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本本主義》在毛澤東思想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反對本本主義》在毛澤東思想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馮蕙
毛澤東1930年5月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長期遺失，以至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編輯《毛澤東選集》時未能選入，付諸闋如，直到1991年才補選入《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的第一卷中，成為《毛選》第二版增補的唯一的一篇文章。毛澤東是在1961年1月見到他這篇失而復得的文章，欣喜之情溢於言表，3月他在三南會議講話中說：“我對自己的文章有些也並不喜歡，這一篇我是喜歡的。”他還說過丟了這篇文章就像丟掉一個孩子一樣，時常想念。在緊接著三南會議召開的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又對這篇文章作了系統的介紹，逐節進行講解，足見他的重視和喜愛。后來，這篇文章經他修改審定，編入1964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和乙種本公開發表。196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在《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中指出：《反對本本主義》（當時題名《關於調查工作》）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意義”。
下面我對這篇文章作一些介紹。
一、《反對本本主義》的寫作背景
關於《反對本本主義》的寫作背景，毛澤東自己有過說明。他在1961年3月11日為向三南會議印發這篇文章而寫的一個批語中說：“這是一篇老文章，是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兩天后，他在三南會議的講話中說：“這篇文章是經過一番大斗爭以后寫出來的，是在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以后，一九三○年寫的。”3月23日他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說，這篇文章“總結了那個時期的經驗”。
毛澤東所說的“一番大斗爭”，是指當年紅四軍黨內對一些問題的原則性分歧和斗爭。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進入以武裝斗爭反對國民黨新軍閥反動統治的新時期，進入獨立創建軍隊掌握武裝的新時期。紅四軍建立后不久，四軍黨內關於紅軍的建設和發展就出現了不同的意見和爭論。爭論的主要點，毛澤東列舉了14個之多，其中最主要的是黨的領導問題、軍事與政治的關系問題、集權制與極端民主化問題、創建根據地與流寇思想問題、集中兵力與分散兵力問題、對時局的估計問題。毛澤東堅持黨必須領導軍隊，指出“個人領導和黨的領導的斗爭，是四軍歷史問題的總線索”﹔重視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強調建立、鞏固、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反對流寇思想﹔指出對敵斗爭必須集中兵力，反對分兵冒進﹔承認中國革命處於低潮，但反對悲觀主義，指出“邊界紅旗子始終不倒”。對毛澤東的正確意見，紅四軍中一些同志卻不接受。
紅四軍黨內的意見分歧和斗爭，在1929年上半年逐漸激化起採。一是中央1929年2月7日給紅四軍前委的來信，紅四軍前委在4月3日收到。信的主要內容是：一、將紅軍分成小部隊（數十人至數百人，至多不超過五百人），散入各鄉村中去﹔二、朱德、毛澤東離開紅四軍來中央，因為目標太大。這封信是在中共六大以后中央領導人回到國內發出的，貫徹了布哈林對中國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不正確認識。周恩來1944年3月作的《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的報告中，說明了這個情況。毛澤東在收到中央二月來信的第三天，即以前委名義復信中央，對來信中提出的那兩點，明確表示了不同意見。他指出“中央此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強調“愈是惡劣環境，部隊愈須集中，領導者愈須堅強奮斗”，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過去“多次實行都是失敗的”。但是，二月來信還是使與毛澤東意見相左的一些同志受到鼓舞，毛澤東指出“這封信給了四軍黨內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響”。二是恰在這時，中共中央又派從蘇聯回國的劉安恭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到紅四軍工作，劉到后任臨時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在紅四軍中制造派性，排擠毛澤東，使四軍黨內原有的分歧進一步加深和公開化，突出地表現在要成立軍委以削弱甚至實際上取代前委的領導。劉安恭照搬蘇聯軍隊的一長制，貫徹共產國際某些不正確的指示，毛澤東指出這是“一種形式主義的理論從遠方到來”。后來毛澤東回顧這一段歷史時說：“那一批人以劉安恭為首，他和一些人剛剛來就奪取軍權，軍隊就落到了他們手裡。”“后來中央來信，說他們挑撥紅軍內部的關系，破壞團結。”劉安恭在紅四軍中搞的這一套，使毛澤東很難工作，他的正確意見不能貫徹，但又要擔負領導責任。這時，毛澤東感到自己已無能為力了，他心力交瘁地說“對於與黨內錯誤思想奮斗，兩年以來已經既竭吾力了”。接下來就是1929年6月紅四軍七大的召開。毛澤東的一些原則性的正確意見受到批評和非難，還說他對爭論負有“較大的責任”，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毛澤東擔任的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職務，也被會議越權改選由他人擔任。
