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及其手稿再研究的新進展

——訪武漢大學教授顏鵬飛

作者:顏鵬飛    發布時間:2014-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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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者簡稱▲,下同):世紀之交的世界性危機所催生的第四次“馬克思熱”或“回到馬克思”運動,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和出齊的《資本論》及其手稿,即新MEGAII的出版,在國外形成了依據考証版“重新解讀”、“重新評論”的新MEGAII手稿熱。經典的魅力在於促使人們“親自到原著那肅穆的聖地去尋找永垂不朽的大師”,從中尋找時代對接點、理論閃光點和生長點。在此背景下,《資本論》及其手稿的再研究進入一個新階段。您主持的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攻關項目《〈資本論〉及其手稿再研究》(2011年)有哪些新進展?

●(被採訪者簡稱●,下同):顧名思義,這裡講的“再研究”,就比較視角而言是對於《資本論》及其手稿以往研究的超越和深化﹔就文本學視角而言,是拓寬和夯實賴以研究的文獻或者文本基礎﹔就研究領域視角而言,不能局限於經濟學研究而應該延伸到其他學科領域﹔就研究方法視角而言,我們主張傳統經典著作與歷史考証版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主張“四個分清”的研究方法﹔就實踐與理論相結合這一視角而言,應該結合世情、國情、黨情,結合實踐,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

《資本論》及其手稿博大精深,我們主要關注馬克思方法論的再研究。其中蘊藏的方法論瑰寶,首推馬克思“新世界觀”、“新歷史觀”或“自然觀”,其中包括總體方法論及其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實際上是與唯物史觀、剩余價值學說並列的馬克思的第三大偉大“發現”:“這個方法的制定,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其意義不亞於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成果。”(恩格斯,1859年)

總體方法論也被稱為“總體性”原則、“整體性”研究方法或者經濟學邏輯體系構建方法。馬克思首次科學地區分了作為客體的“具體總體”或者“生產總體”,亦即客觀存在的社會經濟形態,以及作為主體並且再現於人的思維之中的“思想總體”。后者對前者的再現是通過一系列概念、范疇、規律、理論的建構,並最終賦予經濟學邏輯結構體系的形式,是一個具有諸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這是“思想總體”再現“生產總體”和“具體總體”,主觀辯証法或“概念辯証法”能動地反映客觀辯証法,正確處理主體和客體、具體總體和思想總體、歷史和邏輯之相互關系,並從總的聯系和內在矛盾中闡述概念辯証法或主觀辯証法的運動的“關於思維過程本身的規律的學說即邏輯和辯証法”的一門學問。它是超越了黑格爾邏輯學的“正、反、合”命題以及方法論整體主義的一場方法論革命。其主要的規定性還有:(1)結構的規定性和層次性。它包括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本身的結構,思想總體層次上的結構以及外在化的結構。(2)經濟學范疇轉化或移植的三大規律。一是范疇轉化的動力來自范疇自身內在的矛盾而不能借助於后繼范疇﹔二是轉化路徑是范疇中介管道﹔三是具備“物質內容”和“社會形式”二重性的范疇,在不同社會經濟形態之間的移植規律。(3)矛盾分析貫穿於邏輯運動的全過程。馬克思批判了形而上學的“排斥‘矛盾’的邏輯”觀。(4)經濟學元范疇(邏輯起點)、中心范疇、中介范疇的選擇原則和方法。(5)抽象法、“內在觀察法”以及從抽象呈螺旋式上升到具體的方法。(6)主體和客體、歷史和邏輯、客觀辯証法和主觀辯証法,以及具體總體和思想總體相一致的方法。(7)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任務,就是構建關於反映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概念辯証法運動的經濟學邏輯體系。

這一方法論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1851—1857年是馬克思總體方法論的形成階段。被馬克思評價為“為重要的社會關系觀作了第一次科學表述”的《資本論》第1稿即《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以下簡稱為《大綱》)是這一階段理論研究的產物。其中的《導論》篇及其“經濟學提綱”(8條)、“五篇結構”邏輯體系、“六冊結構計劃”和《資本論》四卷結構及其凸顯的“大寫的邏輯”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尤其是邏輯體系構筑方法的結晶。而作為馬克思總體方法論的基石,就是集“從屬”型與“創造”型或者繼承性與更替性於一體的“總體”發展觀。馬克思還強調指出: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任務,就是構建反映“生產力的概念和生產關系的概念的辯証法”運動的政治經濟學邏輯體系。

