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與馬克思經濟哲學問題的新突破

作者:孫樂強    發布時間:2014-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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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與馬克思經濟哲學問題的新突破

隨著國內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如何理解《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已成為當前國內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焦點問題。作為《資本論》的第一手稿,《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發展史上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1857年12月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馬克思寫道:“我現在發狂似地通宵總結我的經濟學研究,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問題搞清楚。”[1]219經過日夜奮戰,馬克思終於在“一些基本問題”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建立起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在此,本文就著重考察一下馬克思在這些“基本問題”上的突破過程。

眾所周知,在后來的《資本論》中,構成馬克思理論出發點的並不是“價值”,而是“商品”,這與《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存在一定的差異。從內容來看,這一手稿首先是從第二章即“II. 貨幣”開始寫作的,可以說,這是《倫敦筆記》研究思路的進一步貫徹。但是,在寫作的過程中,馬克思已經明確意識到,必須要在“貨幣章”前設“論交換價值的一篇”[2]144或“關於交換價值本身那一章”[2]155,這在這一手稿的結尾處得到了明確的體現,馬克思直接以“I. 價值”為題,擬定了第一章的內容,公開聲明“這一篇應當補加進來”[3]293。以此來看,馬克思《資本論》手稿的最初計劃並不是打算從“商品”范疇出發的,而是從“價值”范疇開始的。那麼,馬克思后來為什麼會放棄原初計劃改由“商品”出發呢?實際上,答案就在這一手稿之中。為了便於理解這一問題,我們先對使用價值、交換價值與價值的關系進行一些梳理。

在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史上,斯密最早區分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他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的第四章明確指出:“應當注意,價值一詞有兩個不同的意義。它有時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時又表示由於佔有某物而取得的對他種貨物的購買力。前者可以叫做使用價值,后者可叫做交換價值。使用價值很大的東西,往往具有極小的交換價值,甚或沒有﹔反之,交換價值很大的東西,往往具有極小的使用價值,甚或沒有。例如水的用途最大,但我們不能以水購買任何物品,也不會拿任何物品與水交換。反之,金剛鑽雖幾乎無使用價值可言,但須有大量其他貨物才能與之交換。”[4]25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幾個觀點:(1)在斯密看來,價值可以分為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它們是“價值”的二重表現﹔(2)使用價值不能成為衡量交換價值的尺度,因為使用價值很大的東西,可以沒有交換價值,比如水﹔(3)交換價值可以脫離使用價值獨立存在,沒有任何使用價值的東西也可以具有交換價值,比如金剛鑽。以此來看,斯密雖然區分了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但是,他顯然還沒有能力理解二者之間的真實關系,把“價值”看成二者的統一就是最好的証明。

李嘉圖繼承了斯密的這種劃分,在《關於邊沁(價格論)的評注》中就說:“我喜歡亞當·斯密在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所作的區分”[5]161。到了《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他進一步肯定斯密的這種劃分,並明確贊同斯密關於使用價值不能成為交換價值尺度的觀點。但不同於斯密的地方在於,第一,李嘉圖否定了斯密關於交換價值可以脫離使用價值單獨存在的論點。他指出,“一種商品如果全然沒有用處,或者說,如果無論從哪一方面說都無益於我們欲望的滿足……無論獲得時需要費多少勞動,總不會具有交換價值”[6]7,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絕對不可缺少的”前提。相較於斯密而言,李嘉圖這一觀點無疑是正確的。第二,斯密把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共同視為價值的二重表現,而李嘉圖則試圖把使用價值從價值的概念中驅除出去[6]232-233,這相對於斯密而言,也是一個進步。第三,李嘉圖使用了許多術語,比如實際價值、相對價值等,試圖把價值與交換價值區分開來[7]149,這無疑也是一種理論推進。但是,我們不能過於放大李嘉圖進步的實質意義,他既沒有看到資本主義生產的真實目的,也沒有真正甄別出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差別[8]187-189

