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溯因解釋

一

對於馬克思於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關於唯物史觀的經典表述，第二國際理論家對其作了機械因果決定論的解釋，而蘇聯哲學教科書繼承了這種解釋。出現這種情況並不奇怪。盡管20世紀以后，機械因果決定論不斷受到批判，特別是在今天已臭名昭著，但它是近代以來特別是18世紀、19世紀在科學界佔主導的思維方式。1814年，法國科學家拉普拉斯提出了著名的“拉普拉斯妖”﹔19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法國哲學家孔德創立了實証主義，甚至英國著名哲學家約翰·密爾也成為實証主義的信徒。與機械因果決定論劃等號的“科學精神”不僅成為自然領域的時代精神，而且進一步向社會領域挺進。總之，這是一個科學主義的時代。標榜以“科學”共產主義為理論指導的工人階級政黨，是無法超越自己的時代的。即使恩格斯晚年反復強調上層建筑的反作用，但如果堅持從機械因果決定論的視角來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經典表述進行解讀，那麼，所謂的“經典表述”必然會深深打上機械因果決定論的烙印。因此，盡管蘇聯哲學教科書非常強調所謂“唯物辯証法”，強調認識論和歷史觀上的辯証法，即所謂“能動的反映論”以及“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辯証關系，但最終並未跳出機械因果決定論的窠臼。

雖然身處科學主義時代，但正如黑格爾一樣，馬克思所理解的“科學”並非機械因果決定論范式的科學。當然，正如前文所表明的那樣，對於馬克思心目中的“科學”，決非簡單地用作為黑格爾唯心辯証法顛倒形態的“唯物辯証法”這樣的套話就可以將其與機械因果決定論范式的“科學”劃清界限。顯然，馬克思在寫作《德意志意識形態》時期曾受到孔德實証主義的影響，但馬克思當時的實証思想已與孔德的實証主義有所不同。從表面上看，孔德的實証主義有別於英國傳統的經驗主義，卻與休謨的經驗主義有著理論共識，即對現象背后的形而上“本質”的拒斥。孔德實証主義與休謨經驗主義的區別不會大於康德的“人為自然立法”與休謨因果律的區別。休謨與康德都不否認科學是對規律的探求，但都否認規律是客觀實在﹔休謨將因果律歸結為“心理聯想”，康德將其歸結為“理性建構”﹔休謨的“心理聯想”遵循歸納邏輯，康德的“理性建構”遵循演繹邏輯。但對於孔德來說，固守現象界，拒斥形而上學，這才是實証科學之所以成為實証科學的根本。但在馬克思看來，經驗實証材料只是實証科學的出發點，而並非問題的全部。他明確反對“僵死的事實的匯集”^[1](P524)，主張在經驗實証材料的基礎上進行“抽象”，而他的歷史理論(即唯物史觀)就是這樣的“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概括”^[1](P526)。顯然，馬克思的“抽象”並非黑格爾反復批判過的“知性抽象”，而是“理性抽象”﹔作為其抽象結果的“概念”決非“知性概念”，而是“理性概念”。列寧曾把馬克思早年的唯物史觀看作是“科學假說”，但馬克思的“科學假說”決非彭加勒、波普意義上的科學假說，因為后者僅僅把科學研究限定在現象界，而馬克思則遵循“從具體到抽象，從抽象到具體”的“實証辯証法”^[2]。唯物史觀是馬克思“從具體到抽象”的產物，然后又從這一“抽象結果”回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具體”。在這裡，沒有波普所謂的“証實”或“証偽”，而是“從抽象到具體”所體現的理論解釋力的發揮過程。

從某種意義上說，韋伯的“理想型”方法倒是與馬克思“從具體到抽象，從抽象到具體”的“實証辯証法”很契合。馬克思的“理性抽象”也是一種源自伽利略的科學研究中常用的“理想化”方法。當然，馬克思的“理想化”方法靠的不是“實驗”，而是“抽象力”。如果說馬克思“實証辯証法”與韋伯“理想型”方法有區別的話，則主要在於馬克思較為明確地遵循了溯因推理的方法。溯因邏輯是20世紀初由皮爾士明確提出的，但在此之前，迪昂已運用溯因推理來構建其科學假說理論。而按照巴斯卡學派批判實在論的說法，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採用的“從具體到抽象，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就是一種溯因(回溯)方法。

