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問題及其貢獻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是20世紀70年代后興起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的最新流派之一，其代表人物有北美的本·阿格爾、萊易斯、福斯特、奧康納和歐洲的佩珀、休斯、高茲、格倫德曼、本頓等人，他們以生態批判為切入點，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展開生態批判、技術批判和文化批判，形成了系統的生態學理論和現代性理論，開啟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視閾。本文擬通過論述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問題，闡發它的理論貢獻及其當代價值。

一

針對西方綠色理論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是“人類中心主義”和“技術決定論”，不承認“自然的極限”。指責歷史唯物主義過分強調了生產而忽視自然資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進而把歷史唯物主義同生態思維方式對立起來的論調，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此指出，歷史唯物主義與生態思維方式不僅不是對立的關系，而且它具有比西方綠色理論更具優勢的生態學視閾。由此，他們通過回應西方綠色理論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挑戰和詰難，或者通過對歷史唯物主義展開生態學重構，或者直接闡發歷史唯物主義的生態學意蘊。

對於西方綠色理論批評歷史唯物主義是“人類中心主義”和“技術中心論”，不承認“自然的極限”，而斷言歷史唯物主義與生態學是對立的論調，休斯、格倫德曼等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立場的確是人類中心主義的，但是這種人類中心主義並不是狹隘地隻承認自然界的工具價值，而是一種包含著從審美和道德角度看待自然界的廣義的人類中心主義。“‘廣義的’人類中心主義主張將非感知自然的價值建立在對人類生命價值所做的貢獻的基礎上，但它不同於狹義的人類中心主義，即不單單從工具性方面看待這種貢獻。”^[1]同時本頓和格倫德曼還指出：馬克思的確沿襲了西方啟蒙傳統的“控制自然”的觀點，但馬克思又有所揚棄和超越，因為馬克思賦予所謂“支配自然”的觀點以新的內涵，因為他所說的“支配自然”並不是像近代啟蒙思想家所說的對自然的絕對控制，而是在掌握自然規律前提下的有意識控制，本質上是“適應自然”前提下的“控制自然”。格倫德曼甚至把馬克思“支配自然”的觀念同共產主義聯系起來，在他看來，生態危機並不是支配自然造成的，而是由於錯誤地支配自然造成的，隻有在共產主義社會裡人類才能成功地支配自然，實現人類和自然的和諧發展。對於西方綠色理論批評歷史唯物主義不承認“自然的極限”的觀點，格倫德曼和休斯指出：這種觀點的錯誤在於把生態問題僅僅歸結為“自然的極限”問題，而看不到引發諸如環境污染、自然資源的枯竭等生態問題的現實諸多因素，不利於正確認識和解決生態問題。事實上，馬克思在考察生態問題時，總是堅持把自然的極限與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結合起來考察，這正是馬克思主義高於西方綠色理論的地方。

