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看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
自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先后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以及建設生態文明的任務。隨著我國文明建設實踐的拓展，對文明的學術理論研究也逐步深入地展開。實踐和理論的發展都要求我們認真學習和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思想。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對文明問題論述最集中、最系統的，是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以下簡稱《起源》)。本文以《起源》為中心，聯系他們的其他著作，對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的基本觀點作初步探討。
一、《起源》在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發展中的地位
《起源》在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的發展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從19世紀40年代到恩格斯1884年寫作《起源》的數十年中，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不斷豐富、發展。關於文明的思想、理論是隨著人類對文明史認識的發展而發展的。而正是在這數十年間，人們開始對文化起源問題作系統研究，一批人類文化學著作相繼問世。尤其是摩爾根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會》一書，標志著人類對文明社會史前史的認識發生了飛躍，也成為推動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發展的重要因素。
19世紀80年代后，恩格斯對《共產黨宣言》中一個重要觀點的修改，集中體現了馬克思恩格斯對文明社會史前史認識中的飛躍。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說：“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1]從《共產黨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開始，恩格斯對它作了修改。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這一思想被表述為“人類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2]。恩格斯加了一個注釋，對這一修改作了說明，其中說：“在1847年，社會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會組織，幾乎還沒有人知道。”[3]從《資本論》的出版史中也可以看到摩爾根《古代社會》的影響。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第1卷第1版中曾有“在家庭內部，隨后在氏族內部”這樣的提法，后來在1883年的第3版中，恩格斯根據馬克思《路易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在這裡加了一個注：“后來對人類原始狀況的透徹的研究，使作者得出結論：最初不是家庭發展為氏族，相反地，氏族是以血緣為基礎的人類社會的自然形成的原始形式。由於氏族紐帶的開始解體，各種各樣家庭形式后來才發展起來。”[4]
馬克思非常重視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於1880—1881年作了該書的詳細摘要，並在批語中對摩爾根的一些論點作了糾正、發揮和補充。恩格斯高度評價《古代社會》是“今日劃時代的少數著作之一”，認為它的發現“對於原始歷史所具有的意義，正如達爾文的進化理論對於生物學和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意義一樣”[5]。《起源》以“就路易斯·亨·摩爾根的研究成果而作”為副標題，表明了它同這本書的直接關聯。恩格斯認為，馬克思曾打算聯系他的唯物主義歷史研究所得出的結論來闡述摩爾根的研究成果，因而他說自己寫作《起源》“在某種程度上是實現遺願”，是“補償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他在寫作《起源》時運用了馬克思的《路易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多處引用了其中的批語。由此我們可以認為，《起源》既反映了恩格斯也反映了馬克思在《古代社會》出版后文明思想的新發展。后來列寧也曾依據《起源》來闡述原始社會的歷史和國家的產生，他說恩格斯這本書“是現代社會主義的基本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話都是可以相信的”[6]。
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起源》第一次科學地闡述了原始社會的歷史，闡明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闡明了文明的起源，使唯物主義歷史觀建立在系統地研究包括原始社會在內的全部歷史的基礎之上，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和文明思想。因此，雖然《起源》不是闡述文明思想的專著，學習和研究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必須同其他著作聯系起來，但是它代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文明思想發展的最高成果，是我們研究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的最重要的著作。
二、文明時代論
“文明”概念是文明思想的集中體現，文明思想是展開了的文明概念。我們的討論就從《起源》中的文明概念開始。
