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獨特路徑

——蔡和森《社會進化史》文本構成解析

作者:王建國    發布時間:2014-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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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的《社會進化史》被譽為“民國學術經典”。有學者這樣評價該書:“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引証古希臘、羅馬、日耳曼、埃及以及中國的大量歷史資料……深刻地揭示了人類社會按歷史規律發展的必然性,揭示了階級社會的階級斗爭對人類生活的深刻影響。”[1]通過反復研究文本,筆者發現《社會進化史》並不是蔡和森獨立完成的“學術專著”,而是對馬克思主義有關論著的“匯編”。

  一、對《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進行創造性“轉述”

《社會進化史》與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以下簡稱《起源》)的內容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請看正文開篇:“人類進化的主要動因有二:一是生產,一是生殖。前者為一切生活手段的生產,如衣食住等目的物及一切必要的工具皆是﹔后者為人類自身的生產,簡言之即為傳種。人們生活於一定時期與一定地域的各種社會組織,莫不為這兩種生產所規定所限制。這兩種生產在歷史上的演進:一面為勞動發達的程序﹔別面為家族發達的程序。”[2]這部分內容可以在《起源》的“序言”中找到相應的表述:“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一定歷史時代和一定地區的人們生活於其下的社會制度,受著兩種生產的制約:一方面受勞動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另一方面受家庭的發展階段的制約。”[3]在將《社會進化史》全文與《起源》進行比較后,筆者發現類似的“轉述”約佔《社會進化史》一半的內容。

需要指出的是,蔡和森在“轉述”過程中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在概述《起源》有關家庭的觀點后,蔡和森提出:“家族歷史發達到近世大工業時代,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既不是經濟的單位,復不是政治的要素:極少數資產階級的家庭,赤條條的是金錢連綴起來的性交和娛樂的一種場所(但此外還有多種)﹔最大多數無產階級的家庭則早已為大工業所破壞,他們的妻女及小孩都須離開家庭而與男性勞動者同過大工廠的生活。換過說,即兩性間家庭勞動與社會生產勞動的分工已為大工業所沖破,而貶謫數千年的婦女至此才漸有恢復原始時代的重要地位而趨於解放之可能。”[4]《起源》指出了國家消亡的必然性:“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於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5]《社會進化史》則強調國家如何才能消亡:“國家不是永遠存在的……經濟發達的程度到了自然惹起社會階級分裂的時候,才由這種分裂形成國家的必要……隨著階級的消滅.國家也必致於消滅……然這不是一朝一夕可做到,要待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后才能做到。”[6]該論述凸顯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對人類歷史的推動作用。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起源》以“轉述”《古代社會》的“社會的瓦解,即將成為以財富為唯一的最終目的的那個歷程的終結,因為這一歷程包含著自我消滅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會中的博愛,權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將揭開社會的下一個更高的階段,經驗、理智和科學正在不斷向這個階段努力。這將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7]作為全篇的結束,而《社會進化史》則以“戰后工人階級的新現象,從1921年德國3月事變中可以看出:這次事變之主要分子為中部德意志的工人﹔他們在大戰以前是極落后的分子,然而這次起事,他們既不要統率,也不顧成敗,自發自動的上了革命的戰線。由此可知社會革命必然要一天一天擴大,一天一天成熟:不僅在各大工業國內有農人階級中等階級及資產階級的落伍分子和進步分子為之呼應,而且有全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運動為之呼應。世界革命的成功,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8]結束全篇。不難看出,《起源》重點論述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社會進化史》則突出強調世界革命成功的必然性。由此可見,蔡和森的“轉述”實際上是在《起源》基礎上的“再創作”。經過蔡和森的“轉述”,《起源》已經由一部嚴謹的“學術著作”轉化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文獻”。

二、在引自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內容時刻意隱去出處

據胡允恭介紹:“和森同志擔任的主課是《社會進化史》……他嚴肅認真地闡述了恩格斯的名著《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並且多次引証《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最后講到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所代替,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他義闡述了恩格斯的名著《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的論証。”[9]值得注意的是,《社會進化史》僅在“封建制度發達到一定程度,封君對於他的家臣,自由農和農奴便停止其保護地位而居壓迫地位﹔對於人民強征暴斂,以擴大其封建的財產。如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封君,用野蠻敏捷的手段,把鄉村農人的土地沒收得干干淨淨”之后注有“參看馬克斯《資本論》二十七章”[10]等字樣,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全文僅此一處“純學術”觀點引自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實際上,蔡和森不但大量轉述《起源》,而且融匯了《共產黨宣言》等諸多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核心內容。請看下表。