可以說,一開始的時候,馬克思對於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和價值三者關系的看法,在某種程度上,還沒有完全擺脫斯密觀點的影響。馬克思指出:“價值的第一個形式是使用價值,是反映個人對自然的關系的日常用品﹔價值的第二個形式是與使用價值並存的交換價值,是個人支配他人的使用價值的權力,是個人的社會關系:最初它本身又是節日使用的、超出直接需要之外而使用的價值。”[2]127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這與斯密把價值分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是相一致的。但是,在研究的過程中,馬克思開始質疑這一劃分。他反問道:“是否應把價值理解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統一?價值本身是同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這些價值的特殊形式相對立的一般東西嗎?這在經濟學上有意義嗎?”[2]224馬克思的答案是什麼呢?是肯定性回答還是否定性回答呢?要想解答這些問題,首先,必須要明確馬克思這裡“價值”的含義究竟是指什麼﹔其次,必須要厘清馬克思對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關系的判斷。

通過對手稿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馬克思這裡的“價值”更多地指交換價值。馬克思說:“商品僅僅在交換(實際的或想象的)中才是價值(交換價值)”[2]89。所謂的價值就是商品之間的交換比例,實際上就是交換價值。也就是在對商品的價值進行分析的過程中,馬克思逐漸意識到,一旦勞動產品取得商品的存在,它也就取得一種二重的存在:一方面作為自然的產品即使用價值,另一方面作為經濟存在即交換價值,二者之間的關系並不像斯密和李嘉圖所斷言的那麼簡單,而是一種對立統一的關系。這時馬克思已經清楚地知道,價值是一種經濟屬性,使用價值是一種自然屬性,二者是兩種不同的存在,前者是不可能包含后者的,“使用價值根本不表示價值的經濟形式,它隻表示產品為人本身而存在”[3]284,因此,必須把使用價值從價值的規定中排除出去。所以價值根本不可能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統一,隻有商品才是二者的矛盾統一體。這時,馬克思才真正明白,“表現資產階級財富的第一個范疇是商品的范疇”[3]293,而不是價值概念,這一結論作為《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最終結論的形式呈現出來了。因此,我們有理由斷定,馬克思的關於商品二重性學說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已經建立起來。也就是在此后不久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中,馬克思就把最新研究的結果呈現了出來,把“商品”而不是“價值”作為開篇的第一章,實現了由“價值”到“商品”范疇的過渡。

商品二重性學說的建立,促使馬克思進一步認識到生產商品的勞動的二重性,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勞動二重性的學說。馬克思指出,既然商品是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統一,那麼,生產商品的勞動必然表現為生產使用價值的勞動與生產交換價值的勞動:前者是一種實在的、具體的、特殊的勞動,而后者則是與特殊勞動相對的一般勞動,在這種形式上,它喪失一切特殊性,“不是這種或那種勞動,而是勞動本身,抽象勞動”[2]254

商品二重性和勞動二重性學說的建立,首先使馬克思完全克服了斯密把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視為“價值”二重表現的重大缺陷,把自己的價值理論推進到一個更高的層次。馬克思說:“我不是把價值分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把它們當做‘價值’這個抽象分裂成的兩個對立物,而是把勞動產品的具體社會形式分為這兩者”[9]412。這段話直接回答了他的上述疑問,不應當把價值理解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統一,而應當是“商品”,這使馬克思真正找到分析資產階級社會的邏輯出發點,為后面剩余價值理論的建立和全面解剖資產階級社會運行機制奠定了科學基礎。其次,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矛盾統一的學說,使馬克思超越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危機理論,為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科學分析奠定了基礎。斯密看到了二者之間的不一致性,卻沒有科學分析二者之間的聯系﹔李嘉圖雖然將二者在概念上區分開來,但是沒有認清資產階級社會生產過程的本質,依然把使用價值當成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進而否認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間的內在矛盾,否認資本主義會出現生產過剩和危機。而馬克思立足於二者之間的內在矛盾,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科學剖析了資本主義更大的內在矛盾是如何一步一步地發展出來的,為后面危機理論的建立提供了一個矛盾支點。再次,雖然馬克思此時像李嘉圖那樣,把價值混同於交換價值,但在對價值的理解上,馬克思已經遠遠地超過了李嘉圖,看到了“價值”范疇與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資本之間的內在關系。馬克思指出:“價值概念完全屬於現代經濟學,因為它是資本本身的和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的最抽象的表現。價值概念泄露了資本的秘密。”[3]180僅僅像李嘉圖那樣從財富的角度來理解資本,是不可能看到資本的實質的。隻有立足於價值,才能真正地剖析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這樣,馬克思就找到了解剖資本的突破口。

