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六冊結構”計劃看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作者:劉明遠    發布時間:2014-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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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學術界多年來有一種傾向,希望擴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其研究范圍:不僅研究生產關系,還應當研究生產力及資源配置問題。為了能夠實現這一目標,他們寄希望於對《資本論》第1卷初版序言中的“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以下簡述為《資本論》序言中的“那句話”)進行新的解讀:即隻要《資本論》研究對象包括生產力及資源配置等方面的內容,就可以理所當然地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研究生產關系,還研究生產力及資源配置,甚至將其置於首位。這種學術傾向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暴露了一個缺陷,即把《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等同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或馬克思經濟學研究對象。這樣做有顧此失彼之嫌,因為《資本論》的研究對象事實上不僅不能等同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甚至也不能等同於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比《資本論》研究對象寬泛得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比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更加寬泛,因為馬克思經濟學理論體系由“六冊結構”組成,《資本論》僅僅相當於其中“資本一般”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還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如果把《資本論》研究對象等同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就等於縮小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范圍。不僅如此,要想從序言中的“那句話”中解讀出《資本論》不僅研究生產關系,還研究生產力及資源配置,關鍵在於解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解讀這一概念的困難在於如何做到既符合“那句話”的邏輯,又符合馬克思的原意。

本文著眼於馬克思經濟學著作“六冊結構”計劃,以及馬克思對其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多次表述,認為他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一個多層面結構。作為整體的“六冊結構”體系的研究對象,“資本一般”(《資本論》)、競爭、信用、股份制等篇的研究對象是一個從抽象到具體、從一般到特殊逐漸展開的體系。整個經濟學著作也就是“六冊結構”體系的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資本”、“雇佣勞動”、“土地所有制”等冊的研究對象分別是“資本家階級”、“雇佣工人階級”、“土地所有者階級”的“經濟生活條件”。《資本論》闡述的是“資本一般”層面上的理論,因而是最抽象、最一般、最基本的部分,其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生產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和交換條件”。以此類推,處於整個著作最為具體層面上的“世界市場”冊將考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提、基礎和生活條件”,[1]即“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作為世界市場總體考察時所表現出來的聯系與各種要素之間的關系”。

本文充分意識到准確把握馬克思經濟學研究對象與《資本論》研究對象的理論與實踐意義。所以,研究工作最大限度地尊重馬克思的原意,尊重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相關論述,尤其是對中國學者多年來對政治經濟學、《資本論》研究對象的研究成果給予了高度關注,他們的有益探索為本文的論証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二、解讀《資本論》研究對象應當遵循的原則

有些學者考察過馬克思著述中幾百處出現過的“生產方式”的段落或句子,並且根據上下文將其含義歸納為“生產關系”、“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用什麼工具進行生產”、“勞動方式”、“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間環節”、“保証自己的生活方式”等含義,然后選擇一種自己認為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匹配的含義,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不存在同義反復,進而確定《資本論》的研究對象。這種方法表面看來仔細認真,但實際上不應當成為辨析《資本論》研究對象的首選,只是在萬不得已時才考慮的選項,因為這樣做仍然帶有很強的主觀色彩。

本文認為,解讀《資本論》研究對象理應遵循以下原則:(1)盡量尋找能夠反映馬克思本人意願的關於《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表述或信息。(2)盡量以恩格斯對政治經濟學(包括《資本論》)研究對象的闡述或認可的表述為依據。(3)以馬克思《資本論》內容體現的研究對象為依據。(4)盡量避免隨意摘引馬克思著作中的某些段落來論証自己的既定觀點。(5)仔細核對譯文是否准確。[2]

堅持原則(1)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資本論》是馬克思獨立完成的著作,相關文獻中不僅有作者對研究對象的表述,而且這種表述是多視角、多層面、一貫的,這就是“市民社會—資產階級經濟制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如果我們能夠做到既尊重德文語境下的含義,又尊重法文版的含義,就等於尊重了馬克思的原意,《資本論》研究對象就可以表述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和交換條件”。

堅持原則(2)的理由也是顯而易見的。對於馬克思經濟學而言,除了馬克思本人外,恩格斯應當最有發言權,這不僅因為馬克思支持恩格斯寫的著作中專門討論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問題,恩格斯還親自審閱、校對過的《資本論》英文第一版選擇了德文“verhalniss”中的“conditions”(“條件”)含義,而且這種選擇與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對政治經濟研究對象的表述保持了一致。當然,恩格斯與馬克思之間在理論、信念、學術等方面特殊的合作關系,更能夠體現恩格斯對解讀馬克思《資本論》或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權威性。