此外,《社會進化史》中的“封建財產的特性,始終不是自由的和個人的,但(而)是家族的﹔所以既不能買也不能賣,每代封君隻有實際享受其利益而擔負遺傳於其后嗣之責任”[13]。與《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在日耳曼人的軍事制度的影響下,發展了封建所有制。這種所有制像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樣,也是以一種共同體為基礎的”[14]觀點相吻合。《社會進化史》中的“資本主義發達到20世紀的初年,全人類五分之四以上已成為最少數資本家的奴隸(或為工錢勞動者或為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的民族)。各國資產階級因為生產的過剩和紊亂,早已准備異常強大的武力以爭奪殖民地”[15],很明顯這是來自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有關論述。至於《國家與革命》,對於熟讀這部經典著作的蔡和森來說,更是不可缺少的資料。隻要認真閱讀《社會進化史》,我們就不難發現:列寧所強調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不僅具有政治實踐的意義,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義,這個問題是要向群眾說明,為了使自己從資本的枷鎖下解放出來,他們在最近的將來應當做些什麼”[16]的觀點,一直是蔡和森寫作《社會進化史》所貫徹的指導思想。

不難看出,蔡和森之所以將引自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內容隱去出處,完全是因為當時險惡的社會環境。

三、引自其他著作的內容則悉數予以注釋

在寫作《社會進化史》的過程中,蔡和森還參考了大量的非馬克思主義著作。與引述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完全不同,蔡和森對其他著作的引述悉數予以詳細說明。如,摩爾根的《美洲土人的家庭與家庭生活》、安德爾的《美洲印第安人之歷史》、凱撒的《高盧戰記》、哈截蓀的《俄羅斯鄉村制度與其民族生活的內情之研究》、拉法格的《財產歷史》,《聖經》、哥摩的《村落社會》,《荷馬史詩》、馬奢爾的《土地財產的原理與實際》、英國印度總督梅特加夫的《1832年報告》,《周禮》、《國語》、《孟子》、賀吉森的《亞細亞社會記》等,都曾出現在《社會進化史》的注釋中。

遇到無法說明具體出處的引述,蔡和森一概注明出自何人之口。試舉數例:“摩爾根已告訴我們,這種名字是屬於氏族的,並且當他所贈予的朋友死了的時候,這個名字又要復歸於氏族。”[17]。筆者在《古代社會》中找到了相應的內容:“他可以把這個名字租借給他在另一個氏族中的朋友﹔不過,承借這個名字的人一旦死去,這個名字仍須歸還其原來所屬的氏族。”[18]“達西德說:吾人從未見過別的民族招待賓客有這樣的寬大﹔若客人被排斥於食灶之外,無論怎樣,大家都視為罪惡﹔也沒有人把自己用過后的飲食來奉客﹔當接了外客的人家食物吃盡了的時候,這個屋裡的主人又可領導客人到鄰居的人家去,也不須鄰居先來邀請,而鄰居也絕沒有拒絕接待的,都是同樣寬大的接待﹔他們對於款待賓客的義務是一律同等的,看人看勢的區別,在日耳曼人是從不知道的。”[19]筆者在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傳·日耳曼尼亞志》中找到了出處:“沒有那種人比他們更慷慨好客的了。閉門拒客被認為是一種丑行。每一個人都按照他的家財以上賓之席待客。如果主人無力招待了,他會介紹另一位東道主給他的客人,陪同他前去,並不需要另一家主人的邀請。另一家也不以此為怪,而同樣殷勤地招待他們。就盡主人之誼而言,對待熟人和陌生人是沒有差別的。每當客人離開的時候,隨他要求什麼,就送給他什麼﹔同時,主人也毫不忸怩地向客人索取禮物。他們非常愛好禮物,但他們既沒有施恩望報之心,也沒有受施必報之念。”[20]“據凱撒的記載,日耳曼各民族每年留一部分戰士在家裡耕田,遣一部分戰士,出去劫掠﹔遠征隊回來了,耕田隊又出去,兩部分人年年都是這樣互相輪流的。至於戰利品的處分,最初都是分配於全體,因為留在本地的人也是為大家而耕作﹔所以他們全體,在農業與劫掠業中,還是共產主義者。”[21]筆者在《高盧戰記》中找到了出處:“蘇威皮族是所有日耳曼人中最大、最驍勇善戰的一族,據說他們有一百個部,每年都從每一個部征召一千名武裝人員到境外去作戰,其余留在本土的,即從事生產,以維持自己和那些出征者的生活。同樣,下一年就輪到他們出去參加戰爭,再由上年服役的人回家生產。這樣,無論是種地還是作戰的方略和技術,都不會荒疏掉。”[22](值得注意的是,蔡和森將“蘇威皮族”改為“日耳曼各民族”。至於“他們全體,在農業與劫掠業中,還是共產主義者”的表述,應該是蔡和森自己的分析)《社會進化史》還有關於秘魯的大段描述:“他們土地的三分之二名義上都是屬於太陽神,其實便是印加人的共同財產。”[23]筆者在《秘魯征服史》中找到了出處[24]。“據秋凡來甫斯基,在斯拉夫民族中研究的結果,宗法家族是從集產村落派生出來的﹔它也是幾個家庭的集合體﹔它的命運與財產的集合形式有密切的關系,因為財產的集合便是宗法家族存在的主要條件。”[25]筆者仔細查閱了相關資料得知:秋凡來甫斯基(今譯科瓦列夫斯基)的代表作是《公社土地佔有制,其解體的原因、進程和結果》,在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中就包括這部著作的讀書筆記。筆者仔細查閱了這部名著,可惜未能發現相應內容。