紅四軍黨的七大后，中共中央於8月21日發出指示信，批評了紅四軍黨內的一些不正確的思想。指出“在目前游擊狀況下，前委與軍委實無須採取兩重組織制”，現在還沒有需要組織軍委的那種情勢﹔批評紅四軍黨的七大在嚴重的局勢下不“著重於與敵人的艱苦奮斗”，而“主要精神是在解決黨內糾紛”﹔指出“劉安恭同志企圖引起紅軍黨內的派別斗爭”，他“應依照中央前信的通知調來中央”。這個八月來信，可惜紅四軍沒有收到。接著，中央又發來九月來信，批評了紅四軍中的一些錯誤思想，支持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根據中央的九月來信，毛澤東回到紅四軍仍任前委書記，主持召開紅四軍黨的九大，九大通過的決議（古田會議決議）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建設的綱領性文獻。
歷時兩年的紅四軍黨內的分歧基本上解決了。這場斗爭，具體地表現在紅四軍黨內，但所觸及的問題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對這場斗爭應當從哪些方面來總結經驗教訓呢？最根本的問題又是什麼呢？毛澤東高屋建瓴地抓住問題的根本，從思想路線的高度上思考問題，進行總結。他在1929年寫給林彪的信中指出：“現在的爭論問題，不是個人的和一時的問題”，而是“兩個思想系統的斗爭”。“到近日，兩種不同的意見最顯明的莫過於軍委問題的爭論”，軍委問題是一個“原則問題”，是“歷史上一種錯誤的思想路線上的最后掙扎”。他還指出“共產主義者的思想和行動總要稍為科學一點才好”。以上說明毛澤東已經提出思想路線問題，但對思想路線的內涵還沒有說明。同年12月他為紅四軍黨的九大起草的決議中進一步指出，為了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就必須：“（一）教育黨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觀主義的分析和估量。（二）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斗爭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這兩點是后來規范地表述為“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原則的先導。在《反對本本主義》這篇文章中，毛澤東的思想進一步升華，對紅四軍黨內的這場大斗爭作出最深刻最科學的總結，在實質上提出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具有重要的和長遠的指導意義。
關於《反對本本主義》，我還想講一個問題，即這篇文章與同時在1930年5月作的尋烏調查哪個在前、哪個在后的問題。目前學界發表的一些研究毛澤東的文章已經涉及到了這個問題，有的說《反對本本主義》是在尋烏調查之后寫的，有的說是在尋烏調查前后寫的，有的說是在尋烏調查同時寫的，后兩種說法是比較不確定的。那末，毛澤東自己講過這個問題沒有？如果他講過那又是怎麼說的呢？1960年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歷史組從中央革命博物館籌備處借回了《調查工作》石印件，隨即照石印件打印了幾份，於12月向上報送了一份。石印件上，這篇文章沒有寫作時間，隻有特委（應是閩西特委）翻印的時間“1930.8.21”。毛澤東在1961年1月見到上報的這篇文章的打字件，接著有關部門又為他調來那份石印件，他記憶這篇文章是在尋烏寫的，並說是1930年春寫的。為了給毛澤東回憶和確定這篇文章的寫作時間提供一些材料，領導上要我（當時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檔案材料，整理出一份《一九二九年一月至一九三○年八月主席和紅四軍活動的大事記》。聽說主席看了這個大事記后說，這篇文章是他到尋烏后搞尋烏調查前寫的。1961年他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介紹這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話也可說明《反對本本主義》是在尋烏調查前寫的。這段話是：“文章講到商業資產階級和流氓無產階級，對這兩個階級我們的認識始終模糊，就是寫文章這個時候，還是模糊的，對他們沒有具體的政策，沒有正確的政策，因為我們沒有做這方面的調查。這段話中，毛澤東說他寫《反對本本主義》時對商業資產階級的認識還是模糊的，因為還沒有作這方面的調查。但是，尋烏調查是作了商業這方面的調查的，並且是這次調查的一個重要特色，對商業的調查在篇幅上佔了整個調查報告的百分之四十。由此也可以說明，《反對本本主義》是在尋烏調查之前寫的。
二、《反對本本主義》在毛澤東思想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反對本本主義》是毛澤東關於調查研究理論的奠基著作，是毛澤東進行調查研究的實踐經驗的理論總結
毛澤東一貫重視調查研究。早在1920年，他在寫給友人周世釗的信中就說：“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於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在大革命時期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對中國的社會情況特別是中國農村情況，作了一系列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在這個基礎上寫出一些重要著作和許多有名的農村調查報告，為中國共產黨制定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特別是土地革命的路線和政策，提供了科學的依據，作出了重要的貢獻。1930年5月，毛澤東在尋烏作了關於這個縣（包括城、鄉）的大規模的調查，整理出內容豐富、長達八萬多字的《尋烏調查》。他在尋烏寫的《反對本本主義》（原名《調查工作》）這篇著作，對調查研究的重要性、目的、對象、內容和方法，作了既生動具體而又有高度思想性的系統闡述，奠定了他關於調查研究的理論，開創了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的一代新風。
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關於調查研究問題的論述，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是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提出的一個著名的口號。這個口號很尖銳，很堅決，斬釘截鐵，擲地有聲，表現了唯物主義的思想原則，是對唯心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堅決杜絕。
