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手稿”筆記本Ⅱ內容探佚
自從“巴黎手稿”[1]問世以來，國內外學術界對它的爭論就從未停止過。究其原因，主要還在於這是一部殘缺的文本，特別是在由三個筆記本組成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筆記本Ⅱ的大部分內容遺失了。因此，合理地把握和復原遺失部分的內容，把中斷了的思想線索和邏輯論証接續起來，就成為客觀地理解和闡釋“巴黎手稿”的必然要求。我們知道，目前僅存的筆記本Ⅱ隻有4頁，即從第40頁到第43頁，這說明這冊筆記至少存在43頁的內容。對此，有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在這一時期寫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所闡述的思想正是這冊筆記所遺失的前39頁的內容。我們認為，這只是一種無法用確鑿而明確的文獻材料加以証實的猜測﹔而要復原筆記本Ⅱ的全部思想，還需要從現在留存下來的手稿入手，根據筆記本Ⅰ議題的延續、筆記本Ⅲ“補入”和接續的情況以及筆記本Ⅱ僅存的4頁所述內容來進行綜合分析和推斷。
一、筆記本Ⅰ議題的延續
我們首先從筆記本Ⅰ開始。筆記本Ⅰ相對獨立，它的主要內容是從批判國民經濟學家提出的議題出發，通過分析收入的三種來源——工資、資本的利潤和地租，進而得出異化勞動這一核心思想。接下來他需要探討異化勞動的成因問題，特別是它與私有財產的關系。筆記本Ⅱ正是對筆記本Ⅰ內容的延續和深化。
在筆記本Ⅰ的最后部分，馬克思指出，他需要先解決兩個任務，然后再來考察國民經濟學的一切范疇。他打算解決的這“兩個任務”是：
“(1)從私有財產對真正人的和社會的財產的關系來規定作為異化勞動的結果的私有財產的普遍本質。
“(2)我們已經承認勞動的異化、勞動的外化這個事實，並對這一事實進行了分析。現在要問，人怎麼使他的勞動外化、異化？這種異化又怎麼以人的發展的本質為根據？”[1]63
回過頭來看，馬克思希望在筆記本Ⅰ中超出國民經濟學家的水平，用他們的論述來回答“把人類的最大部分歸結為抽象勞動，這在人類發展中具有什麼意義”[1]14這一問題。可是，當他繼續在國民經濟學的議題中考察勞動對人類發展的意義時，卻得出了異化勞動的思想。這樣，不僅沒有解決之前的問題，他還產生了新的疑問，即以上所說的，“人怎麼使他的勞動外化、異化？這種異化又怎麼以人的發展的本質為根據？”[1]63於是，他意識到，“我們把私有財產的起源問題變為外化勞動對人類發展進程的關系問題，就已經為解決這一任務得到了許多東西”[1]63。因此，要解決異化勞動和人類發展的關系，就要解決私有財產起源的問題。用馬克思的話說，“問題的這種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問題的解決”[1]63。也就是說，將異化勞動和人類發展的關系的問題轉化為對私有財產起源的考察，這本身就是一種對問題的回答。由於筆記本Ⅰ並未對私有財產起源的問題給出具體的梳理和分析，這就需要在之后的寫作中進一步展開。
緊接著，我們在筆記本Ⅰ還看到這樣的行文：“補入(1)私有財產的普遍本質以及私有財產對真正人的財產的關系”[1]63。這是馬克思試圖去解決任務(1)的直接體現。“私有財產作為外化勞動的物質的、概括的表現，包含著這兩種關系：工人對勞動、對自己的勞動產品和對非工人的關系，以及非工人對工人和工人的勞動產品的關系”[1]64。馬克思將“私有財產對真正人的財產的關系”拆分成了上述這兩種關系，即從工人和非工人這兩個角度來進行的考察。實際上，馬克思在筆記本Ⅰ中已經考察了工人對勞動、對自己的勞動產品和對非工人的關系，但還沒有全面、細致地考察非工人(同勞動和工人生疏的人)對工人、勞動和勞動對象的關系。不過，他在筆記本Ⅰ的結尾處給出了三點分析的要點。即：
“首先必須指出，凡是在工人那裡表現為外化的、異化的活動的東西，在非工人那裡都表現為外化的、異化的狀態。
“其次，工人在生產中的現實的、實踐的態度，以及他對產品的態度(作為一種內心狀態)，在同他相對立的非工人那裡表現為理論的態度。
“第三，凡是工人做的對自身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對工人做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對工人不利的事，他對自身卻不做。”[1]64