堅持原則(3)實質上是尊重和堅持實物依據。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第一篇第一章開頭對《資本論》各卷研究對象的闡述無疑是解讀《資本論》對象的重要依據之一。在此,馬克思明確指出,《資本論》第1卷“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作為直接生產過程考察時呈現的各種現象,而撇開了這個過程以外的各種情況引起的一切次要影響﹔第2卷的研究對象是資本的“流通過程”﹔第3卷“揭示和說明資本運動過程作為整體考察時所產生的各種具體形式”。應當說,《資本論》第3卷闡述的《資本論》各卷的研究對象在總體上與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論》以及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表述是一致的。前面的論証已經說明,馬克思整個經濟學著作的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資本論》的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生產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和交換條件”,由於“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是“資本運動過程作為整體考察時所產生的各種具體形式”,所以屬於“生產與交換條件”的從屬形式,在研究對象的表述中可以提及也可省略,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兩次表述廣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時就是這樣。

堅持原則(4)是為了避免以隻語片言為依據,隨意解釋馬克思原文的含義。學術界多年來對《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辨析、論証較為突出地反映了這種傾向,許多學者預先設定了某種觀點,然后從馬克思的著作中選擇某些段落、某句話作為依據,以証明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我們經常能看到這樣的情況,學者們引述了同一句話,但証明的觀點或得出的結論存在很大的差異,甚至截然相反,也就是用同一些段落或話語既可以說馬克思對《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表述明白無誤,也可以說存在多義。這種狀況很容易導致無休止的爭論。

堅持原則(5)也很有必要。就一般的情理而言,像馬克思那樣治學特別嚴謹的人,不可能在為自己幾乎耗費畢生精力完成的著作寫的序言中出現差錯,尤其是不可能把該著作的研究對象這樣一個極為重要的話題表述得模糊不清。況且《資本論》第1卷問世后,馬克思本人親自修訂、校訂過三個版本,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內,即使最初的表述不夠清楚,馬克思也完全有可能根據讀者的反饋意見和自己的嚴謹的治學態度發現並予以糾正。把一種語言表達的內容轉換為另一種語言來表達,隨著語言環境的變化,出現誤譯、誤解是常有的事。《資本論》中譯文就經常存在誤譯之處,被讀者發現后予以糾正。《資本論》英譯本也存在這種情況,英文第一版與第二版對《資本論》研究對象的翻譯就存在差異。所以,仔細考証、推敲一下譯文是否准確,也並非多余。

  三、馬克思對其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表述

在馬克思研究和創立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過程中,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有過多次表述,這些表述反映了馬克思確定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原意。通過對這些表述的分析對比不僅有助於我們了解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也有助於我們消除學術界對《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質疑。

1842∼1843年間,馬克思在《萊茵報》做編輯工作的時候遇到了“需要對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為了解決這一讓他苦惱的問題,他乘《萊茵報》被當局取締的機會再次回到書房,對黑格爾法哲學進行了深入研究[3],並得出這樣的結論:“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4]這裡的“市民社會”就是馬克思最初為他的經濟學確定的研究對象,其含義就是“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或“資本主義物質關系的總和”。[5]

在此后的十幾年時間裡,馬克思對資產階級經濟學文獻、經濟史、現實經濟進行了廣泛的批判和研究,寫下了大量的筆記(《巴黎筆記》、《布魯塞爾筆記》、《曼徹斯特筆記》、《倫敦筆記》)和《雇佣勞動與資本》、《哲學的貧困》等經濟學著述,為創建馬克思經濟學理論體系打下了基礎。1857年6月,馬克思正式開始寫作“解剖市民社會”的經濟學著作。動筆后不久,他為整個經濟學著作擬定了一個寫作計劃,即“五篇結構”計劃:“顯然,應當這樣來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規定,因此它們或多或少屬於一切社會形式,不過是在上面所分析過的意義上。(2)形成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結構並且成為基本階級的依據的范疇。資本、雇佣勞動、土地所有制。它們相互之間的關系。城市和鄉村。三大社會階級。它們之間的交換。流通。信用事業(私人的)。(3)資產階級社會在國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來考察。“非生產”階級。稅。國債。公的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國移民。(4)生產的國際關系。國際分工,國際交換。輸出和輸入。匯率。(5)世界市場和危機。”[6]“五篇結構”計劃雖然不是最終的寫作計劃,但它已經勾勒出馬克思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基本輪廓,是一個高度凝縮的提綱。通過這個提綱,我們已經能夠看出馬克思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基本結構以及各篇包括的基本內容是什麼了。

半年后,馬克思在致拉薩爾的信中又進一步把“五篇結構”計劃調整為“六冊結構”計劃。這個計劃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序言”中予以公布,即:“我考察資產階級經濟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順序:資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在前三項下,我研究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分成的三大階級的經濟生活條件﹔其他三項的相互聯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冊論述資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組成:(1)商品,(2)貨幣或簡單流通,(3)資本一般。”[7]根據馬克思對“六冊結構”計劃的解釋,前三冊將詳細闡述基本經濟原理,后三冊隻打算做一些基本敘述。[8]由於“六冊結構”計劃是馬克思“解剖市民社會”的整體理論結構與著作體系,所以該計劃中提出的“資產階級經濟制度”就是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這一總的研究對象即整個著作的研究對象之下,從抽象到具體依次展開的“各冊”、“各篇”都有自己具體的、特殊的研究對象。例如,第一冊“資本”、第二冊“土地所有制”、第三冊“雇佣勞動”分別研究資產階級、土地所有者階級、雇佣工人階級等“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分成的三大階級的經濟生活條件”﹔“競爭”、“信用”、“股份制”等篇則具體研究“許多資本”之間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這裡,“競爭”篇的研究對象應當是“許多資本之間的相互作用”﹔“信用”篇的研究對象應當是“整個資本與單個資本之間的關系”﹔“股份資本”篇的研究對象應當是“導向未來社會的資本組織形式及其矛盾”。如果聯系“五篇結構”計劃中的提示,我們還可以大致推測出“國家”冊的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在國家形式上的概括”﹔“對外貿易”冊的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國際關系(條件)”﹔“世界市場”冊的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和生活條件”,[9]或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矛盾的普遍展開和隨之而來的經濟危機的不斷深化”,即經濟危機。[10]

