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經濟思想史觀的重要文獻——《巴師夏和凱裡》手稿研究

《巴師夏和凱裡》手稿寫於 1857 年 7 月，是馬克思《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的一部分。起初馬克思打算從批判巴師夏《經濟的和諧》入手，展開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闡述。很快馬克思改變了這一想法，在對巴師夏《經濟的和諧》的工資理論的批判中，他意識到: “不能再談這些毫無意義的東西了。因此，我們拋開巴師夏先生。”緊接著，在 1857 年 8 月撰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認為，像勞動、交換價值和貨幣這些最為抽象的范疇，可能成為他的經濟學體系的邏輯起點。但是，留存下來的《巴師夏和凱裡》手稿，在馬克思經濟思想史觀的發展中卻有著重要的地位，是理解和研究馬克思經濟思想史觀的重要文獻。

　　一、馬克思經濟思想史觀的早期發展

《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馬克思開始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著述。這部手稿的顯著特點是，馬克思以其嫻熟掌握的哲學話語來闡述他剛開始研究的經濟學問題。值得注意的是，《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實際上是以經濟思想史的探索為起端的。

《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根據馬克思當年留下的三個手稿編輯而成的。其中，在《筆記本Ⅰ》的手稿中，馬克思對斯密《國富論》中關於工資、資本的利潤和地租這三個經濟學范疇，分作三欄並列地進行闡述和作出比較研究。在《筆記本Ⅰ》的第Ⅰ頁到第ⅩⅤ頁對工資范疇的闡述中，以及在與此相並列的第Ⅰ頁到第ⅩⅥ頁對資本的利潤范疇和第Ⅰ頁到第ⅩⅩⅠ頁對地租范疇的闡述中，除了主要引述了斯密《國富論》中的基本觀點外，還引述了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關於地租問題的論述、薩伊《論政治經濟學》關於資本對他人勞動產品私有權基礎問題的論述、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新原理》的有關論述等。同時，馬克思還引述了威·舒爾茨《生產運動。從歷史統計學方面論國家和社會的一種新科學的基礎的建立》( 1843 年) 中工資與勞動時間關系的論述、機器大工業發展中女工和童工的命運問題、康·貝魁爾《社會經濟和政治經濟的新理論、或關於社會組織的探討》( 1842 年) 、查·勞頓《人口和生計問題的解決辦法，以書信形式向醫生提出》( 1842年) 和歐·比雷《論英法工人階級的貧困》( 1840年) 中貧富人口分化狀況問題等有關論述。以斯密到李嘉圖為主線的經濟思想史的研究，與對同時代經濟學家理論研究的結合，成為馬克思經濟學形成起端的重要特征。

馬克思經濟學形成起端的這一重要特征，也反映在他大約寫於 1845 年 3 月的對弗裡德裡希·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的評論中。《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出版於 1841 年，馬克思對李斯特這一新作的評論，首先從經濟思想史的視角，力圖通過經濟思想史的比較研究，揭示李斯特經濟學理論的得失。

在對德國和英國、法國經濟學發展比較的基礎上，馬克思提出了“李斯特先生如何解釋歷史和如何對待斯密及其學派”的問題。馬克思認為，李斯特把所有的英法經濟學家“統統歸到‘學派’名下”，這樣，在李斯特眼中，“自斯密以來的經濟學的全部發展當然也就沒有意義了，因為這種經濟學的所有最杰出的代表都把競爭和自由貿易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作為前提條件”。馬克思認為，就李斯特經濟學的本質來看，他“不去研究現實的歷史”，因而“他認為整個經濟學不外是研究室中編造出來的體系”。在對李斯特經濟學無視“現實的歷史”的批判中，也是在對德國和英國、法國經濟學的比較研究中，馬克思得出了兩個重要的結論: 一是“象經濟學這樣一門科學的發展，是同社會的現實運動聯系在一起的，或者僅僅是這種運動在理論上的表現”。馬克思這時已經透徹理解了經濟學理論產生的物質社會基礎，完全搞清了經濟思想的歷史據以產生和發展的根本前提。二是“如果說亞當·斯密是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出發點，那麼它的實際出發點，它的實際學派就是‘市民社會’，而對這個社會的各個不同發展階段可以在經濟學中准確地加以探討”。馬克思也已經完全清楚，經濟思想的接續發展無非是“市民社會”即資產階級社會不同發展階段的各種經濟學流派的歷史演進過程。