這個口號是針對以下情況而提出的：當時在黨和紅軍中，有的人“不作調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辦法’，‘打主意’”﹔有的人不作調查，不了解實際情況，生搬硬套書本上和文件上的東西，或者外國的經驗﹔有的人“喜歡一到就宣布政見，看到一點表面，一個枝節，就指手畫腳地說這也不對，那也錯誤”。毛澤東指出：“你對那個問題的現實情況和歷史情況既然沒有調查，不知底裡，對於那個問題的發言便一定是瞎說一頓。”這樣的瞎說肯定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如果按照這種瞎說去做必然給革命帶來損失，那末停止這類人的發言權，是一點也不野蠻，絲毫也沒有什麼不公道的。
紅四軍中的調查工作，在毛澤東的倡導和影響下逐步開展起來。在陳毅1929年9月向中央提交的關於紅四軍的報告中，和熊壽祺1930年5月向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所作的《紅軍第四軍狀況》報告中，都反映了這方面的情況。報告中說：“四軍每到一處，對社會都有調查。”“游擊部隊達到某地以后，第一步必須做調查工作。”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也說：“近來紅軍第四軍的同志們一般的都注意調查工作了”。但是，他又嚴肅地指出：“很多人的調查方法是錯誤的。調查的結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賬，像鄉下人上街聽了許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頂上觀察人民城廓。這種調查用處不大，不能達到我們的主要目的。我們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會各階級的政治經濟情況。”這就是說，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調查社會各階級的歷史和現狀，作出客觀的分析，提出正確的思想和意見。這絕不是羅列一些片段的社會現象所能做到的。大略的表面的流水賬式的調查，是不能作為制定政策和策略的科學依據的。
於是，1931年4月2日毛澤東在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名義發布的《總政治部關於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中，又進一步提出“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的口號，補充和發展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口號，使它更完善了。毛澤東在通知中說：“我們的口號是：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個重要口號，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証唯物主義認識論在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創造性運用，卻被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譏諷為“狹隘經驗論”。1939年毛澤東在《研究淪陷區》一文中，對這種譏諷作了針鋒相對的回應，他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或者說，‘研究時事問題須先詳細佔有材料’，這是科學方法論的起碼一點，並不是什麼‘狹隘經驗論’。”1941年他在《農村調查》一書的序言中說：“‘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除了盲目的、無前途的、無遠見的實際家，是不能叫做‘狹隘經驗論’的。”以上表明毛澤東對調查研究這一科學方法的堅信和執著。
2、調查研究是了解情況的基本方法，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認識論認為思想是客觀事物的反映，認識來源於實踐。毛澤東指出，必須調查研究才能獲得真知，調查就是解決問題。他說：“你對於那個問題不能解決嗎？那末，你就去調查那個問題的現狀和它的歷史吧！你完完全全調查明白了，你對那個問題就有解決的辦法了。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邁開你的兩腳，到你的工作范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任憑什麼才力小也能解決問題，因為你未出門時腦子是空的，歸來時腦子已經不是空的了，已經載來了解決問題的各種必要材料，問題就是這樣子解決了。一定要出門嗎？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況的人來開個調查會，把你所謂困難問題的‘來源’找到手，‘現狀’弄明白，你的這個困難問題也就容易解決了。”
“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這是作調查研究必須遵循的一個重要指導原則。這就是說，調查研究不應當是事先抱定一種看法然后下去專替自己找佐証﹔不能在調查研究剛開頭看見一些表面的片斷的現象就匆忙下結論﹔在調查研究中不要怕聽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見，更不要怕實際檢驗推翻自己已經作出的判斷和結論。一定要作客觀的調查研究，全面的系統的調查研究。
毛澤東將調查研究與解決問題，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這句話，不言而喻是說明調查的目的是解決問題﹔但毛澤東用的“十月”與“一朝”，包含了又一層意思，既有時間長短的區別，更有事情難易的不同。毛澤東說過調查研究做起來是不容易的，認識客觀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們的調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驟地去作，不要性急。”要能夠解決問題，必須作從歷史到現狀的有系統的調查研究，既要分析又要綜合，由表及裡，揭示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對一個問題的認識，往往又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而是經過多次反復才能夠完成的。