1862年12月28日,馬克思寫信告訴庫格曼,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續篇”的“第二分冊”即將完成。這個第二部分“將以《資本論》為標題單獨出版,而《政治經濟學批判》這個名稱隻作為副標題”。“它隻包括本來應該構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內容,即《資本一般》”,“這裡沒有包括資本的競爭和信用”。“這一卷的內容就是英國人稱作政治經濟學原理的東西”,它同第一部分合起來就是整個著作的“精髓”。[11]寫於1864年夏的《資本論》第3卷第一章,對《資本論》第1、第2、第3卷的研究對象做了具體說明:“在第一冊中,我們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作為直接生產過程考察時呈現的各種現象,而撇開了這個過程以外的各種情況引起的一切次要影響。但是,這個直接的生產過程並沒有結束資本的生活過程。在現實世界裡,它還要由流通過程來補充,而流通過程則是第二冊研究的對象。在第二冊中,特別是把流通過程作為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媒介來考察的第三篇指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就整體來看,是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統一。至於這個第三冊的內容,它不能是對於這個統一的一般的考察。相反地,這一卷要揭示和說明資本運動過程作為整體考察時所產生的各種具體形式。資本在其現實運動中就是以這些具體形式互相對立的,對這些具體形式來說,資本在直接生產過程中採取的形態和在流通過程中採取的形態,只是表現為特殊的要素。因此,我們在本冊中將闡明的資本的各種形態,同資本在社會表面上,在各種資本的相互作用中,在競爭中,以及在生產當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識中所表現出來的形式,是一步步地接近了。”[12]1867年,《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一版問世,馬克思在這一版“序言”中明確提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此后的德文版雖然都沿用了這一表述,但是在法文版和英文版卻做了修改。在法文版中,馬克思把這句話之后緊接著的那句話“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在英國”,改為“英國是這種生產的典型地點”。這意味著前一句話中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其含義是“資本主義生產”。

總的看來,從最初的“解剖市民社會”,到后來的“考察資產階級經濟制度”、“研究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分成的三大階級的經濟生活條件”,再到后來的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馬克思不僅為整個經濟學著作(“六冊結構”計劃)確定了總的研究對象,也為從抽象到具體按照縱向依次展開的部分著作(資本、雇佣勞動、土地所有制﹔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確定了研究對象,還為從總體到個別即橫向依次展開的著作(資本一般、競爭、信用、股份制﹔《資本論》第1、第2、第3卷)確定了研究對象,這樣的一個由橫向、縱向展開的著作體系不僅要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分成的三大階級的經濟生活條件”、資本主義生產,還要研究這種生產如何在一定的關系下進行,這種關系不僅包括第一級的關系,還包括“第二級和第三級,總之,派生的、轉移來的、非原生的生產關系”,以及“國際關系在這裡的影響”。[13]

需要說明的是,馬克思於1862年決定以《資本論》為標題單獨出版隻包括相當於“資本一般”內容的經濟學著作,而原來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隻作為副標題,之后,馬克思雖然沒有再從整體意義上提及“六冊結構”計劃,但也沒有在任何地方表明他放棄了這個計劃﹔相反,有大量的提示表明,馬克思一直把“資本一般”以后的各篇(“競爭”、“信用”、“股份資本”)和“資本”冊以后的各冊(《土地所有制》、《雇佣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作為《資本論》的續篇看待。尤其是《資本論》第1卷中的兩處提示為此提供了有力的証據,即“這裡不考察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怎樣表現為資本的外部運動,怎樣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發生作用,從而成為單個資本家意識中的動機。然而有一點是很清楚:隻有了解了資本的內在本性才能對競爭進行科學的分析,正像隻有認識了天體的實際的、但又直接感覺不到的運動的人,才能了解天體的表面上的運動一樣。”[14]“工資本身又採取各種各樣的形式……但是,闡述所有這些形式屬於專門研究雇佣勞動的學術的范圍,因而不是本書的任務。”[15]從德文第一版開始,以后的一再修訂再版,這兩段話始終未做變動。[16]