在給出這些要點之后，他又說：“我們來進一步考察這三種關系。”[1]64到此處，筆記本Ⅰ便戛然而止了。因此，我們推斷，關於非工人對工人、非工人對勞動和非工人對勞動對象這三種關系的討論也應該是筆記本Ⅱ需要進一步展開的內容。如果按照文章結構而言，筆記本Ⅱ一開始應該討論的正是這三種關系，即非工人的異化狀態。
回過頭來，我們重新看第一個任務。馬克思確實在補入(1)中試圖解決這個任務，也給出了解決的要點和思路。但是，它仍未完全解決這一任務，特別是對如何來規定私有財產的普遍本質這一問題幾乎沒有提及。這正如馬克思所認為的，隻有在考察清楚私有財產對真正人的財產的關系的基礎上，才有可能規定出私有財產的普遍本質。
總而言之，以上兩個任務實際上想要解決的就是與異化勞動最密切相關的私有財產的起源和本質的問題。這可能正是筆記本Ⅱ要討論的關鍵內容。
按照馬克思的意思，在解決了這兩個任務之后，就要考察“范疇”。這裡指的是以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這兩個范疇為核心來闡明國民經濟學的其他一切范疇，即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這兩個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開的表現形式——“買賣、競爭、貨幣”等。因而，這些范疇的分析理應也是筆記本Ⅱ探討的內容。
最后我們總結一下。通過對筆記本Ⅰ的分析，我們可以在整體上推導出筆記本Ⅱ的內容：首先，緊接著筆記本Ⅰ的內容，分析非工人的異化狀態，即討論非工人對工人、非工人對勞動和非工人對勞動對象的關系問題﹔其次，筆記本Ⅱ的核心內容是綜合工人與非工人的異化狀態，從私有財產對“真正的人”的關系來討論私有財產的普遍本質，解決私有財產的起源、發展的問題﹔最后，以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這兩個范疇為核心來闡明國民經濟學的一切范疇“買賣、競爭、貨幣”等的內涵與意義。
二、筆記本Ⅲ“補入”和接續的情況
筆記本Ⅲ對筆記本Ⅱ內容的復原也提供了大量線索。這是一部更加散亂的文稿，議題遠不像筆記本Ⅰ那樣集中和連貫，馬克思在很多處直接提出要“補入”筆記本Ⅱ，確實可以說，它是筆記本Ⅱ不折不扣的補充、說明與理論升華。
筆記本Ⅲ一開始連續有三個“補入”。其中，第一個“補入”是要補入筆記本Ⅱ的第36頁。第二、三個“補入”是補入第39頁。據此，我們可以通過筆記本Ⅲ補入的內容來推斷筆記本Ⅱ中第36頁和第39頁的具體論述。但是，我們也需要有這樣的意識：三個“補入”與原文內容相關但不會完全重復，它們極可能是在原文的基礎上對相關內容的進一步發揮和拓展。
我們看第一個“補入”。一開始，馬克思便直接指認了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即“作為自為地存在著的活動、作為主體、作為個人的私有財產，就是勞動”[1]73。在國民經濟學家看來，人的勞動是財富的主體本質。這不同於對人來說將私有財產僅僅看作是對象性本質的貨幣主義者和重商主義者。因而，恩格斯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將亞當·斯密盛贊為國民經濟學的路德。正如路德將“宗教篤誠變成人的內在本質”[1]73一樣，斯密將私有財產由外在的對象性變為內在的人的規定。也就是說，國民經濟學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它的出發點是承認人、人的獨立性、自主活動，這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贊許國民經濟學的地方。但事實上，馬克思指出，國民經濟學的結果卻是徹底否定人的。特別是隨著工業的發展，國民經濟學在排斥人這方面表現得更徹底、更真實。
以魁奈為代表的重農主義是從重商主義到亞當·斯密的過渡。重農主義的貢獻就在於把財富的主體本質移入到勞動中，承認“財富的本質就在於財富的主體存在”[1]76。但是，重農主義承認的唯一勞動是農業勞動，農業勞動仍舊是與特殊的自然要素相結合的特殊勞動。而國民經濟學家則更向前邁進了一步，他們給出了更為合理的觀點：“農業同任何其他一切生產部門毫無區別，因此，財富的本質不是某種特定的勞動，不是與某種特殊要素結合在一起的、某種特殊的勞動表現，而是一般勞動。”[1]76事實上，“勞動起初隻作為農業勞動出現，后來才作為一般勞動得到承認”[1]76－77。地產是私有財產的第一種形式，而“工業資本是私有財產的完成了的客觀形式”[1]77。隻有在資本主義社會下，作為完成了的勞動，工業資本才能實現對人的統治，才能以最普遍的形式成為世界歷史性的力量。
