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認識全面深化改革的整體性要求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現階段進一步推進改革的各項任務做出了全面、系統的部署。對於這一重大決策，不能只是從不同的方面各自孤立地去理解，而應緊緊扣住“全面深化”這個主題，從整體的高度去把握。而在這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方法論意義集中體現出來，我們應自覺運用其基本觀點和方法，深刻認識全面深化改革的整體性要求，切實把握三中全會《決定》的內在邏輯。

一

對於中國改革來說，所謂整體性要求不是一種外在的規定，而是其自身所固有的內在要求。認識這一點，首先必須了解這場改革的基本定位。

眾所周知，從1978年開始啟動、注定要成為“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的這場改革，並不是一種局部的或枝節性的調整和改變，而是一場十分深刻的社會變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1]。這次三中全會的《決定》在談到這場改革時，再次將其表述為“新的偉大革命”^[2]。那麼，這樣一種帶有革命性質的改革，究竟是要改變什麼呢？

應該說，雖然改革的具體目標是隨著改革本身的不斷深化而逐漸確立的，但有兩個重要點卻從一開始就十分明確。第一，這場改革不是要否定社會主義，而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它不是要改變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而是要變革社會主義的具體體制。過去那種借鑒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舊體制?已被實踐証明是不成功的，改革就是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舊體制，從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轉向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第二，這場改革是“全面的改革”^[3]，它不僅包括經濟體制改革，而且還包括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以及社會其他領域的改革。這樣兩個重要點，正是表明了中國改革的基本定位。在以后的進程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被確定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而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以及社會其他領域改革的目標也相應地不斷得到明確，改革的基本定位也在這一過程中更加清楚地顯現出來。

既然改革從一開始便是這樣一種涉及各領域中體制變革的全面性改革，那麼這裡立刻便遇到了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這些不同方面的體制並不是各自孤立地存在著，而是歸屬於一個統一的整體，是作為社會結構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而存在的。按照系統觀點，整體不等於部分之和，而是大於部分之和﹔所謂“大於”，在結構意義上就是說，構成這一整體的各個部分不是機械地堆積和拼加在一起，而是按照其內在的機制和規律有機地聯結起來。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人所生活於其中的社會結構體系是一個包括經濟、政治、文化以及其他領域在內的有機聯系的整體﹔而社會基本矛盾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矛盾運動的規律，正是體現了社會結構體系內部有機聯系的客觀機制。因此，對於我們的改革來說，不論是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還是社會其他領域的改革，都必須著眼於整個社會結構體系，依照這一體系的有機聯系，特別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矛盾運動的規律，協調有序地加以推進。這樣一種基本要求，便是這場改革所具有的內在的整體性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在論述全面深化改革問題時，還涉及到其他兩個方面的改革，一是生態文明體制改革，二是黨的建設制度改革。黨的建設屬於社會政治領域，這方面改革應與政治體制改革統籌把握﹔而生態文明體制則不同，它是要對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進行調整，這便涉及到一種更為廣泛的聯系，即社會領域與自然領域之間的聯系。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看來，社會領域與自然領域是物質世界的兩個基本構成領域﹔從根本上說，社會領域是從自然領域中派生出來的，因而其存在與發展都要依賴於自然領域，受到生態環境和資源條件等等的制約。但另一方面，社會領域又可以以多種方式作用於自然領域，影響自然界的存在狀態。這樣一種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機制，規定了社會領域與自然領域之間的有機聯系。而所謂生態文明體制改革，也就應該以此為依據，這可以看作是改革的整體性要求在更大范圍的進一步體現。

二

整體性要求作為中國改革的內在要求，當然會貫穿於改革的全過程﹔但在改革的不同階段上，這一要求又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和情況。