  四、對馬克思關於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表述中若干術語與表述的說明

從確定“解剖市民社會”到法文版對《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說明性修改,期間數次提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涉及“市民社會”、“資產階級經濟制度”、“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分成的三大階級的經濟生活條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資本主義生產”等術語和說法,明確它們之間的差別與內在聯系,對於准確理解和把握包括《資本論》在內的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也很有必要。

關於“市民社會”,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有兩重含義。廣義地說,是指社會發展各個歷史時期的經濟制度,即決定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物質關系總和、“社會發展各歷史時期的經濟制度”。狹義地說,是指資產階級社會的物質關系或資本主義“物質關系的總和”。[17]由於馬克思經濟學解剖的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市民社會”,所以其含義應當是“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物質關系的總和”或“資產階級經濟制度”。

關於“資產階級經濟制度”,恩格斯在1891年為《雇佣勞動與資本》新版單行本寫的序言中有過這樣的一段解說:“這就是我們的全部當代社會的經濟制度:工人階級是生產全部價值的唯一的階級。因為價值只是勞動的另一種表現,是我們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用以表示包含在一定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量的一種表現。但是,這些由工人所生產的價值不屬於工人,而是屬於那些佔有原料、機器、工具和預付資金,因而有可能去購買工人階級的勞動力的所有者。所以,工人階級從他們所生產的全部產品中隻取回一部分。另一部分,即資本家階級保留在自己手裡並至多也隻需和土地所有者階級瓜分的那一部分,如我們剛才所說的那樣,隨著每一項新的發明和發展而日益增大,而落到工人階級手中的那一部分(按人口計算)或者增加得很慢和很少,或者是一點也不增加,並且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還會縮減。”[18]恩格斯的這個說明基本上涵蓋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特征:(1)資本家階級壟斷了生產資料佔有權﹔(2)廣大勞動者隻能靠出賣勞動力為生﹔(3)資本家無償地佔有雇佣工人剩余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且對剩余價值的追求成為社會生產的決定性動機和根本目的﹔(4)資本積累的趨勢表現為資本家階級的財富積累與無產階級的貧困積累一同增長。

關於“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分成的三大階級的經濟生活條件”,主要指“資本主義生產”或“剩余價值生產”。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壟斷了生產資料,土地所有者壟斷了土地所有權,雇佣工人除了勞動力之外,既無生產資料又無生活資料來源。資本家為了獲得剩余價值,在市場上購買生產資料、勞動力等生產要素,讓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相結合進入生產過程,生產出包含有剩余價值的商品﹔雇佣工人不得不把勞動力賣給資本家,在勞動過程中一方面把物化勞動的價值保存下來,同時創造出勞動力價值和剩余價值。在價值分配環節上,雇佣工人得到了勞動力價值,全體資本家、土地所有者通過對剩余價值的瓜分,分別獲得利潤、利息和地租。於是,利潤、利息、地租、工資構成了“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分成的三大階級”的基本生活來源,資本主義生產或剩余價值生產也就自然成為資本家階級、土地所有者階級、雇佣工人階級共同的經濟生活條件。

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由於馬克思在不同場合下對“生產方式”的使用賦予了其不同的含義,這給理解《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有關《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表述帶來了困難。但是,法文版的改動已經明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中的“生產方式”的含義是什麼,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資本論》第1卷法文版是馬克思改動最多的一版,也是他有生之年修訂過的最后一版。法文版是在德文第二版的基礎上修訂的,這一版中的許多改動是為了讓讀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在法文版中,馬克思對德文第二版中出現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地方有過多處修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時候被保存下來,有時候被修改為“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生產”,而且在許多場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被同時並用。中國學者馮文光、張鐘朴列舉了法文版多處改動“生產方式”的例子,他們從改動后的含義總結出兩點結論:一是指某種生產(形式)、某種社會制度或經濟制度﹔二是指生產技術工藝或生產技術方式。馮文光與張鐘朴根據改動后的含義,把德文第一版序言中的表述還原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並且認為,這裡的資本主義生產本質上就是剩余價值生產。[19]

關於“資本主義生產”,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指出了它的三個主要事實,即“(1)生產資料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因此不再表現為直接勞動者的財產,盡管首先表現為資本家的私有財產。這些資本家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受托人,但是他們會把從這種委托中得到的全部果實裝進私囊。(2)勞動本身由於協作、分工以及勞動和自然科學的結合而組織成為社會的勞動。從這兩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把私有財產和私人勞動揚棄了,雖然是在對立的形式上把它們揚棄的。(3)世界市場的形成。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發展著的、與人口相比驚人巨大的生產力,以及雖然不是與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資本價值(不僅是它的物質實體)的增加,同這個驚人巨大的生產力為之服務的、與財富的增長相比變得越來越狹小的基礎相矛盾,同這個不斷膨脹的資本的價值增值的條件相矛盾。危機就是這樣發生的。”[20]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實質上就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就是剩余勞動的吮吸”。[21]這些事實表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實際上是揭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發展規律。