出版於 1847 年的《哲學的貧困》，是馬克思創立唯物史觀后的第一部重要的經濟學著述，在馬克思經濟思想史觀的形成中有著顯著的地位。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闡述了理解經濟學“范疇、原理、規律、觀念、思想”的歷史發展的科學方法，這就是: “每個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但是為了“顧全原理和歷史”，我們就必然“自問”: “為什麼該原理出現在 11 世紀或者 18 世紀，而不出現在其他某一世紀，我們就必然要仔細研究一下:11 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18 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他們各自的需要、他們的生產力、生產方式以及生產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樣的; 最后，由這一切生存條件所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在這裡，馬克思已經明確了經濟思想史研究應該把握的基本問題和應該遵循的根本原則。馬克思還闡述了經濟思想“歷史劇”中“劇中人物”和“劇作者”的關系問題。從歷史發展來看，一方面“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率建立相應的社會關系”; 另一方面“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系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范疇”。這兩個方面的統一，就如馬克思認為的，“把這些人既當成他們本身的歷史劇的劇作者又當成劇中人物”。在經濟思想史上，經濟學家研究的經濟學原理、觀念和范疇，來源於一定的經濟社會關系，是對一定的經濟社會關系的反映; 同時，經濟學家又成為對經濟學原理、觀念和范疇歷史演進的傳承者。前者使經濟學家成為經濟思想“歷史劇”的“劇作者”，后者使經濟學家成為經濟思想“歷史劇”的“劇中人物”。馬克思對“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關系的說明，揭示了經濟思想史上經濟學家與經濟學、經濟學理論與經濟思想歷史之間的內在聯系和本質關系。

在此基礎上，馬克思對經濟學的“各種學派”作出初步的判斷，認為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性質是“兩重的”，其突出表現就在於: 一是“在產生財富的那些關系中也產生貧困”，即資產者的財富增長和無產者的貧困產生“兩重的”分化; 二是“在發展生產力的那些關系中也發展一種產生壓迫的力量”，即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在作為生產力發展動力的同時也在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阻礙力量的“兩重的”結果; 三是“這些關系隻有不斷消滅資產階級單個成員的財富和產生出不斷壯大的無產階級，才能產生資產者的財富，即資產階級的財富”，資產階級整個財富的增長既是無產階級不斷壯大，同時也是單個資產者不斷被消滅、財富不斷被集中的“兩重的”過程。在這三個方面的“兩重的”沖突中，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發展“一天比一天明顯了”。正是在對這些“兩重的”沖突的不同理解中，經濟學才形成“各種學派”，如產生了馬克思提到的“宿命論學派”、“人道學派”和“無產階級的理論家”，等等。

1851 年下半年，在《倫敦筆記》中，馬克思提出了經濟學體系三卷著作的計劃，即第一卷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二卷社會主義者“批判”、第三卷政治經濟學“歷史”。在這三卷著作的計劃中，前兩卷是經濟學理論原理闡述，最后第三卷是經濟學思想歷史闡述，在整體上呈現了從第一卷和第二卷的經濟學理論原理闡述到第三卷政治經濟學思想歷史闡述的序列。但是，在經濟學體系中，隻有在對理論原理闡述之后才能有思想歷史闡述，從經濟學的理論原理闡述上升到思想歷史闡述的序列是不能改變的，他在 1851 年給恩格斯的信中強調，如果把這兩者顛倒過來，“就會把我的整個計劃推翻”。馬克思從經濟學理論原理和經濟思想歷史的整體研究中，首次提出了理論原理闡述和思想歷史闡述結合的問題，提出了經濟學體系從理論原理闡述到思想歷史闡述的序列問題。馬克思還肯定地認為，他那些年來“完全埋頭於政治經濟學批判和政治經濟學史”這兩個方面的研究。