陳雲在1957年曾經說過：“重要的是要把實際看完全，把情況弄清楚，其次是決定政策，解決問題。難者在弄清情況，不在決定政策。隻要弄清了情況，不難決定政策。我們應當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去弄清情況，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來決定政策，才有基礎。”陳雲的這段話，也是強調調查研究、真正弄清情況之難，是對毛澤東的“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所作的一個很好的說明。
毛澤東在1960年糾“左”過程中，反復地講“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強調情況明是前提，是很重要的。他說：“第一條情況明。這是一切工作的基礎，情況不明，一切無從著手。因此要摸清情況，要做調查研究。”“通過調查研究，情況明了來下決心，決心就大，方法也就對。”
綜上所述，隻有進行艱苦的深入的細致的調查研究，真正摸透了實際情況，才能解決問題。
3、領導干部要親身出馬作調查研究。
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說：“凡擔負指導工作的人，從鄉政府主席到全國中央政府主席，從大隊長到總司令，從支部書記到總書記，一定都要親身從事社會經濟的實際調查，不能單靠書面報告，因為二者是兩回事。”1961年3月23日他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介紹《反對本本主義》這篇文章，說到上述這段話時他說：“我講得很寬，那個時候也有點無法無天了。”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得到經驗了，知道不能單靠書面報告。”他在《興國調查》前言中說過：“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裡面想像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所以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要。”
毛澤東曾經說過，“做領導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是《反對本本主義》這篇文章的主題。1961年他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強調要教會省一級和省的各個部門，所有的省委書記加上省委常委若干人，地委書記、縣委書記和公社黨委書記做調查研究。他滿懷期待地說：“隻要省、地、縣、社四級黨委的第一書記都做調查研究，事情就好辦了。”他嚴厲地告誡：“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裡，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
領導干部親身作調查的方式，可以走出去，到群眾中作實地調查﹔也可以請進來，請一些明了情況的人來開調查會。在對一個問題或一處地方的調查中，這兩種方式又往往是結合起來進行的。到了1960年，由於一些情況的變化，毛澤東說：“現在我不反對派調查組結合當地同志進行調查”。1961年，他派了三個調查組，分赴浙江、湖南、廣東進行調查。正是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他主持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
4、要作典型調查。
毛澤東認為，要作深入的調查，“就是要了解一處地方（例如一個農村、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問題（例如糧食問題、貨幣問題）的底裡”。他強調“要拼著精力把一個地方研究透徹”。這種深入的典型調查，就是后來毛澤東所說的解剖麻雀的方法。毛澤東曾經指出，調查有兩種方法，一種是走馬看花，一種是下馬看花。走馬看花，不深入，有那麼多花，到處隻問一下子，那是一輩子也不能了解問題的深處。下馬看花，就是作典型調查，分析一朵“花”，解剖一個“麻雀”。1938年他在魯迅藝術學院的講話中說：“俗話說：‘走馬看花不如駐馬看花，駐馬看花不如下馬看花。’我希望你們都要下馬看花。”
典型調查具有重要的意義。從調查的內容來說，對一個地方進行典型調查所了解到的情況，不少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即屬於共性的東西。這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麻雀雖小，肝膽俱全”。從積累調查經驗來說，毛澤東指出：“深切地了解一處地方或者一個問題了，往后調查別處地方、別個問題，便容易找到門路了。”典型調查是很重要的，但是也不能忽略典型調查所了解到的情況，有的是特殊性的，即屬於個性的東西，並不具有普遍性。如果根據某地某事的特殊情況而作出一般性的結論，那也是會出錯的。因此，還要注意典型調查與普遍調查的結合，即“點”與“面”的結合。
（二）《反對本本主義》這篇著作，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方面的雛形
1、關於實事求是的思想。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是黨的正確思想路線和工作方法的基本口號。毛澤東把當時黨和紅軍中存在的一些帶原則性的問題，提高到思想路線的高度進行概括，鮮明地提出反對本本主義，反對保守思想，論述了黨的思想路線是政治路線的基礎。他指出，共產黨的正確的斗爭策略，隻有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那末，它的結果，不是產生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以上表明，《反對本本主義》這篇著作在實質上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雖然這時毛澤東還沒有把黨的思想路線用“實事求是”這四個字作出言簡意賅的概括，還沒有作出十分規范的表述，但是這條思想路線的基本內涵是已經提出和奠定了。