奧康納和阿格爾則是通過對歷史唯物主義展開重構來闡發歷史唯物主義的生態學視閾。奧康納強調，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認識到了“人類歷史和自然界的歷史無疑是處於一種辯証的相互作用關系之中的﹔他們認識到了資本主義的反生態本質，意識到了建構一種能夠清楚闡明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矛盾關系的理論的必要性﹔至少可以說，他們具備了一種潛在的生態社會主義的理論視閾。”^[2]問題在於如何把歷史唯物主義的這種潛在生態學視閾發掘出來，奧康納通過建構歷史唯物主義的文化和自然維度，提出了一種文化唯物主義。在他看來，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作為人與自然相互作用中介的勞動必然同時受自然生態系統和文化因素的影響，這就意味著它們之間的關系不可能是一種決定與被決定的技術性關系，這就意味著必須研究它們與自然之間的生態關系和生產力、生產關系背后的文化傳統，隻有建立起歷史唯物主義的文化和自然維度，才能真正避免技術決定論的錯誤，並開啟歷史唯物主義的生態學視閾。與奧康納不同，本·阿格爾是通過重構歷史唯物主義的危機理論，來開啟歷史唯物主義的生態學視閾的。在他看來，當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表現形式已經從馬克思時代的經濟危機轉向了生態危機，這就意味著歷史唯物主義應當根據時代條件的變化重建危機理論，因為“歷史的變化已使原來關於隻屬於工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生產領域的危機理論失去效用。今天，危機的趨勢已轉移到消費領域，即生態危機取代了經濟危機。”^[3]也就是說，時代條件的變化需要建構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危機理論，並最終呼喚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產生。基於以上原因，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一方面堅持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理論，並分析這一內在矛盾與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生態危機之間的必然聯系。“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所以是馬克思主義的，恰恰是因為它是從資本主義的擴張動力中來尋求揮霍性的工業生產的原因的。它並沒有忽視階級結構。”^[4]另一方面，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強調個人價值觀的轉換對於利用生態危機，實現工人階級解放的作用。在阿格爾看來，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主要在於如下兩個方面：其一，資本主義追求利潤的本性使之必然不斷擴張生產和生態系統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導致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其二，受服務於資本追求利潤的廣告對人們不斷追求消費的操縱以及為了逃避異化勞動，人們從感情上依附於異化消費，進一步強化了環境問題。阿格爾強調，應當把上述兩種危機理論結合在一起，一方面注重對資本主義國家權力關系的改造，使之不斷走向“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另一方面要注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批判，揭示資本主義生產由於受生態系統有限性的制約，其源源不斷提供商品的許諾是無法實現的，形成“期望破滅的辯証法”，使人們不得不重新反思自身的生存方式和價值觀，樹立正確的需要觀、消費觀、勞動觀和幸福觀，通過對國家權力關系的改造和個體價值觀的重塑，將生態運動引向激進的階級變革，建立生態社會主義社會是可能的。

福斯特和佩珀則是直接闡發歷史唯物主義的生態學視閾和生態內涵。福斯特將唯物主義稱為“生態唯物主義”，他把唯物主義劃分為決定論和非決定論兩種類型，通過對馬克思思想發展史的考察，指出馬克思繼承的是古希臘伊壁鳩魯唯物主義傳統和近代有機論的唯物主義，因此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中包含了大量的生態學思想。這體現在如下四個方面。具體說：第一，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中對人類和自然界之間的有機聯系展開了深刻的論述，特別是強調了自然的社會歷史性特征，強調對自然的改造和利用是建立在對自然歷史和人類歷史的客觀認識的基礎上﹔第二，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通過對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反思和批評，指出唯物主義當然承認自然在本體論上的優先地位，但馬克思強調他的唯物主義注重研究的是人類和自然界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物質變換過程，是進入到人類實踐活動中的“自然”﹔第三，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反復強調自然和物質世界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批評費爾巴哈割斷自然和人類社會的有機聯系，強調在實踐中人類與自然之間形成的有機聯系。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資產階級所創造的巨大生產力和物質文明的同時，也批評資本主義制度對環境的破壞和造就的城鄉分離與對立，並把共產主義社會看做是超越資本主義社會中自然異化和生態矛盾，實現人類和自然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第四，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通過對近代科學和哲學的反思，明確提出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運行的必然結局是造成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之間“物質變換關系的斷裂”，從而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反生態本性。在馬克思那裡，“物質變換”這一概念從生態學意義上看是指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之間的物質和能量交換﹔從社會學意義上看則是指物質和能量交換總是在一定的社會組織和社會條件下進行的。而馬克思關於“物質變換斷裂”的論斷實際上反映了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的生態后果和反生態性質，它具體體現在資本主義工業化造成的城鄉對立以及對土地和資源的掠奪性使用、資本主義生產與后代人需求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兩個方面。馬克思正是在揭露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的生態后果的基礎上，提出他關於未來社會的基本設想的。馬克思一方面強調破除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強調未來社會要想實現人類與自然關系的可持續發展，必須運用科學的方法調整人類社會和自然界之間的物質變換關系。因此，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的設想始終是與他追求生態可持續性這一理想相一致的。

