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信息技術（IT）進步引發民族國家和全球事務活動方式的革命，已經將人們帶入了繼農業經濟時代、工業經濟時代之后、人類歷史發展的第三個時代，即知識經濟時代，亦可稱為信息時代。全球化和信息（網絡）化，兩者相互關聯、彼此推動，是促進20世紀最后25年世界發展的最重要的動力。相比而言，信息（網絡）化產生的作用和影響比全球化更大、更為廣泛，它已經觸及和深入到世界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科技、思想、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同樣，信息（網絡）的迅猛發展也沖擊著國際關系及其研究領域。

一、科技發展對國際關系的影響越來越大

信息時代的一個顯著特征是，科學技術在非常寬闊的信息網絡平台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取得巨大發展，將進一步深入到人類活動的方方面面。毋庸置疑，計算機信息技術和網絡普及使科學研究對象和問題的發現、科學研究的信息與資源及人才流動、科學實驗的運算和分析、科學成果的應用和傳播、各學科之間的交叉滲透，都變得更加便捷和迅速。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2015年全球趨勢》報告指出，“信息技術的繼續發展趨勢”將使“現有的學科融合形成新學科，……使創新活動大幅度增加。它對商業、公共衛生和安全將產生深刻的影響”。科學技術對國民經濟和世界經濟的發展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是眾所周知的。然而值得重視的是，科學技術進步已經並且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響著當今的國際關系。

首先，科技實力已真正成為影響國際格局中力量對比變化的“關鍵性要素”。科技發展水平與創新能力是評估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主要標志。可以說，誰擁有科技領域的壓倒優勢，誰就能對世界經濟、政治事務擁有決定性的發言權和主導權。當前美國政府極力倡導和實施的高新科技發展戰略就是為了確保其在世界上的“科技霸權”地位。也隻有這樣，才能夠長久保持美國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和全球影響力。

其次，某些前沿學科的突破性發展決定著國家戰略的調整和制定。核裂變和聚變技術的突破促進了原子能的廣泛開發和利用，對核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產生了相當大影響。如今信息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使“信息技術”、“信息產業”、“信息基礎設施”已成為世界主要大國未來發展的基礎。美國提出了“國家信息基礎設施”（NII），即“信息高速公路”計劃﹔日本確立了“信息技術國家戰略”﹔歐盟批准了“電子歐洲”行動計劃﹔俄公布了“俄羅斯國家信息學說”，等等。信息技術發展的水平正在成為國力競爭的“關鍵性前提和條件”，也改變著區域化、地區化的政治、經濟面貌。

再次，科技發展對外交決策領域的影響越來越大。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在《核武器與對外政策》一書中寫道，“核技術的發展，在歷史上首次出現了通過另一主權國家領土以內的發展就能夠改變勢力均衡這樣一種局面” ，“今后制定對外政策將以這樣的世界為背景”。信息化的發展對外交決策環境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對外事務的社會性增強了。信息傳媒對於塑造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信息技術與政策問題已是當前國際雙邊交往、合作與多邊談判的一個重要論題和內容。隨著美國等西方國家建立“全球信息基礎設施”（GII）計劃的全面展開，圍繞信息網絡議題的外交活動將會更顯突出。以此為例，今后如生物基因工程、納米技術、超導材料、太空技術等重大領域的新突破和推廣應用，也必將被列入國際交往、合作與談判的重要議題。

最后，科技的新發展，正在促發一場新的軍事革命。20世紀科技發展史已表明，其最新成果總是首先被用來更新或發明武器裝備及其系統。20世紀初細菌理論提出后不久，人們就將其用於戰爭﹔核裂變反應發現后，就被用於發展核武器。信息技術也不例外。一場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軍事革命在全球范圍內蓬勃展開，信息戰、網絡戰等新戰爭形式應運而生。一旦生物基因技術、納米技術、超導技術及其應用出現新的突破性進展，會被運用到軍事領域已不是可能與否的問題，而是何時成為現實的問題。

因此，除了經濟學科領域必須重視科技方面的研究，國際關系研究也應當對科技發展予以充分的重視。信息網絡時代正在使科學技術與國際關系形成一種“跨學科”關系，成為現在及今后國際關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信息網絡也不僅僅只是國際關系和國際問題研究的一種“新手段”，而且還是一個新的“研究平台”和“研究對象”。為此，必須把科技作為國際關系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來加以定位，深入研討科技發展與國際關系之間的相互關系，並且在國際關系研究中更多地引入一些定量的、實証性研究方法，如數量分析、模擬分析等方法。