這一“補入”表明，馬克思在此處試圖科學理解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即如何理解勞動。因此，我們可以推斷，這正是筆記本Ⅱ第36頁原文所要探討的議題﹔而補入的內容則從理論認知和歷史發展的角度加深了對作為私有財產主體本質的理解。
我們再看第二個“補入”。它隻有一段話，聲明是要補入第39頁的。在這一段中，馬克思又一次回到了黑格爾的哲學。黑格爾在他的《邏輯學》中把“對立”和“矛盾”這兩個概念作了區分。黑格爾認為，本質首先是單純的自身關系，是純粹的同一性，然后通過真正的規定即差別(經過絕對的區別、差異、對立)，最后達到矛盾。此時的矛盾已經不是最初同一狀態的無規定性的本質，而是肯定與否定建立起來的，是一種經過差別后的統一。所謂的對立，就是每一個方面都為另一個方面所規定，其自身具有獨立性。而矛盾則是每一個方面在各自的獨立性當中還包含另外一個方面。
馬克思在此特別使用了黑格爾“對立”和“矛盾”這兩個概念來分析。在馬克思看來，“無產和有產的對立，隻要還沒有把它理解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它還是一種無關緊要的對立，一種沒有從它的能動關系上、它的內在關系上來理解的對立，還沒有作為矛盾來理解的對立”[1]78。從這裡看出，馬克思認為的矛盾是一種內在關系、是一種能動關系。他認為隻有無產和有產的對立被理解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才是作為矛盾來理解的對立，否則只是外在的、僵死的對立。作為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的勞動與作為客體化勞動的資本，兩者構成了作為業已形成的矛盾狀態的私有財產，而私有財產中包含的能動關系最終將促使矛盾得以解決。
由此可見，馬克思在筆記本Ⅱ的第39頁中一定包含有關於勞動與資本關系對立的內容。
最后，我們看第三個“補入”。它同第二個“補入”一樣，都是作為第39頁的補充內容。但比較而言，后者的論証更精彩、內容更豐富。它的第一句話就是：“自我異化的揚棄同自我異化走的是同一條道路。”[1]78結合第二個“補入”得出的第39頁所包含的勞資對立的內容，我們可以確認第39頁探討的內容將涉及由勞資對立而引起的人的自我異化的過程。而第三個“補入”接下來要探討的恰好就是這種自我異化的揚棄，即共產主義(“揚棄了的私有財產的積極表現”[1]78)。除了詳細論述共產主義的內容外，馬克思在第三個“補入”中還增加了對黑格爾哲學的方法論批判，以及對需要、分工、貨幣的經濟哲學的分析。這大大豐富和擴展了筆記本Ⅱ的內容。
此外，在筆記本Ⅲ的“增補”部分，馬克思還注意到國民經濟學家“用各種各樣的方式設定勞動和資本的統一”所涉及的七個問題：“(1)資本是積累勞動﹔(2)生產范圍內的資本的使命——部分地是會帶來利潤的資本再生產，部分地是作為原料(勞動材料)的資本，部分地是作為本身工作著的工具(機器是被直接設定為與勞動等同的資本)——就在於生產勞動﹔(3)工人是資本﹔(4)工資屬於資本的費用﹔(5)對工人來說，勞動是他的生命資本的再生產﹔(6)對資本家來說，勞動是他的資本的活動的因素。最后，(7)國民經濟學家把勞動和資本的原初的統一假定為資本家和工人的統一﹔這是一種天堂般的原始狀態。”[1]127但是，國民經濟學家到底是怎樣“用各種各樣的方式設定勞動和資本的統一”的、這七個問題的具體內涵及其邏輯關系究竟如何呢？筆記本Ⅲ只是提及而已，因此我們推測，這些“方式”和“問題”或許也是馬克思在筆記本Ⅱ中具體分析與批判的內容。
三、筆記本Ⅱ僅存的4頁所述內容
在考察了筆記本Ⅰ和筆記本Ⅲ對復原筆記本Ⅱ的價值后，我們再關注一下筆記本Ⅱ現存的內容，來看它們之間銜接和連續的可能性。
筆記本Ⅱ僅存的四頁內容，是從第40頁到第43頁。這四頁從文本的順序來講，是位於筆記本Ⅲ補入的第36頁和第39頁之后。因而，我們可以順承上文的討論，繼續考察馬克思在接下來四頁的內容。
從現存的四頁手稿來看，馬克思並沒有給出相應的標題，即使給出過但也遺失了。我們現在看到的標題是編者后加的，其目的是讀者可以快速地通過這一標題對該部分內容有一個大致的了解。但效果可能是雙重的，一方面有助於我們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容易對我們的思維造成限制。比如，在中文單行本中，編者加的標題為《私有財產的關系》﹔而英文版中，編者給出的標題卻是“Antithesis of Capital and Labour. Landed Property and Capital”[2]，即《勞資對立。地產與資本》。