在《起源》中，“文明”一詞從一開始就是同“時代”相連而出場的，並且在全書大多數場合都同“時代”直接連接，表述為“文明時代”這樣一個關於時代的概念。該書中的“文明期”、“文明民族”、“文明社會”、“文明國家”等概念，也都是建立在文明時代這一概念基礎之上的。可見，《起源》中的文明思想首先是一種文明時代論。
文明時代是同蒙昧時代、野蠻時代相對應的時代。摩爾根把人類的歷史分為三個主要時代，即蒙昧時代、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又把蒙昧時代和野蠻時代分別分為低級、中級和高級三個階段。他主要研究了蒙昧時代和野蠻時代。恩格斯認為，雖然在摩爾根這本著作發表后關於人類原始史的材料已經大大豐富起來，但是他的卓越的基本觀點並沒有被代替，他給原始歷史建立的系統，在基本要點上仍然有效。恩格斯採用了摩爾根的分期法，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基礎。《起源》第一章根據摩爾根的研究成果闡述了蒙昧時代、野蠻時代及其中各階段的特征，這樣就在文明時代的起點上把它同蒙昧時代、野蠻時代區分開來了。
同野蠻時代相比，文明時代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第一，文明時代和野蠻時代的區別，首先是表現在物質生產方面。恩格斯把摩爾根對三個歷史時代的分期概括為：“蒙昧時代是以獲取現成的天然產物為主的時期﹔人工產品主要是用做獲取天然產物的輔助工具。野蠻時代是學會畜牧和農耕的時期，是學會靠人的活動來增加天然產物生產的方法的時期。文明時代是學會對天然產物進一步加工的時期，是真正的工業和藝術的時期。”不停留於獲取或增加天然產物，而是進步到加工天然產物，這是文明時代在物質生產方面的特征。
第二，在生產關系方面，產生了私有制，社會分裂為對立的階級。實行土地公有、共同生產、產品直接分配的原始共產制的氏族制度，是進入文明時代之前“一切野蠻人所共有的制度”，而在氏族解體中到來的文明時代，“在經濟上有下列特征：(1)出現了金屬貨幣，從而出現了貨幣資本、利息和高利貸﹔(2)出現了作為生產者之間的中間階級的商人﹔(3)出現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4)出現了作為佔統治地位的生產形式的奴隸勞動”。人被當成了可以交換的商品，即奴隸。隨著奴隸制的出現，“發生了社會分成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第一次大分裂。這種分裂繼續存在於整個文明期”。
第三，在社會上層建筑中，產生了國家。野蠻時代的氏族社會，是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道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實行平等、自由的民主制的氏族制度就被炸毀，國家由於社會分裂而成為必要了。國家代替了氏族組織。它按地區來劃分國民，用特殊的公共權力代替了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是為了維持公共權力向公民征稅。官吏作為社會機關而凌駕於社會之上。經濟上佔統治地位的階級借助於國家而成為政治上也佔統治地位的階級，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
第四，文字的發明和應用是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志。恩格斯說，在野蠻時代高級階段，“由於拼音文字的發明及其應用而過渡到文明時代”。他在修改《宣言》中關於階級斗爭的觀點時，把階級社會的歷史稱為“有文字記載的全部歷史”[7]，這也是將文字的應用作為區分文明時代和野蠻時代的一個基本特征。
第五，城市的出現是文明時代代替氏族社會的一個標志。恩格斯說，在新的設防城市的周圍屹立著高峻的牆壁，“它們的塹壕成了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們的城樓已經高聳入文明時代了”。這裡用城市的塹壕和城樓生動、形象地劃分了氏族制度和文明社會兩個不同時代。恩格斯指出，“城市和鄉村的對立作為整個社會分工的基礎固定下來”，是文明時代的一個“特征”。對立的表現，“或者是像古代那樣，城市在經濟上統治鄉村，或者是像中世紀那樣，鄉村在經濟上統治城市”。
第六，從對偶制家庭發展為專偶制家庭，是進入文明時代的標志之一。專偶制家庭是在野蠻時代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交替的時期，從對偶制即或長或短時期內的成對配偶制中產生的。專偶制是個體婚制。“它的最后勝利乃是文明時代開始的標志之一”。這是文明時代和野蠻時代的區別在家庭關系方面的表現。恩格斯在詳盡地論述了幾種主要婚姻形式后概括說：“群婚制是與蒙昧時代相適應的，對偶婚制是與野蠻時代相適應的，以通奸和賣淫為補充的專偶制是與文明時代相適應的。”專偶制是隨著母權制的覆滅而迅速發展起來的建立在丈夫的統治之上的婚姻制度。“母權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
綜上所述，對天然產物進行加工的工業和藝術，私有制和階級對立，國家的產生，文字的發明和應用，城市建筑，丈夫統治的專偶制家庭，這些就是恩格斯在《起源》中提出和闡明的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主要標志，也就是文明時代區別於野蠻時代的基本特征。這幾個特征不是彼此孤立地出現、偶然地匯聚在某一歷史時期的社會現象。它們是由物質生產的一定發展階段決定的社會整體特征在生產關系、社會結構、政治上層建筑、精神文化、城市建筑以及家庭關系等不同方面的表現，是相互關聯的。