實事求是，就是理論聯系實際，這個聯系是通過調查研究了解實際情況來實現的。毛澤東說過：“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隻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系。”隻有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才能制定出正確的方針、路線，和為實現方針、路線所需要的一整套的具體政策。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必須反對教條主義。毛澤東指出，教條主義者是懶漢，他們拒絕對於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教條主義這個東西，隻有原理原則，沒有具體政策，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他指出：“教條主義是不落地的，它是挂在空中的。”
毛澤東提出的“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一切從實際出發，深刻地體現了不唯書、不唯上、隻唯實的思想原則。1961年，毛澤東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說，他1930年提出“反對本本主義”，這裡面包含一個破除迷信的問題。他當年所破除的迷信是什麼呢？一是對書本的迷信，一是對上級領導機關的迷信。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批評說：“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文化落后的中國農民至今還存在著這種心理。不謂共產黨內討論問題，也還有人開口閉口‘拿本本來’。”把“本本”作為判斷正確與錯誤的唯一標准，這就是本本主義，是十分錯誤的，因為任何“本本”都要接受實踐的檢驗，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毛澤東指出：“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麼‘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証明了是對的。……絲毫不存什麼“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在裡面。”1961年，他再次指出：“要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工具看待，沒有什麼神秘，因為它合用，別的工具不合用。”反對本本主義，並不是反對“本本”，不要“本本”。毛澤東明確地指出：“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1961年他在講到《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時，又一次強調指出：“我不是反對理論，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原則非有不可，我這篇文章裡頭也講了的。”關於對待上級領導機關的問題，毛澤東指出：“我們說上級領導機關的指示是正確的，決不單是因為它出於‘上級領導機關’，而是因為它的內容是適合於斗爭中客觀和主觀情勢的，是斗爭所需要的。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在延安整風中，他進一步指出，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絕對不應盲從。反對對上級領導機關的盲從，這就是不唯上。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一切從實際出發，體現了隻唯實的原則，是不言自明的。隻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實事求是。
2、關於群眾路線的思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中指出：“歷史上的活動和思想都是‘群眾’的思想和活動”，“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馬克思主義第一次科學地論述了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作用。人民群眾創造歷史，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中國革命斗爭中，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的這個基本觀點，提出了群眾路線，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和根本的組織路線。
在現存的毛澤東的文獻中，“群眾路線”這個概念，較早地見之於紅四軍黨的九大決議的早期油印本和手抄本。其中，在批評單純軍事觀點那一部分，毛澤東說：“一切工作，在黨的討論和決議之下再經過群眾路線去執行。”195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將此處的“群眾路線”改為了“群眾”，所以在《毛選》中反映不出來。比紅四軍黨的九大決議稍早一些的《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九月來信）中，也使用了“群眾路線”這個概念。但在這時，都還沒有對黨的群眾路線的內涵作出明確的規范的闡釋。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報告和劉少奇的修改黨章的報告，對群眾路線作了精辟的論述。群眾路線的基本內涵，簡要地概括，就是一切為了人民群眾和一切依靠人民群眾。一切為了人民群眾的利益，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和歸宿，毛澤東說：“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一切依靠人民群眾，必須實現領導與人民群眾相結合，這就要實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基本的領導方法，這個領導方法是黨的組織路線和工作路線。
