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編譯局圖書館收藏的兩封馬克思書信簡介

作者:魯 路    發布時間:2011-07-21   
分享到 :

 

中央編譯局圖書館近期購置了兩封馬克思的親筆信,為了便於大家了解相關情況,現對這兩封信做簡要介紹。

一、第一封信:卡爾·馬克思和燕妮·馬克思於1876年10月16日致友人托馬斯·奧爾索普的信

1.簡介

卡爾·馬克思和燕妮·馬克思的這兩封信寫在一張紙的正反兩面,原文是英文。其中,馬克思的信第一次用原文發表於1970年《經濟和社會》(日內瓦版)第4卷第11期。我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0卷第464─465頁發表了這封信。此次對譯文進行了修訂。燕妮·馬克思的信未曾發表過。該手稿經過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工作組的識別,現保存於中共中央編譯局圖書館。

2.原件描述

手稿保存地:北京,中央編譯局。

書寫用紙:一張結實、光滑的白張,無格線。

水印花紋:圓圈內為一隻蹲踞的雄鷹,在兩支樹枝之間展開雙翼,文字為“Hammonds商標”,另有間隔為25毫米的淺色平行線。

紙張規格:224毫米×178毫米,經折頁后每頁112毫米×178毫米,折頁后還兩度橫向折疊,留下兩道印痕。

保存狀況:保存良好,紙張完全變黃,紙張和文字均無缺損。

書寫者:卡爾·馬克思和燕妮·馬克思。

書寫材料:黑色墨水,已變為棕色。

書寫情況:第一頁由卡爾·馬克思寫滿,第二頁和第三頁由燕妮·馬克思寫滿,第四頁除留有“馬克思博士”(極有可能由燕妮書寫,但不排除第三者書寫的可能性)的字樣外,其余地方系空白,拉丁字體。

紙張頁碼:無。

其他標記:第一頁左上方為奧爾索普的收信標記“10月17日”,無書信擁有人和檔案館的標記,無文檔標識。

書信識別及描述人: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工作組理查·施佩爾教授、羅爾夫·黑克爾教授。

3.背景資料

托馬斯·奧爾索普(1795─1880)是英國交易所經紀人、政論家、民主主義者。他是意大利革命者朱澤培·馬志尼、英國自由思想家查理·布拉德洛與安妮·貝贊特的朋友,曾同馬克思恩格斯一道援助流亡者。這封信是馬克思恩格斯與奧爾索普通信中的一封,除此之外,流傳下來的還有馬克思於1873年12月23日、1878年2月4日以及恩格斯於1876年10月17日、1879年12月14日的寫給奧爾索普的信。[1]這些書信中既有噓寒問暖,又有關於國際形勢的觀點交流。在馬克思於1858年4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2]以及恩格斯於1858年3月1日致馬克思的信[3]中,他們對奧爾索普因資助謀刺拿破侖第三而遭受政府迫害流露出深切的同情。

馬克思夫妻的這一封親筆信鮮明地流露出他們對朋友的真摯感情,以及他們之間志同道合的默契情感。

二、第二封信: 卡爾·馬克思1878年6月25日致《自由新聞》及《外交評論》發行人兼編輯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的親筆信

1.簡介

這封信原文是英文,以前未曾發表過。該手稿經過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工作組的識別,現保存於中共中央編譯局圖書館。

2.原件描述

手稿保存地:北京,中央編譯局。

書寫用紙:一張結實、光滑的白紙,有突起條,無格線。

紙張規格:112毫米×88毫米,從右側起18毫米處有縱向折疊痕跡。

水印花紋:間隔53毫米的淺色線。

保存狀況:保存良好,紙張略微變黃,輕度污染,左側有針孔,紙張和文字無缺損。

書寫者:卡爾·馬克思。

書寫材料:黑色墨水,已變為棕色。

書寫情況:紙張正面完全寫滿(共13行),拉丁字體。

紙張頁碼:無。

其他標記:無檔案館或私人收藏標記,無印章或文檔標識。

書信識別及描述人: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工作組曼弗雷特·諾伊豪斯教授、理查·施佩爾教授。

3.背景資料

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1812─1898)系英國政論家,1856年8月起任《自由新聞》編輯兼發行人,1856年秋天開始與馬克思保持通信聯系。《自由新聞》自1855年10月13日起在英國設菲爾德出版,1956年10月遷至倫敦出版,截止1858年4月為周刊,此后至1858年6月為半月刊,再往后截止1877年停刊時為月刊。刊物關注外交事務,反對帕麥斯頓政府,於1866年更名為《外交評論》。馬克思曾在《自由新聞》周刊上發表過多篇文章,如《帕麥斯頓勛爵》第三篇、第六篇,[4]以及《十八世紀外交史內幕》[5]。

馬克思在信中提到的人物即阿道夫·洛塔爾·布赫爾(1817─1892)。1848年革命時期,布赫爾當選普魯士制憲議會議員。恩格斯在《關於區等級會議的妥協辯論》中提到,布赫爾當時曾提出廢除區等級會議課稅權的議案。[6]也正是因為持這種左翼觀點,布赫爾被判監禁,並為躲避監禁而流亡倫敦。在倫敦時,布赫爾參與救濟倫敦流亡者的一些事務[7]。他為柏林《國民報》做通訊員[8],曾試圖同他人一道創辦《人民之友》報[9]。在馬克思與對手的爭論中,他支持馬克思。例如,馬克思在1860年12月19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布赫爾認為,“反對福格特的証據是完全可靠的。”[10]