討論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文明概念和文明思想，有一個問題是不能不回答的：在摩爾根劃時代的著作《古代社會》問世之前，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文明概念是指什麼歷史時期，同后來《起源》中闡明的“文明時代”是什麼關系？他們著作中的文明概念前后發生了什麼變化？其間是否包含著一以貫之的基本思想？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過，傅立葉“把社會歷史到目前為止的全部歷程分為四個發展階段：蒙昧、野蠻、宗法和文明。最后一個階段就相當於現在所謂的資產階級社會”[8]。依筆者所見，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在不同場合使用“文明”一詞所指稱的時代，主要包括以下幾種情形。一是與傅立葉一樣，指資產階級社會。比如《宣言》中說，資產階級“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9]。這個意義上的文明，又稱為“現代文明”[10]，或直接稱為“資產階級文明”[11]。二是指在中世紀之前就已經產生的文明，又稱“古代文明”。比如，恩格斯寫作於1850年的《德國農民戰爭》中說：“中世紀完全是從野蠻狀態發展而來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學、政治和法學一掃而光，以便一切都從頭做起。”[12]三是指古代產生而延續到資產階級社會的文明。比如，《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文明的全部歷史直至現在。”[13]這同后來《起源》中的文明概念是一致的，而“古代文明”和“現代文明”則分別是指其中的不同階段或不同時期。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從《德意志意識形態》到《起源》，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文明”概念在發展、變化中保持了基本內涵的一致性，是統一的。區別於野蠻時代的“文明時代”，與分別指稱不同時期的文明概念之間，是整體和部分的統一。
如前所述，在摩爾根《古代社會》發表之前，由於人類還沒有認識自己的原始史，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誤以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誤以為家庭出現在氏族之前，這不能不影響他們對“文明時代”的認識。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當時完全不了解從野蠻到文明的歷史發展。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還缺乏對人類原始史的科學認識，但他們的基本思想，是根據生產、分工的發展和由此決定的所有制的變化，以及城市、國家等方面的特征，把歷史發展看作從野蠻到文明的過渡。在1859年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說，“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14]。到19世紀70年代，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毛勒關於原始德意志馬爾克制度的“劃時代的著作”(引者注：毛勒關於馬爾克制度的著作從1854年開始出版)，以及受毛勒影響的日益增多的其他著作，“証明在所有歐洲和亞洲的文明民族中都存在過原始的土地公有，而且闡述了這種所有制的存在和解體的各種形式”。[15]正是在這些成果的基礎上，《反杜林論》中論述了奴隸制的階級對立和國家是如何隨著生產的發展在原始土地公有制的解體中產生的。這些都表明，在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之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通過對“亞細亞生產方式”和農村公社的研究，認識到原始土地公有制的存在及其解體，並把這一過程看作是從野蠻到文明的過渡。《起源》中的文明時代論，是這些思想在《古代社會》問世之后的新發展。它彌補了過去的不足，糾正了失誤，而又保持了認為歷史是從原始公有制因生產發展產生了國家而過渡到文明這種原本是正確的基本觀點，合乎邏輯地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
如果我們以1877年摩爾根《古代社會》的發表和隨后馬克思、恩格斯對它的研究為時間節點來考察馬克思和恩格斯文明思想的發展歷程，那麼，一方面，看不到此前他們對人類原始歷史認識的局限性是片面的、不符合實際的，那樣就不能理解《起源》對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和文明思想的新發展﹔另一方面，如果以為此前他們對原始歷史全無認識，那也是片面的、不符合實際的，那樣就會否定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和文明思想發展中的統一性或前后一貫性。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年代，資產階級社會是文明發展的最高形式。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導言》中論述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時說，資產階級社會是最發達的生產組織，因而對它的理解“能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系”。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16]。對文明的研究同樣是如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文明時代的研究，固然離不開同野蠻時代的對比，但主要是通過對資產階級社會的解剖來進行的。所以，在《古代社會》出版之前，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人類原始史的認識有其明顯的歷史局限性，但由於對資產階級社會作了深刻剖析，他們關於文明的觀點本質上是正確的，因而后來在《起源》中保持下來。
三、文明動力論
推動文明形成和發展的動力是什麼？這是文明觀中的一個基本問題。基於不同歷史觀的文明理論，作出了不同回答。《起源》中關於文明動力理論的核心思想，是生產決定論，即認為文明的起源和發展歸根結底是由生產決定的。
恩格斯在《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明確提出了“兩種生產”的理論。他說：“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一定歷史時代和一定地區內的人們生活於其下的社會制度，受著兩種生產的制約。”這一重要思想貫穿在《起源》全書之中。