二、“軟國力”問題將會日益突出

“軟國力”，又被稱為“軟實力”和“軟力量”(Soft power)，是近年來人們常見的一些提法。關於“軟國力”，根據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小約瑟夫?奈和羅伯特?基歐漢的定義，指的是“影響他國意願的能力與無形的權力資源，如文化、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等領域的力量”。在《信息革命與國際安全》一書中，奈稱，若能將“這種力量”與“信息革命”結合起來，就“可以幫助我們遏制沖突，使我們能夠抑制處於對立緊張地區人們之間仇恨的擴散，提供對付煽動種族沖突的替代辦法，並有助於推動民主政體的發展”。正是按照這個定義的思想，美國利用其“軟國力”和信息技術優勢在全球范圍內強行兜售美國的思想文化、價值觀念、制度規則。

軟國力問題日益突出的主要原因在於：經濟全球化加速了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存和影響，各國間人員交往愈益密切，信息交流越來越多。蘇聯解體后，世界政治經濟版圖的重新劃分、大國關系的重整、民族宗教沖突的增多，以及全球和地區金融危機的影響，形成了冷戰后國際關系及其未來走向的“不確定性”。面對這樣的“不確定性”，除了傳統、現實的國際政治外交活動外，國際上試圖解決“不確定性”的各種描述、分析、預測和設計現在及未來國際關系與秩序的主義、理論和思潮也應運而生。尤其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為建立維護其利益和主導地位的“世界新秩序”，不斷加大在全球范圍內推進西方思想文化價值觀和制度規則的力度，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則加劇了西方思想文化價值觀的廣泛傳播和滲透，以及西方長期主導的一些重大國際制度規則的強制推行。

信息網絡時代的“軟國力”問題集中表現在：一是“國家治理”。信息的大規模流動和信息技術革命引起的經濟與社會領域的變革，給傳統的治國機制和方式（如政府運作、財稅、法規、許可証等制度）帶來越來越多的問題，使其面臨著如何調整和改進的挑戰。面對西方要求推行“良政”或“全球治理”的壓力，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內政改革都面臨相當復雜的處境和困難抉擇。

二是國家權威。政治資源流動和政治權力分配方式正在發生變化，政府的權力空間、職能作用及其權威性受到挑戰。因為“因特網政治”的特點是，網絡是全方位開放的，難以全面封堵，它使人們非常容易地獲取所需信息並加以轉發。這種“新政治媒體”是即時的、廉價的，交流是雙向的，計算機上網后，都可以圍繞某些思想、觀點和論題參與討論、發表意見，甚至從事組織活動，並可以讓政府和其他社會群體聽到它們的聲音和主張。因而，某個具有自己觀點的“新手”或者“團體”“就可以組織形成一種政治力量”。這種趨勢的出現必然要涉及到政府體制、權能范圍、社會管理、地區和民族關系等一系列問題。

三是國家主權。信息技術革命促使“非政府行為”（Non-governmental actor）和“非國家行為”(Non-state actor)組織、團體活動增多，“准國家”、“超國家”、“跨國家”的組織機構紛紛出現。這一趨勢擠壓了行使國家主權的活動空間，使維護和擴大國家利益變得更加復雜。另一方面，全球信息化的發展使一場爭奪未來“全球信息空間”、保衛本國“信息空間”、擴展“信息邊界”和確立“信息主權”的斗爭全面展開，從而派生出如何有效地反對國際“信息霸權”、切實維護國家信息主權的問題。

四是國際規制。全球信息化和世界各國在不同地區、不同領域和不同程度上越來越多地參與國際事務，正促使著國際政治資源與權力的分化與重組。由於國家間依存和互動的增強，各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利害得失的相關性也在加大。隨著各種各樣新問題的出現，原有的國際制度規則需要改革，相應的新規則的制訂也變得更為迫切。一國在國際制度建立與國際規則制訂上發言權的大小固然取決於其“硬國力”的強弱，但也離不開其“軟國力”作用的發揮。美國學者史蒂文?克拉斯納就曾這樣認為，在一個國際體制中，一個成員國若能將其文化中的基本價值，發展成一套體制內的游戲規則，自然有助於提升其體制中的權力地位。此外，它還包括對建立相應制度與制訂有關規則的認識、建議以及尋求國際支持的能力。