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這篇文章中，著重講的是群眾路線的依靠人民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一個方面。他強調要到群眾中作調查研究，“邁開你的兩腳，到你的工作范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因為共產黨的正確的斗爭策略，“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反對本本主義》所闡述的一切從實際出發，到群眾中作調查研究，向群眾尋求真理，可以說是黨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的雛形，屬於黨的組織路線問題。還要說明的是，黨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緊密聯系的，組織路線是為政治路線服務，提供保証的。作調查研究，絕不是為了調查而調查，而是為了了解社會的實際情況，了解人民群眾的要求，從而制定出符合實際、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確政策，以保証黨的事業勝利前進。這其中就蘊涵著一切為了人民群眾的思想。
3、關於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
毛澤東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第六節的標題是“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這個命題，當時直接涉及到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系問題。中國革命是一切聽從共產國際的指示、完全按照共產國際替中國共產黨起草的決議和指示來進行呢？還是應當按照中國實際情況決定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呢？這是一個重大的思想指導原則問題，關系中國革命的成敗。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示，應當說有正確的，有不正確的，特別是在一段時間內不正確的佔了多數。1928年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的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正確地指出中國革命的現時階段仍然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當時的革命形勢處於兩個高潮之間。這個決議案，直接指導中共六大作出關於當時中國革命性質和中國革命形勢的正確判斷。但是，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關於中國革命性質和進展是“無間斷革命”的錯誤論斷，就對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左”傾盲動的決議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對后來出現的李立三、王明的“左”傾錯誤都是有影響的。還有，布哈林對中國紅軍在農村中開展游擊戰爭和建立根據地問題的錯誤的悲觀的認識，對1929年中共中央給毛澤東、朱德的二月來信是有影響的。對於這一階段中共產國際的某些領導人或派駐中國的代表的一些錯誤認識，給中國革命特別是紅四軍帶來的影響和危害，毛澤東有切身的深刻的感受。當時，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示，從組織原則上說對中國共產黨是具有約束力的。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敢於響亮地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是很不容易的、難能可貴的，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這個論斷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就是要改變“我們黨有一個時期依靠共產國際為我們寫決議，作指示，寫綱領”的狀況，而要靠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獨立自主地決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才能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
當時，毛澤東在他領導的紅軍游擊戰爭和農村根據地中，努力地實踐著根據中國的具體實際決定方針、政策這個指導原則，紅軍和根據地都得到發展，但他個人卻遭到非議、排斥甚至打擊。由於“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中國革命受到嚴重損失。就整個黨來說，是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路線統治、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央的領導地位以后，才開始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制定出正確的路線，使中國革命沿著正確的航向勝利向前發展。1963年，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指出：“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
1961年3月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在介紹《反對本本主義》這篇文章時說：“第六節講的內容，我看現在還有不少用處，將來也用得著。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形，不能依靠外國同志了解中國情形，或者是依靠外國同志幫助我們打勝仗。”毛澤東認為“現在還有不少用處，將來也用得著”，說明“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是中國共產黨的長期的指導方針，同時也給黨提出了長期的戰略任務。時代在前進，情況不斷地變化，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地擺在黨的面前，要求黨要不斷地了解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與時俱進，才能使黨的事業永葆青春。