以下分析筆記本Ⅱ的內容。幸運的是，在其最后部分，馬克思提供了對整個筆記本內容的概述和總結，他給出一個具有總結性意義的觀點：“私有財產的關系是勞動、資本以及二者的關系。”[1]72這也就是中文單行本以私有財產的關系為題的原因。
接著，他指出私有財產的關系必定經歷的運動：
“第一，二者直接的或間接的統一。
“起初，資本和勞動還是統一的﹔后來，它們雖然分離和異化，卻作為積極的條件而互相促進和互相推動。
“第二，二者的對立。它們互相排斥﹔工人知道資本家是自己的非存在，反過來也是這樣﹔每一方都力圖剝奪另一方的存在。
“第三，二者各自同自身對立。資本=積累的勞動＝勞動。作為這樣的東西，資本分解為自身和自己的利息，而利息又分解為利息和利潤。資本家的徹底犧牲。他淪為工人階級，正像工人——但只是例外地——成為資本家一樣。勞動是資本的要素，是資本的費用，因而，工資是資本的犧牲。
“勞動分解為自身和工資。工人本身是資本、商品。
“敵對性的相互對立。”[1]72
可以看出，勞資關系之間的運動過程正是馬克思創作筆記本Ⅱ的基本線索。通過上文的分析，在筆記本Ⅲ的“增補”部分中，馬克思給出了自己在筆記本Ⅲ之前分析和批判的對象——國民經濟學家所設定的勞動和資本的統一。因此，我們推測，馬克思在筆記本Ⅱ中曾分析了勞動和資本的統一的過程。這也是勞資運動關系的第一點，“二者直接的或間接的統一”。在對第二個“補入”的分析中，我們知道，到筆記本Ⅱ的第39頁，馬克思已經討論了關於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問題，這正是馬克思在探討勞資運動關系的第二點——“兩者的對立”。而現在所剩的四頁內容，一開始便是在探討勞資運動關系的第三點，即“二者各自同自身的對立”。
我們再看筆記本Ⅱ留存下來的其他部分的論述。工人的勞動是一種活的、貧困的資本，這種資本一旦不勞動就會失去自己的利息即工資，也會喪失自己的生存條件和資本。作為資本，工人需要按照供需關系來調整他的價值，工人成為了一種商品。“工人生產資本，資本生產工人”[1]65，“資本的存在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資本的存在以一種對他來說無所謂的方式規定他的生活的內容”。“生產不僅把人當作商品、當作商品人、當作具有商品的規定的人生產出來﹔它依照這個規定把人當作既在精神上又在肉體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產出來”[1]66。馬克思用大段文字主要想表達的就是勞動同自身的對立，即勞資運動第三點中的“勞動分解為自身和工資。工人本身是資本、商品”。
在分析勞動同自身的對立之前，我們不能忽略第40頁最開頭的那段話：“﹝……﹞﹝XL﹞構成他的資本的利息。因此，資本是完全失去自身的人這種情況在工人身上主觀地存在著，正像勞動是失去自身的人這種情況在資本身上客觀地存在著一樣。”[1]65據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馬克思在這之前討論的內容正是資本同自身的對立，具體而言，即討論了勞資運動第三點中的“資本＝積累的勞動＝勞動。作為這樣的東西，資本分解為自身和自己的利息，而利息又分解為利息和利潤。資本家的徹底犧牲，他淪為工人階級，正像工人——但只是例外地——成為資本家一樣。勞動是資本的要素，是資本的費用，因而，工資是資本的犧牲”[1]72。
這樣，我們更加確証了馬克思筆記本Ⅱ的思路正是按照文本末尾給出的勞資運動過程的三大要點展開的。
我們還注意到，在筆記本Ⅱ中，馬克思用反諷的語氣說：“李嘉圖、穆勒等人比斯密和薩伊進了一大步，他們把人的存在——人這種商品的或高或低的生產率——說成是無關緊要的，甚至是有害的。”[1]66這裡所謂的“進步”無非是在敵視人、否定人這兩個方面更進了一步。順著這個思路，馬克思指出了現代英國國民經濟學的兩大貢獻。第一大貢獻是，“把勞動提高為國民經濟學的惟一原則，同時十分清楚地揭示了工資和資本利息之間的反比例關系，指出資本家通常隻有通過降低工資才能增加收益，反之則降低收益。不是對消費者詐取，而是資本家和工人彼此詐取，才是正常的關系”[1]66－67。第二大貢獻則是“它指明了地租是最壞耕地的利息和最好耕地的利息之間的差額”[1]67，指出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與社會一切利益不相一致的看法，並使封建的土地所有者變成了平庸的資本家，“從而使對立簡化和尖銳化，並加速這種對立的解除”[1]67。這樣，地租就失去了意義，而變成了“隻表示貨幣意義的資本和利息”[1]68。