通讀全書,不難發現,《社會進化史》充滿了其他著作引文的注釋。應該說,這種處理方式和刻意隱去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引述一樣,都是為了給“當局”這樣的印象:《社會進化史》並不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從中我們不難體會蔡和森的良苦用心。

四、《社會進化史》堪稱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的典范之作

筆者認為,與其說《社會進化史》是“中國人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寫成的第一部社會發展史,是此類著作的奠基之作”[26],不如說它是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典范之作。《社會進化史》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貢獻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社會進化史》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原著的通俗化。通俗化是普通群眾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前提。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82年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這樣說:“這一著作原來根本不是為了直接在群眾中進行宣傳而寫的。這樣一種首先是純學術性的著作怎樣才能適用於直接的宣傳呢?在形式和內容上需要作些什麼修改呢?”[27]既然如此,學術性更強的《起源》能不面臨同樣的難題嗎?請看列寧1919年7月11日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講演:“我希望你們在研究國家問題的時候看看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當然,這部著作並不是全都淺顯易懂,其中某些部分是要讀者具有相當的歷史知識和經濟知識才能看懂的。我還要重復說,如果這部著作你們不能一下子讀懂,那也不必懊喪。幾乎從來沒有哪一個人能做到這一點。”[28]也許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在寫作《社會進化史》時,蔡和森力求做到通俗易懂。試舉一例:摩爾根將人類歷史劃分為“蒙昧社會”、“野蠻社會”、“文明社會”[29],恩格斯將人類歷史劃分為“蒙昧時代”、“野蠻時代”、“文明時代”[30],《社會進化史》則這樣介紹:“摩爾根分人類歷史為三大時代:(一)野蠻時代(二)半開化時代(三)文明時代”[31]。雖然從忠實於原著的角度來看有所欠缺,但很容易為普通群眾所接受。

第二,《社會進化史》找到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新途徑。如前所述,蔡和森刻意給“當局”這樣的印象:《社會進化史》是一部介紹西方資產階級學術觀點的著作。也許正因為如此,《社會進化史》開篇就強調:“摩爾根真是發明原始人類演進程序的第一人……現在首述摩爾根所劃分之歷史的理論時代,以為本書全部之綱領。”在行文過程中,蔡和森對引自《古代社會》、《高盧戰記》、《孟子》等書籍的內容予以詳細說明,而對轉述《共產黨宣言》、《起源》、《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等著作的內容一律隱去出處。只是在“緒論”中才含蓄地說:摩爾根“不知道馬克斯,也不知道唯物史觀的學說,然而他於不知不覺中,竟在美洲從新發明並且系統的應用了這種真理(馬克斯是在他的前四十年發明的),他所研得的主要結果,大致與馬克斯是一樣的。”“至恩格斯著《家族私產與國家之起源》,將摩爾根和馬克斯兩人的意見聯合一致,至此摩氏不朽之業才發揚光大於世,而歷史學亦因此完全建立真實的科學基礎”[32]。將“馬克斯”名列摩爾根之后,並且強調《起源》使“摩氏不朽之業才發揚光大於世”。可見,蔡和森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傳播正是在宣傳摩爾根《古代社會》的旗號下進行的。