《反對本本主義》這篇文章，強調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反對教條主義，提出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這些論述實質上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我認為可以說，這篇文章是毛澤東論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的肇始，雖然這時還沒有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
（三）《反對本本主義》是毛澤東在《實踐論》之前關於辯証唯物主義認識論的一篇重要哲學著作
毛澤東很看重認識論，他曾經多次講認識論問題。1964年他在一次談話中說：“什麼叫哲學？哲學就是認識論。”可見他對認識論的重視和強調。他曾經說過：“唯物辯証法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論，是認識的方法，是論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觀。”“所以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裡，世界觀同方法論是一個東西，辯証法、認識論、論理學，也是一個東西。”
毛澤東論述辯証唯物主義認識論的代表作是他寫的《實踐論》，這篇著作系統地深刻地闡述了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和檢驗認識的真理性的標准，認識的兩個階段及其相互關系，認識運動循環往復地向前發展，等等。在《實踐論》之前，毛澤東在他的著作中已講到認識論方面的問題。在1930年1月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他講了認識事物時現象與本質的關系，他當時用的是“實質”這個概念，實質就是本質。他說：“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隻看作入門的向導，一進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這才是可靠的科學的分析方法。”他舉例說，大革命失敗后剩下的一點小小的革命力量，如果隻從某些現象看，自然會使一些同志產生悲觀的思想，但從實質上看，便大大不然。他用中國的一句老話來概括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就是透過現象看到本質了。在1930年5月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毛澤東闡述了認識論的一個根本問題——認識的來源，也就是1963年他提出的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這個問題。他尖銳地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強調“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這就是說明認識來源於實踐。他實際上講到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這個問題，他指出：“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主義這個人是什麼‘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証明了是對的。”他還在實質上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所有這些，充分說明《反對本本主義》是毛澤東在《實踐論》之前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証唯物主義認識論的一篇重要哲學著作。
三、《反對本本主義》的現實指導意義
關於《反對本本主義》，毛澤東曾經說過：“這篇文章是為了解決民主革命的問題而寫的”。這是指文章中提出要對社會各階級進行分析，從而確定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哪些階級是革命斗爭的主力，哪些階級是我們應當爭取的同盟者，哪些階級是要打倒的”，並不是說這篇文章隻對民主革命具有指導意義。這篇文章所深刻地闡述的調查研究問題，毛澤東說這是文章的中心點，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
毛澤東指出：“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於了解情況和掌握政策兩件大事”。如果情況不了解，政策就必然出錯誤，而要了解情況，就必須認真地作調查研究。調查研究是一個永遠做不完的課題，是一項長期的任務，因為情況是在發展變化的，會不斷出現新的情況和新的問題。毛澤東在1941年明確指出：“我們的調查，也是長期的。今天需要我們調查，將來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要作調查，然后，才能不斷地認識新的事物，獲得新的知識。”1961年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毛澤東又一次強調指出：“民主革命階段，要進行調查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一萬年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毛澤東把做不做調查研究提高到共產黨員的黨性問題上加以認識，他說：“許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閉著眼睛在那裡瞎說，這是共產黨員的恥辱，豈有共產黨員而可以閉著眼睛瞎說一頓的嗎？”
今天在實行改革、開放的中國，新的情況、新的問題層出不窮，更加需要我們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廣大的黨員和干部加強調查研究，作出正確的應對，使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取得新的勝利！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5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