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史上,始終存在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即“資本和勞動的交換如何同‘價值規律’相符合”[7]168,正是這一難題使古典經濟學最終走向解體。那麼,為什麼眾多古典經濟學家都無法解決這一問題呢?除了他們不懂得勞動二重性之外,另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無法突破“勞動商品”的障礙,進而從中抽象出“勞動能力”或“勞動力”概念。斯密雖然意識到了在土地所有權和資本積累產生前后,屬於勞動者部分在價值量上的變化,但是他卻無法解釋這一問題,最終隻能放棄勞動價值論的內在尺度,以外在尺度作為評判標准。在這裡,勞動始終是被當成價值不變的商品存在的,他無力跨越從勞動商品到勞動力商品的轉變。同樣,雖然李嘉圖擺脫了斯密的外在尺度,把勞動價值論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但是他也無力解決“勞動價值”的問題,最終陷入用工資所能購買的勞動量即“需求和供給”來決定勞動價值的漩渦之中。歷史証明,隻要擺脫不了“勞動商品”的概念,就永遠不可能科學解決這一問題,李嘉圖學派最終解體就是最好的証明。

可以說,馬克思也不是一開始就解決了這一問題。雖然他在《雇佣勞動與資本》中曾使用過一次“勞動力”(Arbeitskraft)[10]489概念,但是他顯然還無法理解這一概念的經濟學意義,而仍像斯密、李嘉圖一樣,把勞動理解為商品,甚至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前半部分,馬克思還依然如此[2]232。然而,就在幾頁之后,馬克思卻突然改變了提法,不再稱勞動商品,而是改稱“勞動能力”(Arbeitsvermgen)[2]242。為什麼在短短幾頁紙之間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呢?筆者以為,這是與馬克思在商品和勞動二重性理論上的推進聯系在一起的。

馬克思此時已經清晰地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價值的增殖。而在簡單流通中,交換價值僅僅是使用價值的中介,交換一旦完結,商品就進入消費領域,交換價值也就消失了。因此,馬克思認為,這種簡單流通絕不可能構成資本主義佔統治地位的形式。交換價值要想能夠實現自我增殖,就必須存在一個條件,即使用價值的消費帶來的是交換價值的保存和增殖,而非消逝,換言之,這種使用價值的消費隻能是生產消費而非個人消費。這就意味著,以對象化勞動存在的交換價值必須在市場上找到一種用於生產消費的使用價值,才能使它實現自我增殖,那麼,這種使用價值是什麼?馬克思的回答是在時間上存在的活勞動。“唯一不同於對象化勞動的是非對象化勞動,是還在對象化過程中的、作為主體性的勞動。……能夠成為資本的對立面的唯一的使用價值,就是勞動而且是創造價值的勞動,即生產勞動。”[2]230