有學者指出:“有時,一本書所宣揚的先進思想.甚至可能導致一場大革命。如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薄薄一本小冊子,卻掀起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巨瀾……正因如此,書籍的歷史充滿苦難和曲折,常遭查禁、焚毀的厄運。”[33]由於披上了介紹摩爾根《古代社會》的外衣,《社會進化史》這部融匯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學術著作”在白色恐怖的狀態下得以“合法”地出版發行。1929年6月,在國民黨嚴格控制下的上海,民智書局第五次公開出版《社會進化史》。應該說,這是與蔡和森的巧妙“包裝”分不開的。筆者認為,以個人專著的形式全面“轉述”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核心內容,是蔡和森的一個創造。至於《社會進化史》能夠成為“民國學術經典”,則足以說明蔡和森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的巨大成功。

第三,《社會進化史》為人們學習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教材。蔡和森將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融會貫通,把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論述搬進上海大學的講堂。在聽了蔡和森的《社會進化史》這門課程以后,“青年同學們由此才懂得歷史也是一門科學,思想逐步開朗,認識也不斷進步,(使)上海大學的學生思想面貌煥然一新”[34]。1924年5月,蔡和森將講稿修訂、出版。各地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和共產黨基層組織隨即將其列為教材或學習材料。1926年5月-10月,廣州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規定《社會進化史》所有學員人手一冊,並將其與《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並列為必讀的“重要書籍”。講習所要求:“在閱看之先,由專任教員於每書要緊部分列出問題,公布出去,然后命學生看書,根究所問,隨看隨作答案,限期交卷。由專任教員於答案中擇出數份,加以改正,繕好張貼牆壁,名曰‘標准答案’。然后將所有答卷一律發還學生,令照標准答案自行改正其錯誤。”人們評價說:“用此方法,助益學生之理論研究頗不小。”[35]1927年2月創辦的“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專門開設《社會進化史》課程,講授時間為18課時,僅次於《農民問題》(25課時)及《各國農民運動狀況》(20課時)兩門“專業課”,居所有課程的第三位[36]。《社會進化史》在培養革命隊伍過程中的作用由此可見一斑。

總的來看,《社會進化史》不是蔡和森的“原創”,也不是對《起源》的簡單“轉述”。在《起源》的基礎上,蔡和森結合《共產黨宣言》等諸多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進行了再創作。在寫作過程中,蔡和森參考了《古代社會》、《高盧戰記》、《阿古利可拉傳·日耳曼尼亞志》等諸多學術名著,最終形成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獨特文本。應該說,當時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不少,但將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融會貫通,再以“學術專著”形式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出版卻極為罕見。《社會進化史》是“民國學術經典”,更是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的典范之作。

注釋:

[1]李永春編著:《蔡和森年譜》,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74頁。

[2]蔡和森:《社會進化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12年,第11頁。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頁。

[4]蔡和森:《社會進化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12年,第58-59頁。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0頁。

[6]蔡和森:《社會進化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12年,第213頁。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5頁。

[8]蔡和森:《社會進化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12年,第233頁。

[9]胡允恭:《創辦上海大學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本社編:《回憶蔡和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7-118頁。

[10]蔡和森:《社會進化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12年,第114頁。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12]蔡和森:《社會進化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12年。

[13]蔡和森:《社會進化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12年,第114頁。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9頁。

[15]蔡和森:《社會進化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12年,第222頁。

[16]《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0頁。

[17]蔡和森:《社會進化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12年,第64頁。

[18]摩爾根:《古代社會》(新譯本),楊東莼、馬雍、馬巨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第56頁。

[19]蔡和森:《社會進化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12年,第77頁。

[20]塔西佗:《阿古利可拉傳·日耳曼尼亞志》,馬雍、傅正元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58頁。

[21]蔡和森:《社會進化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12年,第108頁。

[22]凱撒:《高盧戰記》,任炳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79頁。

[23]蔡和森:《社會進化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12年,第88頁。

[24]普雷斯科特:《秘魯征服史》,周葉謙、劉慈忠、吳蘭芳、劉方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57-59頁。

[25]蔡和森:《社會進化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12年,第95頁。

[26]蔡和森:《社會進化史·內容簡介》,北京:東方出版社,2012年,封面折頁。

[2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45頁。

[28]《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27頁。

[29]摩爾根:《古代社會》(新譯本),楊東莼、馬雍、馬巨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第3頁。

[3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頁。

[31]蔡和森:《社會進化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12年,第2頁。

[32]蔡和森:《社會進化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12年,第1-2頁。

[33]張國良主編:《傳播學原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75頁。

[34]胡允恭:《創辦上海大學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本社編:《回憶蔡和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8頁。

[35]本社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0頁。

[36]本社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3頁。

(作者單位:解放軍理工大學政治理論與軍隊政工教研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