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關於落后國家跨越“卡夫丁峽谷”思想探析
——重讀《〈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我國學術界一般認為，馬克思在晚年針對俄國革命的前途問題，提出像俄國這樣經濟落后的東方國家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可以跨越“卡夫丁峽谷”，即跨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直接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實際上早在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就遇到過類似的問題，即德國革命往何處去，“雖然對於‘從何處來’這個問題沒有什麼疑問，但是對於‘往何處去’這個問題卻很模糊。”[1]641843年10月，馬克思來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法國的中心城市巴黎，在考察巴黎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狀況后，於1843年10月至12月寫下《〈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以下簡稱《導言》)，明確回答了德國革命“往何處去”的問題，提出像德國這樣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可以跨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直接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實現“普遍的人的解放”。雖然在這篇早期著作中沒有使用“卡夫丁峽谷”一詞，但是馬克思早年關於“德國革命往何處去”和晚年關於“俄國革命往何處去”問題的思考和回答具有同質性。通過分析馬克思早年對德國革命前途命運的思考及其與晚年相關思想的比較，有助於全面理解馬克思關於落后國家跨越“卡夫丁峽谷”的思想。
一、德國革命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緣起
馬克思出生於德國的特利爾城，那裡幾乎沒有工業，居民大多數是官員、商人和手工業者，他們主要經營葡萄果園為生。生於斯長於斯的馬克思十分關注本國社會的發展，對德國社會基本情況有深刻的認識。在《導言》中馬克思詳細分析了19世紀三四十年代德國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狀況。在經濟上，德國是一個生產落后的農業國家。國內封建割據的長期存在，嚴重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直到1834年德意志關稅同盟的建立，資本主義經濟才逐步發展起來。“1837年蒸汽機由1826年的五十八台發展到三百二十八台，1844年棉織品和生鐵產量比1836年大約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但就全國來說，除萊茵河地區外，仍然是一個封建的農業國。”[2]馬克思認為，與英法兩國相比，德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十分緩慢，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巨大的落差。英法兩國在經濟較高發展階段暴露出的嚴重問題在德國尚未形成或僅處於萌芽狀態。“在法國和英國是要消滅已經發展到終極的壟斷﹔在德國卻要把壟斷發展到終極。那裡，正涉及解決問題﹔這裡，才涉及沖突。”[3]6
在政治上，德國是一個封建專制的國家。1843年以前，德國沒有出現資產階級革命運動，雖然局部有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但國內封建勢力依然強大，國王威廉四世執掌國家大權。英法兩國工業革命和政治革命沒有導致德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爆發，馬克思反而認為德國封建專制統治由於其他國家資產階級革命反而暫時得到加強。“我們沒有同現代各國一起經歷革命，卻同它們一起經歷復辟。我們經歷了復辟，首先是因為其他國家敢於進行革命，其次是因為其他國家受到反革命的危害。”[3]3英法兩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都經歷過多次封建復辟，才得以確立資產階級統治。1640年英國爆發資產階級革命，后經數十年動蕩和王朝復辟，直到1688年的“光榮革命”才穩定下來﹔1789年法國大革命后發生幾次封建王朝復辟，一直到1848年2月法國二月革命才正式確立了資產階級的全面統治。馬克思認為，其他國家爆發資產階級革命而后又經歷封建復辟，這對德國封建統治者產生了雙重效應。第一，封建統治者發現其他國家由於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推翻了封建專制統治，因此害怕自己也遭受同樣的命運。於是強化專制統治，壓制本國的資產階級，防范爆發資產階級革命﹔第二，封建統治者看到其他國家封建勢力的復辟，受到鼓舞，進而增強了維護封建專制的決心和信心。在這雙重因素影響下，國王威廉四世為了維護自己的封建統治，處心積慮，處處打扮成全社會利益的代表者進行欺騙。“這個國王想扮演王權的一切角色——封建的和官僚的，專制的和立憲的，獨裁的和民主的﹔他想，這樣做如果不是以人民的名義，便以他本人的名義，如果不是為了人民，便是為他自己本身。”[3]12馬克思指出，這種拙劣的欺騙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德國的政治生活中充斥各種弊端和丑惡，政治統治必然走向更加黑暗和腐朽。“在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可以看到一切國家形式的罪惡。”[3]12