盡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產階級經濟制度”、“資本主義經濟形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等在馬克思著作中經常以相同含義的概念來使用,但是這些概念被用在對研究對象的表述上還是有差別的。例如,《資本論》第1卷序言有關研究對象表述中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不可以被“資產階級經濟制度”、“資本主義經濟形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等概念所取代,而且不能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統一”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整個著作的研究對象,不應該是僅僅反映“資本主義生產”含義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是反映“資本主義物質關系的總和”的“資產階級經濟制度”。作為《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資本主義生產”就不能等同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因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僅包括“剩余價值生產”,還包括“資產階級社會在國家形式上的概括”、“生產的國際關系”、“資產階級社會越出國家的界限”、“經濟危機”等內容。

  五、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人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表述及其影響

恩格斯在發表於1877年1月至1878年7月之間的《反杜林論》中,以專門論題闡述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與方法,他在“第二編(政治經濟學)”一開頭就指出:“政治經濟學,從最廣的意義上說,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認為,“生產和交換是兩種不同的職能”,“這兩種職能在每一瞬間都互相制約,並且互相影響,以致它們可以叫做經濟曲線的橫坐標和縱坐標”,“隨著歷史上一定社會的生產和交換的方式和方法的產生,隨著這一社會的歷史前提的產生,同時也產生了產品分配的方式方法”。也就說,分配是生產和交換的產物,生產和交換方式決定分配方式,分配方式反過來影響生產和交換方式。基於這樣一些要素及其關系,恩格斯又進一步指出:“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並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這樣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尚待創造。到現在為止,我們所掌握的有關經濟科學的東西,幾乎隻限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生和發展:它從批判封建的生產形式和交換形式的殘余開始,証明它們必然要被資本主義形式所代替,然后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相應的交換形式的規律從正面,即從促進一般的社會目的的方面來加以闡述,最后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進行社會主義的批判,就是說,從反面來敘述它的規律,証明這種生產方式由於它本身的發展,正在接近它使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境地。這一批判証明: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和交換形式日益成為生產本身所無法忍受的桎梏﹔這些形式所必然產生的分配方式造成了日益無法忍受的階級狀況,造成了人數愈來愈少但是愈來愈富的資本家和人數愈來愈多而總的說來處境愈來愈惡劣的一無所有的雇佣工人之間的日益尖銳的對立﹔最后,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再能駕馭的、大量的生產力,正在等待著為了有計劃地合作而組織起來的社會去佔有,以便保証,並且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保証全體社會成員享有生存和自由發展其才能的資料。”[22]從上述引文可以看出,恩格斯在寫作《反杜林論》的時候,還僅僅知道《資本論》第1卷的理論體系,而這一卷也只是闡述了資本的生產問題,還尚未涉及交換和分配問題。盡管如此,恩格斯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表述,為我們解讀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一版序言中對《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表述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反杜林論》雖然以恩格斯署名,但它事實上是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成果,兩人不僅在許多問題上有過商量、討論,馬克思還聽恩格斯念過《反杜林論》的全稿,還親自為該書撰寫了政治經濟學編中《〈批判史〉論述》一章。按理說,兩人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表述應該具有一致性,因為恩格斯完全贊同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從恩格斯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表述推測,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表述,即“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中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可以被理解為“生產條件和交換條件”或“生產和交換條件”。事實上,恩格斯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表述在1887年1月出版的英文第一版中得以體現。由恩格斯親自審校過的英文版對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表述翻譯為:“In this work I have to examine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and th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corresponding to that mode. Up to the present time,their classic ground is England.”第一版德文原文用的是“verhaltniss”一詞,該詞的含義較多,其中包括“relation”、“condition”等含義,翻譯成英文時多數情況下採用“condition”。《資本論》第一卷英文譯本第一版由賽米爾·穆爾和艾威林翻譯,其中艾威林翻譯了“作者的兩篇序言”。[23]也就是說,《資本論》出版序言是由艾威林翻譯的,譯文採用了“conditions”。這句話譯成中文就是:“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和交換條件”。艾威林沒有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經歷,因而有人認為英譯文採用“conditions”是艾威林的一個翻譯失誤。這種說法不符合情理,因為即使艾威林是一個經濟學外行,不能准確翻譯原文,有恩格斯這樣的最終校對與審閱者,做出修正應當在情理之中,況且序言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表述如此重要,恩格斯不可能在這上面出現疏忽。仔細推敲,翻譯成“conditions”比翻譯成“relations”在更大程度上與《資本論》的內容相符,也符合馬克思對《資本論》研究對象表述的邏輯要求。“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和交換條件”,這樣的表述在更大程度上與《資本論》的實際內容相吻合,即《資本論》在整體上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在具體層面上:第1卷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作為直接生產過程考察時呈現的各種現象,即資本的生產條件﹔第2卷研究資本的流通過程,及資本的交換條件﹔第3卷揭示和說明資本運動過程作為整體考察時所產生的各種具體的形式,即資本的分配條件。