佩珀是從四個方面具體闡發歷史唯物主義的生態學視閾的。第一，歷史唯物主義分析歷史的方法的生態意蘊。佩珀指出，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反對僅僅建立在觀念基礎上的歷史進步觀，把社會物質生活作為其理論的邏輯起點，堅持經濟動因是歷史發展的決定因素，並且認為社會變革的動力在於社會生產方式。這就意味著強調不能像生態中心論者那樣抽象地談論人和自然的關系，僅僅偏好通過價值觀的變革來解決生態危機，而必須同時變革社會的經濟基礎。第二，馬克思主義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以及生產方式及其全球擴張看做是環境破壞的根本原因。因此，不應把生態危機的根源歸因於個人的貪婪，而應從分析社會生產方式入手找尋生態危機的根源。第三，馬克思的辯証法強調人和自然之間存在著一種辯証關系，指出馬克思實際上是一個有機論者和一元論者，因為馬克思的社會——自然的辯証法強調社會和自然的不可分離及其相互作用，這種辯証法是解決社會和自然關系的科學方法。第四，馬克思不僅批判了資本主義制度所造成的自然的異化，而且還闡發了一種生態自然觀和道德觀。佩珀指出，馬克思既反對技術中心論單純從工具價值的角度來看待自然，也反對生態中心論從內在價值的角度來看待自然，而是把“自然”看作是一個社會范疇，即一定的生產方式決定了我們如何闡釋和看待自然。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生產方式不僅造成了城鄉對立以及城市對鄉村的資源掠奪，而且造成了自然的異化，這就決定了克服異化也就意味著必須改變異化的社會制度。基於以上認識，佩珀指出歷史唯物主義的確反對生態中心論，並明確主張人類中心論，但是馬克思主義對生態中心論是有益的。這種有益主要體現在：馬克思不僅始終把生態問題的產生與特定社會的具體文化與經濟特征相聯系，強調當代生態問題的產生起源於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城市化以及與之相關的經濟剝削，而且強調在觀察和解決生態問題時，既不能忽視社會的物質組織變革的重要性，也不能忽視考察資本主義體系的全球性擴張，因為正是資本主義體系的全球性擴張導致了威脅人類持續生存的環境問題。

二

指認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是當代生態危機的根源，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共同點。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力、生產關系與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以及資本的逐利本性是造成當代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因此，他們把自己的生態學稱之為“反對資本主義的生態學”，並提出隻有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生態危機才能真正得到解決。

明確提出資本主義生產力、生產關系與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的是奧康納，他把這一矛盾稱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第二重矛盾”。在他看來，馬克思所揭示的兩對基本矛盾的發展會導致由於需求不足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而“第二重矛盾”的發展則會導致由於生產不足為特征的生態危機，因此，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奧康納這裡所說的“生產條件”包括三個方面的內涵：其一是指工人的勞動力，它是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因為隻有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勞動力才作為商品被交換和出售，勞動力的價格不僅取決於生產力和效率，也取決於階級斗爭、社會運動以及經濟、政治和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其二是指社會生產所必需的公共條件，如交通運輸設施、教育、城市和社區性的資本等，這一條件既取決於市場需求，也取決於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斗爭以及都市運動等﹔其三是指資本主義生產所必需的自然條件。事實上，不同的自然條件會極大影響資本主義生產和利潤。奧康納指出，馬克思雖然關注到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條件問題，但是由於他所處的時代是資本主義發展早期階段，勞動力、土地和自然資源還十分豐富，因此馬克思關注的重點是從經濟學的視閾論論述勞動力的供應問題，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所依賴的自然條件較少論述。而在生態問題日益成為大家關注的中心問題時，就有必要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所依賴的自然條件展開探討，特別是需要討論資本主義生產面臨的外部自然條件，如空間和都市問題。因此，在奧康納那裡，“生產條件”不僅包括與生產力相聯系的生產關系，而且也包括外部自然條件、環境與城市問題。通過這種對“生產條件”外延的擴大，奧康納把理論分析的重點從馬克思主要拘泥於分析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轉換到資本主義生產力、生產關系與生產條件之間矛盾運動的分析，他把這一矛盾稱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第二重矛盾”，正是這一矛盾決定了生態危機在資本主義社會發生的必然性。在奧康納看來，生態危機是資本追逐利潤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運行的必然結果，這是因為：第一，資本追逐的本性決定了資本必然要不斷擴大資本主義的再生產，這就必然與自然的有限性之間發生矛盾，矛盾運動的結果就體現為生態危機﹔第二，資本主義第二重矛盾的運動會導致生產成本的不斷上升，從而導致資本主義生產的危機。成本上升一方面根源於伴隨著生產率的提高以及由此對自然資源開採的增多，意味著資本主義積累的增加和生產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以勞工運動、環保運動、婦女運動為主要內容的新社會運動，又進一步加大了資本治理環境問題的成本，其結果必然是資本主義生產難以可持續進行。第三，資本主義的不平衡和聯合發展必然導致對生態危機朝著全球性的方向的拓展和發展。