從總體上看，社會制度一方面受勞動的發展階段制約，另一方面受家庭的發展階段制約，但是兩種生產在社會發展不同階段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其中，“勞動越不發展，勞動產品的數量，從而社會的財富越受限制，社會制度就越在較大程度上受血族關系的支配”。而在“組織成為國家的新社會”代替“以血族團體為基礎的舊社會”之后則是另一種情形，即“在這種社會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
人的自身生產的歷史就是家庭史。恩格斯運用摩爾根的成果，在《起源》第2章《家庭》中深入研究了家庭史，闡述了從雜亂性關系的原始狀態中先后發展出來的四種家庭形式，即血緣家庭、普那路亞家庭、對偶制家庭和專偶制家庭。在1891年第四版序言中，又評述了從1861年巴霍芬的《母權論》出版到摩爾根的家庭史觀點的發展歷程。
恩格斯高度評價巴霍芬在《母權論》中証明了古代一切民族起初都是母權制，認為這“在1861年是一個完全的革命”。同時他又批評巴霍芬不應該用宗教觀念的變化來解釋家庭的發展：“照巴霍芬看來，並不是人們的現實生活條件的發展，而是這些條件在這些人們頭腦中的宗教反映，引起了男女兩性相互的社會地位的歷史性的變化。”他指出：“這種認為宗教是世界歷史的決定性杠杆的觀點，歸根結底必然導致純粹的神秘主義。”從原始狀態的雜亂性關系到血緣家庭，是家庭組織上的第一個進步。在血緣家庭中，婚姻集團按照輩分來劃分，從而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之間的性關系。從血緣家庭到普那路亞家庭，是第二個進步。在普那路亞家庭中，若干數目的姊妹(她們互稱普那路亞，即親密的同伴)是她們共同的丈夫們(他們也互稱普那路亞)的共同的妻子，但這些共同的丈夫之中排除了她們的兄弟。這樣，姊妹和兄弟之間的性關系也被排除了。對於推動這一進步的原因，恩格斯贊同摩爾根的看法，認為這是因為自然選擇的效果顯示出來了：“沒有血緣親屬關系的氏族之間的婚姻，生育出在體質上和智力上都更強健的人種。”恩格斯說：“不容置疑，凡近親繁殖因這一進步而受到限制的部落，其發展一定要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姊妹婚姻當做慣例和規定的部落更加迅速，更加完全。”這一家庭關系的進步直接導致了氏族的建立。“氏族不僅是必然地，而且簡直是自然而然地從普那路亞家庭發展起來的”，而氏族“構成地球上即使不是所有的也是大多數野蠻民族的社會制度的基礎”。摩爾根的貢獻就在於，他“首次繪出家庭史的略圖”，進而“出乎意料地給我們闡明了原始時代——國家產生以前社會制度的基本特征”。恩格斯說：“摩爾根在美國，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發現了40年前馬克思所發現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為什麼給予如此之高的評價呢？因為摩爾根用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來劃分歷史時期，用人自身的生產說明了原始家庭史和社會制度，這種歷史觀和研究方法同馬克思是一致的。
如果說氏族制度的建立主要是由人的自身的生產決定的，那麼氏族制度的解體、歷史向文明時代的推進則主要是由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決定的。
原始社會氏族制度的前提，是生產極不發達，人口極度稀少，人類差不多完全受大自然的支配。但人們並不是停留在這個階段。家畜的馴養和繁殖，使游牧部落從其余的野蠻人群中分離出來，發生了第一次社會大分工。第二次大分工是手工業和農業分離。第三次大分工創造了不再從事生產而隻從事產品交換的商人階級。畜牧業、農業、家庭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財富的增加，使交換和私有制產生並發展起來，創造了全新的社會關系。由於人的勞動力已經能夠生產出超過維持勞動力所必需的產品，使用他人的勞動力便成為可能，戰爭中的俘虜變成了奴隸。“從第一次社會大分工中，也就產生了第一次社會大分裂，分裂為兩大階級：主人和奴隸、剝削者和被剝削者。”氏族制度是從那種沒有任何內部對立的社會中生長出來的，而且隻適合於這種社會。它除了輿論以外，沒有任何強制手段。當社會由於自己的全部經濟生活條件而必然分裂為互相對立的階級時，氏族制度已經過時了。它勢所必然地被國家代替了。歷史由此進入到文明時代。
恩格斯總結說：“根據以上所述，文明時代是社會發展的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分工、由分工而產生的個人之間的交換，以及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的商品生產，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完全改變了先前的整個社會。”這裡明確指出了，文明時代是由於生產的發展改變了整個社會而到來的。
這是恩格斯關於文明起源的一貫思想。在《反杜林論》中，他用三章的篇幅深入批判了杜林的“暴力論”。杜林認為，“政治關系的形式是歷史上基礎性的東西，而經濟的依存不過是一種結果或特殊情形，因而總是次等的事實”﹔“本原的東西必須從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尋找”[17]。恩格斯則証明，暴力僅僅是手段，經濟利益才是目的，經濟關系比政治關系更具有基礎性。階級對立和奴隸制國家，都是隨著生產的發展和私有財產的出現而產生的。隨著未來生產力的極大提高，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將成為多余的而被消滅。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18]以生產決定論為核心思想的文明動力論，是唯物主義歷史觀這一根本原理在文明理論中的貫徹。相反，巴霍芬的宗教觀念決定論，杜林的暴力論，當代夸大以宗教為主的文化因素在歷史中的作用的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以及其他種種把文化觀念當作歷史根本動力、把全部歷史歸結為文化史的理論，則是唯心主義歷史觀在文明理論中的表現。
《起源》主要研究文明社會的史前史及其向文明時代的轉變，因而在文明動力的問題上，也主要是論述了文明起源的動力。當我們研究進入文明時代之后各階段文明發展的動力問題時，這一基本觀點也是適用的。