值得注意的是:《資本論》第1卷1867年推出德文第一版、1873年德文第二版、1883年11月第三版、1890年6月推出第四版,期間還翻譯出版了法文版(1872∼1875年)、英文版(1887年1月)、俄文版,等等,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中,馬克思、恩格斯沒有一處文稿提到過《資本論》第1卷序言中“那句話”存在爭議。恩格斯逝世之后,包括考茨基、盧森堡、希法亭等在內的第二國際理論家們以及一大批前蘇聯學者,對《資本論》中的許多問題進行過解釋、爭辯,但很少有人正面回應這句話在理解上存在分歧。現代研究《資本論》的歐美學者、日本學者基本上對“那句話”採取認可的態度,很少有人從正面提出質疑。例如,蘇聯著名的《資本論》研究專家盧森貝在《〈資本論〉注釋》中用這樣一段話解釋《資本論》的研究對象:“馬克思對於政治經濟學對象,也就是對於《資本論》對象的理解,與此完全不同。馬克思認為,首先,生產、流通和分配是統一的整體,並且不論流通或分配都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雖然它們反過來影響生產方式。”[24]這裡,盧森貝把“生產”等同於“生產方式”,等於說《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就是資本的“生產、流通和分配”。路易-阿爾都塞(《讀〈資本論〉》)、歐內斯特-曼德爾(《〈資本論〉新英譯本導言》)在他們研究《資本論》的專門著作中雖然有專門討論《資本論》研究對象的條目,但基本上回避了對《資本論》第1卷序言中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詞的解釋。他們要麼從生產、消費、分配、交換等經濟學的三大或四大“空間”領域討論《資本論》的研究對象,要麼以《資本論》第3卷開頭的那段話為依據說明《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由本·福克斯(Ben Fowkes)翻譯的《資本論》第1卷英文第二版,把英文第一版中的“conditions”替換為“relations”,但沒有對此做任何說明。這些動向也許說明《資本論》序言中的“那句話”存在歧義,但人們只是因為某些方面的顧忌而沒有展開爭論。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1)德文的原文表述本來就較為清楚,后來經過法文版的說明性修改已經十分清楚。像《資本論》這樣幾乎耗費了作者畢生精力且寄予厚望的著作,作者不可能在為其寫作出版序言的時出現疏忽,不可能把研究對象這樣重要的內容表述得模糊不清、令人費解。馬克思之所以在出版《資本論》法文版時對原稿做了大量修改與補充,原因之一就是為了讓法國讀者更容易理解。(2)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觀點限制了學術界本該有的質疑與爭論。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人都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發表過意見,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質疑、挑戰革命導師的言論曾一度要冒很大的政治風險。

恩格斯在為《資本論》寫的書評中指出:“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政治經濟學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理論分析,因此,它以發達的資產階級關系為前提。”即對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理論分析。他還說:“經濟學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25]列寧在1897年發表的《評經濟浪漫主義》一文中寫道:“政治經濟學的對象絕不像通常所說的那樣是物質的生產(這是工藝學的對象),而是人們在生產中的社會關系。”“馬克思認為經濟制度是政治上層建筑借以樹立起來的基礎,所以他特別注意研究這個經濟制度。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就是專門研究現代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制度的。”[26]1952年,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為政治經濟學下了一個具體的定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人們的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這裡包括:(1)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2)由此產生的各種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或如馬克思所說的,‘互相交換其活動’﹔(3)完全以它們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這一切共同構成政治經濟學的對象。”一直到今天,我國許多政治經濟學的教科書都根據這一觀點闡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毛澤東在1959年批注蘇聯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也做了“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主要是生產關系”的論述。

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關於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上述觀點,被許多學者“無條件”接受,相關的段落或句子成為學術界求証《資本論》或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時引用頻率很高的文獻。這在一定程度上與領袖的權威性有關。在正常的學術環境下,這本來是一件有利於繁榮學術的好事,但在過度“領袖崇拜”的年代,卻不利於學術爭鳴的深入開展。

六、中國學者對《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辨析及其成就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國學者對政治經濟學是否研究生產力問題展開過討論。學者李平心率先主張政治經濟學不僅要研究生產關系,還應當研究生產力,並且對生產力的性質、運動規律等進行了深入而廣泛的論述。由於這樣的主張在當時過於敏感,立刻引起一場激烈的論戰,最后迫於政治壓力,不了了之。80年代初,中國學者又一次發起對生產力問題的討論,除了繼續探討生產力性質、生產力系統、生產力運動規律等內容外,直接主張政治經濟學不僅要研究生產力,還應當將其放在首位。[27]與此前的討論相比較,此次討論更有針對性,目標更加明確,一開始就圍繞對《資本論》第1卷序言中“那句話”的解讀而展開,希望能夠從《資本論》研究對象中找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的依據。

學者們首先認為,馬克思著述中的“生產方式”不是一個單一含義概念,而是一個包含“生產關系”、“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生產力的利用形式”、“用什麼工具進行生產”、“勞動方式”、“生產的社會形式”、“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中間環節”、“保証自己的生活方式”等在內的多重含義概念,《資本論》研究對象中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如果包含有“生產關系”含義,就與“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與交換關系”發生邏輯上的沖突,隻有排除了這層含義,才能避免邏輯錯誤。這樣,可供選擇的就隻剩下“生產力的利用形式”、“用什麼工具進行生產”、“生產資料同勞動力的結合方式”、“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中間環節”、“保証自己的生活方式”、“勞動方式”等含義。從學者們論述情況來看,多數觀點傾向於“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中間環節”、“勞動方式”等含義。