與奧康納從資本主義內在矛盾運動揭示生態危機發生的必然性不同，福斯特、本·阿格爾、高茲則注重從分析資本的內在本性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來揭示資本主義制度下生態危機發生的必然性。在他們看來，資本的內在本性在於追逐利潤，其運行遵循與“生態理性”相對立的“經濟理性”。如果說生態理性是以保護生態為宗旨的價值理性的話，那麼，經濟理性則是以追求利潤為宗旨的工具理性。生態理性遵循生態法則，力求“夠了就行”的價值原則，而經濟理性則始終堅持最大的生產力，最大的消費和“水不知足”的價值原則。因此，資本以及與資本相聯系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生態之間存在著本質的矛盾沖突。“在現行體制下保持世界工業生產產出的成倍增長而又不發生整體的生態災難是不可能的。事實上，我們已經超出了某些生態極限。”^[5]不僅如此，在利潤動機驅使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運行邏輯決定了生產具有不斷擴大和集中的發展趨勢，並必然宣揚與之相適應的消費主義文化價值觀和生存方式，這必然與生態之間發生矛盾沖突，體現為不斷強化的生態危機。通過以上分析，他們得出的結論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本質上是反生態的。

三

技術批判和文化價值批判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題之一。他們反對生態中心論者所持的技術悲觀主義觀點，生態中心論者把經濟增長、科學技術的進步和運用看做是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這樣其理論的必然邏輯是把生態危機的解決寄希望於限制經濟增長、科學技術的進步與運用，這實際上是把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增長、科技進步與運用對立起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批評生態中心論者的這種主張的根本問題在於沒有找對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把生態文明同人類文明對立起來，要求人類回歸自然生存狀態，這在理論上錯誤理解了生態文明的本質，也難以落實於實踐中。在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看來，科學技術本身無所謂對錯，問題出在承載科學技術運用的社會生產方式和文化價值觀，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限制經濟增長和限制技術進步與運用，而在變革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與價值觀，由此他們分析了資本主義的技術運用和文化價值觀下技術非理性運用和生態危機發生的必然性。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認為科學技術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具有經濟和社會政治雙重功能，他們主要是從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支配技術使用的價值觀兩個維度闡明技術非理性運用和生態危機發生的必然性的。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維度看，技術進步和運用能夠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和原材料成本，開發新的消費品來擴張消費市場，從而滿足資本追求利潤的需求。技術革新和運用雖然具有提高原材料損耗的功能，但由於資本追求利潤的這一內在目的，決定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技術運用不可能按照生態原則進行，自然雖然是資本主義生產得以進行和展開的基礎和出發點，但卻並非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和歸宿，因此技術的革新和運用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必然結果是加大對自然的剝削。“僅局限於我們是否能在現有生產框架內開發出更高效率的技術是無意義的，這就好像把我們整個生產體制連同非理性、浪費和剝削進行了‘升級’而已。”^[6]這一切意味著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自然是不可能真正得到保護的。當代資本主義企業所謂保護生態環境，不過或者是為了維系其生產條件，或者是以綠色包裝來獲取更大的利潤，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生態文明建設。