需要注意的是，《起源》中著重論述文明的動力“歸根結底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並非是把生產當作唯一的動力而否定其他因素的作用。后來，針對19世紀90年代出現的把唯物史觀曲解為“經濟唯物主義”的觀點，恩格斯在多篇書信中專門論述了這個問題。他指出：“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19]他強調：“如果有人在這裡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麼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20]當我們講到生產或經濟的決定作用時，“歸根到底”這個限定語絕不是可有可無的。“歸根到底”表明了這種作用的根源性和終極性，同時又意味著它不具有唯一性，起作用的還有其他因素，還表示它的作用不一定具有直接性，它也可以通過中間環節間接地起作用。政治斗爭，國家權力，憲法和法律，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藝術、科學等等，它們是在生產、經濟的基礎上產生的，但它們一旦形成，就在文明發展中起著自己的作用。整個發展過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進行的。“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縈回於人們頭腦中的傳統，也起著一定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作用。”[21]堅持唯物而又辯証的觀點，才能全面、准確地把握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思想。
四、文明進步論
學界對文明概念和文明史的理解不盡一致，但是確認文明的進步性，把文明看作人和社會進步的標志，是具有相當大普遍性的共識。例如，中國大百科全書把“文明”界定為：“人類改造世界的物質和精神成果的總和﹔社會進步和人類開化狀態的標志。”[22]這也是我國學術著作中廣泛引用和認同的文明概念。筆者認為，把文明的產生和發展看作歷史的進步，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貫思想。在《起源》中，文明的進步性問題不是論述的重點，沒有專門提出來討論，但是它被當作不言而喻的前提包含在全書之中。
確認文明的進步性，一是承認文明對於野蠻的進步性，即人類從原始野蠻狀態進入文明時代是巨大的歷史性進步﹔二是肯定文明自身的進步性，即從古代文明到現代文明的發展是歷史進步的過程。堅持文明進步論就要看到，歷史循環論和歷史終結論的觀點，把歷史看作無規律可循的偶然事件堆積的觀點，都是不符合實際的。
馬克思1847年出版的《哲學的貧困》，是第一次以論戰方式科學地表達了唯物主義歷史觀的著作。其中寫道：“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23]這裡針對蒲魯東的觀點，強調的重點是對抗，即文明從一開始就建立在對抗的基礎上，但是文明在對抗中進步的思想也得到了明確的表達。這一論斷提出了一條重要規律：文明是在對抗中進步的。
在《反杜林論》中，針對杜林的非歷史的觀點，恩格斯對文明的進步性作了充分闡述。杜林蔑視和厭惡到目前為止的歷史，認為這不過是謬誤的歷史、無知和野蠻的歷史、暴力和奴役的歷史，是沒有意義的。恩格斯指出，正是“太古時代”的歷史建立了后來全部更高發展的基礎，而未來又將會有空前的科學、技術和社會的成果。針對杜林用泛泛的空話來痛罵奴隸制，因為希臘文化是以奴隸制為基礎的而對它嗤之以鼻，恩格斯明確指出：“在當時的情況下，採用奴隸制是一個巨大的進步。”[24]當時生產力的提高、交往的擴大、國家和法的發展、藝術和科學的創立，都有賴於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群眾同管理勞動、經營商業和掌管國家以及后來從事藝術和科學的少數特權分子之間的大分工，而“這種分工的最簡單的完全自發的形式，正是奴隸制”。所以“進步到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社會，這隻能通過奴隸制的形式來完成。甚至對奴隸來說，這也是一種進步”[25]。因為作為大批奴隸來源的戰俘，以前是被殺掉甚至被吃掉的，現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恩格斯寫道：“沒有奴隸制，就沒有希臘國家，就沒有希臘的藝術和科學﹔沒有奴隸制，就沒有羅馬帝國。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也就沒有現代的歐洲。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我們的全部經濟、政治和智力的發展，是以奴隸制既成為必要、又得到公認這種狀況為前提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理由說：沒有古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就沒有現代的社會主義。”[26]文明進步論的思想在這裡已經表達得淋漓盡致。
文明的進步性問題，是恩格斯在寫作《起源》之前已經論述過的問題，它不屬於寫作《起源》時恩格斯給自己提出來的需要解決的任務。但是《起源》在著重批判階級剝削制度的同時，也處處體現出文明進步論的思想。
生產的進步既是文明時代到來的根源，也是文明進步的首要表現。從石器、銅器到鐵器，從採集、獵取天然產物，到畜牧和農耕，再到加工天然產物的工業和藝術，分工和交換的發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財富的增加，是物質生活資料生產方面的進步。它直接改善了人類的生活狀態，並且為其他一切進步提供了物質基礎。從雜亂的性關系開始，一步步走出血緣家庭，從群婚走向對偶制，再走向專偶制，實現個體婚制，“是一個偉大的歷史的進步”。這是人的自身生產方面的進步。從專偶制中，還“發展起來了我們應歸功於專偶制的最偉大的道德進步：整個過去的世界所不知道的現代的個人性愛”。文字的發明和應用是文明進步在精神文化方面的標志，也是精神文化方面其他進步所不可缺少的基礎和條件，此后，“在文明時代的懷抱中科學曾經日益發展，藝術高度繁榮的時期一再出現”。在社會政治生活方面，國家取代氏族制度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歷史的進步。恩格斯在贊嘆“十分單純質朴的氏族制是一種多麼美妙的制度”的同時，又指出：“我們不要忘記，這種組織是注定要滅亡的。”因為，這個時代的人們，“他們都還依存於——用馬克思的話說——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的臍帶。這種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的權力必然要被打破，而且也確實被打破了”。沒有統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這是“氏族制度的偉大，但同時也是它的局限”。當社會一天天成長，越來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圍時，面對發生在眼前的事情，它已經無能為力。隻有國家才“完成了古代氏族社會完全做不到的事情”。