在文化上，德國是富有理論思維的民族。“德國人是一個哲學民族。”[4]在18和19世紀，德國先后涌現了像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格爾和費爾巴哈這樣偉大的思想家，在理論上產生了資產階級哲學——德國古典哲學，這是德國社會的獨特之處。“我們德國人在思想中、在哲學中經歷了自己的未來的歷史。我們是當代的哲學同時代人，而不是當代的歷史同時代人。”[3]7但是德國資本主義經濟十分落后，這種理論領域進步與經濟發展滯后的歷史錯位阻礙了德國的發展，帶來了嚴重的后果。“如果說德國只是用抽象的思維活動伴隨現代各國的發展，而沒有積極參加這種發展的實際斗爭，那麼從另一方面看，它分擔了這一發展的痛苦，而沒有分享這一發展的歡樂和局部的滿足。”[3]11也就是說德國資產階級在本國實踐中並沒有推行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的優秀成果，推動德國社會的進步。德國當局反而強化了專制主義思想，文化上處於倒退的狀態，分擔了“發展的痛苦”。
總之，在德國社會，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毫無政治權利可言，完全處於被奴役的狀態。馬克思憤然指出：“這是一幅什麼景象呵!社會無止境地繼續分成各色人等，這些心胸狹窄、心地不良、粗魯平庸之輩處於互相對立的狀態，這些人正因為相互採取曖昧的猜疑的態度而被自己的統治者一律——雖然形式有所不同——視為特予恩准的存在物。”[3]4在英法兩國工人階級運動不斷高漲的歷史背景之下，作為革命家的馬克思，必然會深入思考德國革命將往何處去。
二、德國革命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對於德國社會的現狀，馬克思在《導言》中指出，國內民眾有三種態度。第一種是守舊派。這主要是德國的歷史學派，他們以保持歷史傳統的穩定性為借口，反對任何方面的變革，主張德國繼續實現封建專制制度，鎮壓農奴的反抗。“有個學派以昨天的卑鄙行為來說明今天的卑鄙行為是合法的，有個學派把農奴反抗鞭子——隻要鞭子是陳舊的、祖傳的、歷史的鞭子——的每一聲吶喊都宣布為叛亂。”[3]3馬克思指出，這一學派是反動的、腐朽的，已經被歷史所唾棄，歷史向這一學派顯示的只是自己的后背。第二種是復古派。一些德國狂熱者希望倒退到封建社會之前的社會，認為在“史前的條頓原始森林”可以尋找自由歷史。馬克思認為開歷史的倒車是沒有出路的，“如果我們的自由歷史隻能到森林中去找，那麼我們的自由歷史和野豬的自由歷史又有什麼區別呢?”[3]3第三種是革命派。革命派堅決要推翻現存的社會制度，同各種封建反動勢力進行不妥協的斗爭，並發出了憤怒的吼聲：“向德國制度開火!一定要開火!”[3]4
馬克思無疑是堅定的革命者，但是德國實行什麼樣的革命，這是馬克思需要回答的首要問題。1843年10月，馬克思來到“一向被看作革命活動的中心”法國巴黎，這裡是當時工人運動最活躍的地方。馬克思深入工人之中，親身考察了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實際狀況，了解法國工人運動取得的輝煌成果，認識到蘊藏在工人階級之中的巨大力量，對未來無產階級革命充滿了信心。正如馬克思在1844年8月給費爾巴哈的一封信中所說的那樣：“您要是能出席法國工人的一次集會就好了，這樣您就會確信這些勞累不堪的人純潔無瑕，心地高尚……歷史正在把我們文明社會的這些‘野蠻人’變成人類解放的實踐因素。”[1]74巴黎之行使馬克思重新認識了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革命。馬克思認識到資產階級革命僅僅是政治解放，但是“政治解放本身並不就是人的解放。”[5]資產階級革命並不觸犯舊社會大廈支柱，它繼續保留生產資料私有制，因此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隨著時代的發展日益變得陳舊腐朽。“這些國家(英國和法國——引者)在理論上反叛的、而且也只是當作鎖鏈來忍受的陳舊腐朽的制度，在德國卻被當作美好未來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歡迎。”[3]6立足新的時代重新審視，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革命對德國來說已經成為歷史廢舊物品，不再具有歷史的進步性。如果此時德國爆發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它不可能像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那樣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也不會成為時代的焦點，而隻會是“時代錯亂”。因為“即使對我國當代政治狀況的否定，也已經是現代各國的歷史廢舊物品堆藏室中布滿灰塵的史實。即使我否定了敷粉的發辮，我還是要同沒有敷粉的發辮打交道。”[3]2“敷粉的發辮”和“沒有敷粉的發辮”是指馬克思恩格斯后來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兩種剝削形式，一是封建社會“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二是資本主義社會“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因此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即使否定了封建主義形式的剝削，但資本主義社會新的剝削形式隨之出現，本質上是用一種私有制代替另一種私有制。