從資本主義價值觀的維度看，資本是以利潤動機為基礎，其奉行的“越多越好”的消費主義價值觀。消費主義價值觀的基本特點是“鼓勵所有人把消費活動置於他們日常關注的中心位置，同時在每一個已獲得消費水平上加強不滿足的體驗”。^[7]在這種價值觀的支配下，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都被歸結為佔有和金錢關系，商品和財富佔有多少被看做是衡量人是否成功的標志，消費不在是以滿足人的需要為目的，而是一種顯示成功與否和社會地位的符號性和炫耀性消費。同時，資本為了利潤必然會不斷擴大生產規模，這在客觀上要求鼓吹和倡導消費主義文化價值觀和生存方式，最終導致與人的真實需要無關的虛假需要和異化消費，進而把對幸福和自由的體驗寄托於消費活動中。對於消費主義價值觀和生存方式與生態危機之間的內在聯系，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著重從三個方面展開了分析：第一，消費主義價值觀和生存方式盛行造成了資源和能量的缺乏問題日益突出。這裡所說的“缺乏”，並非是基於人的真正需求真正意義上的“缺乏”，而是由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出於追求利潤的目的人為制造出來的一種狀態，它與人的真實需要並無本質的聯系，其方向和內容實際上是由資本追求利潤的方向所決定。第二，資本基於利潤動機而不斷進行擴大其生產體系，由於其關注的首要目標是如何實現經濟增長，這就必然使得其生產廢品管理成為問題，並超過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從而引發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和生態危機。第三，消費主義文化價值觀把人與自然的關系簡單化為支配和被支配、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關系，把無法滿足的欲望和永恆的缺乏看做是人類行為的本質特征，導致了人類將興奮點集中於如何通過不斷改進控制自然的手段來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而忽視了自然承受的限度。

由於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指認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的技術使用與文化價值觀是當代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因此破除資本主義制度和實現文化價值觀的變革就是其理論發展的必然邏輯，這構成了他們的生態政治哲學。與生態中心論和現代人類中心論拘泥於生態價值觀的變革談論生態治理不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堅持認為隻有破除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生態價值觀的變革才有意義。在他們看來，在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之下是根本不可能有生態文明建設的，拘泥於資本主義制度下談論生態價值觀的變革毫無意義，而西方的生態中心論、現代人類中心論、環境主義理論的問題恰恰在於這裡，他們或者要求人類回歸自然生存狀態，或者追求資本主義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根源於他們錯誤認識了生態危機的根源和生態文明的實質，由此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具體論述了其生態政治哲學。對於如何破除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全球權力關系，他們提出了“非集中化”與“非官僚化”的理論主張。在他們看來，當代生態問題根源於資本及其全球擴張，這就決定了治理生態問題需要把“地方性行動”和“全球性視野”有機結合。所謂“地方性行動”，就是各民族國家、各社區應當對各自區域展開生態保護﹔所謂“全球性視野”，就是各民族國家、各社區在生態治理問題上要認識到本地區的生態問題的產生與資本及全球擴張、資本的權力關系具有本質和內在的聯系。隻有把這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真正搞好生態治理問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大多數生態問題以及那些既是生態問題的原因也是其結果的社會經濟問題，僅僅在地方性的層面上是不可能得到解決的。……需要把各種地方性的對策定位於普遍的、國家性的以及國際性的大前提下。”^[8]至於如何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全球權力關系，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提出了“非官僚化”和“分散化”的理論主張。這種主張旨在消除“異化消費”使工人從創造性的勞動和管理中，而不是異化消費中去體驗幸福和自由。“非官僚化”和“分散化”就是破除資本主義生產體制高度集權的性質，而讓人們成為生產和管理中的主人。把生態運動引向激進的階級運動，最終建立破除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建立生態社會主義社會，這既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歸宿，也是生態文明建設得以可能的基礎和前提。在此基礎上，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進一步闡發了他們所倡導的“人類中心主義生態價值觀”。在他們看來，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植根於西方哲學文化傳統，它之所以起到了強化生態危機的作用，並非是它本身有何錯誤，而在於它一旦和資本相結合，就變成了“階級中心主義”“地區中心主義”，而成為服務於資本追求利潤的工具。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拋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而在於要恢復其本來含義，即真正立足於人類整體的利益。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是人類中心論的(盡管不是在資本主義—技術中心論的意義上說)和人本主義的。它拒絕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以及這些可能產生的任何反人本主義，盡管它重視人類精神及其部分地由與自然其他方面的非物質相互作用滿足的需要。”^[9]隻不過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人類中心主義不是建立在資本追逐利潤基礎上的，而是以滿足窮人基本生存需要和人類集體長期利益為基礎的人類中心主義。因此，生態文明建設不僅與經濟增長、技術進步相矛盾，恰恰相反，如果排斥了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無法滿足人們的基本生存需要，人們就會以破壞環境的方式謀求生存，生態文明建設就缺乏真實的現實根基。