在完成《起源》兩年之后寫作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恩格斯通過批判性地闡述黑格爾的辯証法，對人類歷史不斷進步的思想作了更精辟的概括：“一切依次更替的歷史狀態都只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發展進程中的暫時階段。”[27]他指出，每一個階段都是必然的，對它發生的那個時代和那些條件來說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而對它自己內部逐漸發展起來的新的更高的條件來說，它就變成過時的和沒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讓位於更高的階段，而這個更高的階段也會走向衰落和滅亡。如果我們把《起源》同這些論述聯系起來，恩格斯關於文明進步的思想就可以得到更加深入的理解。
從野蠻時代到文明時代，是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整個社會面貌改變的過程，文明的進步也表現於相互關聯的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人自身的生產、精神文化、政治制度等各個方面，是整個社會和人自身的歷史性進步。文明和文明進步，都是整體性、綜合性的概念。今天我們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以及生態文明的統一中來認識文明問題，全面推進文明建設，正是把文明和文明進步當作整體來把握的。
當然，文明的進步性是就文明發展的總趨勢而言的。在人類文明史中，出現了眾多的文明體。國家作為文明產生所不可缺少的標志，迄今為止也是一定的文明體存在的標志之一。在歷史的進程中，各個文明體之間或彼此隔絕，或相互交往，或友好往來，或彼此爭斗，或相互融合，或先后相繼。它們匯合在一起，共同構成了波浪起伏、曲折前進的人類文明史。由於種種內部的和外部的、自然的和人為的原因，一定的文明體在其生命歷程中有前進也有后退，有向前或向后的跳躍，有輝煌燦爛的篇章，也有的逐漸衰亡或突然毀滅，湮沒在歷史長河之中。認識文明發展的進程，必須從實際出發作具體的歷史的分析。
五、從對抗到非對抗的文明矛盾論
《起源》論述了從奴隸制到資產階級社會文明發展中的矛盾和對抗，同時預言了資產階級社會的消滅和國家的消失。恩格斯關於文明時代矛盾運動的思想，是從對抗轉變到非對抗的文明矛盾論。
對抗的根源存在於生產包括物質生活資料生產和人自身生產的矛盾之中。兩種生產中的矛盾運動是結合在一起的。馬克思在《路易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中說：“傅立葉認為專偶婚制和土地私有制是文明時代的特征。現代家庭在萌芽時，不僅包含著servitus(奴隸制)，而且也包含著農奴制，因為它從一開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勞役有關的。它以縮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來在社會及其國家中廣泛發展起來的對抗。”[28]這裡認為，萌芽中的基於土地私有制的個體家庭已經以縮影的形式包含了農業生產、家庭生活以及后來社會和國家中的一切矛盾和對抗。恩格斯在《起源》中引用了這段論述，進而把個體婚制作為“文明社會的細胞形態”，根據它剖析了文明社會內部的矛盾。專偶制的起源不是個人性愛，它是“以經濟條件為基礎，即以私有制對原始的自然產生的公有制的勝利為基礎的第一個家庭形式”。它是權衡利害的婚姻。這種個體婚制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持丈夫在家庭中的統治地位，生育確鑿無疑是屬於他的、將要繼承他的財產的子女。所以它一開始就只是對婦女而不是對男子的專偶制。恩格斯說：“在歷史上出現的最初的階級對立，是同個體婚制下夫妻間的對抗的發展同時發生的，而最初的階級壓迫是同男性對女性的壓迫同時發生的。”這裡揭示了，階級對立和個體婚制下夫妻間的對抗，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時在物質資料生產和人自身生產這兩方面同時發生的對抗。就人自身的生產來說，個體婚制雖然是一個偉大的歷史進步，但“同時也是相對的退步，因為在這種進步中，一些人的幸福和發展是通過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壓抑而實現的”。而在物質資料的生產中，“生產的每一進步，同時也就是被壓迫階級即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的一個退步。對一些人是好事，對另一些人必然是壞事，一個階級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對另一個階級的新的壓迫”。因為，文明時代幾乎把一切權利賦予一個階級，另一方面卻幾乎把一切義務推給另一個階級。