馬克思把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德國1843年以后可能實行的資產階級革命進行比較。1789年開始的法國大革命是一次比較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沉重打擊了封建專制勢力，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黑格爾稱之為“一次壯麗的日出”、“一個光輝燦爛的黎明”。但是在1843年，英法兩國無產階級已經開始反對本國的資產階級。1831年和1834年法國裡昂紡織工人起義，工人提出“工作不能生活，毋寧戰斗而死”的斗爭口號，他們拿起武器，構筑街壘，成立領導組織，與資產階級展開殊死搏斗。1837年5月，成立不久的倫敦工人協會擬定了以爭取普選權為中心內容的請願書，號召人民簽名，從此開始了持續十幾年的憲章運動。在此歷史條件下，馬克思認為此時德國如果進行資產階級革命，那隻不過是補習操練陳舊的歷史。“我們的歷史就像一個不諳操練的新兵一樣，到現在為止還認為自己的任務只是補習操練陳舊的歷史。”[3]6因此，馬克思認為德國革命不能僅僅局限於“從德國本身出發”，德國人民必須“不僅批判這種現存制度，而且同時還要批判這種制度的抽象繼續。”[3]7德國革命要進行雙重批判，不僅要猛烈批判當前的封建制度，而且還要批判“這種制度的抽象繼續”——德國資產階級哲學。“在先進國家，是同現代國家制度實際分裂，在甚至不存在這種制度的德國，卻首先是同這種制度的哲學反映批判地分裂。”[3]7馬克思再次指出，在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先進國家，就要同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實行決裂。在尚未建立這種制度的德國，要批判資產階級哲學，而批判資產階級哲學的目的就是要同這種思想決裂，反對建立與這種思想相適應的資本主義國家。
馬克思在分析了德國如果實行資產階級革命依然是“時代錯亂”之后，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現實可能性。“試問：德國能不能實現有原則高度的實踐，即實現一個不但能把德國提高到現代各國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這些國家最近的將來要達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3]9馬克思所說的“現代化各國的正式水准”是指實行資產階級革命，目標是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將來要達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是指資本主義國家將面臨的無產階級革命，目標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馬克思實際上提出了德國革命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可能性問題。但是馬克思又認為德國不是和英法等現代各國處在同一發展水平，德國在理論上有資產階級哲學，而經濟上和政治上沒有達到資本主義國家水平，“它怎麼能夠一個筋斗就不僅越過自己本身的障礙，而且同時越過現代各國面臨的障礙呢?”[3]11德國無產階級革命既要越過封建主義障礙，還要越過資產階級障礙。馬克思意識到在德國實行徹底革命存在許多困難，但對德國實現人的普遍解放仍然充滿信心。“徹底的德國不從根本上進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國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3]16馬克思能夠得出這樣的結論，主要出於兩個方面的考慮。
第一，德國資產階級的軟弱。要實現資產階級革命，就需要有資產階級的領導，但是此時德國資產階級卻十分軟弱。19世紀三四十年代，英法兩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十分尖銳，工人罷工和起義持續不斷。“不一定非要等到這種矛盾在某一國家發展到極端尖銳的地步，才導致這個國家內發生沖突。由廣泛的國際交往所引起的同工業比較發達的國家的競爭，就足以使工業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產生類似的矛盾。”[3]115工業不發達的德國也卷入無產階級革命進程之中。在馬克思寫完《導言》的第二年，德國爆發了西裡西亞紡織工人起義，這次起義的規模雖然比不上裡昂起義和憲章運動，但它十分明確地反對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的殘酷剝削，是德國無產階級覺醒的標志。德國資產階級面對本國和世界范圍的無產階級運動，既想發展自己，又怕無產階級力量的壯大﹔既想發展資本主義，又想利用封建君主的力量對付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實際上德國資產階級后來為了自身利益，不惜成為封建君主的擁戴者。作為資產階級思想家代表的唯心主義哲學家黑格爾極端仇視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他說人民“只是一群無定形的東西，因此他們的行為完全是自發的無理性的，野蠻的、恐怖的。”[6]並且提出“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著名命題，公然為普魯士王國的存在辯護，表明他保守、妥協的政治立場。馬克思批評黑格爾“拖著一根庸人的辮子”，德國資產階級已經落伍，走向了歷史的反動，不能擔負領導進步革命的重任。因此馬克思認為，“德國社會特殊的歷史發展，排除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在德國取得任何獨創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沒有排除對它進行批判的可能性。”[7]而能承擔批判任務的隻能是無產階級，它的歷史使命是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直至消滅階級。
第二，德國無產階級隊伍不斷壯大。“德國解放的實際可能性到底在哪裡呢?就在於形成一個被戴上徹底的鎖鏈的階級……形成一個由於自己遭受普遍苦難而具有普遍性質的領域。”[3]14馬克思認為，隨著世界交往歷史的形成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德國社會將急劇發生變化，中間等級日益破產分化，德國無產階級力量不斷興起，人數迅速增加，一股強大的改造社會的力量正在形成。無產階級與先進的生產工具相聯系，沒有任何生產資料，成為最具革命性的階級，他們同德國國家制度的前提即私有制發生全面的矛盾。隻有消滅私有制，無產階級才能解放其他一切社會領域從而解放自己。