四

開啟歷史唯物主義的生態視閾、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生態批判對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的批判、對消費主義文化價值觀的批判和生態政治哲學可以看做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五大理論問題。他們對這些理論問題的探討，不僅形成了系統的生態學理論，而且也形成了他們的當代資本主義理論和現代性理論，他們不僅對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當代發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而且對我們生態文明理論研究與建設實踐具有重要的價值。具體體現在：

第一，對於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能否作為分析包括生態問題在內的現代性問題，西方生態主義思潮和后馬克思主義思潮認為，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是一種生產主義、技術樂觀主義，不承認自然的極限，因而歷史唯物主義不可能真正解決諸如生態危機、技術的社會效應等現代性問題，並由此否定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當代價值。分析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柯亨和晚期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哈維雖然都不否認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當代價值，但是他們都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在建立之初未考慮生態制約問題，當前日益嚴重的生態制約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論題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柯亨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一書中主張應當在資源稀缺條件下從道德哲學的視角為社會主義作論証﹔哈維在《希望的空間》和《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等著作中，通過對資本空間生產和資本積累之間關系的考察，提出歷史唯物主義缺乏一個地理學維度，應該建構一種歷史—地理學唯物主義，以適應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變化。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明確反對上述理論觀點，強調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絕不是生產主義和技術決定論，他們或者強調歷史唯物主義是生態唯物主義，或者強調歷史唯物主義具備潛在的生態學視閾，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也並非沒有考慮自然的有限性問題，恰恰相反，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強調的是在適宜自然規律的前提下，運用技術來改造自然，這些論述有力地批駁了當代西方學者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詰難，闡明了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仍然是分析當代社會問題的科學理論工具，為彰顯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當代性奠定了基礎和前提。

第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豐富和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具體體現在：其一，他們建構了以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的系統的生態學理論，極大地拓展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空間。由於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生態問題並不突出，因此不可能成為其理論的中心問題，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馬克思、恩格斯沒有關心生態問題。事實上，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德意志意識形態》和《資本論》等著作中揭示和批判了資本的生態后果，尤其是提出了“物質變換裂縫理論”。正是以馬克思、恩格斯的相關論述為基礎，結合當代人類實踐，從生態學的視角通過對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重新解釋或重構，建立了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的系統的生態學理論，不僅彰顯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性，而且極大地拓展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空間。其二，豐富和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資本主義理論。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主要是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兩對基本矛盾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及其崩潰的必然性，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不僅肯定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資本主義內在矛盾，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第一重矛盾，強調這種矛盾發展會帶來需求不足而導致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在此基礎上，他們則提出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第二重矛盾，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其生產條件的矛盾，指出這種矛盾發展的結局是造成資本主義生產不足而難以為繼。應該說二者都是從不同的視角分析了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必然崩潰的結局，從而使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更為豐富和全面，更具有時代氣息。其三，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對資本的現代性批判雖然也涉及消費、文化、技術等領域，但主要還是局限於生產領域。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不僅進一步將對資本的批判拓展到消費、文化和技術運用的領域，而且具體揭示和批判了以資本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異化、文化異化和技術異化的現象，以及社會發展與人的發展背離的現象，提出了資本是當代生態問題、文化異化和技術異化的根源，隻有破除資本及其全球權力關系，才有可能克服社會和人的總體異化，實現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觀點，突出彰顯了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當代性。