總之，“由於文明時代的基礎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所以它的全部發展都是在經常的矛盾中進行的”。鄙俗的貪欲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天起直到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起推動作用的靈魂。“最卑下的利益——無恥的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對公共財產的自私自利的掠奪——揭開了新的、文明的階級社會”。對貪欲的這種嚴厲譴責，並不是把道德上的墮落當成歷史變動的終極原因，因為追求個人財富的貪欲是從階級剝削私有制經濟關系中必然地產生和起作用的。“這一新社會自身，在其整整兩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間，隻不過是一幅區區少數人靠犧牲被剝削和被壓迫的大多數人而求得發展的圖畫罷了，而這種情形，現在比從前更加厲害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通過對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解剖來揭露文明時代的對抗性矛盾的。早在《起源》之前，馬克思就對資產階級社會的對抗性矛盾作過深刻的剖析。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透徹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矛盾。他還專門研究了資本原始積累的歷史，無情地揭露它“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29]。“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於礦井，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志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30]資產階級文明的矛盾在它的殖民地暴露得更加露骨。馬克思說：“當我們把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體面的樣子，而在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31]即使是在資產階級的故鄉，當階級斗爭激化，無產階級覺悟到要用革命手段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殘酷性也會充分暴露出來。在《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憤怒地揭露和譴責資產階級對巴黎公社的血腥鎮壓，揭示了資產階級文明是“建立在勞動奴役制上的罪惡的文明”[32]。他指出：“每當資產階級秩序的奴隸和被壓迫者起來反對主人的時候，這種秩序的文明和正義就顯示出自己的凶殘面目。那時，這種文明和正義就是赤裸裸的野蠻和無法無天的報復。”[33]凡爾賽軍隊的“士兵們窮凶極惡的暴行則反映出雇用他們作為保鏢的那個文明所固有的精神。這種為處置自己在戰事結束后的殺戮中留下的成堆尸體而感到困難的文明，真是光輝燦爛的文明啊”。[34]
既肯定和贊揚文明在對抗中取得的進步和成就，又揭露和譴責文明進步過程中的矛盾、對抗和罪惡，這裡表現出從實際出發的嚴肅態度和科學精神。因為這種矛盾是歷史本身所固有的，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否認其中的任何一面，都是片面的、不符合實際的。1893年，晚年恩格斯在一封信中生動地寫道：“歷史可以說是所有女神中最殘酷的一個，她不僅在戰爭中，而且在‘和平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都駕著凱旋車在堆積如山的尸體上馳騁。而不幸的是，我們人類卻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幾乎無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麼也不能鼓起勇氣去實現真正的進步。”[35]問題就在於，應該如何對待文明進程中必然存在的矛盾。我們必須站在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堅持唯物而又辯証的世界觀、歷史觀和方法論，遵循客觀規律，做歷史進程中一定階段和一定條件下應該做的事情，來維護人民根本利益，推動歷史前進。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資產階級的非常革命的歷史作用、深刻的現實矛盾和必然滅亡的未來趨勢的分析，對無產階級的歷史地位、歷史使命和共產黨人的綱領的闡述，已經充分體現了這種立場和世界觀、歷史觀。這種立場和世界觀、歷史觀貫穿在他們的全部理論和全部實踐之中。
《起源》把文明時代分為三大時期：“奴隸制是古希臘羅馬時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個剝削形式﹔繼之而來的是中世紀的農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勞動制。這就是文明時代的三大時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后一個對抗形式。到恩格斯離世時為止，人類還沒有走出資產階級社會，所以恩格斯始終強調文明時代是在對抗中進步的，公開的或隱蔽的奴隸制始終伴隨著文明時代。與此同時，《起源》中堅定地預言，階級和國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的基礎上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一起”。這將是文明發展中嶄新的階段，即用自由人聯合體代替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共產主義社會。
恩格斯曾論述將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后家庭關系的發展趨勢。他指出，專偶制是由於經濟的原因即私有制而產生的，但是，當這種原因消失時，專偶制不僅不會消失，相反，隻有那時它才能完全實現。家庭史是如此，整個文明史也是如此。人類是隨著對抗性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的產生而進入文明時代的，但是當私有制和階級對立消失時，文明時代並不會結束，相反，將大踏步地前進，使以往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使科學社會主義從理想變成了現實，也使文明發展跨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同此前文明時代的三個時期相比，文明的進步表現出新的特點、新的規律。最大的區別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由此決定的社會基本矛盾不再具有對抗的性質。[36]因此，文明在對抗中進步，這是文明從產生一直到資產階級社會的規律，但並不是文明時代的永恆的規律。在生產起決定作用的基礎上各種因素相互作用推動文明發展的規律繼續發揮作用，但文明不再是在對抗中進步。
馬克思主義關於文明時代矛盾運動的理論，是從對抗過渡到非對抗的文明矛盾論。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科學思想體系的一部分，是同這整個體系不可分的。它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觀察文明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為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研究人類文明史、解決當代人類文明發展面臨的新課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論武器。馬克思主義文明觀必將在同中國實際相結合中獲得新的發展，並指引我們探索新的文明發展道路，為人類文明作出較大的貢獻。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頁。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頁。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頁。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7頁。
[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8頁。本文以下凡引自《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的文字，均不再加注。
[6]《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4頁。
[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頁。
[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6頁。
[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5－36頁。
[1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頁。
[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0頁。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5頁。
[1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6頁。
[1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頁。
[1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3頁。
[1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頁。
[1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5頁。
[1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頁。
[1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頁。
[2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頁。
[2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頁。
[22]《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7年，第924頁。
[2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4頁。
[2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8頁。
[2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頁。
[2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8頁。
[2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0頁。
[2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6頁。
[2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22頁。
[3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60－861頁。
[3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0頁。
[3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5頁。
[3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3頁。
[3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5頁。
[3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0－651頁。
[36]《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2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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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心銘，教育部高等學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貴州師范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