　　二、《巴師夏和凱裡》中馬克思經濟思想史觀的創見

在《巴師夏和凱裡》手稿中，馬克思承繼他之前對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觀點，豐富和完善了自己的經濟思想史觀，特別是在以下幾個問題上作出了新的理解。

第一，對古典政治經濟學歷史的整體過程的概括。在這之前，馬克思在《倫敦筆記》寫作期間，就在“現代政治經濟學……結束”的意義上提出過: “實際上，這門科學從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時代起就沒有什麼進展，雖然在個別的常常是極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在《巴師夏和凱裡》中，馬克思從經濟思想史的整體意義上提出: “現代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是以李嘉圖和西斯蒙第( 兩個相對立的人，一個講英語，一個講法語) 結束的，同樣，它在 17 世紀末是以配第和布阿吉爾貝爾開始的。”馬克思第一次對經濟思想史演進的階段和特征做出了整體性概括。

第二，對李嘉圖和西斯蒙第之后的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的分析。對李嘉圖和西斯蒙第之后的政治經濟學的走勢，馬克思從理論和方法上區分出四種主要傾向: 一是以約翰·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對社會哲學的某些應用》為代表的“折衷主義的、混合主義的綱要”; 二是以圖克的《價格史》以及英國一般的論述流通的著作為代表，有著“對個別領域的較為深入的分析”; 三是以一些論述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政策的著作為代表，“為了更加廣泛的公眾和為了實際解決當前的問題而重復過去經濟學上的爭論”; 四是“有傾向性地把古典學派發揮到極端”的著述，“如查默斯發揮馬爾薩斯，居利希發揮西斯蒙第，在一定意義上，麥克庫洛赫和西尼耳( 就他們的早期著作來看) 發揮李嘉圖”。馬克思對這一傾向的評價是: “這完全是模仿者的著作，老調重彈，形式較完善，佔有的材料較廣泛，敘述醒目，通俗易懂，內容概括，注重細節的研究，缺乏鮮明而有力的闡述，一方面是陳舊東西的羅列，另一方面是個別細節的擴充。”

對這四種主要傾向的闡述，是馬克思對自己十年前在《哲學的貧困》中提出的三種“學派”區分的深化。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在對當時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面對的三個方面“對抗性質”的表現日益明顯時指出: “經濟學家們，這些資產階級生產的學術代表就越和他們自己的理論發生分歧，於是在他們中間形成了各種學派。”馬克思當時把經濟思想歷史上的“各種學派”分為三類:

一是“宿命論”學派。這一學派的總的表現是，“在理論上對他們所謂的資產階級生產的有害方面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正如資產者本身在實踐中對他們賴以取得財富的無產者的疾苦漠不關心一樣”。這一學派可以分為“古典派”和“浪漫派”兩種。“古典派”是指斯密和李嘉圖這樣的經濟學家，馬克思認為，他們是“這一時代的歷史學家，他們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資產階級生產關系下如何獲得財富，只是將這些關系表述為范疇、規律並証明這些規律、范疇比封建社會的規律和范疇更有利於財富的生產。在他們看來，貧困隻不過是每一次分娩時的陣痛”。“浪漫派”是馬克思所在的“這個時代”的，“這時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處於直接對立狀態，貧困像財富那樣大量產生。這時，經濟學家便以飽食的宿命論者的姿態出現，他們自命高尚，蔑視那些用勞動創造財富的活人機器。他們的一言一語都仿照他們的前輩，可是，前輩們的漠不關心只是出於天真，而他們的漠不關心卻已成為賣弄風情了”。

二是“人道學派”。這一“學派”的特點主要在於，“對無產者的苦難以及資產者之間的劇烈競爭表示真誠的痛心; 他們勸工人安分守己，好好工作，少生孩子; 他們建議資產者節制一下生產熱情”。“人道學派”中還可以分出一種“博愛學派”，這一學派“否定對抗的必然性”，它“願意保存那些表現資產階級關系的范疇，而不要那種構成這些范疇並且同這些范疇分不開的對抗”。