不過，馬克思的溯因方法與迪昂、皮爾士的溯因方法有一個根本的區別：迪昂、皮爾士的溯因方法在實質上是一種固守現象界、拒斥形而上學的實証主義方法，特別是皮爾士的溯因方法與其實用主義哲學密切相關。巴斯卡的批判實在論基於分層本體論提出了回溯推理，以區別於皮爾士的溯因推理。按照巴斯卡的區分，可以說馬克思的溯因方法屬於回溯推理，因為他所說的“抽象”與“具體”並不處於同一個層次，而屬於現象背后的本質世界。

二

通常把伽利略看作是近代科學的開創者。伽利略自由落體定律的位移公式為h＝1/2·g·t^2，牛頓的萬的引力公式為F＝GMm/(R^2)。顯然，它們都是無法靠歸納推理而得出的科學結論，都體現了康德所謂的“人為自然立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牛頓引力公式。如果沒有歐幾裡得幾何，就不可能出現笛卡兒的解析幾何﹔而如果沒有解析幾何，就不可能出現微積分﹔而沒有微積分的創立，牛頓就不可能天才地得出引力公式。但有意思的是，牛頓深受英國自培根以降經驗主義傳統的影響，竟認為他的力學是歸納邏輯的成果。實際上，也許牛頓從傳說中的“蘋果落地”歸納出了“萬有引力”，但如果沒有微積分這一高深的數學工具，他無論如何也無法“歸納”出引力公式。

這裡不想重復波普對歸納邏輯的批判，而是想進一步強調，即使波普“猜想與反駁”的批判理性主義對作為邏輯實証主義(乃至整個20世紀實証主義思潮)的基礎的經驗主義和歸納邏輯進行了猛烈批判，它仍無法逃脫西方機械因果決定論思維方式的魔咒。無論是伽利略的自由落體公式還是牛頓的引力公式，抑或波普所大力推崇的愛因斯坦相對論公式，都可以用一元或多元函數關系來表示：y＝f(x)或y＝f(x1，x2，——)。作為一元或多元函數的方程既可以解釋已有現象，又可以進行預測，是典型的機械因果決定論的數學表達。換言之，正是因為作為一元或多元函數關系的方程在科學中不斷取得成功，機械因果決定論的思維方式才得以大行其道，才有“拉普拉斯妖”這種極端決定論的提出。

然而，社會領域與自然領域畢竟有很大不同，而且即使在自然領域(如氣象學中)，許多復雜現象也無法用一元或多元函數的方程來刻畫，不得不構建復雜的數學模型來動態、近似地加以描述，其科學預測的功能大大減弱。在馬克思主義內部，作為對社會歷史領域機械因果決定論(其實質是歷史宿命論)的反叛，自盧卡奇、葛蘭西以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高舉實踐哲學的大旗，高揚人的歷史主體性。到薩特公然宣布馬克思理論中存在人學的空場時，機械因果決定論和實踐哲學(主體性)作為兩個極端的荒謬就以醒目的方式暴露出來。但荒謬的不是馬克思的歷史理論，而是兩種相互對立的解讀方式。

相對於機械因果決定論，阿爾都塞所倡導的結構因果決定論無疑是一個進步，而且吻合了科學哲學以及社會科學方法論反思實証主義的時代節拍。在長期困擾人文社會科學“結構與主體能動性”的兩極對立中，阿爾都塞從薩特的“主體”擺向了“結構”(即所謂“無主體的過程”)。但阿爾都塞的結構因果決定論仍屬於因果決定論，隻不過是其新變種。正如阿爾都塞所反復強調的，經濟基礎“歸根到底”起最終決定作用。阿爾都塞的結構因果決定論也可以用多元函數y＝f(x1，x2，——)來刻畫，但由於無法將y＝f(x1，x2，——)具體化為數學方程，於是自變量x1，x2，——與因變量y之間的因果決定輪就從機械因果決定論變為結構因果決定論(多元決定論)。

阿爾都塞主義在英國受到新左派的極大歡迎。《新左派評論》主編安德森因向英國販運阿爾都塞主義，與老一輩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湯普遜發生了多輪激烈論戰。湯普遜是英國土生土長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代表之一，強調上層建筑(特別是文化)的自主性，這暗合了從盧卡奇到薩特強調主體性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20世紀70年代末，英國土生土長出了一個新的馬克思主義流派，即分析馬克思主義。其創始人柯亨在其代表作《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個辯護》中對馬克思的歷史理論(特別是《序言》中的經典表述)作了有別於阿爾都塞(並明確針對阿爾都塞)的功能解釋。安德森也轉而贊同柯亨所辯護的馬克思歷史理論。

