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兼及劉少奇演講地點和對象的考証

重讀《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兼及劉少奇演講地點和對象的考証

謝武軍

1939年的7月8日和12日，劉少奇在延安分兩次作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演講。毛澤東在審閱演講記錄稿后，給《解放》雜志編輯部寫信說：“少奇同志的文章我看了，寫得很好，這篇文章提倡正氣，反對邪氣，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應當快登。”8月20日至9月20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81至84期以《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為題發表了這篇演講。11月7日延安新華書店出版了單行本。這篇著作在延安整風運動中被列為干部必讀的二十二個文件之一，新中國成立后，被列為共產黨員必讀的黨課教材。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中國共產黨黨建理論的經典篇章，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范本之一。針對當時革命形勢迅猛發展，黨員隊伍急劇擴大，黨員素質亟待提高的新課題，劉少奇在演講中指出，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應當高度重視自身的馬列主義理論修養、思想意識修養和組織紀律修養。他要求黨員通過參加革命斗爭實踐、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通過自我反省和互相批評來加緊自己的修養，健全自己的人格，使自己成為“品質優良、政治堅強的革命家”。演講緊密聯系黨自身建設的實際、黨員思想意識和道德修養的實際，闡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對黨員的基本要求，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

劉少奇在演講中特別強調：“我們共產黨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中國社會中產生的。”黨對黨員的人格和品德的要求不能也不可能割斷與中華民族傳統道德標准的天然聯系。對黨負責與對民族和歷史負責是一致的。拿劉少奇的話說：“我們無產階級革命家忠誠純潔，不能欺騙自己，不能欺騙人民，也不能欺騙古人。”縱觀演講通篇，共產主義道德與中華民族先賢志士對高尚人格的追求、對道德的自我完善以及修身養性的優良傳統渾然相融。正因此，《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不僅僅是黨建理論的經典，也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中華優秀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的証明。

這篇光輝著作從發表至今已經整整73年了，哺育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在當今時代，信仰危機，物欲橫流，黨員干部的道德底線面臨被顛覆的危險。重讀《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我們仍然能夠從中得到許多教益。

那麼，劉少奇究竟是在哪裡給什麼人做的演講呢？流行的說法是：1939年7月中央干部教育部請劉少奇給延安馬列學院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講演。

見之於文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單行本，從建國前的石印豎排本到建國后的各種版本，皆在封面或扉頁注明“在延安馬列學院講演”或“一九三九年七月八日在延安馬列學院的演講”。

《劉少奇選集》上卷編入《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其腳注為：“這是在延安馬克思列寧學院的演講。一九四三年編入解放社出版的《整風文獻》。一九六二年經作者修訂，由人民出版社再版。”

《劉少奇年譜》記載：“1939年7月8日在延安馬克思列寧學院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演講，講了《緒論》和《黨員思想意識的修養》兩大部分。”“7月12日 繼續講《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第三部分：黨員在黨的組織和紀律方面的自我修養。”

迄今發表的幾乎所有有關文章都沿用了上述說法。有的記述在時間上有所不同，但講演地點和對象完全一樣。如賀晉清《延安整風運動大事記》寫道：“八月七日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發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講演。全文於十二日講完。”

近年來，筆者在研究中央黨校校史的過程中，接觸到有關當事人的若干回憶，顛覆了長期流行的上述說法。

第一份材料是1964年4月2日中央黨校王漁教授等在文化部訪問劉芝明的記錄稿。劉芝明講道：“小禮堂在溝內，大禮堂在外邊。中央許多同志在這個禮堂做過報告，劉少奇講《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在這個禮堂門口的場地上。”劉芝明從1937年9月到1945年8月一直在中央黨校工作，歷任教員、政治經濟學研究室主任、教務主任、一部和三部副主任。劉少奇作報告時，他正擔任中央黨校教務主任。

第二份材料是1964年3月2日王漁教授等在中央高級黨校與當年的少數民族學員桑吉悅希、扎喜旺徐、沈遐熙座談的記錄稿。沈遐熙在座談中講道：“回民班主要學文化。學漢文、歷史、地理、時事、唱歌。聽了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沈遐熙1939年 5、6月間進黨校，在 37班（回民班）任教育干事，他的回憶印証了劉芝明的說法。

第三份材料是當年中共中央的速記員、原中共河南省委書記、人大主任張樹德1983年3月18日在速記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速記工作在我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關於劉少奇的講演，他這樣寫道：“劉少奇同志給馬列學院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報告，我記得是由施鑄英和我（好像還有別的同志）一道去記的，時間是在1939年7月，地址不在馬列學院，是在中央黨校禮堂外的廣場上。當時，我剛學會速記，有很多話我記不下來，施鑄英同志記得比我好。少奇同志有個秘書叫劉曉（不是建國后任駐蘇大使的劉曉同志，是一個同名青年），他把少奇同志的親筆改稿給我看了一下，盡管我記得很不好，少奇同志還是在記錄稿上很仔細地做了修改，有很多段落幾乎是重新寫的。”

第四個根據是我自己的採訪。2010年我們訪問了中國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原常務董事、中國有色金屬學會第一屆副理事長洪戈。他也提到，劉少奇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講演，是在中央黨校而不是在馬列學院。洪戈1938年8月至1942年8月在延安中央黨校二十八班、三十四班學習並留校任教，先后擔任政治經濟學教員、學員支部專職書記。

2011年我就別的問題請教洪老，他再次特別強調：“劉少奇講演的地點是在中央黨校禮堂外的場地上，是給中央黨校的教員和學員講的。可能馬列學院的師生也來了。那天天氣很熱，劉少奇穿著一件白襯衣。我們三十四班的同學賀愚農身體不太好，聽到一半，中暑昏倒在地，大家趕緊把他抬到屋邊陰涼的地方休息。所以我對這件事印象很深。”

劉芝明、沈遐熙、張樹德、洪戈都是這一歷史事件的親歷者。他們的回憶糾正了多年來的誤記誤傳，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筆者以為，劉少奇演講的地點、對象雖屬細節，但也是歷史事實的組成部分。2011年我根據自己的考証為中央黨校校史館繪制了圖表《中央領導在中央黨校的部分報告和授課（1935年—1945年）》，並將“1939年 7月 8日、12日 劉少奇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列入其中。

劉少奇在中央黨校給黨校師生講演《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可能馬列學院的師生也來聽講。對這一歷史事實的記載為什麼會出現錯誤呢？據筆者研究，1939年中央領導的這類講演，大多是由中央干部教育部（中央干部教育部於1939年2月17日正式成立。1940年6月並入中央宣傳部，改稱中央宣傳教育部，同年 10月，又改稱中央宣傳部。部長、副部長一直是張聞天、李維漢。）出面邀請組織的。1939年1月初劉少奇在中共豫西特委舉辦的黨員訓練班上曾經作過關於共產黨員修養問題和中共黨史的報告。1939年3月劉少奇返回延安。7月他在中央黨校的演講，也是受中央干部教育部的邀請。當時，張聞天既是中央宣傳部部長兼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長又是馬列學院院長。他這后一個身份可能是將中央黨校誤記為馬列學院的原因之一。此外，中央黨校1937年2月從定邊遷駐延安橋兒溝，曾一度對外保密，稱“中山圖書館”。1939年2月遷到延安北關小溝坪后才逐漸公開。這可能也是一個原因。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文史部）

（來源：《學習時報》2012年12月17日）