馬克思在《資本論》“初篇”(《政治經濟學批判》第1分冊,1859年)的導言中,從創造型發展觀亦即社會經濟形態的更替性這一視角,粗線條地勾勒了以“表述自己的”學術話語為標志的政治經濟學體系的邏輯框架,全景式闡釋了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並且提出兩個“決不會”的經典論斷。馬克思還批判了建構政治經濟學邏輯體系中的唯心主義和教條主義兩種趨向,這是馬克思的總體方法論的確立階段。

19世紀下半期是馬克思恩格斯總體方法論的進一步完善階段。促使總體走向成熟期的原動力來自於社會歷史發展的合力,經濟因素僅僅是其中的主導因素而不是唯一的因素,從而把總體發展觀和方法論推向一個新的階段。一些學者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解讀存在著兩方面問題:一是將其僅僅局限於傳統的盧森貝模式,即分門別類地歸結為科學抽象方法、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邏輯與歷史相一致的三大方法,而忽視作為一個整體的總體方法論及其政治經濟學邏輯體系構筑方法﹔二是把倡導總體發展觀的《資本論》第1稿與推出創新型生產力—生產關系發展觀的《資本論》“初篇”人為地對立起來,抑此而揚彼,形而上學地割裂了集“從屬”型和“創造”型於一體的辯証的“總體”發展觀,把生產力—生產關系的辯証運動僅僅局限於“創造”型發展觀,從而忽視了“使社會的一切要素從屬於自己”的“從屬”型發展觀。

▲:您以前曾撰文指出,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的《導言》結尾,提出“經濟學提綱”(8條),其理論內涵、學術地位和實際價值不亞於馬克思1845年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11條),請具體說明。

●:這兩個天才的提綱,其差別僅僅在於以“實踐”為標志的1845年哲學提綱彰顯了馬克思哲學革命的原創性成果,而以“總體”為標志的1858年經濟學提綱及其《導言》篇揭示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和邏輯體系構筑學說的精髓。這也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當代價值之所在,可能成為新的理論生長點。

其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本質特征就是凸顯生產力—生產關系這一經濟學體系的核心結構和一以貫之的邏輯主線,凸顯“生產力(生產資料)的概念和生產關系的概念的辯証”邏輯運動,由此規定了政治經濟學考察對象、宗旨以及構建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任務。

其二,區分了原生的生產關系和“非原生的生產關系”。前者是位於抽象層次的第一級的原生的生產關系,而后者正是上升到具體層次的“第二級的和第三級的東西”、“派生的、轉移來的、非原生的生產關系”,亦即生產關系的表現形式、實現形式或發展形式。人們所熟知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實際上是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或發展形式。馬克思在這裡綻露了關於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理論的思想萌芽,實際上是第一個以社會的經濟制度、經濟體制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家,把經濟體制視為生產關系的實現形式,並將其作為改革開放的突破口的理論和實踐,在這裡初顯端倪。

其三,馬克思在提綱中還提出了進一步研究“國家形式和意識形態同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關系”、“國際關系在這裡的影響”和“生產關系作為法的關系怎樣進入了不平衡的發展”等任務。生產關系的發展形式其中包括產權形式,以及生產關系如何與生產力、生產的國際關系(涉及國際分工、國際交換、國際貿易和世界市場)乃至與國家形式、意識形態的協調發展,是一個遠遠沒有窮盡的宏大的大課題和大文章。

西方學者雖然對《大綱》及其《導言》作了很高的評價,例如,麥克萊倫注意到了《大綱》的完整性,它的很多內容在《資本論》中或者沒有展開或者沒有提及,從而為《資本論》研究提供了一個更為廣闊的框架。但是,他們沒有深刻地探討經濟學提綱(8條)的精髓。