20世紀后，功能主義作為行為主義的對立面在西方社會科學中廣為流行。柯亨對馬克思歷史理論所作的功能解釋，無疑受到了功能主義的影響，盡管柯亨否認自己的功能解釋是一種功能主義，並將自己的功能解釋稱作“后果解釋”。如果說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論是“多因一果”的解釋模式，那麼可以把柯亨的“后果解釋”看作是“一因多果”的解釋模式，即y^[1]＝f(x)，y^[2]＝f(x)，——。這裡就有一個類似達爾文進化論的選擇機制：y^[1]、y^[2]——最終隻有一個被選擇並保存下來。表面來看，這種解釋模式與溯因解釋比較接近，因為它也是從“后果”回溯原因。但實際上，進化論是自然科學中溯因解釋的范例，它隻能解釋已經發生的事實，但不能做預測。但柯亨的功能解釋最終沒有擺脫因果決定論，因為他畫蛇添足地把蘇聯哲學教科書中的“發展命題”當作功能解釋的前提，於是，“后果解釋”中溯因邏輯的萌芽就被扼殺在搖籃中。

馬克思在《序言》中提到了“生產關系要同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以及“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同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生矛盾”。馬克思所強調的是如果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發生了變化，那麼，這可以由它與生產力之間發生了矛盾來解釋。換言之，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所以尚未被取代，沒有發生社會革命，恰恰是因為在現有財產關系內運動的“生產力還不夠成熟(發達)”，這就是馬克思著名的“兩個絕不會”思想。他雖然提到了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bedingen)”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以及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bestimmen，英文譯文是determine)人們的意識，但這並非機械因果決定的關系。他所真正強調的是，社會意識及其各種形式“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erklren)”。人們還常常根據馬克思“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在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等說法，推演出生產力的“發展命題”。但馬克思提出這些說法的具體語境是“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我在巴黎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我所得到的、並且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顯然，馬克思所講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主要是指資本主義起源及其發展(包括從工場手工業到機器大工業)時期，而且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也主要考察了這一階段。有學者提出，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根本不是用“由於生產力發展而導致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來解釋封建主義(封建等級所有制)的起源，而主要是從“蠻族入侵所帶來的分封制度與羅馬廢墟上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角度來解釋歐洲封建主義的起源^[3]。當然，這又涉及對“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的理解問題。總之，《序言》中的溯因解釋並未預設“發展命題”，而是始終貫徹了溯因解釋。

三

長期以來，我們的哲學教科書糾結於“思維與存在何者為第一性”這一被恩格斯稱為“傳統哲學基本問題”的問題。在筆者看來，現代哲學更基本的問題已轉變為“是否應該拒斥形而上學”的問題。其中的主流觀點是拒斥形而上學，甚至馬克思也被一些學者(如海德格爾)看作是拒斥形而上學的先驅者之一。20世紀西方哲學拒斥形而上學的后果是后現代主義哲學思潮的濫觴，而其在馬克思主義陣營的回響就是后馬克思主義的出現。這應該說是對主張馬克思拒斥或超越了形而上學的主張的極大反諷。

拒斥形而上學的要害是反本質主義，這是自休謨、康德以降西方學術思潮的主流，也是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的主流方法論。比如，當代西方經濟學就批評馬克思經濟學中的“價值”概念是多余的，是“形而上學”殘余，而堅持隻對經濟現象中的均衡價格進行經濟分析和數學計算。特別是，無論是批評馬克思“轉型問題”的西方經濟學家，還是為馬克思“轉型問題”進行辯護的西方經濟學家，其所運用的數學工具盡管非常高深(甚至越來越高深)，但都是在現象領域做文章，都未能抓住馬克思經濟思想的要害。當然，話又說回來，正如康德的“二律背反”所已表明的那樣，形式邏輯及數學工具等先驗知性范疇隻能在現象界“為自然立法”，而要把握形而上的“實在”，就隻能靠超驗的理性。而理性“超驗”到什麼程度，在不同的學者那裡是有很大差別的。如果把經驗現象界比作堅實的大地，那麼，在純哲學家(如黑格爾、胡塞爾、海德格爾)那裡，理性是在高空飛行﹔而在馬克思、韋伯、哈貝馬斯、福柯那裡，理性就是貼近地面在作低空飛行。