五是思想文化。信息技術革命加速了各種國際主流和非主流思想文化的傳播與滲透，網絡正在成為展示世界主要國家社會和形形色色的主義思潮及價值觀念宣傳、交流、碰撞的“主要平台”。一方面它會影響到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及其內外政策的制訂﹔另一方面它也會與他國現有的思想文化價值體系與觀念產生沖突，既有正面的影響也有負面的后果。對於“信息貧弱”國家（主要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負面影響要更大一些。甚至有可能會出現信息時代的“帝國主義”，形成“信息宗主國”與“信息殖民地”的局面。“信息弱國”的信息資源、信息產業、信息傳播、信息安全將被控制在“信息強國”手中，使它們失去了在世界上的聲音，甚至它們原有的思想文化、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也有可能被“信息強國”加以改造。

上述表明，在信息網絡時代，除了要繼續大力發展“硬國力”外，同時也必須高度重視國際關系中“軟國力”問題，加強對“軟國力”問題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研究。

三、國家安全面臨“瞬間威脅”的挑戰

冷戰后國家安全面臨的現狀是：既非戰爭又非和平。一方面，爆發核戰爭的危險已經遠去，大國間發生大規模沖突的可能也逐漸減少﹔另一方面，世界和平也遠未降臨，國際安全環境也遠非如人所願。大戰的危險轉化為各種威脅，這就是信息網絡時代國家安全面臨的最主要難題。而傳統的國家安全問題如領土、領空、領海及軍事安全仍未解決，“新的國家安全問題”卻不斷增多，使當今國家安全環境和對國家安全的認識和判斷變得更加復雜。

信息網絡時代國家安全面臨的挑戰性質與特點與冷戰時期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是威脅多樣化。冷戰時期國家安全面臨的威脅比較單一和集中，威脅來源主要是“敵對國家”、核武器以及重大領土糾紛等問題。因此，國家安全問題的性質和特點主要表現為軍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問題。然而，冷戰的結束使國家安全環境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明確的“敵對國家”已經消失，核武器大幅削減，大國間發生大規模軍事沖突的幾率非常之小，領土邊界糾紛等問題得到控制。隨著國與國之間、內政與外交之間、國際問題與國內問題之間的互動性增強，對國家安全的單一、集中性威脅逐漸演化成圍繞國家戰略與發展而對國家安全構成的多樣和分散性的威脅，它包括經濟領域（資源、能源、產業、市場、金融）、政治管理（國家政權、意識形態、政府體制、地方關系、少數民族）、科技發展（技術信息、創新、開發、應用與保障）、社會穩定（生活方式、群體行為、凝聚力、公共安全）、安全多樣性威脅比較突出的如金融危機、環境問題、恐怖主義、來自外部的各種非軍事的干涉，等等。而信息網絡時代則加速了這種多樣性威脅的到來。

第二是威脅的潛在性和瞬間性。冷戰時期對國家安全構成的威脅有一個過程且較為透明，如敵對國家針對本國的軍事力量部署的動向是可知的（除秘密戰之外），可以有時間去尋求應對的辦法。而冷戰后全球信息網絡迅速擴張、國際間相互影響和滲透不斷增強，使構成對國家安全與穩定威脅的潛在性因素逐漸增多，且由於這些威脅的多樣化、分散性以及有些威脅性因素如思想文化等具有“潛移默化”的特性，人們常常難以察覺或有所疏忽。因此，國家安全面臨“瞬間威脅”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並且破壞性后果范圍更廣、更嚴重。東南亞和俄羅斯的金融危機就是典型例証。生態環境問題也是如此。此外，在冷戰后新的互動環境下，無論國內國外，恐怖活動的攻擊目標“變得更多”，“手段更為現成，威脅可以在瞬間實現”。隨著先進的基因、環境武器（在人所不知的情況下損害一國民眾的生理健康和改變或破壞一國的自然生態）、粒子束武器（瞬間的攻擊速度）等的出現和運用，對國家安全的潛在和瞬間威脅將更加嚴重。

四、信息安全是當前國家安全中最突出的問題

信息時代國家安全中最突出、最核心的是信息安全問題。對於信息安全的認識源自對波斯灣戰爭以來“信息戰”（新的戰爭形態）的廣泛思考，逐漸形成了關於信息安全范圍界定的狹義和廣義兩種互補的看法。狹義的理解主要指信息技術領域的安全，包括網絡安全。廣義的理解指綜合性的信息安全，它包括經濟、政治、科技、軍事、思想文化、社會穩定生態環境等各個領域。后者是人們通常討論信息安全問題的主要內容。