如何構建以生產力—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為主線的政治經濟學體系亦即概念辯証法或主觀辯証法的邏輯運動,這是重中之重。生產關系不可能直接與現實生產力發生作用,橫亙在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中介范疇理論是總體方法論不可或缺的基礎性理論。把散見於《資本論》手稿各處的中介范疇理論綜而觀之,政治經濟學邏輯體系總體的生成和演繹是依賴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諸種概念、范疇和要素的自我運動,實質上是一系列中介范疇、中間環節之間的中介運動。我把它歸結為生產關系—中介范疇—生產力理論,它無疑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和現實價值。

基於中介范疇和中介環節的亦此亦彼性質,即具有既有生產力屬性又有生產關系屬性的親和力,由此而成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作用、相互結合的溝通管道,扮演了旨在推進生產力發展、誘致生產關系革命、變革或完善從而使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達到最佳結合的突破口這一重要角色。選擇何種能夠使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平衡發展的中介范疇和突破口?必須審時度勢。依據所處時代條件、具體環境和經濟發展狀況而定。馬克思所說的“派生的、轉移來的、非原生的生產關系”、“第二級的和第三級的東西”即經濟制度、經濟體制,經濟機制以及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發展方式、管理方式、分工、產權、股份制等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不同程度上扮演過中介范疇和中介環節的角色。至於生產力有哪些特定的表現形式、實現形式或發展形式,以及以哪一種形式與生產關系的特定的形式對接,則是另一篇大文章的內容。

選擇何種能夠使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平衡發展的中介范疇和突破口?這是一種戰略性思考和頂層設計。中國的實踐表明:新中國基本經濟制度(1949—1977年)、市場經濟體制(1978—2008年)扮演了這一類性質的中介范疇,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如果說,實施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的突破口是推翻已成為生產力發展桎梏的半殖民地的經濟制度,鄧小平發動改革開放的突破口是束縛生產力發展的計劃經濟體制而代之以市場經濟體制,那麼,現階段終於選定的經濟發展方式涉及發展理念的變革、發展模式的轉型、發展路徑的創新,引起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深刻變化。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轉變發展方式像改革開放一樣,是關系我國發展命運的戰略抉擇,是新的歷史條件下一次新的革命性轉型,是今后數十年貫穿於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使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平衡發展的突破口。

▲: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體系也就是“表述自己的”本土化的學術話語體系,如何理解?

●:說到底,中國政治經濟學體系就是具有中國元素、中國經驗、中國風格、有自己的文化傳承和民族特色的,並且從屬型發展觀與創造型發展觀相統一、兼容並蓄與推陳出新並舉、本土化與國際化以及大眾化話語與學理型術語並行不悖的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

話語權和學術話語權是軟實力的要素之一,就是控制輿論從而影響社會行為和社會發展的能力。西方經濟學話語體系的大本營在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新古典綜合派一版又一版的《經濟學》教材,主導了經濟學的國際話語權。

我們可以說,創新文化匱乏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同樣,擁有本土化的學術話語體系的民族才是能贏得世界尊敬的民族。馬克思強調,他的政治經濟學六冊結構和《資本論》四卷結構體系是德國民族的驕傲。重溫馬克思恩格斯的“術語革命”理論和實踐具有重要意義。恩格斯在《資本論》第1卷1886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著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不言而喻,把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隻看作是人類經濟史上一個暫時階段的理論所使用的術語,和把這種生產形式看作是永恆的最終階段的那些作者所慣用的術語,必然是不同的。”

政治經濟學術語或者學術話語包括經濟概念、經濟范疇以及經濟規律,一般都具有兩重性,換言之,它們可以歸結為由生產力的一定水平決定的物質內容(馬克思稱之為“為一切社會生產方式所共有的基礎”)和反映一定經濟關系的社會形式(馬克思稱之為“經濟范疇的歷史痕跡”)的統一體。所以,《資本論》在三種意義上使用政治經濟學概念、范疇、規律和學術話語,一是原封不動地沿襲和繼承﹔二是基於從屬型發展觀視角,剔除其“獨特的資本主義性質”,著重於翻新改造、推陳出新和在新的語境下的“嫁接”﹔三是基於創造型發展觀視角,推出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和新規律,但是這一部分屈指可數,所佔比重非常之少。