但是,即使在這時,馬克思也認為布赫爾屬於“流亡者上層”,即不屬於普通的工人流亡者群眾。[11]因此,馬克思盡管住得離布赫爾不遠,卻仍同他保持距離。馬克思在1860年6月2日前后致斐·拉薩爾的信中明確講道:“我同布赫爾卻從來沒有交換過一句話,因為那沒有好處。”[12]馬克思用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中的“高尚意識”[13]概念來形容布赫爾等人,暗示正像黑格爾意味的那樣,真理在於他們的思想意識的對立面,即“卑鄙意識”[14]。[15]

1861年1月12日威廉四世頒布對政治流亡者的大赦令后,布赫爾返回普魯士,於1864年進入外交部。他深受俾斯麥器重,曾為霍亨索倫家族成員就任西班牙王位而出使馬德裡,參加在歐洲外交史上舉足輕重的1878年柏林會議,任會議秘書長。俾斯麥下野后,布赫爾跟隨俾斯麥到鄉下庄園,協助俾斯麥撰寫回憶錄《思考與回憶》。正像馬克思后來揭露布赫爾等人所說的那樣:“他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他們投入了那些可尊敬的‘國家要人’的懷抱。”[16]

布赫爾曾為俾斯麥與拉薩爾的秘密會見牽線搭橋,因為布赫爾與拉薩爾關系甚密,出版過拉薩爾的著作。他甚至是拉薩爾的遺囑執行人之一,[17]在拉薩爾決斗身亡后繼承了拉薩爾的全部遺稿。對於俾斯麥、拉薩爾和布赫爾的關系,馬克思有著清醒的認識。燕妮·馬克思在1865年3月3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一針見血地講道:“拉薩爾已經完全走上了一條歪道,這條歪道把他像他的朋友布赫爾一樣引到俾斯麥陣營,引入內閣……”。[18]

普魯士政府對1848年革命的流亡者實行大赦后,馬克思也曾一度考慮自己回國的問題,但他最終選擇留在英國,並為《紐約每日論壇報》等報刊撰稿。布赫爾曾延請馬克思,為普魯士官方報紙供稿,甚至提出稿酬由馬克思自己決定。馬克思在1867年12月7日致路·庫格曼的私人信件中透露,布赫爾曾邀請馬克思為《普魯士王國國家通報》擔任經濟問題的倫敦通訊員。[19]馬克思還在1865年11月21日致威·李卜克內西的信中私下裡透露,布赫爾在試圖拉攏馬克思為普魯士政府效力時曾說:“凡是一生中還想對德國有影響的人,就應當‘投靠政府’。”[20]從后來馬克思澄清事實的公開聲明看,[21]這一邀請或者說拉攏遭到馬克思的拒絕。而布赫爾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非常重視馬克思,以至於在馬克思拒絕為他撰稿的情況下,他干脆直接抄襲馬克思。[22]

關於馬克思與布赫爾的公開交鋒,可參看馬克思與恩格斯寫於1878年6月12日、發表在13日《每日新聞》上的《布赫爾先生》[23],以及馬克思寫於1878年6月27日、發表在6月29日《法蘭克福報和商報》上的《答布赫爾的<聲明>》[24]。在前一篇致編輯部的信中,馬克思不再限於私下裡向朋友透露布赫爾的為人,而是在報紙上公開揭露布赫爾的所作所為﹔不但揭露布赫爾是拉薩爾的狂熱信徒,是俾斯麥的心腹侍從,而且公開了布赫爾延請馬克思為官方報紙撰稿這一事實。馬克思的這番揭露促使布赫爾於6月21日在《北德總匯報》上發表聲明,竭力遮掩自己作為政府代表同馬克思這樣一個革命者搭訕的丑聞。布赫爾的聲明又引發馬克思寫下后一篇聲明,揭露布赫爾靠撒謊來脫身的行徑。正是為了寫作這后一篇聲明而索取材料,馬克思寫下了上述於1878年6月25日致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的親筆信。

馬克思這封親筆信同他上述公開發表的文章及私人信件共同構成一個史料整體,反映出馬克思對布赫爾的看法。這封親筆信還証明,馬克思如何為筆戰而盡可能詳盡地涉獵各種相關資料,而這正是他一貫的工作作風。

搜集這兩封馬克思親筆信,標志著中共中央編譯局馬克思主義文獻典藏工作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謹此感謝曼弗雷特·諾伊豪斯教授、理查·施佩爾博士、羅爾夫·黑克爾教授為中共中央編譯局的典藏工作提供的學術性幫助﹔謹此感謝中國駐維也納大使館王順卿參贊、強朝暉二秘為中共中央編譯局的典藏工作提供的事務性幫助。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4─457頁、第468─469頁、第465頁、第472─473頁。

[2]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298頁。

[3]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277頁。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5─429頁、451─457頁。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3─330頁。

[6]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版,第318─322頁。

[7]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版,第407頁。

[8]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4版,第506頁。

[9]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362頁。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0頁。

[11]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120頁。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48頁。

[13] 通常譯做“高貴意識”。

[14] 通常譯做“卑賤意識”。

[15]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8頁。

[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348頁。

[17]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頁。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7頁。

[19]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9頁。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1頁。

[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頁。

[22]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77頁。

[2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186頁。

[2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1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