第三，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的生態文明理論，對於我國生態文明理論研究與建設實踐都具有重要的價值。這是因為：其一，從我國生態文明理論研究看，當前我國學術界主要還是借鑒西方自然價值論和人類中心論的生態文明理論，拘泥於價值觀的維度，糾纏於“自然價值論—人類中心論”的二元對立展開生態文明理論研究。應該說，實現人類生態價值觀的變革對於解決人類當前面臨的生態危機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是一方面由於西方自然價值論和人類中心論的生態文明理論從其價值立場上，具有西方中心主義的傾向，客觀上起到了為資本推卸其在全球環境治理問題上應盡的責任和義務作辯護的作用。另一方面生態危機的本質在於以資本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全球權力關系所造成的，同時任何一種價值觀總是依附於一定的生產方式產生並產生作用的，在資本所控制的全球全力關系不發生變革的情況下，所謂生態價值觀的變革隻能是一種美好的願望。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可貴之處正在於它把對資本的批判和生態批判有機地結合起來，探討生態危機的真實根源及其解決生態危機的可能途徑，並對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生態文明理論作了初步的探索，是我們建立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的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理論的可貴思想資源。其二，從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實踐看，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昭示我們應當著力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應當實現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革，在堅持內涵發展的發展方式的同時，避免人們走向以商品佔有和商品消費為目的，破壞生態環境的生活方式。二是應該在全球層面追求環境正義，維護中國的發展權和環境權﹔在地區層面建立公正合理的制度協調不同地區、不同人群在環境資源分配和使用上的矛盾利益關系，實現環境正義。要實現上述目標，就必須把生態文明實踐中的制度建設和生態價值觀的建設結合起來。從生態文明理論的制度維度看，它把生態問題本質上看做是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和不同人群之間在生態資源上的利益關系矛盾的集中體現，它要求把生態文明理論外化為合理協調人們生態利益關系的法律、法規，作為一種底線規則真正起到規范人們實踐活動和實踐行為的作用，從而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生態文明理論研究的任務就在於為制定公平正義的生態法律、法規提供科學的價值基礎。從生態價值觀的維度看，它主要是通過生態價值觀建設和生態價值觀的教育，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自然觀、消費觀和幸福觀，通過不斷提升人們在生態問題的價值境界，形成一種生態意識的自覺，並逐漸將這種生態意識內化為人們行為的信念，按照生態規律和生態原則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相對於生態文明理論制度維度的底線規則和強制性質來說，生態價值觀的維度具有倡導性和非強制性的特點，它從根本上取決於人們的生態意識自覺和價值境界的不斷提升。通過生態文明理論制度維度和生態價值觀維度的有機結合，實現作為生態文明理論中發展觀和境界論的內在統一。

注釋：

[1]Jonathan Hughes, Ecolog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2.

[2]詹姆斯·奧康納：《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6頁。

[3]本·阿格爾：《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91年版，第486頁。

[4]本·阿格爾：《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第420頁。

[5]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頁。

[6]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第95頁。

[7]William Leiss, 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00.

[8]詹姆斯·奧康納：《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33頁。

[9]戴維·佩珀：《生態社會主義：從深生態學到社會正義》，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頁。

（作者單位：王雨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哲學院﹔劉英，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