以此來看,第一,馬克思此時已明白,勞動本身並不是現成的商品,它是作為一種可能性,作為能力存在的,所謂的勞動過程其實隻不過是工人這種能力的耗費過程。因此,“勞動本身,在它的直接存在上,在它的活生生的存在上,不能直接看作商品,隻有勞動能力才能看作商品,勞動本身是勞動能力的暫時表現”[11]163。第二,馬克思已經意識到,勞動“不是作為價值本身”,而是作為使用價值,“作為價值的活的源泉存在”[2]253,因此,勞動是作為價值的實體和內在尺度存在的,它本身是沒有任何價值的。這樣一種術語上的區分,必然會使馬克思反思“勞動商品”概念的非法性,而這種反思就在此后幾頁紙[2]242中得到了明確體認。在那以后,馬克思每當稱呼工人出賣的商品時,都不再使用“勞動商品”概念,而是使用“勞動能力”范疇。這種轉變的完成表明,馬克思已經克服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的內在缺陷,一場政治經濟學的革命即將開始,這就是剩余價值理論的建立。

在《倫敦筆記》中,馬克思已經看到了工人生產出一個“價值的余額”,那時馬克思還沒有使用剩余價值概念來指稱這一余額。而到了這裡,這一理論被進一步深化了。在商品和勞動二重性學說的基礎上,馬克思認識到,作為商品的勞動能力本身也必然像其他商品一樣具有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它的交換價值是通過與資本的交換實現的,工人把勞動能力出賣給資本,得到一定數額的交換價值,它表現為工人的工資。資本通過這次交換得到的則是作為活動存在的使用價值,這是勞動作為勞動的一種質,它不僅能夠把原有的舊價值保存起來,而且還通過自己的勞動為資本追加一個新價值,后者不僅包括工人得到的工資數額,而且還包括超過這個數額的一個余額,馬克思把這個超過等價物的價值稱為“剩余價值”(Mehrwert)[2]275。正是剩余價值的形成才使原初的貨幣所有者成為資本家。這種剩余價值的生產和無償佔有恰恰是資本主義社會最根本的屬性,是資本之所以成為資本,雇佣勞動之所以成為雇佣勞動的內在根源,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所隱藏的最真實的奴役關系,也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秘密。

因而,隨著剩余價值理論的建立,馬克思必然會把對資產階級社會的解剖推進到更科學的層次。同時,勞動能力和剩余價值理論的建立,也使馬克思真正解決了古典經濟學所面臨的難題。這時馬克思會清楚地看到,古典政治經濟學之所以無法解決勞動資本的交換與價值規律之間的矛盾,根本原因在於,他們根本不理解“勞動能力本身成了商品,作為這種特殊的商品,它的使用價值本身(因而同它的交換價值毫無關系)是一種創造交換價值的能力”[11]67。正是由於這種勞動能力,才把資本一次又一次地再生產出來﹔也正是由於勞動能力商品的存在,才使原來的價值規律和所有權規律逐漸轉變為資本家無償霸佔工人剩余價值的佔有規律。基於此,我們有理由斷定,馬克思的勞動能力和剩余價值理論的建立,實現了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全面革命。

隨著商品和勞動二重性學說以及剩余價值理論的建立,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實質的理解也有了根本性的突破。此時,馬克思已經看到:

第一,如果僅僅從具體勞動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無異於其他社會形態的生產過程,都是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但如果從生產的社會形式來看,這些物質資料又打上了資本的屬性,因而表現為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但是,馬克思立即意識到,這並不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兩個過程:一次創造合乎目的的使用價值,把生產資料轉化為產品﹔另一次為了創造剩余價值。相反,它們隻不過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是勞動二重性的具體表現。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實際上是一般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這也表明,所謂生產邏輯和資本邏輯實際上只是同一生產過程的兩面,而不是兩條相互獨立的邏輯。

第二,隨著剩余價值的形成,也出現了一種新型的生產關系:擁有資本的人成為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而出賣勞動力的人則被生產為雇佣工人,“可見,資本家和雇佣工人的產生,是資本價值增殖過程的主要產物”[2]508。“生產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結果,首先表現為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本身的,資本家和工人的關系本身的再生產和新生產。這種社會關系,生產關系,實際上是這個過程的比其物質結果更為重要的結果。”[2]450