現代英國國民經濟學的第二點貢獻實際上表征的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對封建主義社會的勝利，即資本、利潤、工業、動產、資本家、發達的私有財產對土地、地租、農業、不動產、土地所有者、不發達不完全的私有財產的勝利。前后兩者的差別正是基於勞動和資本對立的歷史差別。馬克思闡述了這樣一個前者戰勝后者的現實的發展進程。他認為，這是一個地產資本化的過程，地產這種帶有地域的、政治的偏見的私有財產、資本終將在它的世界發展過程中成為它的抽象的、純粹的、完成了的資本。可見，馬克思在此肯定了資產階級社會的歷史進步性，“資本的文明的勝利恰恰在於，資本發現並促使人的勞動代替死的物而成為財富的源泉”[1]71。在這一部分，馬克思實際上分析的正是在現實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私有財產的起源和發展的問題。
四、綜合分析和推斷所得出的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和推測，我們可以得出，筆記本Ⅱ理應緊接筆記本Ⅰ之后，首先分析非工人的異化狀態，“進一步考察”非工人對工人、非工人對勞動和非工人對勞動對象“三種關系”[1]64﹔其次，綜合工人以及非工人的異化狀態，從私有財產對“真正的人”的財產關系來規定私有財產的普遍本質﹔接著，進一步探討作為私有財產主體本質的勞動與作為客體化勞動的資本兩者關系的運動過程，即勞動與資本的統一、對立，以及同自身的對立﹔最后，從現實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分析地產資本化的過程，以便解決私有財產的起源和發展的問題。這可能就是“巴黎手稿”筆記本Ⅱ的基本內容。
馬克思曾在筆記本Ⅰ中表示，欲以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這兩個范疇為核心來闡明國民經濟學的一切范疇“買賣、競爭、貨幣”等。實際上筆記本Ⅱ主要探討的還是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這兩個范疇，它還不可能展開對國民經濟學一切范疇的討論。因為，僅靠筆記本Ⅱ四十幾頁的篇幅是不可能容納下對國民經濟學的一切范疇的討論的，而且從“巴黎筆記”的相關材料來看，當時的馬克思對國民經濟學家及其著述還是很生疏的，要想寫出關於國民經濟學的一切范疇的文字遠不到火候。因此，馬克思在他以后的人生中還需要反復研究和批判國民經濟學，而這一批判過程與他思想的建構直接關聯。
注釋：
[1]“巴黎手稿”指的是馬克思旅居“巴黎時期”(從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創作的、與單純摘錄和抄寫同時代人以及前人著作的“巴黎筆記”相區別的、大量正面闡述和論証其思想的著述，它包括通常被稱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三個筆記本”和《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亦稱“穆勒批注”)。根據寫作方式、思想表述的差異，重新劃分這些著述、厘清關系並進行內容釋讀，將有助於我們更加客觀地把握當時剛剛由對“副本”的批判轉向對“正本”的批判的馬克思的原始思想狀況、進展和走向。
參考文獻：
[1]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MARX, KARL.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M]. Translated by Martin Milligan from the German text contained in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Abt. Bd. 3, 1932;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1: 84.
（聶錦芳，北京大學哲學系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