回顧30多年前，當這場改革開始醞釀和拉開序幕的時候，中國所面臨的是一種十分特殊的復雜局面。中國社會剛剛從十年動亂中走出來，各領域都在恢復和重建，可以說是“百廢待興”。在這個時候進行改革，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各種特定歷史條件的限制，特別是要顧及這樣兩個重要條件：一方面，由於過去長期以來一直強調“階級斗爭為綱”，忽視生產力的發展，使得經濟建設依然沒有擺脫落后狀態，甚至連溫飽問題都沒有解決。“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迫切需要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集中力量把經濟搞上去。鄧小平曾反復強調，“要橫下心來”、“扭著不放”，“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這個中心，圍繞這個中心，決不能干擾它、沖擊它”^[4]。在這種情況下，改革必須以保証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受影響為前提，而且還要有效地促進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在經歷了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動亂之后，人心思定，社會心理拒斥新的不穩定的可能性。改革如果不能順應這一願望，就不會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同時，如鄧小平所說：“如果沒有一個穩定的環境，中國什麼事情也干不成。”^[5]因此，改革的進行必須以不引起大的社會震蕩、不影響社會穩定為條件。

如前所述，中國改革不是一種局部的或枝節性的改變，而是一種十分深刻的全面性變革﹔而在這樣一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要想一攬子將改革的各項任務統統提上日程，在一個時期內同時展開、一步到位，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中國改革明智地選擇了一種漸進式戰略，將涉及多個領域、多個方面的紛繁復雜的改革任務分解開來，按照輕重緩急和難易程度，分階段、分步驟地加以實施。首先是從經濟領域入手，以經濟體制改革為切入點，而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以及社會其他領域的改革，則是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展開而陸續提上日程。而即使就經濟體制改革而言，也同樣不是一下子鋪開，而是先從農村改革入手，在農村改革取得成效的基礎上，1984年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才做出《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將改革的重點轉向城市，由此“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逐步展開”^[6]。

從總體上看，中國改革的漸進式戰略是成功的，它較好地處理了發展、改革、穩定三者之間的關系，使得改革在不引起大的社會震蕩的情況下平穩推進。而在這一漸進的過程中，改革的整體性要求表現出一種辯証性質：一方面，它促使我們在改革的每一個階段上，都要把這一階段的具體任務與改革的總體目標聯系起來，統籌規劃，綜合把握﹔但另一方面，又為漸進過程中的階段性調節留下了充足的余地，使改革得以相對集中力量，分別在不同領域和方面取得突破。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社會各領域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制約的客觀機制本身就是絕對性和相對性的辨証統一﹔就這種相互作用和制約規定了各領域存在和發展的可能性范圍及趨勢而言，它是絕對的、無條件的，而就這種相互作用和制約在規定范圍內同時提供了多種可選擇性而言，它又是相對的、有條件的。正因為如此，社會發展的具體進程才呈現出豐富多樣的特點，而改革的整體性要求也由此而表現出相應的彈性和張力。

當然，從根本上說，客觀機制中所具有的這種相對性畢竟是有限度的，當它擴展到一定程度，就會不可避免地遇到絕對性的堅固邊界。所以，當改革不斷深化，最終進入各個領域的核心層次之后，其內在的整體性要求必然會越來越強烈地表現出來。而我們當前所面對的，正是這種情況。

三

可以說，經過3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們的改革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進展。依照漸進式戰略的路徑設計，改革一步步推進、一層層深化，能夠先改的和容易改的大多已經改了，剩下來的都是一些深層次的難點問題。這些問題躲不過、繞不開，必須下決心進行攻堅。據此，三中全會《決定》做出明確判斷：“當前，我國發展進入新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決定》提出，“必須以強烈的歷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黨全社會智慧，最大限度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以更大決心沖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7]。

