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翻譯“拾遺補闕”的點滴體會

一、引言

在進入中央編譯局從事文獻翻譯的第五個年頭，回首自己日常所做的工作，除了最重要的初譯之外，就是統一、核稿和校對。完成后面這三道工序，就像秋收之后撿麥穗一般，需要沿著別人收割的道路，一步一步，一粒一粒地撿拾在百密一疏中遺漏下來的小小麥穗，是保証顆粒歸倉的一個重要補缺工作。

中央編譯局文獻部各語言處在數十年的翻譯實踐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學流程，通過十幾道工序的打磨，最終能夠產出在忠實度和流暢性上都具有較高質量的譯文。核稿就是一個有效避免漏譯、錯譯等“硬傷”的必要工序。統一則是統領全局，保証譯文詞匯和格式上統一的工作。就連看似毫無技術含量的校對，也成了我們“嚴防死守”，精益求精的陣地。在多年的校對工作中，我們都練就了一雙“火眼精金”，除了打字錯誤外，常人無法看出的格式問題，如一個逗號是斜體而不是正體、兩個詞之間多空一格或者首行縮進少半個字符，都能一眼識破，有時甚至還能校對出細小的語法錯誤，可謂細微之處見功夫。由此可見，任何一個工作，任何一道工序，即使再簡單再瑣碎，隻要用心去做就可以舉一反三、事半功倍。

下面我就結合自己在從事中央文獻翻譯的統一、核稿和校對等拾遺補闕的工作中遇到的具有代表性的問題，談一談心得和體會。　

二、典型譯例

（一）透徹理解，避免望文生義

例如：推出成品油價格形成新機制，出台了支持油品質量升級的價格政策，調整了非居民用天然氣門站價格，提高了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和環保電價標准，完善核電、水電和光伏發電上網電價機制，順利實現電煤價格並軌。（《關於201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的報告》）

此句中的“電煤價格”在初譯時譯為“los precios de la electricidad y el carbón”，即電和煤的價格。我們在核稿的時候，結合上下文所表達的意思，懷疑此處的“電煤價格並軌”並非字面上的意思，而是另有所指。經過上網查証，我發現它是指取消發電用煤的價格雙軌制，西文應譯為：“la unificación de los precios del carbón para la generación eléctrica”。如果按照初譯時不求甚解、望文生義的譯法，不僅會使外國讀者對我國的有關政策措施產生誤解，甚至可能貽笑大方。

通過這一例子我得到的體會是：在做核稿時，一定要多思考，多發問，勤於查資料，善於做調研。凡是遇到有疑問的、拿不准的表達和說法，即使已經定稿，也一定要抓住不放，以“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態度去找出處、尋解釋，把好核稿這一道關。

（二）有理有據，避免盲從網絡

例如：神舟十號遨游太空，嫦娥三號成功登月，蛟龍深潛再創紀錄，這表明中國人民完全有能力、有智慧實現建成創新型國家的目標。（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

初譯時，對“神舟十號”和“嫦娥三號”的數字都使用羅馬字母表示，即“la nave Shengzhou V”和“la sonda lunar Chang'e III”。我因為曾經在西班牙報刊上看到過關於中國航天事業的報道，對幾個專有名詞有一定的印象，記得當時用的是阿拉伯數字。上網一查，發現兩種用法皆有，但以阿拉伯數字居多。為了保險起見，也為了遵循“核稿時提出問題就要有理有據地解決問題”的原則，我又翻閱了《Ortografía de la lengua espa?ola》、《Manual de estilo de la lengua espa?ola》和《Gran espasa universal》等工具書，找到了權威的論據。原來，羅馬數字是過去的用法，西班牙皇家語言學院在2010年已經對此用法進行了規范，統一使用阿拉伯數字。此處應改為：“la nave Shengzhou 10”和“la sonda lunar Chang'e 3”。再回到網上查的資料，發現確實如此，發布時間不同造成了用法的不同，而且雖然有的小網站仍然在使用老的用法，但因其缺乏權威性，我們也不應當引作參考標准。

對此，我的感觸是：平時堅持閱讀西班牙原文報紙和雜志對我們中譯外翻譯培養語感、熟悉特定的習慣用法有很大幫助。同時，我們在查証原文網頁時，對不同的表達方法要有一定的鑒別能力，盡量參考權威機構和著名報刊的網頁，而像維基百科這樣誰都可以編輯、誰都可以修改的文本一定要採取審慎的態度。有必要時還要勤動手，翻一翻工具書，通過廣泛的求証獲得全面的解答。

（三） 人名還原，避免產生誤解

例如：9月底，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從上海來到瑞金。李德是一個外國革命者，來到中國是為了幫助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但他完全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只是搬用蘇聯紅軍正規戰爭的經驗，這就不能不給中國革命造成嚴重的損害。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