三是歸於“無產階級的理論家”的經濟學家。這一學派在其發展中可以分作“革新的科學”到“革命的科學”的發展階段。前一階段的社會背景與特征在於，“在生產力在資產階級本身的懷抱裡尚未發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無產階級和建立新社會必備的物質條件以前，這些理論家不過是一些空想主義者，他們為了滿足被壓迫階級的需要，想出各種各樣的體系並且力求探尋一種革新的科學”。后一階段的進程和特征在於，“當他們還在探尋科學和只是創立體系的時候，當他們的斗爭才開始的時候，他們認為貧困不過是貧困，他們看不出它能夠推翻舊社會的革命的破壞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這一面，這個由歷史運動產生並且充分自覺地參與歷史運動的科學就不再是空論，而是革命的科學了”。

顯然，四種理論傾向和三個“流派”的劃分，雖然相隔十年，但還是有著內在統一性。從這兩種劃分的統一性上來理解，才能夠較為完整地把握馬克思經濟思想史觀的實質。馬克思沒有給經濟學的各種理論和流派簡單地貼上標簽，而是力求從歷史的、社會的和方法的多視角上梳理和厘清經濟學的紛繁復雜的理論和流派之間的關系。三個“流派”中的“無產階級的理論家”的流派，並不屬於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范圍，但卻與以下將要談到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一個例外”流派的產生有著直接的關系。

第三，揭示李嘉圖和西斯蒙第之后經濟學發展的“一個例外”的實質。馬克思認為的“一個例外”，就是以巴師夏和凱裡為代表的經濟學傾向，他們的共同特點是認為: “資產階級社會在現代經濟學中歷史地取得的理論表現，必須當作謬誤加以抨擊，並且必須在古典經濟學家朴素地描繪生產關系的對抗的地方，証明生產關系是和諧的。”馬克思強調，這種“例外”的特點就在於，它是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對立面”的，一方面他們看到李嘉圖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完備的和最后的表現”，另一方面他們也看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在李嘉圖的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論前提的”。所以，在理論傾向上，“凱裡的主要對立面是李嘉圖，總之，是現代英國經濟學家; 巴師夏的主要對立面是法國社會主義者”。這一“例外”的經濟學“流派”就被認為是庸俗經濟學。這就是說，把李嘉圖的古典經濟學當作謬誤加以抨擊和以社會主義者的經濟學為對立面，就是馬克思當時認為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主要特征和基本性質。

第四，經濟思想發展的“意向”和“民族環境”的關系。馬克思認為，巴師夏和凱裡的理論形成於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民族環境”中，但卻“驅使他們產生了同樣的意向”，也形成了“同樣的意向”下的具體觀點上的差異。馬克思在分析了美國和法國的不同的“民族環境”后，對凱裡和巴師夏具體觀點上的差異做了五個方面的區分:一是由於對國家的具體的經濟職能上認識的差異，凱裡是“保護關稅派”，而巴師夏“卻是自由貿易論者”; 二是在對經濟和諧的認識上，凱裡在確認美國“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的和諧”的同時，“確認同樣一些關系在其世界市場的形式上的不和諧”，而在巴師夏那裡，“這一切都不存在。這些關系的和諧是一種彼岸性，這種彼岸性正好從法國疆界的盡頭開始，存在於英國和美國”; 三是經濟關系上的差異，面對“空前的規模和空前的活動自由發展著”的美國的經濟關系，凱裡“在經濟科學方面，如關於信貸、地租等等方面，是富於可以說是真誠的研究的”，而巴師夏面對“法國這樣一個如此古老國家的關系”，他“所從事的，只是對那種以對照而結束的研究做出令人滿足的解釋——一種虛假的滿足”; 四是在“非歷史”和“反歷史”這一共同性上也存在差異，凱裡和巴師夏“都是非歷史的和反歷史的。但是，在凱裡那裡，非歷史的因素是現在北美的歷史原則，而在巴師夏那裡，非歷史的要素隻不過是對 18 世紀的法國概括方式的留戀”; 五是在方法上，“凱裡不拘形式，雜亂冗長，巴師夏則矯揉造作，注重形式邏輯。巴師夏所提供的充其量不過是一些以反論方式表述的、經過精雕細刻的陳詞濫調。在凱裡那裡，先是以學理形式提出幾個一般論題。接著堆積一些未加整理的材料作為例証——他的論題的材料完全沒有經過加工。在巴師夏那裡，除某些局部的例子或者把英國的正常現象加以想象的編撰以外，他的唯一材料只是經濟學家們的一般論題”。經濟思想的“意向”和“民族環境”這五個方面關系的比較研究，不僅對於區分以巴師夏為代表的法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和以凱裡為代表的美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理論取向和國別、民族特色有著重要的意義，而且對我們理解經濟思想史上各種經濟學流派、思潮的理論取向和國別、民族特色也有著重要的意義。