馬克思採用了溯因解釋，而且是以分層本質實在論為基礎的。以他所常用的“決定(bestimmen)”一詞為例。對此，人們常常以經驗層次的“橫向(或稱水平)決定”來理解，這就很難跳出機械因果決定論的窠臼。但如果換一個思路，從分層實在論的“縱向(或稱垂直)決定”來理解，則很容易引入溯因解釋。以建立在分層基礎上的本質實在論來重新審視馬克思一生的主要理論貢獻，就可以發現，馬克思早期在對歷史學和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現實的副本)作深入的實証研究的基礎上，先是“抽象”出了唯物史觀。“抽象”的過程也是“溯因”的過程。溯因得出的“總的結果”只是一種關於歷史“機制”的理論假說，並不能被看作是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然后，馬克思以唯物史觀作為“指導線索”來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入解剖和科學分析，創立了自己的經濟學體系。在自己的經濟學體系中，他從經濟現象的“價格”抽象出(即回溯到)作為其底層的“價值”，在對“價值”進行科學把握之后，再回到(即以價值理論來解釋)現實的“生產價格”。在他那裡，“價值”的抽象並非僅僅是思想中的“虛構”(即唯名論)，而是一種“本質實在”(有別於理念或精神實在論的本質實在論)。而韋伯的“理想型”，是一種唯名論的理論構建(康德主義)，而且是與其方法論個體主義相一致的。

建立在分層實在論基礎上的溯因解釋，也是解決方法論個體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實証主義和非實証主義之二元對立的全新視角。

在社會歷史領域，馬克思通常被看作是整體主義者，或受到辯護(如正統馬克思主義者)，或受到指責、批判(如埃爾斯特)。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恰恰是從“現實的個體的人”出發的。沒有這一前提，唯物史觀就無從談起，所謂的“階級”、“社會”、歷史趨勢也就失去了根基。就歷史發展的某個環節來說，可以說“階級”、“社會”是先在的，個體是被“階級”、“社會”所塑造的(或者說是被決定的)。但“歸根結底”，個體的人先在於“階級”、“社會”，馬克思甚至把共產主義看作是“自由人聯合體”。但並未像契約論理論家那樣訴諸抽象的、魯濱孫式的、原子式的個人，而是追溯到歷史的源頭。因此，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從表面上看也是一種“社會契約”，但其方法論基礎卻與契約論迥異。

在自然領域也是如此。馬克思既承認物質實體是實在，也承認本質和規律是實在(有別於休謨的經驗論)，卻把物質實體看作是先在於本質和規律的。他盡管和黑格爾一樣被歸為本質主義者，但其哲學更接近亞裡士多德，被看作是唯物主義，因為他們都堅持個體實體的先在性。黑格爾盡管在其《哲學史講演錄》中試圖把自己說成是亞裡士多德主義者，但其最終更接近於柏拉圖而非亞裡士多德。

顯然，無論是在社會領域還是在自然領域，馬克思都不是方法論整體主義者，但也不能被看作是方法論個體主義者。這裡的要害是“分層”。既定的結構(規則、規律)可能要溯因到作為其底層的主體(個體)，而既定的主體(個體)也可能要溯因到作為其底層的結構(規則、機制、規律)，於是首尾相接，“分層性”體現為“歷史性”。就人類來說，類人猿作為群居動物，一開始就具有“社會性”。原始人一開始首先是氏族的成員，而不是家庭的成員。但現實的個人(即使是氏族的成員)的活動，卻進一步創造出新的家庭、國家共同體等來取代舊的氏族共同體。這樣，個體與整體之間循環往復、首尾相接，從而不同的民族逐漸形成不同的文化、制度，顯現出文化和發展道路的多樣性。

類似地，馬克思不是實証主義者，但也不能算作是非實証主義者。需要指出的是，實証主義並非一定與方法論個體主義相結合。孔德是實証主義的創始人，但卻是一個方法論整體主義者。杜爾凱姆繼承了孔德的傳統。韋伯是非實証主義者，卻是一個方法論個體主義者。20世紀的人文社會科學家通常是實証主義與方法論個體主義相組合，特別是博弈論(理性選擇理論)成為方法論基礎之后。20世紀以來，一直有西方學者在探索對實証主義和非實証主義、方法論個體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的對立的超越之途，巴斯卡的批判實在論就是近二十多年來在這方面較為成功的嘗試。馬克思早期從黑格爾的思辨方法轉向經驗方法和實証方法之后，對經驗主義和實証主義並不滿意。他以“從具體到抽象，從抽象到具體”的實証辯証法^[2]，很好地體現了他試圖超越實証主義和非實証主義、方法論個體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的對立的嘗試。實際上，包括巴斯卡在內的批判實在論者大都承認馬克思是批判實在論的思想先驅。