有些學者根據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信中的一句話、1847年《哲學的貧困》中的一句話、《資本論》第3卷第993頁中的一段話,認為馬克思始終堅持了“生產力決定生產方式,生產方式決定生產關系”原理(即所謂“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他對《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表述就是這一原理的具體應用,所以其表述明白無誤,不存在二義。持有這類觀點的學者認為,這一原理中的“生產方式”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中間環節”,其含義是“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結合以生產人們所需要的物質資料的特殊方式”﹔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其含義就是“雇佣勞動和資本相結合以生產人們所需要的物質資料的特殊方式”。[28]也有學者將其解釋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29]還有學者認為,根據馬克思“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的一貫分析原理並結合《資本論》第1卷的實際內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似應理解為“資本主義勞動方式”,“勞動方式”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中介體,特定的勞動方式以一定的生產力為基礎,同時受到特定生產關系的制約,具有顯著的社會歷史特征。[30]總之,認為馬克思有“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並且用這個原理解讀《資本論》研究對象,其前提是這裡的“生產方式”不能包含“生產關系”含義,否則就會導致邏輯錯誤,而目前的解讀均存在生產關系的成分。例如,不管“資本主義勞動方式”,還是“雇佣勞動和資本相結合以生產人們所需要的物質資料的特殊方式”,均反映著資本與勞動者之間的雇佣與被雇佣關系。如果把這裡的“生產方式”理解為“生產的純技術方式”,也同樣會出現與前面的“生產力”難以劃清界限的問題,除非給“生產力”規定一個特定一個類似“生產資料”這樣的含義。[31]

有學者根據《資本論》全書的內容和初版序言中“那句話”的內部聯系,把序言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含義解釋為“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32]有學者則將其含義推斷為“資本主義物質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相統一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33]有學者將其含義推斷為“與一定的所有制相聯系的資本和雇佣勞動相結合的方式”﹔[34]有學者將其含義推斷為“資本主義生產要素結合方式”﹔[35]有學者將其含義推斷為“生產的技術方式”或“一定歷史時期的特定社會的物質生產的技術狀況及其技術的、社會的結合形式”﹔[36]有學者將其含義推斷為“資本主義經濟形成的生產力基礎的生產組織或勞動方式”﹔[37]有學者將其含義推斷為“社會經濟形態”,[38]等等。由於受篇幅的限制,這裡不一一列舉。針對學術界對《資本論》初版序言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任意解讀,馮文光、張鐘朴早在1985年就以馬克思在法文版中的“說明性修改”為依據,認為其含義應當是“資本主義生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要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39]胡鈞在1997年發表文章認為,《資本論》法文版的出版應當說“已經解決了爭論的問題”。[40]在明知存在反映馬克思原意之証據的情況下,學者們仍然各說其是、爭論不休,這隻能說明他們不願接受馬克思在法文版中的“說明性修改”。

當然,從馬克思其他論述中尋找線索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做出解釋的學者也大有人在,湯在新是其中的一位,他根據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論述,即“經濟學家們向我們解釋了生產怎樣在上述關系下進行,但是沒有說明這些關系本身是怎樣產生的,也就是說,沒有說明產生這些關系的歷史運動”,[41]推斷出“政治經濟學要研究生產怎樣在一定關系下進行,或者說,研究在一定生產關系下如何使物質財富得到增長,並研究這些關系的歷史運動。”[42]他曾特意強調“也許可以說,撇開了前者,就不成其為政治經濟學﹔撇開了后者,就不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就意味著,“政治經濟學不僅要研究生產怎樣在一定的關系下進行,還要研究這些關系的歷史運動。”[43]

總之,中國學者多年來對《資本論》乃至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爭論雖然仍在繼續,分歧依然很多,但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首先,學術上的爭論加深了人們對《資本論》乃至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認識,推動了學術繁榮。其次,多數學者對政治經濟學需要研究生產力或資源配置等問題達成共識,並以實際行動促進這一目標的實現。再次,對生產力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提出了“生產力有其自身發展規律”的理論主張,創建了以生產力發展規律為研究對象的“生產力經濟學”。

七、結論

本文著眼於馬克思經濟學著作“六冊結構”計劃,把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還原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著眼於《資本論》法文版、英文版對其研究對象的說明性修改與翻譯,把《資本論》研究對象還原為“資本主義生產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和交換條件”﹔著眼於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論》乃至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一貫表述,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馬克思經濟學與《資本論》研究對象區分開來,認為馬克思經濟學著作從整體到部分、從抽象到具體、從一般到特殊,是一個多層面結構,其研究對象也呈現出多層面性。根據研究對象的差別,以及學術界多年來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本文認為很有必要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馬克思經濟學、《資本論》區分開來,這樣做有利於清楚界定學科之間的界限,明確其研究對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除了包括馬克思經濟學的全部內容之外,還包括馬克思之外的其他人的經濟學說或理論。“馬克思經濟學”包括《資本論》在內的所有馬克思創造的經濟學說或理論,《資本論》僅僅是馬克思經濟學的一部分。

