重點演講瑞典共產黨員和工人運動的干部應該從《教程》中得到哪些重要教訓。為此，瑞典共產黨專門召集了四百多名黨的教師，並在別奧克那成立了民眾高級學校。在挪威，《教程》的政治教育意義被特別突出，尤其注意發揮各級各類工會的作用，通過發表演講和組織學習，使其成為挪威革命工作者反對反馬克思主義者、向法西斯主義投降份子、托洛茨基破壞分子的重要武器。[32]荷蘭共產黨人則把《教程》的傳播，形象地稱為“把一把極端重要的武器放在了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員手裡”。因此在學習和研究中，特別注重“把這部歷史中一般的教訓在荷蘭的特殊情形之下加以運用”的問題，以實際發揮《教程》的教育意義，已達到豐富年輕干部的經驗和增強年長干部的理論的目的。荷蘭共產黨在國內還通過貝加蘇斯出版社，大量出版發行普通版、廉價民眾版的《教程》，一度使《教程》“到處聞名”，成為普及俄國革命經驗的重要舉措。[33]
共產國際以其獨有的組織影響力和組織資源，成為推進《教程》系統化、組織化、國際化傳播的重要推動者，並在理論學習、方法傳授、實踐指導和典型示范等多個領域，發揮了極其重要的導向和規范作用。
四、結語
整體考察斯大林、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教程》編著、出版和推介的歷史，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和現實啟示。一方面，就其發生緣起而言，《教程》編著意在消解斯大林、聯共(布)與“聯共(布)黨史”之間的“歷史”沖突，以期更好地發揮黨史服務於政黨政治的功能，而《教程》的組織化推介正是其價值功能得以實現的前提。另一方面，就其推介作用而言，通過組織化、國際化的社會傳播，包括聯共(布)在內的各國共產黨獲得了學習聯共(布)黨的歷史經驗的“正本”，也即是歷史教育、理論教育和政治教育的“范本”，《教程》的理論影響和國際地位得以擴大，馬克思主義學習方法逐步健全規范，學習手段和資料日趨豐富，拓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路徑選擇。再一方面，就其時代局限而言，革命與戰爭時代主題下對《教程》的學習推介，多系基於政黨框架和組織框架的社會傳播，文本自身的矛盾性，革命實踐的緊迫性，學習主體的幼稚性，黨際關系的復雜性，領袖傳播的局限性，極易造成馬克思主義社會化傳播中的經驗教條、理論盲從、個人崇拜，這正是當下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本土化、時代化、大眾化必須加以鏡鑒和戒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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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沖，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博士，主要從事中蘇關系史、中國近現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