第三,一種新型的社會批判理論也由此生成。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還在大量使用“資產階級社會”概念,之所以會這樣,是由這一文本在馬克思思想發展史上的地位決定的:這一文本正處在馬克思剖析“資產階級社會”的內在本質的過程之中。隨著剩余價值和生產關系再生產理論的創立,馬克思已經認識到,“資產階級社會”這一范疇已經無法涵蓋這一社會的真實本質,必須提出一個更加科學的范疇,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種“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理論才被科學地制定出來,這一點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變得更加明確。

基於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已經實現了對資本主義直接生產過程實質的科學解剖,在一些“基本問題”上已經取得了重大突破,建立了科學的剩余價值理論和再生產理論。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這些理論還存在一定的不足之處。

第一,馬克思此處的剩余價值理論僅僅解決了第一個難題,即“資本和勞動的交換如何同‘價值規律’相符合”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剩余價值與利潤、地租等之間的關系問題,沒有科學解決古典政治經濟學所面臨的第二個困難,即價值規律同平均利潤學說之間的矛盾:根據勞動價值論,在有機構成不同的情況下,利潤同勞動成比例,等量資本可以得到不等量的利潤﹔而按照平均利潤學說,利潤不同勞動而同資本成比例,等量資本可以得到等量利潤。這一點是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解決的,因此,我們可以把此時的剩余價值理論稱為狹義剩余價值理論,把后者稱為廣義剩余價值理論。這一點我們必須要仔細界劃開來。

第二,馬克思此時雖然提出了絕對剩余價值理論和相對剩余價值理論的區分,但是在區分標准上,與《資本論》存在明顯不同。在這裡,他的區分的標准是生產的機械化程度和機器的運用[12]248,而不是后來的生產率的提高。也正因為如此,他才會將工場手工業視為是與絕對剩余價值相適應的生產形式,“在工場手工業中,佔優勢的是絕對剩余時間,而不是相對剩余時間”[2]591,完全忽視了它的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本性。另一方面,馬克思此時隻甄別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兩種形式,“生產資本,或與資本相適應的生產方式,隻能有兩種形式:工場手工業或大工業”[2]588,完全忽視了協作的歷史地位,這一點恰恰是在后面的文本中完成的。

第三,此處的再生產理論還只是狹義層面上的再生產理論,在廣義再生產上,即包含四個環節在內的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方面,馬克思還存在明顯的不足。首先,雖然馬克思此時在剩余價值理論的基礎上已經科學界定了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范疇,但是還沒有真正擺脫“斯密教條”的影響。他在為李嘉圖辯護的時候指出:“人們指責李嘉圖,說他隻把利潤和工資看作生產費用的必要組成部分,而不把原料和工具中包含的資本部分也看作生產費用的必要組成部分,這種指責是十分愚蠢的。既然原料和工具中的原有價值只是被保存,所以就不會形成新的生產費用。至於談到這些原有價值本身,那麼它們又全部歸結為對象化勞動——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工資和利潤。”[2]334以此來看,馬克思還是像斯密那樣把不變資本分解為“v+m”,把生產費用界定為“v+m”,這樣就把不變資本部分從生產費用中隔離出去了,這與他后面關於生產費用的理解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從這種立場出發,不可能形成科學的廣義再生產理論。其次,馬克思此時仍然局限於斯密的“實業家與實業家之間貿易”(資本與資本之間貿易)和“實業家與消費者之間貿易”(資本與收入之間貿易)的二元劃分,顯然這種劃分無法涵蓋兩個部類之間所有流通過程的,猶如馬克思后來評論的那樣:“‘實業家’和‘消費者’的說法也是不對的,因為實業家——生產資本家——在上述交換中同時表現為最終‘消費者’”[13]226。以此來看,馬克思此時顯然還沒有厘清社會總資本再生產過程,因此還沒有建立科學的廣義再生產理論,而這一點恰恰是到《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才真正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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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南京大學哲學系暨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