馬克思之所以能夠在實証主義和非實証主義、方法論個體主義和方法論的對立變得尖銳之前就開始探索新的方法論，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他屬於亞裡士多德傳統，即堅持個體實體優先的本質主義傳統。這種傳統，介於極端唯名論的經驗主義傳統和極端唯實論的唯理論傳統之間，是唯實論與經驗主義的結合，從而顯現為分層基礎上的本質實在論(分層本質實在論)。如果拒斥所謂的“形而上學”，最后就會投入現象主義的懷抱，在不知不覺中成為當代西方社會科學主流方法論的俘虜。馬克思對庸俗經濟學的批判不是沒有道理的：庸俗經濟學得到了定量研究的精確性和知性科學(可証偽性)的科學性，卻失去了理論的深刻性、穿透性和洞察力。但是，馬克思並未因為批判庸俗經濟學而淪為批判理論家，而是黑格爾、胡塞爾意義上的理論科學家。

小結

溯因解釋實際上是一種消除了歷史目的論、強調偶然性進化論的解釋。馬克思於1867年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把歷史看作是“自然歷史過程”，而此前達爾文於1858年出版了《物種起源》。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明確把唯物史觀與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相對比，是很有道理的。就生物進化來說，是先進化出一般物種(如最初的單細胞生物)，然后才有該物種的生物多樣性﹔在生物多樣性基礎上又“涌現”出新的生物機制，而通過自然選擇機制的作用，其中具有進化前景的物種成為生物進化鏈條中的關鍵環節。生物進化只是宇宙演化的一個鏈條。宇宙大爆炸理論假定宇宙最初產生於“奇點”的大爆炸，“奇點”的狀態是“一”，是“本質”。“奇點”大爆炸意味著“多”的產生和“個體(基本粒子)”的生成。如果說到此為止，似乎一切都是“天定”，都是可以用數學方程來刻畫的，那麼，宇宙大爆炸后初始宇宙因溫度的急劇降低而產生的相變則充滿了偶然性。沒有一個數學方程可以刻畫、預測宇宙的每一步演化，特別是預測銀河系的誕生和地球的出現。地球和人的出現，決非像種子孕育大樹那樣已經在“奇點”中設定好了，對歷史目的論隻能信仰而不能訴諸科學理性。科學家隻能回溯已發生的事件(宇宙、生物、人類歷史的產生及其發展)，感嘆人的出現這種小概論的事件竟然發生了，並試圖構建數學方程、模型或各種非數學的理論來解釋事件發生的內在機制。

以往被人們長期忽視了的一點是，馬克思對自然歷史過程的溯因解釋突出了“偶然性”(非“隨機性”)的作用。這種偶然性並非“主體選擇論”或“主客體辯証法”，而是進化論意義上的偶然性。進化論意義上的偶然性是帶有必然性特點的偶然性：從“事前”的視角來看，一個事件的發生(如google未來能否成為“時代弄潮兒”)沒有必然性，所謂“時勢造英雄”，英雄可以是甲或乙或丙，沒有人(除了“上帝”)知道誰才是“天降大任於斯人”的斯人﹔從“事后”的視角來看，“英雄”當然有其必然性，所謂“幸運隻給有准備的人”。當然，這並非“英雄造時勢”抑或“時勢造英雄”的詭辯，其要害是“進化論”的選擇機制。進化論的前提是多樣性：如果沒有許許多多的“劉邦”，就不會有這一個劉邦的脫穎而出﹔如果沒有無數的“google”這樣的創新個體，就不會有這個google的鶴立雞群﹔如果沒有上億的精子，就不會有恰恰這一個“負有天命”的精子與卵子相結合。20世紀90年代，有英國學者在布倫納資本主義起源理論的基礎上引入進化論解釋：中世紀的歐洲四分五裂(恰如中國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時期)，不同的民族國家不斷試驗各種發展道路和制度，就像射箭一樣，一箭射中太偶然，但如果射了一百次，有一箭射中靶心，不就有其必然性嗎？而英國恰恰是那個射中靶心的國家。因此，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非但沒有強調每個民族都會從前資本主義社會進化到資本主義社會，反而強調了中世紀女奴制解體后西歐從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的獨特性和偶然性。他甚至提到，古羅馬帝國末期似乎具備了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條件，但歷史的事實卻是在一千年后它才破土而出，而此時的亞細亞生產方式還處於長期的停滯狀態。總之，決定論、宿命論、目的論的歷史觀是與馬克思的歷史理論背道而馳的。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魯克儉．馬克思實証辯証法初探[J].學術研究，1999(10).

[3]Cf. Terrell Carver, Marx's Soci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作者單位：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