信息安全之所以成為最突出、最核心的問題乃是由於：(1)信息是最重要的“戰略資源”，是國家社會發展的“核心要素”。在信息網絡時代，一個國家在信息匱乏、信息流失和信息不安全的狀況下，能迅速發展是難以想像的。(2)信息化已成為世界主要國家當今及今后整體發展戰略最優先的方面之一。一國各個關鍵性部門、產業和領域正在被網絡連成一體，形成信息化國家“關鍵性基礎設施”，它包括政府系統、電力、交通、能源、通訊、航空、金融、傳媒、軍事等運作、計劃、清算、支付、交換的信息系統。這使信息安全從一個產業問題上升為一個事關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等各方面的核心問題。信息技術發展水平的高低和信息安全保障能力的強弱，成為重新界定國家實力、國家安全、國家主權和國際地位的實質依據。(3)鑒於發達國家佔據著信息優勢和信息技術的壟斷地位以及當今世界各國信息技術發展“不平衡”、“不對稱”的狀況，美國等西方國家提出的“全球信息基礎設施”計劃的推進，既給其他國家信息化發展帶來了機遇，也給它們維護本國的信息主權與信息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壓力。(4)西方學者將目前對人類安全威脅最大的戰爭手段分為“ABCD”4種武器，即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化學武器和數字武器。其中，數字武器即信息武器具有對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社會和意識形態極強的穿透力和攻擊力，其危險性、破壞力最大，且難以做到對之真正的全面防范。而其他武器的殺傷破壞范圍和穿透力都比較有限。(5)信息網絡的發展和信息戰的出現正在模糊原有的“界限”，如國內與國外、前方與后方、團體與個人、軍人與平民、外交與內政、軍事與非軍事、局部與全局等，使得判斷事件的性質、辨認發動攻擊的來源、事先預警和防范變得更為困難。(6)目前信息網絡系統仍存在著諸多脆弱性，一旦遭受攻擊易導致局部性甚至是全局性的系統癱瘓。據美國防部估計，世界上已有120多個國家具有計算機攻擊的能力。在今天的網絡世界裡，計算機“黑客”(Hacker)、網絡“壞客”(Cracker)到處流竄進行攻擊和破壞，電腦病毒、電子郵件炸彈更是花樣翻新、肆虐全球，給受害個人、機構和國家造成巨大的有形與無形損失。據美國防部統計，該部信息數據系統1996年以來每年要遭受25萬次黑客攻擊，每年損失數億美元。

信息安全保障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信息安全技術與管理發展能力與水平的問題。從國際關系的角度來看，當前信息安全問題研究最主要的問題是信息攻防戰和意識形態與輿論領域的斗爭。1998年5月，美國總統克林頓發布第63號總統行政命令，要求動員一切力量重新構建美國“關鍵性信息基礎設施”，以使美國信息系統免遭攻擊，確保國家的信息安全。為此，美國政府關鍵性基礎設施保護委員會制定了保衛美國信息安全的“國家行動計劃”，經克林頓總統批准，於2000年12月生效、2003年全面付諸實施。該計劃明確強調要提高美國信息系統的整體防護能力，保護涉及美國關鍵性基礎設施、政府部門、軍事指揮和情報系統、重要產業和企業以及公民的信息安全。與此同時，美國也正在制定“網絡進攻計劃”，對具有信息攻擊能力的國家採取預防，必要時發動網絡攻擊，摧毀敵對國家或恐怖國家和組織的信息網絡系統。從1991年海灣戰爭到1999年北約轟炸南聯盟，信息戰已經爆發。可以預料，如果今后會發生大規模戰爭的話，其中的主角就可能是信息戰，它的結果將決定現實的“硬件戰爭”的勝負。

意識形態和輿論領域的信息安全問題主要涉及對國際上不良意識形態和信息傳播的防范、網絡信息對社會思潮的影響、國內輿論導向控制、社會文化市場管理以及對外信息傳播與宣傳等問題。美國和西方提出的建立“全球信息基礎設施”的計劃中就明確指出，“高速發展的‘全球信息基礎設施’將促進民主的原則，限制極權主義政權形式的蔓延。世界上的公民，通過‘全球信息基礎設施’，將有機會獲得同樣的信息和同樣的准則，從而使世界具有更大意義上的共同性”。這表明，信息網絡的發展，使冷戰后國際意識形態斗爭出現了新的形式和新的內容。這將是利用互聯網為主要平台在全球范圍內展開的一場長期的斗爭，新聞傳播、政治理念、文化價值觀將成為這場斗爭的主要內容。這場斗爭的成敗將直接關系到國家的發展戰略以及國家的安全與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