如果我們考察一下現階段改革所遇到的各種難題，不難看出它們並不是孤立的，而是以不同的方式這樣那樣地牽扯在一起。單獨從某一個方面著手進行改革，很難取得突破，而且會由於其他方面的局限而造成扭曲的結果。隻有從多個方面協同進行改革，將這些相互關聯的問題統籌起來加以解決，才有可能真正攻克難關。而這就要求我們依據社會結構體系內部和外部的有機聯系，深刻認識和理解改革的整體性要求。近年來關於改革“頂層設計”的呼聲越來越高，而所謂“頂層設計”的著眼點，首先便是整體協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三中全會《決定》應運而生，其主題詞便是“全面深化”。《決定》強調，“必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為此要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8]由此，中國改革進入到一個以突出整體性要求為特征的新階段。

正是依照全面深化改革的整體性要求，三中全會《決定》統籌規劃、綜合協調，對各領域的改革做出了系統部署。對此，必須借助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方法論，深入理解和把握其內在邏輯。

首先，按照《決定》的安排，經濟體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其邏輯思路正如文件中所指出的，“堅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重大判斷，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推動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相適應，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9]。應該說，這樣一個判斷和考慮是符合社會結構體系有機聯系的內在機制和客觀規律的，也是符合現階段中國社會發展的具體實際的。生產力的發展對於整個社會發展具有根本決定作用，經濟建設的這個中心必須繼續堅持，而不能動搖﹔同時又要將經濟發展和社會各個領域的發展協調統一起來，推動整個社會結構體系的發展進步。在這個過程中，生產關系層次的經濟體制改革無疑起著承上啟下的特殊作用：一方面可以對經濟發展起到直接的促進作用，而另一方面又可以為上層建筑各領域的改革提供必要的條件和動力。《決定》進而提出，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主要任務包括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開放型經濟體系等方面﹔這些方面的改革，正是反映了現階段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迫切要求，特別是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所必需。

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配套，《決定》要求協同推進社會各個領域的改革。在政治領域，要“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主要任務包括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等方面﹔在文化領域，要“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主要任務包括加快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生產經營機制，建立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等方面﹔在社會領域（狹義），則要“緊緊圍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主要任務包括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進共同富裕，推進社會領域制度創新，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等方面。所有這些方面的改革任務，都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任何一個領域的改革都會牽動其他領域，同時也需要其他領域改革密切配合”^[10]。對於經濟體制改革來說，上層建筑的反作用在這裡十分明顯地表現出來，如果不能協同推進上層建筑各領域的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預定目標也很難得到實現。

除了這些領域之外，三中全會《決定》還對生態領域和黨的建設方面的改革做出了具體部署。在生態領域，要“緊緊圍繞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主要任務包括健全國土空間開發、資源節約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的體制機制等方面。這些任務的著眼點正是自然領域和社會領域這兩大領域之間的有機聯系，特別是針對當代社會發展進程中環境問題凸顯、生態體系遭遇嚴重威脅的情況而提出的。西方發達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曾經走過的“高生產、高消耗、高污染”的道路，對全球自然環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中國作為后發展國家，不能再走這條道路，而應該走將促進發展和保護環境結合起來的可持續發展道路。雖然我們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由於體制和機制不夠健全，仍然出現了不少問題。要解決問題，就必須深化生態領域的體制改革，建立適合可持續發展要求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以此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

在黨的建設領域，《決定》提出要“緊緊圍繞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主要任務包括加強民主集中制建設，完善黨的領導體制和執政方式，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等方面。這些任務與政治體制改革的各項任務具有直接的關聯性，應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使之相互支持、相互促進﹔同時應作為全面深化改革整體進程的有機組成部分，與各領域改革協同展開。

習近平總書記在對《決定》作說明時特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11]三中全會的《決定》為全面改革的系統工程繪制了宏偉的藍圖，我們隻有從整體的高度，深刻理解和把握其內在邏輯，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動這一工程的實施，最終攻克各種難關，使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項目標真正得到實現。

注釋：　　

[1]《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3頁。

[2]《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頁。

[3]《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37頁。

[4]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48-251頁。

[5]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48頁。

[6]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2頁。

[7]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頁。

[8]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8頁。

[9]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頁。

[10] 習近平：《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

[11] 習近平：《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