三、馬克思對德國革命和俄國革命問題思考的比較
馬克思早年對德國革命前途問題的思考，是馬克思對落后國家能否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探索的歷史起點。如果說馬克思早年關注德國革命前途主要是基於對德國革命與英法兩國革命現實條件的比較，那麼馬克思晚年對俄國革命前途的思考則主要是基於對發達資本主義以外的東方落后國家能否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思考。盡管馬克思對德國革命和俄國革命前途和命運的思考具有較大的時間間隔，但其內容實質是一致的，都是對人類解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
1881年，晚年的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和《給維·伊·查蘇利奇的信》及其初稿中，闡述了俄國村社的發展前景，“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戰勝集體因素，或者是后者戰勝前者。先驗地說，兩種結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對於其中任何一種，顯然都必須有完全不同的歷史環境。一切都取決於它所處的歷史環境。”[8]1882年，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說：“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3]25這些論述表明俄國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直接過渡到更高形式的社會。馬克思對德國革命和俄國革命前途的思考，前后相隔近40年，歷史風雲變幻，但是馬克思對兩者的思考前后是一脈相承的。這種相承性體現在馬克思始終從世界歷史發展的高度分析落后國家革命的前途，探索人類解放的道路。對於德國革命，馬克思把它放在英法兩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斗爭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得出德國革命應該而且可以跨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結論。但是同時指出，德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離不開英法兩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支持。“一切內在條件一旦成熟，德國的復活日就會由高盧雄雞的高鳴來宣布。”[3]16法國古稱高盧，因為雄雞是法國第一共和國時代國旗的標志，所以人們把高盧雄雞當作法國人民革命意識的象征。“高盧雄雞如今再次啼叫，而德意志境內也已破曉。”[3]780對於俄國革命，馬克思把東方社會放在西方無產階級革命背景之下加以分析，認為俄國革命如果能成為引發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且雙方能夠互相補充，那麼俄國就可以跨越卡夫丁峽谷，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
當然，馬克思對於德國和俄國革命前途的思考由於時間間隔較大，因而呈現出一定的差異性。馬克思晚年在給查蘇利奇的回信時曾擬了4個草稿，反復修改，表現得十分謹慎，這與馬克思早年對德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樂觀態度形成對照。究其原因，早年的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喪鐘很快敲響，但是后來的歷史並沒有完全按照馬克思的設想發展。馬克思經過深入研究並重新審視資本主義發展狀況后，在1859年提出“兩個絕不會”。1895年，恩格斯在晚年總結1848年歐洲革命經驗時，也公開承認“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的程度。”[9]這些論述表明晚年的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有了更全面的認識，因此對落后國家跨越卡夫丁峽谷提出更具體和嚴格的條件。
總之，馬克思從早年到晚年對於落后國家能否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思考前后相承，始終對資本主義制度保持強烈的批判和否定態度。對於落后國家革命的前途問題，馬克思強調要從世界歷史的高度來認識，要求具體分析每個國家所處當時的歷史環境，把握時代的發展特點，走歷史發展的必由之路。馬克思這一思想也啟示我們，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我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國家跨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走向社會主義道路，有其歷史必然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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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5.
[9]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12.
（作者單位：南通大學政治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