三、《巴師夏和凱裡》中馬克思經濟思想史觀的意蘊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版的編譯者，對《巴師夏和凱裡》手稿在馬克思經濟思想史觀上的成就做了高度評價，認為“馬克思在這個手稿中第一次明確地把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和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區別開來”; 認為“馬克思用巴師夏和凱裡的觀點作為實例，說明庸俗經濟學家‘在古典經濟學家朴素地描述的生產關系的對抗的地方，証明生產關系是和諧的’”。這一評價基本是中肯的，但由此也引出了與這一評價相關的一些問題。

在《巴師夏和凱裡》手稿中，馬克思提出了“古典政治經濟學”或“古典經濟學”的概念，但並沒有相應地提出“庸俗政治經濟學”或“庸俗經濟學”的概念; 即便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或“古典經濟學”的概念，在這之前 10 年，馬克思在 1847 年的《哲學的貧困》中就已經提出來。同時，馬克思所指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是否只是指巴師夏和凱裡作為“例外”的這樣一些經濟學家，還是也包括馬克思提到的像約翰·穆勒、圖克、麥克庫洛赫等具有這四種不同傾向的經濟學家?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在這裡明確地把馬爾薩斯看作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或“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學家。那麼，馬克思在《巴師夏和凱裡》手稿中到底是從哪些方面“明確地”區分了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和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呢?

從馬克思經濟思想史觀來看，如果認為《巴師夏和凱裡》手稿“第一次明確地把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和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區別開來”，那麼，其顯著的意義應該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較《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更為清晰地闡釋了“古典政治經濟學”或“古典經濟學”的內涵，特別是對李嘉圖在其中的特殊的貢獻做了中肯的評價。繼撰寫《巴師夏和凱裡》手稿之后的兩年，馬克思在 1859 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中再次做出的經典表述就是: “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同時，馬克思也沒有忘記對他在《巴師夏和凱裡》手稿中提到的李嘉圖和西斯蒙第時“兩個相對立的人”做出進一步的說明，他認為: “對配第和布阿吉爾貝爾兩人的著作和性格的比較研究，——暫且不談這一比較將異常清楚地說明 17 世紀末和18 世紀初英法兩國的社會對立——將會成為對英法兩國政治經濟學之間的民族對比的起源性敘述。這種對比最后在李嘉圖和西斯蒙第之間又重新表現出來。”與巴師夏和凱裡的經濟學一樣，古典經濟學在具有“同樣的意向”的同時，也會由於“民族對比的起源型”差異而出現具體理論觀點上的差異。對不同經濟學家的“著作和性格的比較研究”、所在國家的“社會對立”狀況、“民族對比的起源型”的經濟分析內容，是馬克思經濟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因素，也是馬克思經濟思想史觀的重要方法論規定。

第二，古典經濟學在李嘉圖之后“結束”，並不是全面地轉化為“庸俗經濟學”，與“庸俗經濟學”同時存在的還有其他一些經濟學說或“學派”，如馬克思在《巴師夏和凱裡》手稿中提到的經濟學的四種不同傾向，其中依然包含著“對個別領域的較為深入的研究”、對像流通這樣的“有些新發現的領域”、在論述殖民地、人口等的著作中也有“材料更豐富”的表現、為普及經濟學和為了解決當前的問題而對過去經濟學問題爭論的“重復”等等，這些傾向在理論和方法上瑕瑜互見，難免辭義蕪鄙，反映了那一時代經濟學跌宕不定的理論態勢。