這是我在校對時發現的問題，當時一讀到“Li De”這個名字時，心裡就覺得奇怪，憑借淺薄的歷史知識記得他應該是一個德國人，接著往下讀時發現“李德是一個外國革命者”一句，就一目了然了。所以，此處應該還原翻譯為他的外文原名“Otto Braun”。

《黨史》中還有很多看似中國人的外國人，例如馬林（荷蘭人）、越飛（蘇聯人）、羅易（印度人）、李鐵夫（朝鮮人）、鮑羅廷（蘇聯人）、季山嘉（蘇聯人）等，他們的中文名字可能被我們中國讀者所熟悉，但在國際上使用的卻是自己的原名。如果在外文翻譯時，仍然照搬這些中文名，外國讀者很可能無法對號入座，進而對客觀的史實產生誤解。

（四）適當變通，避免生搬硬套

例如：同盟會成立后，革命黨人進行廣泛的革命宣傳和鼓動工作，並積極聯絡會黨和新軍，先后在各地組織和發動了一系列武裝起義。（《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

劃線句子初譯時為：“y organizaron y movilizaron sucesivamente una serie de insurrecciones armadas por todas partes.”此處翻譯的難點是“先后”這個副詞。中文原句裡“先后”修飾的是“在各地”這個狀語，意思是在各地組織和發動的一系列武裝起義不是同時進行的，而初譯稿的西文中“sucesivamente” 修飾的是“organizaron”和“movilizaron”這兩個動詞，倒譯成中文時意思變成了先組織后發動了一系列武裝起義，與原文不符。在和專家討論后，我們決定在翻譯成西文時省略“先后”一詞，而通過下文中的“por todas partes”來暗示這一行為不是同一時間一次性完成的。這樣外文表達既通順流暢，也不會產生歧義。

著名翻譯理論家塔伯和奈達提出的關於翻譯的定義被中外翻譯界廣泛採用。他們說：“翻譯就是在譯入語中用最切近、最自如的對等語再現原文的信息。”然而，這並不是說我們在翻譯時要機械地簡單地對文字進行逐詞逐句的對等“轉換”。相反，在整體意思表達完整的情況下，應該適當顧及譯文的通順與自然，避免使用產生歧義和模棱兩可的表達方式，追求譯文在語義和語用上最大限度地對應於原文。

（五）調整中文，避免搭配不當

例如：1922年以后，中國民族工業開始出現危機，許多企業由於競爭不過外國資本的企業而停產歇業，有一些被外國資本吞並或控制。（《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

初譯為: “Después de 1922, se comenzó a presentar una crisis en la industria nacional, suspendiéndose la producción de muchas empresas debido a su inferioridad en la competencia con las de capital extranjero y siendo anexadas o controladas algunas por estas últimas.” 細讀原文，其實中文表達有一定的問題，但並不影響中國讀者的理解。“以后”和“開始”兩個詞搭配不起來，前者表示有起點但沒有終點的時段，后者則表示一次性動作的起點。在和外國專家商量后，我們把外文表達修改為：“En 1922 comenzó a emerger la crisis en la industria nacional: muchas empresas suspendieron la producción debido a su inferioridad en la competencia con las de capital extranjero, y algunas fueron anexadas a estas últimas o controladas por ellas.” 這樣就完全符合正常邏輯和外文的表達習慣了。

因此，在我看來，我們在中央文獻的中譯外工作中，有時還要對搭配不當或表達不自然的中文先進行適當的梳理，通順之后再進行翻譯，從而避免譯成的外文錯上加錯。這就是所謂的“差之毫厘，謬以千裡。”

三、結語

以上就是我在文獻翻譯中“撿拾麥穗”時獲得的點滴感受和粗淺認識，還望讀者多多批評指正。

翻譯的團隊中每一個人都很重要，不論我們負責哪一道工序，隻有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地各盡其責，爭取不出任何紕漏，才能保証我們的集體最終高質量高標准地交出令黨和國家滿意的答卷。

中央文獻翻譯工作任重而道遠。作為一個年輕人，我深知肩上擔子之重。翻譯的道路是靠一步一個腳印走出來的，隻有平心靜氣、腳踏實地，在日常的每一次初譯、核稿、統一、校對等工作中全力以赴，不放過每一個學習和積累的機會，才能在不斷的磨礪中取得更大的進步，為黨和國家的理論和文化外宣工作做出更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1]《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

[2]《關於201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的報告》。

[3][譚載喜：《奈達論翻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4年版。

[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2版。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編譯局中央文獻翻譯部西文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