這裡講的創造型發展觀視角就是“把自己還缺乏的器官從社會中創造出來”。創建具有中國元素以及以本土化的“表述自己的”學術話語為標志的中國特色的經濟學體系,是題中應有之意。

這裡講的從屬型發展觀視角就是“使社會的一切要素從屬於自己”,著重於對人類文明成果的兼容並蓄,通過對他種事物的吸納、兼容、繼承、揚棄或移植,為我所用。

構建中國經濟學體系和學術話語體系必須正確借鑒西方經濟學,正確處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我們並不排斥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外圍(保護層)融合西方經濟學理論的適用成分和合理因素,有批判地借鑒或者有條件地吸收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分。一是謹防把從屬型發展絕對化而把創造型發展邊緣化的取向。例如,全盤接受西方經濟學體系和政策主張而不斷重復演繹“橘生淮北則為枳”的故事,這無疑是現代版的教條主義和蒙昧主義。二是中國特色經濟學體系與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體系(以新古典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為代表)之間,不能搞折中主義的“綜合”,應該是從屬與被從屬的關系,亦即使后者從屬於前者,納入中國經濟學體系之中。

綜上所述,政治經濟學領域的術語革命或者話語革命包含著兩層涵義:一是從屬型涵義,即對老話語的改造或者推陳出新,一是創造型涵義即提出新的話語。但是,中國經濟學界在某種程度上患上了“失語病症”即“學術失語”和“集體失語症”,以至於在經濟學許多領域甚至在實業界和部分主流媒體言必稱西方經濟學,“影子主義”和“影子模式”(例如新自由主義、新凱恩斯主義、新重商主義)很有市場,出現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弱化和西方經濟學強勢化現象。而中國本土仍具文化活力與生命力的學術話語、語言、資源、概念、范疇、表述、思維方式、思想文化等則被有意、無意地遺忘與拋棄,民族學術正逐漸被西方學術或者普世價值所侵蝕甚至取代,最終很有可能引致軟實力匱乏、文化安全和顏色革命。因此,謹防和批判“中國式新經濟自由主義”、“中國式新凱恩斯主義”和“中國式新重商主義”,開展中國經濟學的“術語革命”,構建凸顯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具有鮮明的時代性、科學性、民族性、開放性和大眾性的話語語匯、知識概念和話語規則及其學術話語體系。這就需要我們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以重構學術話語體系的方式再建民族主體性。這已經成為經濟學界義不容辭的歷史性任務。

▲:對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話語體系保持理論自信、理論自覺和理論自為的信念從哪裡來?

●:我們應該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樹立“三自”信念。其一,較之其他經濟學理論體系,《資本論》及其手稿提供了科學的新發展觀和方法論,即怎樣認識和改造社會經濟形態,如何建構反映其現實運動的邏輯體系。被封為經濟學“聖經”的《資本論》,在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后再次成為西方國家的暢銷書。馬克思經濟學及其方法論受到人們的青睞,裡昂惕夫極力強調馬克思經濟思想對於現代經濟學的方法論意義。國外許多著名學者甚至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其中不乏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以及哲學、社會學思想史等各種領域、流派和思潮的領軍人物,不得不承認馬克思這位思想巨人的歷史地位、貢獻和重大影響:把馬克思列入與亞當·斯密、梅納德·凱恩斯齊名的世界最偉大的三個經濟學家行列﹔如同柏拉圖改變哲學思想的景觀、弗洛伊德改變心理學的走向而改變了社會思想方式﹔像伽利略、牛頓、愛因斯坦和普朗克變革了物理學一樣,他是改造了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如同穆勒、韋伯一樣的經濟學方法論大師。

另一方面,這一場全球性危機也使西方經濟學整個體系陷入了極其尷尬的窘境和危機之中。英國“伊麗莎白二世之問”發人深省。她在2008年11月視察倫敦經濟學院的質問——為什麼當初就沒有一個人注意到經濟危機?英國經濟學界對女王的公開致歉信承認:英國及其他國家有影響力的前沿經濟學家將經濟學變成了與現實世界脫節的學科。