第三，如果說馬克思在《巴師夏和凱裡》手稿中已經區分出“庸俗經濟學”，那麼這種經濟學作為“一個例外”，有其特定的含義。按照馬克思的理解，其特定的含義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認可李嘉圖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完備的和最后的表現”; 二是當時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在李嘉圖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論根據”，對李嘉圖的貶斥是為了反對社會主義的和共產主義的經濟學理論的需要和結果; 三是所要達到的目標就是，“在古典經濟學家朴素地描繪生產關系的對抗的地方，証明生產關系是和諧的”。馬克思把凱裡和巴師夏放在一起就在於，凱裡的主要對立面是李嘉圖，巴師夏的主要對立面是法國的社會主義者。這些應該是馬克思當時認為的“庸俗經濟學”的特定的含義。因此，在《巴師夏和凱裡》手稿中，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的古典經濟學之后並不是全盤地而只是作為“例外”的部分轉化為庸俗經濟學; 而庸俗經濟學作為“例外”，就在於對李嘉圖古典經濟學和社會主義者經濟學的抨擊和詆毀上。在《政治經濟學( 1857—1858 年手稿) 》中，馬克思對這一理解做了進一步的展開說明。馬克思把巴師夏和凱裡為代表的經濟學稱作“墮落的最新經濟學”，認為“這種經濟學就其平淡庸俗、裝腔作勢的辯証法、赤裸裸的高傲自大、幼稚的自滿自足的陳詞濫調，以及完全沒有能力理解歷史過程這些方面來說，其典型代表就是弗雷德裡克·巴師夏，因為美國人凱裡至少還強調了某些不同於歐洲的美國條件”。這種經濟學的實質在於，針對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而“提出的平庸論証，是企圖証明，經濟關系到處都表示同一些簡單規定，因而到處都表示交換價值相交換的簡單規定中的平等和自由。這完全是兒戲般的抽象法”。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的初稿中，馬克思又談到巴師夏和凱裡。馬克思認為，巴師夏“拼湊出”的《經濟的和諧》，“這類有氣無力的、夸夸其談的胡說竟被說成是一種進步，被用來同敢於無情地從純粹形式上描述生產關系的斯圖亞特、斯密和李嘉圖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相對抗。但是，巴師夏並不是這種和諧論的發明者，相反，他是從美國人凱裡那裡抄襲來的”。在這裡，馬克思對凱裡的庸俗經濟學的特征做了描述。在凱裡那裡，曾証明經濟“和諧”的存在，而且“和諧”還被歸結為“簡單交換過程的抽象規定”，但同時，凱裡又認為，在美國以外的那些國家，和諧被國家歪曲了，而在美國則被這種關系所表現的最發達的形式，被這種形式的英國型的世界市場的現實歪曲了。

與此同時，馬克思對巴師夏和凱裡的理論方法和學術取向再次做了比較研究。馬克思認為，首先，“凱裡對特殊的經濟情況，是富於獨創的，可以說是真誠的研究的。每當巴師夏偶爾離開矯揉造作的陳詞濫調去考察實際范疇( 例如地租) 時，他就干脆抄襲凱裡”。其次，“凱裡主要是克服同他的和諧論相對立的那些矛盾，即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本身所闡述的那種形式上的矛盾，而巴師夏則同社會主義者進行爭辯”。第三，“凱裡的較深刻的觀點在政治經濟學本身中遇到了對立面，他作為和諧論者不得不與之戰斗，而好虛榮和好爭辯的饒舌家﹝巴師夏﹞則只是在政治經濟學之外看到了這種對立面”。這三個方面，進一步凸顯了馬克思當時認為的“庸俗經濟學”的特定的含義。

《巴師夏和凱裡》手稿中所闡釋的經濟思想史觀，是馬克思之前對經濟思想史研究的賡續，也為之后馬克思經濟思想史觀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馬克思后來在《1861—1863 年經濟學手稿》和《資本論》第 1 卷( 特別是這一卷的《第 2 版跋》) 中經濟思想史觀的發展，都可以看到《巴師夏和凱裡》手稿的這些闡釋的影響。

　　（作者單位: 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武漢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