作為馬克思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與作為“資本一般”研究對象的“資本主義生產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和交換條件”相比較,其研究范圍要寬泛得多,它在“資本一般”已經研究的基礎上,還要研究雇佣勞動者階級、土地所有者階級的基本經濟生活條件,還要研究國家的職能和作用、生產的國際關系、資本的國際流動、價值規律作用的國際形式、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和生活條件的世界市場、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總體關系、世界經濟危機等問題。所以,馬克思經濟學研究對象本來是一個很寬泛的領域,只是因為受《資本論》研究對象以及某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經典作家某些觀點的影響,學者們編寫了無數基本上將其研究對象局限於生產關系的教科書,排除了生產力、生態環境與人口增長、競爭、信用等許多屬於“社會經濟制度”較為具體層面上的內容,從而嚴重制約了政治經濟學的發展。

馬克思經濟學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其最終目的是為了“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當這一研究對象同時也包括“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或其他經濟制度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上升為“一門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並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所以,隨著研究范圍的擴大或縮小,研究對象會發生變化,研究的內容也有所側重。當社會主要矛盾的發展需要從根本上變革社會經濟制度的時候,對生產關系的研究自然要有所偏重,對生產力的研究要服務於對生產關系的研究,把揭示社會經濟制度產生、發展、滅亡的趨勢作為主要任務﹔當社會主要矛盾的發展需要通過完善社會經濟制度、大力發展生產力的時候,對生產力的研究自然應該有所側重,研究生產關系要服務於對生產力的研究。這才符合政治經濟學作為歷史性科學的總特征。人類隻能夠完成一定歷史條件下賦予他的任務,政治經濟學也隻能夠服務於一定歷史時期某些階級的利益要求。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隨著歷史的發展而進行調整,是其生命力之源泉。

注釋:

[1]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6-127頁。

[2]胡鈞:《關於〈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問題——與衛興華同志商榷》,《經濟理論與管理》1982年第6期。

[3]馬克思第一次對黑格爾法哲學進行批判是在1842年初。1842年3月5日,他在致盧格的信中曾談到,他想寫一篇文章來批判黑格爾的法的概念和政治概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21頁。)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2頁。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48頁。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0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1頁。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34頁。

[9]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26-127頁。

[10]湯在新:《〈資本論〉續篇探索》,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5年,第500頁。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36-637頁。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頁。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1頁。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8頁。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94頁。

[16]由於受篇幅、主題的限制,本文不再就馬克思是否改變“六冊結構”計劃問題展開論証。國內外學者已對此進行過多年的研究,本文作者也較多地涉足於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且贊同“六冊結構”計劃“沒有改變說”,讀者可以通過閱讀相關文獻進行了解。如:湯在新:《〈資本論〉續篇探索》,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5年﹔楊國昌:《馬克思經濟學體系的繼承與創新》,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湯在新、張鐘朴、成保良、顧海良等學者發表過多篇有關“六冊結構”計劃的論文。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48頁“注釋”159。

[1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9頁。

[19]馮文光、張鐘朴:《法文版〈資本論〉的獨立的科學價值》,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頁。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6頁。

[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7頁。

[2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9-493頁。

[2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頁。

[24]盧森貝:《〈資本論〉注釋》(第一卷),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14頁。

[2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頁。

[26]《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1頁。

[27]熊映梧是這一主張的積極倡導者,他發表了許多論文,主持創建了“生產力經濟學”。

[28]吳易風:《論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2期。

[29]陳招順、李石泉:《從生產方式的涵義論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財經研究》1983年第4期。

[30]高峰:《論“生產方式”》,《政治經濟學評論》2012年第2期。

[31]奚兆永:《對有關〈資本論〉研究對象的其他幾種觀點的評論——關於《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的研究之二》,《當代經濟研究》1998年第5期。

[32]孫開墉:《〈資本論〉序言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涵義》,《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學報》1983年第4期。

[33]周治平:《〈資本論〉的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暨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980年第二期。

[34]衛興華:《〈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結構和學習的意義》,《當代經濟研究》2002年第11期。

[35]楊歡進、王毅武:《〈資本論〉研究對象新論》,《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5期。

[36]羅雄飛:《論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2年第5期。

[37]林崗:《論〈資本論〉的研究對象、方法和分析范式》,《當代經濟研究》2012年第6期。

[38]洪遠朋:《通俗〈資本論〉》,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9頁。

[39]馮文光、張鐘朴:《法文版〈資本論〉的獨立科學價值》,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40]胡鈞:《對〈資本論〉研究對象的再認識》,《經濟學家》1997年第2期。

[4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39-140頁。

[42]湯在新:《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探索》,《當代經濟研究》2005年第1期。

[43]湯在新:《馬克思經濟學著作計劃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經濟學家》1992年第1期。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