其二,中共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有助於佔據理論制高點,控制學術話語權,從而達到自信、自覺和自為的學術境界。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西方經濟學》重點教材課題組的首席專家之一,我對此深有體會。一般而言,教科書是某一學科趨於成熟和體系化的標志。我們不僅對西方經濟學進行客觀的全面而系統的介紹,而且每章有專節予以科學的辯証的評析,這是我們編纂的《西方經濟學》重點教材的一個重要特色。盡快西方經濟學在理論上存在不少缺陷,但仍然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關於現代化大生產、市場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機制、政府宏觀調控和企業管理的規律﹔同時,它也反映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殊的階級利益、制度屬性和意識形態。我們需要厘清西方經濟學中的有益成分和無益成分,意識形態成分和實用價值成分﹔進而還要從有益成分和實用價值成分中找出適合中國國情的,可以移植、借鑒和吸收的合理因素。全盤否定、一味排斥西方經濟學是不可取的。盲目崇拜、全盤照收也是不可取的。

從世界文明史這一大視閥來看,“西學東漸”與“東學西漸”是東西方文明互相交流的帶規律性的現象。經濟學的發展也是各國在思想和理論上相互交流、補充、碰撞和融合的結果。東學西漸曾經有一千多年的歷史進程,首次創立關於資本主義生產的完整而獨特的理論體系的重農學派以及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都深受中國這個“理性王國”的影響。自19世紀以來,西學東漸蔚然成風。中國思想啟蒙運動,不僅引進了“德先生”和“賽先生”,還有“富先生”。嚴復以《原富》為名,在1902年翻譯出版西方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即斯密的《國富論》,梁啟超在翌年翻譯出版了《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20世紀下半期的改革開放,又引進包括教科書在內的大量西方經濟學論著。我們有這個理論自信、理論自覺和理論自為,在不久的將來,一定能重鑄以本土化的學術話語為標志的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迎接第二次“東學西漸”熱。

▲: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話語體系有什麼特征?

●:中華民族是一個倡導“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尊新必威、守舊必亡”和“經世濟民”的民族。進入轉型階段的中國政治經濟學體系應該是民生本位的經濟學話語體系。秦漢以來一直把經濟學視為經邦濟世、強國富民之學,充分體現其厚生、惠民的人文主義、人本本位和主體本位思想。我們應該與所謂與西方經濟學“接軌”、“被別人表述”漸行漸遠,不斷地總結中國改革開放實踐過程中創造出來的新鮮經驗和鮮活話語,敢於面對和解答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對內統一思想、凝聚力量,對外不斷提高中國的國際話語權,佔據理論前沿和學術話語制高點,從而達到自信、自覺和自為的學術境界,笑傲於世界學術之林。

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話語體系的特征,明顯區別於喪失道德制高點的西方“經濟人本位”的話語體系,區別於以物本本位和利潤取向為標志的西方市場本位的話語體系。

西方經濟學的有識之士也在進行深刻反思,出現了經濟學向倫理學的回歸。經濟學原本就是道德哲學的分支之一,亞當·斯密的《道德哲學》和《國富論》是不可分離的姐妹篇,利己和利他,經濟人和道德人是可以統一的。他們還進一步回歸開創經濟倫理思想的亞裡士多德和柏拉圖,要把經濟學再度關進倫理道德的籠子裡,讓倫理話語權又重新回歸政治經濟學。

一個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的具有自己話語的政治經濟學體系主要包括以下內容:第一,基礎性邏輯層次,從抽象層次反映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証運動,以及在繼起的更高層次上涵蓋基本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方式﹔第二,宏觀層次,涉及經濟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主要環節及其宏觀經濟運行和調控機制等﹔第三,微觀層次,涉及微觀經濟組織經濟運行和調控機制等﹔第四,側重現象層次和具體層面,具有綜合化、政策化和寬泛化特征的中國模式理論,涉及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發展目標、發展模式、發展戰略、發展動力,等等。第一層次決定中國經濟學及其中國經濟模式的本質和基本性質,而二三四層次的運行和發展都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証運動的具體反映,是與一定的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方式緊密相關的,並且在第四層次的中國經濟模式得到最為具體的綜合反映。

(顏鵬飛,《馬克思主義研究》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